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是这样论述“童心”的：
    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1]
    对于好的文学作品，必须以似懂非懂之童心读之，不可刻板求真，过于求真“全不复有初矣”。读《红楼梦》亦如此，将《红楼梦》颠来倒去地玩弄，必失童心，《红楼梦》“全不复有初矣”！“初”（原著）是最有意义的，后人对《红楼梦》的说辞则不如原著价值高。“红学家”都承认《红楼梦》这部书好在没有说教，耐人琢磨，原书的这一优点实在珍贵。
    我对“红学”评价不高就是因为它离不开附会。附会乃天下第一易事。以《红楼梦》之博大之精深之包容，评说它何需练字度句、搜根寻据？集长舍短自立一家，意随笔生不假错意，可矣。俗话云“《易》无达言”，套用这句话可以说“红（学）无准谱”，怎么说都有理。有人说东你说西，有人正说你反说，可矣，反正贾府门朝南或朝北无关宏旨，薛宝钗美于林黛玉或林黛玉美于薛宝钗也绝不会影响大局，永远没有标准答案。
    红学中粗浅的附会，在考证曹雪芹创作动机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作为秘笈的《红楼梦》尚且让人糊涂，比“秘笈”更奥妙的创作动机自然更让人糊涂。所以各种动机说五花八门，无所不有。我们都知道，司马迁创作《史记》是为完成父志，但丁创作《神曲》是为写给心仪的姑娘——贝亚德。曹雪芹为谁创作？除去刨坟问尸，别无他法，因为曹雪芹没有像司马迁、但丁那样直率地吐露写作初衷。如果非要究其动机，在我看来，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2] 就是为了愚弄“红学家”的：一人藏物，百人难寻，我藏珠匿璧，让你们翻箱倒柜——这不是一种愚弄吗？曹雪芹造疑的水平实在超乎常人，诚如戚蓼生所说：
    吾闻绛树两歌，一声在喉，一声在鼻；黄华两牍，左腕能楷，右腕能草。神乎技矣，吾未之见也。今则两歌而不分乎喉鼻，二牍而不区乎左右，一声也而两歌，一手也而两牍，此万万所不能有之事，不可得之奇，而竟得之。[3]
    左比不失其当，右附正合其宜——这正是曹雪芹的独具匠心之处，若是一歌一声，一手一牍，也就无需考证了。
    也如霍国玲所说：
    曹雪芹伟大，他的伟大不仅现在，即使是将来，也难于被人们全面认识。……顽石坠地，标志曹公出世；黛玉进京暗隐着贾府被抄；贾雨村复出，比附雍正帝登基……[4]
    也如王蒙所说：
    《红楼梦》本身就可以像生活一样成为某些作家进行再创作的素材，尽管成功的是这样少，但这种诱惑是永远不能消失的。……多么好的《红楼梦》啊，它会使那么多人包括我一辈子有事做。[5]
    “成功的是这样少”说得不准确，应该说“没有成功的，而且也永远不会有成功的”。
    也如俞平伯所言：
    我尝谓这部书（指《红楼梦》——引用者）在中国文坛上是个梦魇，你越研究便越觉糊涂。[6]
    以上诸论，余独高俞公。“越研究便越觉糊涂”，妙，一语道破天机——所谓研究红楼梦，不过是使作品更“糊涂”些罢了，因为小说正是为“糊涂”读者的。在某种程度上，研究“红学”是在续写《红楼梦》，是“小说创作”之继续。这不正说明“红学”非学术吗？若以为从《红楼梦》中能够研究出正学来，除非重新定义“学”与“学术”。学术不会与小说混同，过去不会，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
