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 《晚明曲家年谱·金圣叹年谱》，是金圣叹研究的重要成果。然受史料知见之限，于金氏有关史实间有语而未确、言而未详之处。本文就疑误、疑缺处试作商补，并对圣叹的交游、堂号、亲属、事迹和诗文系年等问题提出己见。 关键词 金圣叹 晚明曲家年谱 沉吟楼诗选 事迹系年 学术前辈徐朔方先生著《晚明曲家年谱》三大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包括明中后期至清初戏曲家三十九人，约二百年间重要曲家网罗殆尽。先生于其中绝大多数深有研究，考辨精细，征引丰富；各谱前之“引论”，更是议论透辟、见解精警的理论文字，故问世之后，极受学界重视。从文献、理论、方法等角度综合评价，视该书为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戏曲研究最为重要的成果之一，实不为过。得其沾溉者，绝不只眼下这一代学人，已可预见。然而，百密难免一疏，该书于个别谱主的个别史实之研究，或有未必尽当之处。笔者沉迷于金圣叹史实探索有年，在拜读《晚明曲家年谱·金圣叹年谱》（以下简称“徐著”）时，对其中的史实研究偶有疑惑，冒昧草此拙文，就徐著语或欠妥处试予别解、言而未详处妄加补阙，试图为渐趋冷落的金圣叹研究拾薪助火。为便于对观，行文顺序一如该谱叙述之先后。如有出语不当之处，惟望先生不吝赐教。限于篇幅，凡原谱未涉之金圣叹史实，无论重要与否，皆不在拙文补述之列。 一、吴兹受其人。“崇祯九年丙子(1636)二十九岁”条下记金氏事迹“作诗《送吴兹受赴任永州司理》”，并据《永州府志》卷十一云“吴朝儒今年任推官”。 吴兹受，名晋锡，长洲邻邑吴江人。早年入复社，明崇祯十三年(1640)庚辰科进士。因后曾参与抗清，康熙《吴江县志》无传，仅于卷二十八《科举表》中注“仕至永州府推官”而略其于南明朝的最终仕履。其生卒传记向无著录（今人《增订晚明史籍考》、《明清江苏文人年表》仅有其事迹简略记载）。今据乾隆刊本吴江《吴氏族谱》卷十七第十三世小传，得其字号、生卒及著述：“晋锡（原名锡福），士龙长子，字兹受，号燕勒。生万历己亥年十二月十二日，……所著有《半生自纪》、《壬遁奇门》、《玉棹银河集》、《孤臣泣血录》，卒康熙壬寅年七月八日，享年六十四岁。”就公历算，其生卒为1600年1月27日至1662年8月21日，仅得年六十三岁。晋锡南明时以郴桂道加大理寺卿，全楚既失，督师奔滇。因见事不可为，于永历元年（清顺治四年，1647）削发为僧，间关回里，隐居而卒。死前语其子：“某生不能死国难，死当表我墓曰‘前进士某人之墓’足矣！”族谱卷十一收长洲韩菼撰《墓志铭》（韩氏《有怀堂文稿》、《慕庐文稿》不载），记其镇压民变、收编义军、抗击清兵诸事颇详，文长不录。吴氏自传《半生自纪》今存，所记诸事更为细致。如云“生而多神灵仙缘”，屡蒙乩仙降临，“教以为文之道”，“所师事者不一家”、“所兄事者不下数十家”，既可见晚明风气，又可与圣叹扶乩降坛之举参看。 吴晋锡既为崇祯十三年进士，按常例《送吴兹受赴任永州司理》即可系于该年（注：司理，一作司李，即推官，掌理一府刑狱之事，明代多以新进士为之。清康熙时废。）。然据《半生自纪》载，晋锡三月传胪后，“以疾不得赴六月大选”，请假回乡，再上京城，只得永州一缺，九月离京，十月抵家。自此至次年正月中旬，皆在经营先人墓葬，“二月朔，余送余父祀乡贤，冠盖云集，称一时之盛云。二三日赴任永州，诸子送至芜湖”。故金诗可能的写作时间是崇祯十三年十月至次年二月，系在崇祯十四年一月下旬前后，或较接近实情；金诗首句“我欲治经今日始”，与其“皇帝崇祯十四年二月十五日”自序《贯华堂第五才子书》亦正合。此年圣叹三十四岁，晋锡长其八岁。 二、贯华堂是谁斋名。