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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刻书业与《红楼梦》大普及 ———为纪念程甲本《红楼梦》问世220周年而作

http://www.newdu.com 2017-10-29 中国文学网 胡文彬 参加讨论

    清代北京刻书业起于顺治朝,兴盛于康雍乾三代,成为中国刻书发展史上最为发达繁荣的历史时期。对此,清代官方档案和私家诗文笔记、日记都有详尽的记载。李致忠《历代刻书考述》、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一篇《历史的简要回顾》)、章宏伟《出版文化史论》(上篇)等著作均有精辟的考述,为我们了解清代北京刻书业的概况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清代北京刻书业自康熙中期以后进入快速发展期。综观这一时期的刻书特点,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官刻南北共进,中央地方并行。康熙在北京指令武英殿设立修刻书处,并设扬州书局承担内府所印重要图书(如曹寅奉旨刻《全唐诗》、《佩文韵府》诸书)。
    (二)私家刻书与坊肆刻业相互促进,交相辉映。康熙年间出现的汪琬《尧峰文钞》、王士禛《古夫于亭稿》、《渔洋精华录》、陈廷敬《午亭文编》及《韩昌黎先生诗集》、汤斌《汤子遗书》等[1],均是这一时期私家刻书的代表著作。至于坊间刻书,清代已是遍及全国,北京以琉璃厂为中心的坊刻店铺林立,书多盈屋。其中著名老店,如五柳居、鉴古堂、文萃堂、二酉堂诸店已是闻名遐迩[2]。
    (三)刻书品种和刷印数量远超前代,营销范围遍及国内外。朝鲜《梦遊野谈》作者云:“余见正阳门外册肆,堆积满架,而太半是稗官杂记。益江南西蜀举子,应举上京见落者,路远不得还,留待后科。作小说印刊卖,以资生,故其多如是。”[3]
    (四)康熙、乾隆两朝,北京刻书业技术发达,铜活字、木活字、雕刻印刷并用。书籍多有插图,图文并茂,装帧艺术明显超过前代。
    (五)坊间刻书、售书相互结合,促进图书流通,市场活跃。
    一言以蔽之,北京刻书业至乾隆年间已经形成巨大规模,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气象。
    一、  北京坊刻与《红楼梦》刻本的出现
    《红楼梦》一书问世时恰逢北京乃至全国刻书的“盛世”。起初以抄本流传于北京庙市,人们竞相抢购。但由于全书长达120回,字数多达百余万字,卷帙浩繁,抄录不易,故而流传数量有限,制约了需求。供需矛盾突出,必然引起有头脑、有眼光的书商们的关注。从程伟元、高鹗联合署名的《红楼梦引言》中人们可以感悟到,《红楼梦》120回本迅速付梓的重要原因,就是要解决这个供需之间的矛盾,以满足藏书家和普通读者的不同需求。《红楼梦引言》共列七条,其第一条云:
    是书前八十回,藏书家抄录传阅几三十年矣,今得后四十回合成完璧。缘友人借抄、争睹者甚夥,抄录固难,刊板亦需时日,姑集活字刷印。因急欲公诸同好,故初印时不及细校,间有纰缪……
    其第七条又云:
    是书刷印,原为同好传玩起见,后因坊间再四乞兑,爰公议定值,以备工料之费,非谓奇货可居也。
    这两条《引言》将刊印缘起交代得十分清楚,无须再加解释。
    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红楼梦》120回本以木活字刊印于北京萃文书屋,世称“程甲本”。数月后,程高经过校勘“纰缪”后再度刷印,世称“程乙本”。据我考证,不论是“程甲本”还是“程乙本”均在北京刊行,其所用纸张均为北京琉璃厂桥东的“东厂扇料”,一为“万茂魁记”,一为“祥泰字号”[4]。程伟元、高鹗二人搜集、整理、印刷120回本《红楼梦》客观上保护了《红楼梦》抄本免遭流散湮没之厄运,他们付出的努力是永远值得记忆。
    《红楼梦》120回本在北京两次刊印改变了以抄本形式流传所产生的供需矛盾,直接扩大了流传地域,自然也扩大了是书的读者群,出现了“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的热烈景象。毫无疑问,北京刻书业的蓬勃发展,促进了《红楼梦》120回本的快速出版,同时刊印本的大量普及又促进了北京刻书业的进一步繁荣。
    《红楼梦》程高刻本刊印后,各地书商乘风跟进翻刻。嘉道以降,坊刻《红楼梦》遍及大江南北,远及海外。一时间,《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本衙藏版,东观阁刊本)、《绣像红楼梦》(抱青阁刊)纷纷问世,与此同时金陵藤花榭、苏州宝兴堂、济南聚和堂、会锦堂、佛山连元阁等书店相继刊出以程甲本为底本的120回《红楼梦》[5]36-74。
    二、《红楼梦》新评点本与续书