    雪芹布香饵，后人争食之！现在，直接、间接吃红学饭的车载斗量，还不断有新人加入到“胡适之先生之流”（鲁迅语）中来，然而绝无一人成功。因为只有做有“效益”与“意义”的事情才可能成功。效益与意义是人类做事情的两个要旨，缺一不可。考证或变相考证一部小说究竟有什么效益与意义呢？寻它千百度却寻不到。“红学家”所作所为游离于社会之外，不干第三人事。不是吗？就在中国深入研究、考证《红楼梦》主题，为贾宝玉的“反雍正精神”高唱赞歌之时，电视媒体却反其道而行之，大演电视剧《雍正王朝》，为其歌功颂德，“红学家”与电视人各自为饭碗而忙碌，对互相撞车无暇顾忌。不由得想象出这样的一种场面：一部分人负责往地上贴小广告，另一部分人负责清扫，各干各的，形成完美“配合”。双方都在“为稻粱谋”，从社会效益上看，这样的事不干也罢。我并不一概反对这种“撞车”（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不可避免的），我反对的是给予干这个行当的人以过高评价，让做着一般事情的人洋洋得意到以为自己在做一种伟业。
    红学考证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
    考证学（即考据学）本用来研究古书（至少数百年之前的书）的，一般采用以此书证彼书的方法，考察有破绽的地方，确定真伪。乾隆曾大力提倡考据学，鼓励优秀士大夫到这个领地耕耘，为的是转移学界视线，让士大夫注意力集中于鸡零狗碎，免得写出于朝廷不利的文字。清朝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律——本朝人不言本朝事！不言本朝事，可做的自然就剩下考证“前人事”了。最早的考据书可举钱大昕的《二十四史考异》、顾炎武的《日知录》。顾炎武有考据癖，每见古物必考之。由于顾炎武名大声响，在他带动下，中国的治学迅速朝考据学转向，以至于许多人认为“学问即考据，考据即学问”（此风至今未泯）。中国典籍有14万种，汉字书写起来又易出错误，考其万一，一辈子就吃喝不愁了。但是，古人终究不像今人这样惟利是图，虽然许多士大夫加入到考据行列，清朝考据书总计也不过百部，而我所收罗到的红学考据书（与长文）已逾三百种！看来说清朝最时兴考据已经有失偏颇了。
    “红学家”不会不明白考证是怎么回事，所以近年“考据派”、“索引派”一直遭受“红学界”批评，“索引派”被讥讽为“笨伯猜谜，附会大家”。按照王国维的思路，研究分析《红楼梦》的内容、艺术风格与思想性，固然比考证、索引好，然而即使这样做，也不能谓之“红学”，更不该将其升格为“显学”。只要把小说当“学”对待，提笔必落言筌，想摆脱也难。因为凡“学”都是真实的，一部小说，无论怎样好，都是虚构的，不存在标准答案。
    不是吗？“红学”正宗的研究绝大多数并不比考证派、索引派强多少，很难见到让人信服的论文。不是“红学家”水平不够高，实在是因为路子不对。“索引派”、“考据学”不好听，可是离开“索引”、“考据”又实在无文章可做。所以，那些坚决反对索引、考据的人只好翻来覆去地论证《红楼梦》主题精神，颠来倒去地分析贾宝玉、林黛玉的人物性格，不厌其烦地讨论曹雪芹的创作手法。重复来重复去，老调被传为滥调子。
    冯其庸一向正说《红楼梦》，然而其说词亦经不住推敲，论点一捅即破，如以下一段话：
    《红楼梦》是我国悠久的传统文化、思想和艺术的高度综合和结晶，从《红楼梦》的时代来说，这部书既是对传统优秀文化思想艺术的继承，又是对它的飞跃和发展。[7]190
    《红楼梦》中确实蕴含传统文化，但实在说不上“飞跃”和“发展”，如果中国的诗歌飞跃成《葬花词》，我宁愿唐诗宋词不再“发展”了，如果读书人不再读四书五经，而改读《西厢记》，我宁可不读书了，如果贾宝玉成为士大夫之楷模，我宁愿种地而不当文人了……说实在话，与唐诗宋词相比，《红楼梦》中的诗词充其量只能算是三流的（何况曹雪芹之诗并非纯粹创作，借鉴了古诗，尤其借鉴了杜诗）。至于思想，《红楼梦》恰与儒家正统思想反对，《红楼梦》中含有佛家、道家与一些新潮思想（如追求自由），就是难以找到“中国传统”的正统思想。《红楼梦》作者对中国传统思想基本采取否定态度，将经书讥讽为“劳什子”，怎么能说“《红楼梦》是我国悠久的传统文化、思想和艺术的高度综合和结晶”呢？！这一论断太离谱了。
    还有这样一个论断：