“崇祯十二年己卯(1639)三十二岁”条下第二段云：“圣叹所居名贯华堂，廖燕记之于身后，圣叹季女《悼二侄女》诗亦云‘贯华堂畔长青苔’，无可怀疑。圣叹有诗《贯华（韩住）先生病寓寒斋，予亦苦痁不已》，不得据此否定贯华堂为其斋名也。” 以上对贯华堂乃金圣叹斋名的辨析，于理欠顺，于事有疑。本来圣叹自述应该更可信，却说不得以此为据；廖燕康熙三十五年(1696)始至吴门（所撰《汤中丞毁五通淫祠记》跋云：“予于丙子岁来吴。”），“访先生故居而莫知其处”，所知之圣叹，多自“读先生所评诸书”得来，却言无可怀疑，故难免给人以于理欠顺之感。就事实来说，有两种事实，一种是今存《第五才子书水浒传》、《第六才子书西厢记》、《选批唐才子诗》最早刊本皆冠以“贯华堂”三字，稍晚的著述亦有著录其或有《贯华堂集》（《赖古堂名贤尺牍新钞》卷五金人瑞小传）、或“字贯华”（《赖古堂尺牍新钞二选藏弆集》卷三金彩小传）者；另一种事实是金氏自己还曾多次提及“贯华先生”（《第六才子书·惊梦》批语“知圣叹此解者，……居士贯华先生韩住”，另有《病中承贯华先生遗旨酒、糟鱼各一器寄谢》等诗）或韩贯华（《鱼庭闻贯》有《答韩贯华嗣昌》），而家人自称其室号为“唱经堂”（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三记：“予尝问金释弓曰：‘曾见潘本《（南华）会解）》否？’释弓曰：‘唱经堂藏此本，今籍没入官矣。’”），知者皆称圣叹为“唱经主人”（《吴江沈氏诗录》卷七载金氏父子友人沈永令《送金释弓还辽》诗题注“释弓，唱经主人子”）、“唱经先生”（刘献廷《广阳诗集》卷下《题唱经先生像》）。故仅就上举两方面事实，实难判定贯华堂为何人斋名。然而，还有以下一些事实似乎可以说明贯华堂号可能不属于金圣叹： 其一，《第五才子书水浒传》序三自言“见俗本《水浒传》，是皆十一岁病中之创获也”；“十二岁便得贯华堂所藏古本，吾日夜手钞”。十一、十二评《水浒》和俗本、古本之辩，此处无意置喙，只是想说某某堂“所藏”，似非自家所有之口吻；“日夜手钞”，似非自家所有之行为。其二，《鱼庭闻贯》卷首金雍撰凡例交代所辑其父议论唐诗文字的来源，曾言及“寒家壁间柱上，有浮贴纸条，或竟实署柱壁，其有说律体者，又得数十余条”。细检其书，得自“唱经堂”东、西柱或东壁者，有第五、十九、四十三、五十九、七十七条等五段，而得自“贯华堂东柱”者，仅第三十五条“人本无心作诗，诗来逼人作耳”两句。何为“寒家”斋号，似已呼之欲出了。其三，今存清钞本金氏《沉吟楼诗选》，附一圣叹著述书目，共载所著“外书”十三种（包括“第一”至“第六”才子书）、“内书”二十一种（包括易学、佛道之书），数目之丰、记录之细，非知其创作内情者不能办。而就是这份书目，却被总题为《唱经堂遗书目录》；换句话说，在此目编纂者眼里，无论第几才子书都应冠之以唱经堂的。其资料来源，或系辑者据金昌刻《杜诗解》卷首《才子书小引》末附《唱经堂内书外书总目》增补，或系刘献廷得自圣叹子金雍，或系沈氏子（参下文）得自圣叹女法筵，可信度极高。其四，“长青苔”之“贯华堂畔”或非金家事。圣叹有一子三女，子为金雍，季女名法筵。故法筵所撰《悼二侄女》诗，所悼者必为金雍次女。其诗曰：“贯华堂畔长青苔，寂守孀（徐著页730引作“香”）闺扃不开。梁燕旧时曾作伴，不胜哀怨一飞来。”（《吴江沈氏诗录》卷十一）金雍生于明崇祯五年(1622)，清顺治十八年(1661)七月圣叹遇害，家产籍没、妻子留边时，金雍始二十九岁，已有两女，自在情理之中。问题是，如果年稍长而又未至及笄之龄，则须与其父一起发配，其死当在流放地，荒凉之宁古塔无所谓“贯华堂畔”；但假如次女其时尚幼（完全可能），按照规定“子女之抱持者不解”（《辛丑异闻》），则可幸免押解。故其长成后，仍可嫁在苏州。