    仿作刻本出现后,《红楼梦》成了畅销书,如同今人所说“红楼夺目红”。书商们唯利是图,为了提高印数,吸引大众眼球,四处聘请文人评点,先后有《新增批评绣像红楼梦》(文畬堂、宝文堂、三元堂)、《批评新大奇书红楼梦》(善因楼本)、《绣像批点红楼梦》(务本堂、文元堂、忠信堂、经纶堂、登秀堂)。从道光至光绪朝,双清仙馆刊本《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王希廉评)、湖南卧云山馆刊本《绣像石头记红楼梦》(张新之评)、《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蜂拥书市,士大夫家案头均置一部,蔚为一时之风气[5]36-74。与此同时,一批文人学者或藏书家也在批评《红楼梦》,如传世的黄小田评本、哈斯宝评本、徐传经评本、桐花凤阁主人评本、张子梁评本、郭种德评本等相继问世。
    120回本《红楼梦》刊印之盛引来仿作续书之纷纷登场亮相,借他人酒杯浇自己胸中块垒。如逍遥子《后红楼梦》、秦子忱《续红楼》、王兰沚《绮楼重梦》、小和山樵《红楼复梦》、海圃主人《续红楼梦》、梦梦先生《红楼圆梦》、归锄子《红楼补梦》、嫏嬛山樵《补红楼梦》、花月痴人《红楼幻梦》、顾太清《红楼梦影》、张仲远《续红楼梦》……仿作,如李汝珍《镜花缘》、陈森《品花宝鉴》、眠鹤主人《花月痕》、文康《儿女英雄传》、李春荣《木石缘》、俞达《青楼梦》等等,纷纷走入寻常百姓家[5]86-152,阅读之盛带来了创作的兴旺。
    三、  题咏、戏曲、绘画与《红楼梦》走向大众
    程高本问世后,引起了广大工诗善词的文化人心羡手痒,以诗以词以赋等形式题咏《红楼梦》。据一粟所编《红楼梦书录》及《红楼梦卷》二书收的题《红》诗词曲赋就有数百首之多。如果将近数十年来所发现的题《红》诗词曲赋加在一起,恐怕不止万首。这里仅举其要者,例如永忠《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小说吊雪芹》七绝三首、明义《题红楼梦》七绝二十首,淳颖《读〈石头记〉偶成》、周春《题红楼梦》七律八首、沈谦《红楼梦赋》、得舆《京都竹枝词》、林召棠《红楼梦百咏》、周绮《红楼梦题词》、黄昌麟《红楼二百咏》、卢先骆《红楼梦竹枝词》七绝一百首。……著名词作如:孙荪意《题红楼梦传奇》、梁花农《金陵十二钗词》、王芝岑《题红词》、吴藻《读红楼梦》、凌承框《红楼梦百咏词》、西园主人《红楼梦金陵十二钗本事词》等[5]262-318。
    在咏《红》诗词曲赋兴起的同时,1791年以降,全国各地的戏曲界和绘画界也随之兴起了一股以《红楼梦》故事为题材的创作热潮,如昆曲有孔昭虔《葬花》(一折)、仲振奎《红楼梦传奇》、万荣恩《醒石缘》、吴镐《红楼梦散套》、谭光祜《红楼梦曲》、石韫玉《红楼梦传奇》、朱凤森《十二钗传奇》、许鸿磐《三钗梦北曲》、陈钟麟《红楼梦传奇》、吴香倩《绛蘅秋》、诸龙祥《红楼梦传奇》等。除此之外,具有广大群众基础的子弟书、大鼓词、马头调、莲花落、八角鼓、岔子曲、滩簧、扬州调、弹词等曲种也以《红楼梦》的故事为题材进行改编、创作,一时间,“家弦户诵,妇竖皆知。”[5]320-410
    在《红楼梦》流传史上,绘画以一种独特的艺术载体向大众“普及”《红楼梦》。早在1791年程伟元镌板开始就注意绘画对大众的吸引效果,以画配诗前图后赞的形式置于卷首。今传世的程甲本、程乙本都附有“绣像”24页,共石头、宝玉、贾氏宗祠及史太君、贾政、王夫人、元春、迎春、探春等人物。程本广为流传之后,改琦的红楼人物图咏、汪圻的粉本“十二钗”、孙温的《红楼梦》全景图,受到读者的高度赞扬。其它单幅或长卷、册页如熊琏《十二钗图》、李佩金《葬花图》、杨城书《红楼集艳图》等,此外还有压花笺、年画与烟标画、鼻烟壶等大众工艺品都有《红楼梦》画作[5]236-248。刊刻本的风行也受到了一些文人对《红楼梦》的重视,除了用诗词曲赋等体裁讴歌《红楼梦》之外,他们对小说的版本、语言、故事、人物及小说本事,乃至作者家世、后四十回优劣及其作者等问题的探讨。诸如周春《阅红楼梦随笔》、裕瑞《枣窗闲笔》、徐凤仪《红楼梦偶得》、涂瀛《读红楼梦题后》、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苕溪渔隐《痴人说梦》、诸联《红楼评梦》、徐瀛《红楼梦论赞》、话石主人《红楼梦精义》、张其信《红楼梦偶评》、梦痴学人《梦痴说梦》等人的评论[5]154-211。此既是《红楼梦》大普及的成果,反过来又推动普及的深入,“红学”应运而生。
    四、“红学”一词的出现与百廿回本《红楼梦》走向世界  
    《红楼梦》初以抄本流传,有幸能得睹者除三五至亲好友外,人数很少,既在置诸庙市之后,其价值数十金,穷人是买不起的,只是那些“名公钜卿赏玩”,其流传范围很窄小,且年深月久,极易风流云散,湮没无存。120本《红楼梦》的摆印,开创了程高本系统的新时代,扩大了《红楼梦》的流传范围。这可以从嘉道以后的记载中得到证实:
    余自乾隆、嘉庆间入都,见人家案头,必有一本《红楼梦》。
    

