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一些学者提倡的游侠来源于平民(或包括破落武士)的说法，大抵奠定了将游侠身份定位于游民、门客及武士的一般知识，虽然受到过各种质疑，但至今仍在影响着人们对于游侠的认识。此说的误区在于将游侠与“私剑”混为一谈，而钱穆在四十年代、章培恒在九十年代都曾在对游侠与“私剑”作出判别的基础上重新界定游侠，可惜未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这种一般知识使得中国早期历史上实际存在的游侠在社会上的地位、作用明显地被低估。当然，将游侠与“私剑”混淆或将两者的特质杂糅在一起，有其更为复杂、深远的历史原因。 关键词 游侠 早期历史 社会身份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历史上的游侠进入现代学术的视野，可以说已有一个世纪了。从晚清社会一些维新派激进分子和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所进行的、旨在为社会政治变革张本的有关侠之源流与精神品格的探讨，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文化热及武侠小说热而不断升温的诸多对中国侠文化的考察论证，尽管各个时期的学术立场及视点有所不同，中间也有过曲折的历程，应该说在许多方面的研究还是不断地走向具体、丰富和深入。然而，当我们站在新世纪的门槛，以一种更为苛责的眼光重新审视过去一个世纪所获得的研究成果，会发现仍有缺憾存在。例如像游侠在历史上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社会角色这样一个最为基本的命题，笔者认为研究者们至今仍然未能给出一个明确一致的合理判定。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一命题在二十世纪其实已经在个别学者的考述中获得正确的结论，却终于未能赢得普遍的关注与认同而被悬置了起来。 诚然，整个二十世纪的游侠研究似乎不间断地一直在进行游侠社会身份的探讨。美籍学者刘若愚教授在其六十年代撰作的《中国之侠》( The Chinese Knight-errant)一书中，曾经归纳了此前几种他认为揭示游侠社会渊源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它们包括:冯友兰教授于1936年、劳干教授于1950年发表的游侠清一色地来自平民(并以游侠为职业)说，陶希圣先生于1930年、杨联升教授于1957年发表的游侠不全都出身于平民(也有破落的武士成份)说，以及日本增渊龙夫教授于1952年发表、并得到刘氏本人赞同的游侠不是特殊的社会集团(不过是一群具有侠客气质的人)说①。在六十年代的大陆学术界，以阶级分析为准绳，更有过一场游侠到底属于哪个阶级(是属于穷困的，受压迫的下层人物，还是属于统治阶级的上层人物)的争论②。至于八十年代以来诸多有关侠文化、侠文学的著述，一开篇也都会首先涉及对游侠原始形态之社会构成的认识与界定。问题在于，这方面的探讨大都仍未能有效地帮助澄清游侠的本来面目。三四十年代那些从社会史角度提倡游侠来源于平民或破落武士的说法，大抵奠定了将游侠形象勾画为集游民、武士、门客于一身的一般知识，虽然受到过这样那样的质疑，但其后人们的阐释仍对此多有沿袭③。这些说法的一个主要依据，归根结底，在于韩非将“带剑者”列为“五蠢”之一，又说过“侠以武犯禁”，以及“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韩非子·五蠢》)之类的话，于是“私剑”即径直被视作游侠，为私门效力、专事“行剑攻杀”成了游侠最为主要的特征。然而，诸如此类的特征与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班固在《汉书·游侠传》中所载战国时信陵、平原、孟尝、春申四公子那样“藉王公之势，竞为游侠”显相抵悟。从司马迁、班固的记载来看，当然表明至少汉代学者并未将游侠仅限于平民，刘若愚教授即据此而否定前二说。不过，这里更值得追问的恐怕应该是，“私剑”是否就是游侠?如果是，为什么司马迁在《史记》中要将游侠与刺客分列二传?如果不是，那么出身贵族的战国四公子与出身平民的朱家之流并可称为游侠，他们之间共通的特性究竟在哪里?刘先生最终以“习性”、“气质”来解决游侠在社会出身上的不一致性，作出“他们是具有强烈个性，为了某些信念而实施某些行为的一群人”这样的结论，在当今的学术界亦已为不少论者所接受，看上去是抽绎出了“卿相之侠”与“布衣之侠”的共通特性，实际上却因未曾解决“私剑”与游侠之身份关系这样一个前提(如他仍将荆柯一类的刺客列为战国的游侠加以介绍)，而仍未切中早期历史上游侠之事实特征。当然，下面将会说到，这与其书所讨论的基点在于侠文学是有关系的④。因此，上述这样的问题如果得不到切实的解决，则游侠的真实面目终难得到准确的揭示，他们在社会上的作用、地位也难以得到充分的估价。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