其“寂守”之“孀闺”，按常理应是大家居所；但韩氏是其外家（注：金雍岳父韩俊，与韩住当为兄弟行——取名皆以“亻”为旁。），金二小姐又不当嫁至其家。据当时情境猜想，或许是在家难发生后，唱经堂内已无一人一物，年幼的二小姐被托付给韩俊。其成人后，外祖父为其择嫁，不幸丈夫早逝，因种种原因夫家难居，只得退居韩宅。至于“贯华堂”，可能是韩氏兄弟共有之堂号（如未分爨，此为常见现象），悼诗中“长青苔”、“扃不开”始有可能。就已知文献来看，不知此种解释于情于理，是否可以差强人意。 至于为何金批《水浒传》、《西厢记》、《唐才子诗》刊行本皆标以贯华堂三字，是否会出于这样一些原因：始于纪念《水浒》“古本”之提供者？曾参与有关批评（除已见上引者外，另《鱼庭闻贯》有《答内父韩孙鹤俊》（注：内父即岳父。凡涉亲属，皆以整理者金雍身份或口气称呼，此系《鱼庭闻贯》通例。古今多不明此，选圣叹致堂兄金昌信，皆照题为《与家伯长文昌》，始作俑者为周亮工辑《尺牍新钞》。）、金诗有《人日孙鹤携酒过看予新选唐人律诗……》）？金、韩两家相距甚近，且为通家之好（参金诗《病中见诸女玩月，便呼推窗一望，右怀贯华》后两句“今夜一庭如积水，关窗塞户两衰翁”）、姻娅之亲，贯华堂是其最为常居的批书之所（金昌《叙第四才子书》云圣叹批书“每于亲友家素所往还酒食游戏者，辄置一部，以便批阅”；另民国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金人瑞传》即云其“常踞贯华堂上讲解经义”，“常踞”措辞最为矜慎）？抑或韩家曾资助过有关三书的刊行（不然何以其它各书未冠此号）？不得而知，假想而已。此外，“贯华先生韩住”与“韩贯华嗣昌”当即一人，此人号贯华，或名住，字嗣昌，以字行；或原名住，后名嗣昌。此种猜测，与事实即使不中，当亦不远。 三、朱茂暻事迹补述。“崇祯十四年辛巳(1641)三十四岁”条下第三段云：“作诗《送朱子庄赴任宜春》。”并引《宜春县志》卷六曰：“朱茂暻,字子庄，秀水人。崇正十四年令宜春。”复据同卷《职官表》著录“又云十三年任”，而无辨析。 秀水朱氏，为江南望族，在明末清初政界文坛声名甚著，仅以与朱茂暻密切相关者论，便有明万历状元、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其祖父朱国祚和清康熙弘博、著名学者、诗人其从侄朱彝尊（国祚长子大竞，为彝尊祖；三子大治，为茂暻父：彝尊应呼茂暻为堂叔）。作为名门显姓之子弟，茂暻在明末亦是一位风流倜傥的少年才俊，其于崇祯十一年曾拜访过尚名花无主的江南名妓柳如是。柳氏作《朱子庄雨中相过》七古记其事，诗载其集《戊寅草》，中有四句曰：“风流已觉人所少，清新照耀谁能俦。高山大水不可见，骚人杰士真我谋。”可谓深相赞惜。陈寅恪撰《柳如是别传》时，认为“其诗颇佳”而全文过录，并从曹溶《静惕堂诗集》辑得《送朱子庄北上赴选》、《送朱子庄令宜春（时携广陵姬同行）》和《挽朱子庄》三题，复从道光《宜春县志》“名宦”门录出茂＠④传略：“朱茂暻字子庄，秀水人。崇祯十四年令宜春。（寅恪案，表作“十三年”，传作“十四年”，相差一岁。疑传有误，当从表为是。）精勤莅治，剔奸戢豪。性喜延揽，与诸生课文品题，竟日无倦色。”（参见陈著中册第354-356页）此外，于子庄生卒、字号、功名、仕履并无多言。今据清咸丰刊本《秀水朱氏家谱》“世系表五”，得其简历如次：朱茂暻,字子庄，号旭序，生于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府庠生，崇祯九年(1636)乡试七十三名，十三年(1640)会试一百八十名、廷试三甲一百六十九名（与《明清进士题名碑录》著录正合），次年“辛巳选授江西袁州府宜春县知县”（故其任职宜春之准确时间当从传为是），十五年(1642)充浙省乡试同考官，次年罢官归；南明朝曾报升兵部职方司主事，未赴任。卒于清顺治四年(1647)，仅得年三十。