———郝懿行《晒书堂笔录》
    嘉庆初年此书(指《红楼梦》)始盛行。嗣后遍于海内,家家喜阅,处处争购。
    

———梦痴学人《梦痴说梦》
    

至翻印日多,低者不及二两,……士大夫爱玩鼓掌,传入闺阁,毫不避忌。
    

———毛庆臻《一亭考古杂记》
    

《红楼梦》一书,近世稗官家翘楚也。家弦户诵,妇孺皆知。
    

———缪艮《文章游戏初编》
    据当代红学史家的研究,“红学”肇始于脂评,发展于嘉道。但作为一个学术术语,“红学”一词当出现在同光年间。以往红学史家认为“红学”一词是华亭名士朱昌鼎首倡,后分别载于《清稗类钞》和《慈竹居零墨》、《八旗画录》。1991年5月已故红学家徐恭时先生为松江红学会题词云:
    红学成词,却由华亭人朱昌鼎(字子美)
    于嘉道后提出[6]。如果这一结论可靠的话,那么朱子美先生究竟生于何年何月就是人们所关心的一个问题了。据我最近查阅顾廷龙主编的《清代硃卷集成》(418)记载[7]:
    朱昌鼎,字锦雯,号子美,一号子紫。行一。咸丰癸丑年正月十七日吉时生。江苏松江府学咨部优行廪善生,丙子科副取优贡,肄业龙门、求志、南菁、格志书院。华亭县民籍。
    又据《江苏恩贡卷》载:
    光绪庚寅恩科:中式一名。朱昌鼎,江苏松江府学咨部优行廪善生华亭县民籍,就职直隶州州判。批“取中”;又批“风度端凝,足征学养。”
    从这份档案中可确定朱氏生年“咸丰癸丑”应是咸丰三年,即1853年。其取优贡时间是光绪二年丙子(1876年),光绪十六年庚寅(1890年)就职直隶州州判。由此我推断:“红学”一词极可能在光绪初年前后。差不多在同一时期里,一位名叫王杉绿的文人在他的《癸未日记》中提出了“梦学”一词[8]卷首。尽管“红学”一词出现之初,是针对“经学”而言,有些嘲讽味道,但从学术史的发展来看,“红学”一词已被大家所接受,并发展成一门学问的代名词,总是一件好事,说明百廿回本的《红楼梦》问世流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把这种影响推及到域外邻国。为世界许多国家了解和认识18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风情提供了一部“百科全书”,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著贡献。
    《红楼梦》一书正式摆印之后,不但迅速流传到全国各地,出现翻刻重印的风潮,而且迅速走向日本、朝鲜、越南、泰国、缅甸、俄罗斯等国家[9]。据现已发现的记载证明,早在“程乙本”印行的第二年,即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日本宽政五年,南京王开泰寅贰号船有九部十八套《红楼梦》从浙江乍浦港运往日本长崎。大庭脩《关于江户时代唐船持渡书的研究》、伊藤漱平《红楼梦在日本的流传》,都作过详细的报告。继此之后,长崎“村上文书”中还记载了清嘉庆八年(1803,日本享和三年)有亥七号船载《绣像红楼梦》二部四套到日本。大约在这一时间里,《红楼梦》刻本先后传到朝鲜半岛和越南、俄罗斯。据韩国学者崔溶澈的报告,朝鲜李朝王宫乐善斋藏有120回《红楼梦》专供喜欢是书的王妃阅读。 
    《红楼梦》流传到欧美各国,以今天俄罗斯列宁格勒收藏的抄本《红楼梦》为最早。这部珍贵的早期脂评抄本,是1832年(清道光十二年壬辰)俄国希腊东正教传教士帕维尔·库尔亮德采夫带回俄国的。关于这个抄本的面貌和特点,台湾著名红学家潘重规在《列宁格勒十日谈》中作过介绍,并将此抄本上独有的双行批语辑录发表在《红楼梦研究专刊》第十二辑(1976年7月版)上。在俄罗斯等国家里,除藏有上述抄本《红楼梦》外,各大图书馆里也藏有各种早期刻本《红楼梦》和《后红楼梦》一类续书、传奇脚本。至于英法德意等国家的图书馆藏有的《红楼梦》版本,大都是“程甲本”或“程乙本”的翻印本。例如,著名学者柳存仁在《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中记录英国博物院收藏“嘉庆辛未(十六年,1811)《新增批评绣像红楼梦》”、“嘉庆丙子(二十一年,1816)《绮楼重梦》”,英国皇家亚洲学会藏有善因楼梓行《批评新大奇红楼梦》与续书“嘉庆已未(四年,1799)秦子忱撰《红楼复梦》”等等。
