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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双重符号化——评《丧家狗》及其争论

http://www.newdu.com 2017-10-29 中国文学网 陈壁生 参加讨论

     2005年,于丹藉“国学热”的东风,在央视这个超级厨房里,用《家庭》、《知音》的操作方法,把阳春白雪的《论语》,熬成一锅心灵鸡汤,放到下里巴人的面前,让孔子戴上一副“知心姐姐”的面具,走到央视的前台。这对《论语》义理的传播是利是弊,姑置不论,《<论语>心得》的风行,确实让冷寂的《论语》变成热销的书。在这样的环境下,李零先生的《丧家狗:我读论语》刚刚全面上市,便因为“丧家狗”这一惹眼的词汇,引起了热烈的争论。《<论语>心得》余温尚在,冷而未僵,《丧家狗》再次风靡,一时间,主教传书,鼠辈跳梁,群情激愤,针锋相对,不管是否懂《论语》,不管是否读《丧家狗》,绝多怒目金刚之徒,空作义愤填膺形状,以骂李著为卫道者有之,以骂儒家为捍卫自由者有之。孔子成为一个符号,进入《丧家狗》的世界里,《丧家狗》又成为一个符号,标出崇儒与反儒两种立场。这种把孔子双重符号化的结果,便是人们用各种主义、派别的词汇,去肢解孔子的形象,肢解《论语》的精神,在各自的符号泡沫中进行言辞争执。
    符号化的孔子
    
     “丧家狗”的说法,不但解构了孔子作为“至圣”的形象,甚至解构了“先师”的价值,乃至把他降格为一个千疮百孔的公共知识分子。
     李零先生把他解《论语》的书命名为《丧家狗》,分明就是把一个靶子挂在自己胸口上。李先生在自序中这样概括孔子形象:“孔子不是圣,只是人,一个出身卑贱,却以古代贵族(真君子)为立身标准的人;一个好古敏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传递古代文化,教人阅读经典的人;一个有道德学问,却无权无势,敢于批评当世权贵的人;一个四处游说,替统治者操心,拼命劝他们改邪归正的人;一个古道热肠,梦想恢复周公之治,安定天下百姓的人。他很惶,也很无奈,唇焦口燥,颠沛流离,像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在历史上,孔子的形象,曾经被今文学家披上“素王”的华衮,被专制皇帝戴上“大成至圣文宣王”的危冠,被康有为和孔教会推上“教主”的宝座,被冯友兰等哲学史家“祛魅”为“老教师匠”,到了李零先生的笔下,孔子被褪去一切神秘性、神圣性,变得时髦如我们所熟悉的“公共知识分子”。
     如果仅此而已,尚不引人注意,李零先生接着又说:“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
     在现在的那些“怀抱理想”,却“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之中,恐怕没有太多会心甘情愿地接受“丧家狗”这样一个“桂冠”。任何一个词语,都是在一定的时代语义环境中彰显其意义。时代的变化,语境的变化,词语的语义也会产生变化。比如《论语·公冶长》里面,孔子赞扬宁武子,说他“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并评价他:“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这是“愚不可及”一词的源头。今天如果有人在现代汉语的语境中夸某人“愚不可及”,肯定要挨嘴巴。
     孔子一生,心怀周政,惶惶奔走于列国之间,其道不彰,退而修六经。他的很多言论和思想,已经通过制度、习俗、语言符号,进入人们的生活世界,成为汉语人共同的思想源头。从这一角度来看,孔子即便不是孔庙中皇冠龙衣的孔子,不是教堂里神圣无比的孔子,但其圣贤先师的地位,却是无可否认的。解《论语》之书,起名为“丧家狗”,到底是为“丧家狗”一词正名,还是矮化孔子,一目了然。如果解《圣经》的,因为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就理直气壮地起一个《死囚犯》的书名,解佛经的,因为佛陀四方行乞,便来一个《老乞丐》的书名,无论如何,都是解构过度,不堪入目。
     孔子成为“丧家狗”,则孔子的言行,便没有多少思想价值了。在《丧家狗》中,有大量指桑骂槐的例子,例如,《论语》记载:“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李零先生解释了半天,突然冒出一句:“现在的学生特会拍老师,很多都是‘回也不愚’。”在解《论语·学而》中的“不亦君子乎”一句,李零先生同样在解释词句后突然说:“君子、小人之辨,本来是血统论的概念。贵族社会的特点,就是讲血统论。”接着大谈“文革”的血统论。这些突击性发挥,与文革时期的红卫兵、工农兵学员所写的《<论语>批注》、《<孟子>批注》一样,让人的眼镜一下子跌下来。
     陈明先生说,“作家的文采加训诂学家的眼界加愤青的心态等于《丧家狗:我读‘论语’》。”在我看来,《丧家狗》一书,是一个受道家散漫精神影响,而又对现实深感不满的学者对孔子思想的理解。李零先生自认为:“我更喜欢《老子》、《庄子》和《孙子》,戏称‘老装孙子’。”以老庄立场解《论语》,古已有之,后来颁列学官的何晏《论语集注》,便多有玄学家之言。但老庄末学,一旦进入一个价值虚空的激变时代,便会和解构精神相契合,从而反对一切神圣的价值。孔子可以不是宗教徒加封的“教主”,不是帝王追封的“文宣王”,不是宋儒口中的道德家,今人自可以对孔子做出自己的理解,但是,要“心平气和”地看孔子,首先便必须对之有“同情之理解”。动不动就认为孔子早就为今天创造好了一切,那是为自己的无知做掩饰;动不动地把自己心中的积怨投射到孔子身上,那是为自己的无能找借口。因为孔子没办法为两千多年后的现实负责。
     李零先生说孔子是一个“堂吉诃德”,在我看来,李先生更像一个堂吉诃德,他舞动批判的长矛,把锋芒指向《论语》这架风车,这种姿态,是关公战秦琼,荆轲刺孔子的姿态。
    