其死因据陈著所引曹溶《挽朱子庄》五古诗第二首所云，乃是“服药媚红颜，终为悦己死”。像这样的暴死，家谱中当然是讳莫如深的，只是在清初尚被文人雅士视为风流韵事而津津乐道。如此世风、如此官吏包容或构成的末世王朝，怎能敌得过那来自大漠的蓬勃向上、豪气逼人的铁马金戈；更别指望在清人定鼎之后，偷安苟且的南明小朝廷能够翻盘了。 四、境哥、元景非一人。“清顺治二年乙酉(1645)三十八岁”条下记金氏“作诗《外甥七日》、《喜见境哥》”，第二段在引李重华《沉吟楼遗诗序》“外孙元一、元景，慧且博，有先生风。幼受书母夫人，与余酬唱，相厚无间，故得悉征其残书”一段后，认为“元景当即境哥”。 固然古人于字号乳名之用字，常有同音随意置换的现象。然上文中，外甥系指姊妹之子，从前诗“乱离存舍妹，艰苦得添丁”可知，乃圣叹妹妹之子，当即小名境哥者；外孙乃女儿之子，具体说来，是圣叹小女的两个儿子（李重华序中所谓“先生”是指金圣叹，“母夫人”是指金法筵）。从辈分上看，境哥、元景乃两代人；从亲缘上说，元一、元景应称境哥为表舅，故境哥与元景当无可能是一人。 作为金圣叹的外孙，元一、元景虽为沈氏子（法筵嫁吴江沈氏，参见下文第十二条），在当地人眼中（李重华亦为吴江人）却颇有金先生的风范。其实，这不仅表现在资质才学的“慧且博”，在重风骨、讲气谊方面，亦远承金门之传。元一名培祉(1676-1743)，号大坤，国子监生，为法筵长子，生平事迹不详；元景名培福(1682-1738)，号乐溪，为法筵季子。人称其“平居无事，恂恂似无他奇，及当患难死生之际，则一种敦悫恳挚之性，有非人所能及者”。其受业师因事下狱，“平昔缟纻交皆坐观，无一借手；即二三周亲亦徒扼腕叹，莫可如何也。惟公以一身周旋其间，晨夕具橐ｚｈāｎ＠⑥，不少懈怠”。业师遇难后，培福“又为之具棺敛，醵金归葬”（清活字印本《吴江沈氏家传》）。据《吴江沈氏诗集》卷十载，此人便是以大逆论斩的“戴褐夫”戴名世(1652-1713)。培福于师收尸归葬之举，颇与其从曾祖沈永启独理业师金圣叹后事相似（参下文最后一条）。看来其赴义敢为，既秉承了金氏遗风，又流淌着沈氏的血脉。只是曾贵为进士、官编修的戴名世，对圣叹并无好感。他认为《西厢》是“导淫之书”，《水浒》是“杀人之书”，而金圣叹作为“读书秀才，乃将此等大书深刻，为之赞叹批评，惑人尤甚”，并说圣叹“以凶终，夫亦可以见天道矣！”幸亏载此言论的戴著《忧庵集》（见第一四九条）生前从无刊本问世，否则冒死伸以援手的沈培福，见其如此痛诋自己外祖，不知会做何等感想。 五、王道树、刘逸民事略。“顺治六年己丑(1649)四十二岁”条下第一段引金氏《圣人千案》自序“己丑夏五，日长心闲，与道树坐四依楼下，啜茶吃饭，更无别事……因据其书次第看之……同其事者家兄（注意：不作家伯——陆按）长文、友刘逸民”等文字后，注曰“道树，王伊也，字学伊”，于刘氏未予介绍。 言道树为王伊极是，只是谓其字学伊则不确（系沿现代俞鸿筹《沉吟楼诗选》读后记之说），其事迹亦未涉及。其实，在金氏友人中，除了王斫山，便数与王道树最为亲密了。在圣叹著述中，有十余处提及王道树。他曾参与金氏多种创作和批评。两人有“同学三十年”的深厚友谊，金氏视其为诤友（《鱼庭闻贯》第三条）。因已撰专文探讨金氏与所交诸王之关系，故此处只略说几句：王道树，原名伊，改名学伊，字公似，号道树，长洲人。明代大学士王鏊裔孙，圣叹挚友王瀚亲弟，现代昆曲大师王季烈九世祖。生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卒于康熙四年(1665)。明诸生，鼎革时因世受国恩，不愿剃发易服，从此隐居苏州西郊胥庄，终生不入城市，是一位不见有关专书记载的明遗民。民国石印本王季烈《ｙǐｎ＠⑦庐未定稿》卷一《重修胥庄享堂记》、《胥庄屏迹图记》等文有其传记资料，陈乃乾编《清代碑传文通检》早有著录，只因以王学伊为传主姓名，故从未被研究金圣叹交游者所注意。 