    《红楼梦》这部书，不仅是对两千年来的封建制度和封建社会（包括它的意识形态）的一个总批判，而且它还闪耀着新时代的一线曙光，它既是一曲行将没落的封建社会的挽歌，也是一首必将到来的新时代的晨曲。[7]62
    《红楼梦》所处的时代与“封建社会”风马牛不相及。中国的封建制早在公元前221年就寿终正寝了。 就算“封建社会”指的是秦始皇之后的大一统皇权社会，《红楼梦》又在何处对其“意识形态”进行了“总批判”？如前所述，作者确实对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社会意识形态持否定态度，但作者没有能力对其进行“总批判”，“总批判者”的头衔应该戴在胡适头上，胡适有“总批判”的能力，曹雪芹不具备这个能力。如果曹雪芹做了“总批判”，就没有必要让胡适来发动“文学革命”了。
    有人认为《红楼梦》是封建社会的挽歌。此说更离谱，中国的封建社会已经死亡两千年了，那里有死两千年才为死者写挽歌的？！
    周汝昌在许多问题上与冯其庸观点不一致，但在《红楼梦》代表中华文化传统上却高度一致：
    每当与西方或外国访问者晤谈的时候，我总是对他们说：如果要了解中华民族的文化特点特色，最好的——既最有趣味又最为便捷的办法就是去通读《红楼梦》……《红楼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部古往今来，绝无仅有的文化小说。[8]
    “中华民族的文化特点特色”就是以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传统（其他民族没有形成如此悠久的以文字为载体的文化传统）。《红楼梦》主人公贾宝玉、林黛玉却都是儒家文化的叛逆，我读《红楼梦》，怎么也读不出“中华民族的文化特点特色”。如果改成以下表述还讲得通：读《红楼梦》可以了解佛家文化与自由主义思潮的萌芽对中国产生的影响。
    “红楼梦与人生”是红学家热衷的话题。有人分析作品之后总结出人生的三条道路：一条以贾雨村为代表（科举之路），一条以贾赦、贾珍、贾琏为代表（袭祖恩荫之路），还有一条以贾宝玉、林黛玉为代表（有人说是自由之路，有人说是游手好闲之路），多数“红学家”断定，只有第三条道路才是人生正途。读来绝倒，我宁愿当芸芸众生而不愿意作贾宝玉，因为我怎么也爱不起来这个专爱惹逗裙钗的人。被“红学家”看好的第三条路恰恰最要不得。第一条路有缺失，但那是正途。评家皆云贾宝玉是才子，读《红楼梦》却不知道贾宝玉才从何来，莫非厮守女子可以成才？贾宝玉反对八股固然含有“反叛精神”，然而做八股也强似成天与女人厮混。贾宝玉反对文死谏、武死战，他哪里知道，文不死谏，武不死战，他哪里能优哉游哉地吃女人胭脂？有人将贾宝玉与李贽、顾炎武、戴震同论，这是只知其表、未见其里。李贽、顾炎武、戴震皆反传统，这没有问题，但李贽、顾炎武、戴震皆立于传统之内反传统，他们一边读书、写文章，一边反传统；贾宝玉则不读圣贤书，不写道德文章，徒反传统而已。中国人若个个都是贾宝玉，文化传统早就断香火，也就用不着反了。
    凡歪说歪理必然愈演愈烈。焦大醉酒之后骂出“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博得许多“红学家”喝彩，以为焦大喊出了豪言壮语，殊不知这句“名言”现在已经成为黑道上盗贼的习惯用语，这个口号是盗贼行凶时的壮胆剂。这个帮助恶人做坏事的口号不知断送了多少无辜的性命！在“红学家”那里，这句话却每每得到称赞！
    类似的“胡批”数不胜数，比如有人对“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的诗句喜爱有嘉，捧为“向往理想世界”之绝唱，实际上这句禅诗表达的是人生短促无常。佛家认为：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如露复如电，应作如是观。[9]
    此诗告诉我们的是：人生短促无常。葬花词也是表达此意，只是换了一种说法而已。