     符号化的《丧家狗》
    

     《丧家狗》刚一出版,便引发热烈的讨论,成为2007年人文热点之一。并且,以《丧家狗》为标杆,树立起崇儒和反儒两种立场。很多朋友继续把“反儒”视为“自由主义”的任务,于是这场争论,变成“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新论争。
     这种解释看似合理,实则非常荒谬。“自由”和“自由主义”是不同的概念,大凡稍有理性,即会憎恶奴役,热爱自由。而对知识分子而言,基本上凡是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阿时,不附势,发言不为稻粱谋,也不曲意迎合大众,便可称为“自由知识分子”,李零先生可以列入自由知识分子之列。而当“自由”遭遇“主义”,便需有一套自己信奉的理论体系,并以这套理论体系作为观察世界评判时政的标准。自由出于人性,自由主义理论必须通过学习得来。所以,不能把李零先生的解构孔子视为“自由主义”的体现,更加不能认为凡是赞同《丧家狗》就是自由主义。
     不管是以“自由”为首要价值,还是以“自由主义”为理论皈依,其目的,都是政治的,而不是文化的,特别是自由主义,在当下的中国,所指向的问题,主要是政治的,而不是文化的。而儒家思想,在和“三纲”的建制脱离之后,最主要是文化的,而不是政治的。并且,儒家思想经过现代解释,完全可以成为宪政民主政治的道德根基。把《丧家狗》争论符号化为文化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之争,最大的问题在于,李零先生并不是以自由主义立场去解释《论语》,而是以批判、解构的眼光,把当下的一些社会问题归结成孔子的责任。当一种思想已经和制度脱钩的时候,再想通过攻击思想来批评社会,无形中便是陷入假主义,回避真问题。这背后便是“荆轲刺孔子”,“在文化的脂肪上瘙痒”的思维,这种思维,对批判现实毫无力度,对理解经典也毫无帮助。而陈明先生对《丧家狗》的批评,不是因为《丧家狗》体现了批判精神,而是因为《丧家狗》过分地解构了传统的价值。
     自由主义的立场,可以是建立而不是解构真孔子。李零先生对《论语》的解释,与其说是“自由主义”的立场,不如说是道家式加后现代式的立场。真正以自由主义精神去解释孔子的,是像徐复观这样的大儒,如果读一读徐复观的《中国思想史论集》、《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编》、《学术与政治之间》等著作,便不难看出,徐复观是如何深切地浸淫在《论语》的思想世界之中,去开掘《论语》中的民主、自由的精神。例如徐复观解释《论语》中的“民无信不立”章时,便说到:“先秦的儒家,自己是站在社会上去立教;站在社会上立教,乃是信任人类理性的自由选择,而不是出之于强制要求。在政治上,只要求统治者自己有德,而以尊重人民的好恶为统治者有德的最高表现。”也就是说,儒家只向统治者提出德行的要求,并且统治者有德,就是表现在尊重人民的人权、自由上面,统治者的政治权力的覆盖面最大限度地缩小,“用现在的话说,即是不以任何思想或主义来动摇天赋人权。儒家在政治方面的这种大方向,可谓昭如日星。我之所以常常说儒家精神通于民主政治,我之所以反对萧公权氏孔子是教重于养的说法,其原因即在于此。”
    
     自由主义对当今儒学的价值
    
     把《丧家狗》争论提升到主义之争,不但不正确,而且无必要。儒学和自由思想、宪政民主政制,合则双赢,离则两伤。儒学必在民主政制中,方能实现礼乐制作,在社会的层面而非政治的层面,建设宗族,施行教化,建构社团,帮助建设一个公民社会。而传统的乡村自治、家族共同体建构,同样能够为民主政制、自由而有尊严的生活提供资源。
     近代以来,绝大多数的儒家,都是认同科学、民主的。中华民族遭遇泰西炮火之后,把民主、自由、人权引入汉语思想的,便是一大帮持维新立场的儒家。而到了后来,像梁漱溟、张君劢等典型的现代新儒家,都不但是儒家义理的尊崇者,同时也不断为中国的宪政、民主、自由、人权而奔走呼号。钱穆之盛赞美国政治,徐复观的批判国民党专制统治,牟宗三为儒学发展出科学民主而做出的理论贡献,乃至今天的余英时先生的文字,都充分表明,真正的儒家,首先都是认同现代文明主流的价值的。
     近几年来,伴随着“国学热”,大陆儒家也在兴起之中。这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儒家思想义理,也应该在这个激变时代提供一些必要的资源。同时,大陆儒学的兴起,有两个值得重视的倾向,第一是与民族主义结合,儒家传统中,对待“他者”有两个维度,一个是“天下主义”,一个是“夷夏之辨”,当遭遇另一种文明的时候,“天下主义”的维度,很容易转化为以己为主,吸纳其他文明的价值,而“夷夏之辨”的维度,则很容易转化为极端民族主义心态,可以说,当“夷夏之辨”和民族主义结合,便会极大地强化“国”的价值,强化民族国家,从而走向极端民族主义。第二是与政治权力相结合,如果儒家没有守住思想的边界,便会走向政教合一的诉求。这些倾向,亟需自由主义思想予以匡正。
    
    原载:天益网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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