刘逸民，事迹罕见。《国朝松陵诗征》卷三载丁彪《送刘逸民之楚》诗，或即其人。经查光绪《长元吴三邑科第谱》，卷一顺治二年吴县诸生第九名为“潘隐如（刘逸民，丁酉）”；次查民国《江苏通志稿·选举志》，卷二十“清贡生·顺治朝·苏州府”有“潘隐如，吴县人，十一年监贡”；复查《长元吴三邑科第谱》，卷二举人顺治十四年“北榜”载“潘隐如（逸民，本姓刘，吴）”；再查民国《吴县志》，卷十四《选举表六》顺治十四年举人一栏有“潘隐如（逸民，本姓刘，顺天中式，遣戍）”。综合各家著录，可知其名隐如，字逸民，本姓刘，庠姓潘（此或可为圣叹庠姓张作一旁证，其实这一现象在清初江南极为普遍），吴县人。顺治二年(1645)诸生、十一年(1654)监生、十四年(1657)顺天北榜举人。所谓“遣戍”者，当是指其因牵连丁酉科场案而于次年冬发配尚阳堡（参《阎港丘先生年谱》康熙四年条内引方拱乾《大方广佛华严经墨迹》跋。该经乃“同罹诸君子”三十四人于发配出关前在京合钞，中有“刘隐如书一卷”），其后行踪待考。遭此难者与金圣叹相关之人，还有吴晋锡三子兆骞。 六、《渊明抚孤松图》作者。“顺治七年庚寅(1650)四十三岁”条下记金氏“作诗《题渊明抚孤松图》”，未及该图作者；另言“据第六句，诗作于明亡后第六年”。 查金氏《沉吟楼诗选》，于“七言绝”得《题文彦可画陶渊明抚孤松图》“逸诗”一首，可知所题《渊明抚孤松图》出自文彦可之手。文氏名从简，字彦可，晚号枕烟老人，长洲人，文征明曾孙。据清钞本《文氏族谱续集·历世生配卒葬生》，其“生于万历二年甲戌十二月十九日，卒于顺治五年戊子六月二十九日，年七十五”，故生卒为1574.12.31-1648；为“崇祯庚辰廷试贡士”，即明崇祯十三年(1640)贡生。例得学博，不赴选，入清隐居为遗民（故《国朝耆献类征初编》收其传于《隐逸》，今人《明遗民传记索引》失收）。文彦可在明末清初文化史上有两点值得一说：一是崇祯十一年(1638)苏州承天寺僧人掘井得《心史》手稿，系交文彦可保存，陆嘉颖录副，张国维刻印，始得流传；一是其先人自征明以下，祖嘉、父元善皆为书画名家，彦可“传其家法而少变，书则兼李北海，画兼云林、叔明”（张庚《国朝画征录》）。 《题渊明抚孤松图》诗为“后土栽培存此树，上天谪堕有斯人。不曾误受秦封号，且喜终为晋逸民。三径岁寒唯有雪，六年眼泪未逢春。爱君我欲同君住，一样疏狂两个身”。据“六年眼泪未逢春”将诗系于此年固无不可，然既知画出文氏之手，此处“六年”是否有可能与其有关呢？例如另首《题文彦可画陶渊明抚孤松图》便是似乎兼赞画者和被画者而作：“先生已去莲花国，遗墨今留大德房。高节清风如在眼，何须虎贲似中郎。”（后两句似暗讽鼎革之际缙绅士夫无忠义之心，否则何须“虎贲中郎将”才能保卫社稷。）如果非要坐实“六年”之所指，考虑到文彦可卒在顺治五年，是否可能写于六年之后（1654年）？睹画思人、怀念逝者而悲从中来，再加以适度或过度的艺术夸张（圣叹时常好此），写出“六年眼泪未逢春”之句，不是没有可能的。草此数句，以备一说，实不敢言顺治十一年之必是而顺治七年之必非也。 七、《西城风俗记》杨跋时间。“顺治十二年乙未(1655)四十八岁”条下记“杨复吉为跋《西城风俗记》”，根据是此跋末署“乙未初夏，震泽杨复吉识”。 杨复吉跋《西城风俗记》今存者为《昭代丛书》本，然此《昭代丛书》并非张潮原辑、康熙三十六年至四十二年诒清堂刻甲至丙集本，而是道光年间续辑、二十九年刊别集本。过去笔者曾据后一刊行时间认为杨跋于道光十五年乙未，其实这与系于顺治十二年乙未一样，前后均整整错出一个甲子。杨复吉，字列欧，号慧楼，吴江震泽人。乾隆三十七年进士，截取知县不谒选。张士元《嘉树山房续集》卷下有传，然未载生卒年。