    《红楼梦》后四十回一向是评家喜欢议论的话题。张爱玲主张删掉后四十回，任其残缺，这样就可以避免“无日无光，百样无味”了。周汝昌同意此说，他把后四十回批评得一无是处。同是“红学家”，冯其庸认为后四十回还可以。对于后四十回，喜欢的读，不喜欢的不读就是了，实在想不通有什么可讨论的。说高鹗狗尾续貂的为什么不用自己的“狐尾”“续一续“貂”，谅无此能。
    对好作品评头论足是必要的，如若总是“假语村言”、“贾假甄真”那一套，久了，令人生厌。
    《红楼梦》已经评了一二百年，话差不多已说尽，继续评下去断难再出彩章。举两例前人点评，即可断定后“红学家”超过前人否。
    其一：
    真可拍案叫绝，足见其以兰为心，以玉为骨，以莲为质，以冰为神，真真绝倒天下之裙钗矣。[10]
    其二：
    林颦卿者，外家寄食，茕茕孑身，园居潇湘馆内，花处姊妹丛中，宝钗有其艳而不能得其娇，探春有其香而不得其清，湘云有其俊而不得其韵；宝琴有其美而不得其幽，香菱有其幽而不得其高，凤姐有其丽而不得其雅。询仙草为前身，群芳所低首者也。[7]2
    笔力简括，蕴义怀文。读这样如诗如画之妙论，我实在不忍心节外生枝妄言宝钗，论凤姐，说宝琴，道香菱，不想以我之庸论覆盖前人之妙言。
    近年社会上刮起一股歪风，肆意夸大《红楼梦》研究的作用，欲将“红学”升格为显学，让“红学”内涵越来越深，外延越来越广，纵无底线，横无际崖，茫茫荡荡，无所不容。甚至有权威将“红学”提升至“国学”，与甲骨学、敦煌学并称为“三大显学”，说甲骨学是研究上古历史的，敦煌学是研究中古历史的，“红学”是研究近代历史的云。真是越扯越远了。请问：《红楼梦》是历史书吗？“红学”研究中确实有时涉及历史，然而一旦涉及历史，必然远离作品从而脱去红色。事实正如此，一位“专家”将《红楼梦》与《圣经》并列。还有一位专家将《红楼梦》与《周易》并提：在汉语语言文化历史上，我认为有两本书是天书，一本是《周易》，一本是《红楼梦》。[11] 将《红楼梦》与《周易》并提，与把体育与哲学归于同类有何差别？
    红学确实很热，但那完全是人为造势的结果。《红楼学刊》1979年创办，一年四期，每期约25万字，至今已出一百多期，约有近3000万字的“研究成果”。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单门“学科”研究成果之最，只知道这三千万字成果，不到一天可以读完，因为重复的实在太多。
    为什么形成“红学热”是“红学家”热衷的又一个话题，真是自爱得可以。一位“红学家”解释说：
    “红学”为什么热？热源在哪里？……就是因为《红楼梦》这部作品丰富、深邃、精妙，还带几分神秘。说得稍微复杂一点，也可以这样表述，是因为这部小说作品的原创性，思想意蕴的多义性，成书过程的复杂性，文学思想的开放性。[12]
    明明“红学热”是人为加温造成的，偏偏将其归于作品本身。有一本“红学专著”第一章标题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避难所”[13]，令人百思不得其解。莫非中国知识分子吃女人胭脂心灵就找到避难所了？搞不懂小说何以能如此神通广大。经、史、掌故、义理、词章被称为传统“五学”，虽然小说与掌故沾点边，终究不是独立一项，正统士大夫从不以治小说为务。“红学热”绝不仅仅是因为《红楼梦》作品伟大，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比《红楼梦》伟大的不下20部，除去《论语》都没有成“学”，惟《红楼梦》成为“显学”，原因必须从更深处寻找。一切都是“现代性”在搅局。现代性迫使中国人的审美兴趣发生巨大转变，一言以蔽之就是由雅变俗。高雅的诗词歌赋被低俗的小说取代。审美载体由美文转移到小说。俗文学占据了绝对统治地位，小说中的佼佼者《红楼梦》自然成为俗文人的追逐对象，他们用《红楼梦》来附和现代性，用小说来填补空虚的心灵，为此不惜将《红楼梦》“研究”请上学术殿堂的高阶，将其“金玉其外”，造成学术繁荣的假象，一方面遮掩无聊文人的偃蹇狭陋与喜新厌旧的浮躁心理，另一方面无需劳神，通过炒《红楼梦》冷饭而将自己留名于中国文学史。算盘打得虽好，却坑害了不明就里的读者，把他们引向歧途。从胡适提出“科学的考证”至今已80年，“红学”早已不“红”（不再与《红楼梦》有任何关联），该收场了！