    考诸史籍可知,上述大多数国家对中国几千年的珍贵典籍都十分珍视,每次来华的使团、留学生、传教士乃至商业贸易者,大都要从中国购买相当数量的古旧图书或新刻各种图书。例如,姜绍书《韶石斋笔谈》记云:
    朝鲜人最好书,凡使臣之来,限五六十人,或旧传或新书或稗官小说,在彼所缺者,日出市中,各写书目,逢人遍问,不惜重值购回,故彼国有异书藏本也。
    朝鲜学者李德懋在《青庄馆全书》记云:
    每年使臣冠盖络绎,而其所车轮来往者,只演义小说及八家文钞、唐诗品汇等书。此二种虽曰实用,然家家有之,亦有本国刊本,则不必更购。
    又如,有笔记记载三等承恩公镶兰旗蒙古人葆初,“俄国亲王来觐,曾以千金购其书归。”此外,日本著名学者仓石武四郎在北京隆福寺文奎堂购买程乙本(今藏日本仓石文库)、吉川幸次郎从琉璃厂来熏阁购得程甲本(现归伊藤漱平藏),大高岩《燕京日记》中记载在东安市场外小摊上购得“古版本《红楼梦》,花两块钱;《后金玉缘》六毛钱。”凡此种种记闻,限于篇幅无法细述。但上述引录文字足以证明,自乾隆五十六年程高本《红楼梦》行世后,是书已经从北京走向世界。
    如果说,北京是《红楼梦》的诞生地、“红学”的发源地和走向世界的起点,成为不朽的生命之地;那么《红楼梦》走向世界,也给北京人民带来永恒的骄傲和光荣!
    我非常同意潘重规教授的看法:
    传播《红楼梦》一书的功臣,最具劳绩而又最受冤屈的,要数程伟元。百二十回《红楼梦》是他搜集成书的,编校刻印是他主持的,然而长期以来,人们误认他不过是一个书商,所以校补《红楼梦》的工作,都归功于高鹗,而程伟元只落得一个串通作伪,投机牟利的恶名。天地间不平之事宁复过此[10]。
    时至今日,难道他们的“恶名”不应该予以洗刷吗?
    参考文献:
    [1] 李致忠.历代刻书考述[M].巴蜀书社1990:343.
    [2] (朝鲜)朴趾源.热河日记[M].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111、334.
    [3] (韩国)闵宽东,金明信.中国古典小说批评资料丛考(国内资料)[M].韩国学古房,2003:333.
    [4] 胡文彬.东厂扇料与祥泰字号———关于程本摆印地点新证[M]//魂牵梦萦红楼情.中国书店,2000:242-2440.
    [5] 一粟.红楼梦书录(增订本)[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36-74.
    [6] 曹云岐,张碧瑞.“红学”起始莼鲈乡———读红漫谈[M].中国三峡出版社,1998,卷首“题词”页2.
    [7] 顾廷龙.清代硃卷集成(418)[M].台北:成文出版社出版,1992:391-414.
    [8] 龚鹏程导读《石头记索隐》[M].台湾金枫出版有限公司,1987:1.
    [9] 胡文彬.红楼梦在国外[M].中华书局,1993.
    [10] 潘重规.红学史上一公案———程伟元伪书牟利的检讨[M]//红学论集.三民书局版,1992:135-140.
    作者简介:胡文彬(1939-),男,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国务院特俗津贴专家。
    原载:《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原载:《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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