据近人张惟骧增辑《疑年录汇编》卷十二“生乾隆十二年丁卯，卒嘉庆二十五年庚辰”（参《明清江苏文人年表》），可知其生卒为1747-1820（二十六岁中进士）。其跋《西城风俗记》之“乙未初夏”，应定在乾隆四十年(1775)，时年二十九岁。所辑《昭代丛书》稿本，今藏中科院图书馆，《西城风俗记》收在“新编五十种”内（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丛部》）。 八、王斫山其人。“顺治十三年丙申(1656)四十九岁”条下记金氏“评点《西厢记》在今年或略后”，在征引金批《西厢》第三本第二折《石榴花》“吾友斫山王先生，文恪之文孙也……今与圣叹并复垂老，两人相怜如一日也”诸批语后，指出“斫山，名瀚。明内阁大臣王鏊(1450-1524)之裔孙也”；另于《引论》中曾注“斫山（前内阁大臣王鏊的孙子瀚）”（页700）。 文孙是旧时对他人之孙的美称。言王瀚是王鏊（谥文恪）之孙，始于金圣叹“文恪之文孙”之说，经俞鸿筹“文恪之孙”（《沉吟楼诗选》跋）而几成定论。徐先生已细心地发现实际上的不可能（鏊生于1450年，圣叹生于1608年，相距约一百六十年，后者友人一般不可能为鏊之孙），在谱内审慎地注明瀚为鏊之“裔孙”，惜对瀚与鏊之关系及王瀚本人未有确解或详述，以致圣叹史实研究中的这一问题，尚无重大突破。 无论是从文学批评，还是从生活交游看，王瀚都是金圣叹最重要的友人。圣叹在其著述中，曾数十次提及此人名号。据不完全统计，金批《水浒》，分别于第二十、四十二、六十一、六十五回，四次引述“吾友斫山先生”的大段言论；在金批《西厢》中，更多达二十余处。此外，《沉吟楼诗选》中亦有《为斫山题菊花》、《斫山喜食鹅戏为绝句嘲之》七绝；《鱼庭闻贯》收有《与王斫山瀚》两篇。今从多种史料钩稽出其人基本情况，因已撰专文阐述，故以下仅对其概貌略加勾勒： 王瀚，字其仲，号斫山，别署香山如来国中人。王鏊五世孙，王学伊二哥。约生于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长于金圣叹两岁左右。明末吴县附例生，入清隐居，康熙八年(1669)尚在世，卒年侍考。其艺术才能，除了金氏著述已涉者，还擅长丹青。明末清初吴门释中英曾撰《赠王其仲居士》诗，赞其“画图吞吐山河影”（见顺治刻本《灯传集》所收中英《龙华院稿》）。同邑诸生金俊明(1602-1675)评其画“山水秀润，能集诸家之长，而别具风旨”（民国盛＠⑧辑《清代画史增编》卷十六）。与圣叹交往三十余载，亲如兄弟，互相服膺，切磋诗法（《鱼庭闻贯》），“赌说快事”（金批《西厢·考艳》），参与批评《西厢记》。所著有《斫山语录》“行世”（金批《水浒》第二十回），未见流传；断章片语及逸诗一首因附丽于金批《西厢》、《水浒》而尚可得见。 至于在金批《西厢》中为何会出现以“文孙”之典（出《尚书·立政》）指称挚友王瀚，笔者倾向于这是一个在传抄、刊刻过程中造成的笔误。因为金氏不可能不清楚王斫山为何许人。具体说来，“文孙”当为“玄孙”的形近之讹。玄孙有两义：一指自身以下第五代，据《尔雅·释亲》“曾孙之子为玄孙，玄孙之子为来孙”，瀚实为鏊之来孙而非玄孙；另一义指远孙、裔孙，即远代子孙，语出《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及而玄孙，无有老幼”，而称瀚为鏊之远孙应不为错。 九、沈起其人。“顺治十三年丙申(1656)四十九岁”条下记金氏“评点《西厢记》在今年或略后”，第三段是征引《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一沈起《学园集》按语“与金人瑞相善，故熏染亦深……其所见解，颇与世所传人瑞六才子书议论相近也”一段文字，文后未涉沈起事迹。 沈起(1612-1682)，字仲芳，原名方，浙江嘉兴人。崇祯十年师从查继佐，遂常伴左右。