    《红楼梦》是中国优秀古典章回小说，作者的想象力与表达力都是异乎寻常的，对此我丝毫不否认。我想强调的是，《红楼梦》仅仅是一部小说，小说是可以评的，但必须把它当小说评，而不能当历史评、当自传评，更不能把评小说当作单独的一门学问看待。
    有人认为，英国有“莎学”（莎学也很热，《莎士比亚大典》已再版40多次），中国为什么不能有“红学”？
    英国可以有“莎学”，中国不该有“红学”。理由有三：
    其一，英语产生于14世纪，只有700来年历史， 不存在类似汉语文言文那样的能够久传不失其意的书面语，英文随口语呈周期性变化，莎士比亚死后不到百年，其作品已难为后人理解，所以需要后人整理之，研究之，诠释之，以保存其原意。后人研究莎士比亚，不是为了附会，而是为了让其作品流传下去。《莎士比亚大典》重印40多次就是为此目的。“莎学”从来没有钻进考证索引与重复评论的死胡同，也没有自诩为“显学”。
    其二，莎士比亚是英国第一文豪，适当赞美甚至神化其作品是可以理解的。曹雪芹不同。他在中国文学史上进不了前十名，过度赞美甚至神化他的作品令人费解（曹雪芹也是相当伟大的文学家，只是因为中国古典文学太辉煌了，他才进入不了文学宝塔塔尖）。专门为一名排名十多位的文学家建立殿堂，而置那么多文学成就高于他的文学家于不顾，实为不妥。
    其三，英国文学史比较简单，以小说类作品为主（莎士比亚戏剧应算作小说），谁的小说写得好谁就可以坐第一把交椅。中国文学史比较复杂，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主打文体。按照传统审美标准，小说根本上不了台盘。之所以20世纪20年代《红楼梦》这条鲤鱼独跳龙门，是因为那时中国的崇洋媚外风已起，胡适借助“红学”让西风更进一格，益使风力遒上。胡适的目的基本达到了，随着“红学”走红，诗词歌赋已渐渐被国人忘记。如果中国文人的注意力尽被小说（无论这部小说怎样好）牵扯，无须百年，中国古典文学将彻底断其统续（无人会写诗词与韵文），那是怎样的一种悲哀啊！
    中国文学宝库中，有无数优秀作品值得华夏后裔吟诵之，评论之，继承之：《诗经》诗之发轫，后振其步；《庄子》意态风神，不知何在；《楚辞》花草情景，种种具备；《左传》滔滔莽莽，点笔立就；《史记》文史谐鬯，诙诡不羁；《三国志》轻重缓急，小笔望尘；《古诗十九首》浑朴莽苍，暗合前古；《曹子健集》情兼雅怨，体被文质；《陶渊明文集》丽藏于淡，采蕴于拙；《文选》广征博引，淹贯古今；《文心雕龙》篇篇高妙，句句神工；《古文观止》博采散韵，叹为观止；《全唐诗》吟写性灵，流连光景；《八大家古文选》字惊文曲，力敌造化；《聊斋志异》化狐为姬，化鬼为人；《红楼梦》野马尘埃，任人遐想……哪一个不是国宝，哪一个不让洋人羡慕？何必一棵树吊死，贵其一而贱其余，强分伯仲叔季而徒心血耗乎？
    本文意不在否定《红楼梦》，也不在否定《红楼梦》研究者。《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王国维、冯其庸、周汝昌、王蒙等是文学功底深厚的文学评论家。本文意在说明：“红学”一词可以用，但它不是学术，《红楼梦》研究应纳入到“文学评论”之中；“红学”不是显学，也不应该成为显学。
    学者李贽曾批评道学家“口谈道德而志在穿窬”（《又与焦弱侯》）。李氏所言，实为笃论。不管口谈什么，“穿窬”，必然原形毕露。
    收稿日期：2006—0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