二十八岁为诸生，乙酉削发弃世，为东禅寺僧，法名铭起，改字墨庵，世称墨公。传记见曾王孙《清风堂文集》卷四（《沈公塔铭》）、黄容《明遗民录》卷十、孙寰镜《明遗民录》卷二十四（名沈方）等。据沈起撰其师《查东山先生年谱》，继佐崇祯十二、十三年(1639、1640)曾两至苏州，尤其是后次，“先生胜集吴门，风雅照耀，海内遐企”，得交诗歌选家姚ｑｕáｎ＠⑨（圣叹好友，参见下条），两人“志趣极合”（《东山外纪》卷二）。此行沈起如随侍，“与金人瑞相善”或即始于该年。故在现有史料条件下，系其人于顺治十三年（参《明清江苏文人年表》），虽无甚可堪挑剔之处，却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从沈起师从、著述、秉性看，其与圣叹相善绝非偶然。如：查继佐是位戏曲家，还曾改编过《西厢记》，沈起参编过士子考试“程墨”多种、自编《临秋集》等（金氏有《程墨才子》、《小题才子》），自著《大易测》、《春秋经传引》、《测杜少陵诗》、《宗门近录》（金有《通宗易论》、《左传释》、《杜诗解》、《圣人千案》）；好奇尚义，亦曾于“谒文庙”时戏弄郡邑官员皆“怵惕”的直指使者；治学“通经史百家言，不拘笺注，能自出意解，皆成确论”；为文“拔新领异，探幽抉奥”，“文势纵横，不可方物”（参曾王孙文）。 十、何时与阎氏父子“作诗为别”。“顺治十五年戊戌(1658)五十一岁”条下记金氏“正月，阎若璩及其父来游，作诗为别”，并于下第一段引道光张穆编著《阎潜丘先生年谱》记载阎若璩于顺治十五年(1658)“以病尝就医镇江，特延李宝应叔则先生偕行……长洲金圣叹闻而访焉，语辄诎，逡巡别去”；于第二、三段引金氏《阎子牛叟游邓尉，有怀故园梅花，因送之归学山》、《同姚山期、阎牛叟、百诗、乔梓滞雨虎丘甚久，廿三日既成别矣，忽张虞山、丘曙戒、季贞诸子连翩续至，命酒，重上卧石轩，快饮达旦，绝句记之》、《牛叟阎子游元墓，有怀故园梅花，因送之归学山》、《同姚山期滞雨虎丘》等诗为证。 据所列资料，此处实际上讲的是两件事：一是据阎氏年谱，圣叹于此年曾至镇江访若璩；一是某年春季在苏州西北郊邓尉（山名，在苏州府城西郊七十里光福里；因后晋郁泰玄葬此，一名玄墓，康熙时避玄烨讳改元墓）、虎丘（上有悟［金诗钞本误作“卧”］石轩、生公台、千人石诸名胜）先后与阎修龄（字再彭，号牛叟）、若璩（字百诗）、乔梓、丘象升（字曙戒）、象随（字季贞）昆季和姚佺（字山期）、张养重（号虞山）等人观梅、欢会。前事是否确有，虽从圣叹著述中尚未找到佐证，但亦不宜轻言其无；后事据有关当事人的诗作，今已可确定发生在顺治十八年辛丑一、二月间。如康熙刻张养重《古调堂集》收有《粤游春别》，诗前小序曰：“辛丑正月，再彭观梅光福。二月，余与丘子曙戒有粤行。道出姑苏，相遇于虎丘，置酒言别。同集者姚山期、金圣叹、曙戒弟季贞、再彭子百诗，暨镜怜校书。”此序较之金氏诗题，提供了两个新信息：一、阎氏父子“观梅光福”乃在辛丑即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它有助于将引《阎子牛叟游邓尉……》及《牛叟阎子游玄墓……》的创作月份明确下来；二、同年二月，张养重和丘氏兄弟始“道出姑苏”，得与金氏诸人相遇。那么，联系金氏诗题中“廿三日既成别矣……快饮达旦”云云，可证虎丘欢会事在顺治十八年二月二十三至二十四日晨，即“哭庙”之后约二十天。此外，钞稿本丘象随《西轩纪年集·辛丑集》有五言叙事诗《泛虎丘》，详细歌咏了其事始末，其中“侧身迎左檐，有客美风度。殷勤达姓名，金子宿所慕。旧交与新知，一心欢参互。……一杯犹高拱，三杯率真素。盘礴相欢呶，忘形无礼数。逼侧舍扁舟，复陟山高处。席地借佛堂，……鹤涧东窗布。山暝静逾深，竟夜酣盘踞”诸句，可见圣叹风采。至于此次虎丘欢会与金圣叹之关系及所交诸人之基本情况，笔者已撰专文评述（注：参拙文《生命中的最后一次欢会——金圣叹晚期事迹探微》，《南京师大学报》2000年第6期。），此处不赘；想要强调的是，阎修龄、姚佺、张养重皆为明遗民，且前两位与圣叹友情甚笃。另徐著言张氏著有《一家言》（当据《阎潜丘先生年谱》），据乾隆《山阳县志》卷二十一《列传三·文苑·明》张养重传，该书为其侄镇世撰。 十一、金昌序《杜诗解》时间。“顺治十六年己亥(1659)五十二岁”条下记圣叹“族兄昌为序《杜诗解》”，又云“另有《叙第四才子书》作于圣叹身后”。 此处言《叙第四才子书》作于圣叹身后自然不错，而说顺治十六年己亥金昌序《杜诗解》则未必尽妥。1986年版周采泉先生著《杜集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版）认为署为“顺治己亥春日”书的金昌《杜诗解》“才子书小引”因有“不讳”、“身后”及“能不痛哉”等嗟叹之词，故“作于圣叹逝后甚明”。笔者认同周先生的观点，并补充几点愚见：一，金昌序曰“兹暮春之月夕，仆以试事北发”。据乾隆《吴县志》卷四十七《选举·贡生》，金昌为顺治十三年岁贡，后此果有“试事北发”之行，当为赴北闱举人之试。清代乡试在子、卯、午、酉年（故顺治十三年后仅有十四年丁酉、十七年庚子两科，参《江苏省通志稿·选举志》），一般无于己亥“北发”之理。二，此篇“小引”短短五百余字，有八处直接提到《杜诗解》的作者，但从不言及“金圣叹”三字，而是无一例外地以“唱经”代之，似其时金氏其名已不能提起，而此时不当在己亥年。三，金昌序曰“今唱经年亦已老，脱真不讳，是亦为人生之常；而万一其书因以一夜散去，则是不见者终于不得见也”：说此话若在己亥，则圣叹仅五十二岁，“脱真不讳”尚不能称为“人生之常”；若非遭籍家流放之惨，即便“不讳”临身，亦不至于其书遂以“一夜散去”。四，有不少史料可证《杜诗解》于顺治十六年远未写成，固然序写于成书之前古今不乏其例，然结尾“殊未知诸子将何以为之所也”云云，似此书已结集待刊矣。 另徐先生言金昌《叙第四才子书》“作于圣叹身后”甚确。叙中除了提及人皆知晓的绝命辞外，尚有“兹淝上归”一句可资为证。淝上指合肥（清为庐州府治所在县，今为安徽省会），古称淝水，今为肥河。查嘉庆《合肥县志》卷十六《职官表》“国朝”训导康熙朝第四任即“金昌苏州人”。虽历任具体时间均缺署（康熙《庐州府志》同），按常规其离任总也应在康熙四年后吧。 十二、三女法筵其时当未有家。“顺治十七年庚子(1660)五十三岁”条下记金氏“五月，寓三女家，校订《选批唐才子诗》”，并以《葭秋堂集》金序“弟自端午之日，收拾残破数十余本，深入金墅太湖之滨三小女草屋中，对影兀兀，力疾先理唐人七律六百余章……方沥米作炊，而小女忽患疾蹶，其势甚剧，遂而再见迟留，因遣使迎医”为证；复据《吴江沈氏诗录》，考得“沈重熙字明华，号六书……。其妻法筵，圣叹之三女也”。 以上所引，不知可否理解为是指金氏是至已嫁之法筵家中整理己作。自接触《葭秋堂集》顺治十七年金序以来，笔者便一直心存疑惑：如说法筵已出嫁，何不云“三小婿家”？且出嫁似应居吴江沈家，而何以仍在长洲乡下（金墅，旧镇名，位于苏州城西北四十五里处之太湖东北岸，清属长洲县，今属吴县通安镇辖）？“方沥米作炊”、“因遣使迎医”，均为主人、父亲语，不似客人、岳父语；“忽患疾蹶，其势甚剧”，又颇类少儿高烧痉挛昏厥之症。故若云已嫁，于心难安。然而，如说法筵未出嫁，身为其父的金圣叹，何以要云深入“三小女”草屋中，不如径说“深入金墅太湖之滨草屋中”顺情合理也。至读李真瑜先生有关大作（注：李真瑜《吴江沈氏文学世家女作家汇考》，《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一辑，中华书局1993年版。）所引吴江《沈氏家谱》，始知沈重熙(1650-1722)妻法筵“生于清顺治八年(1651)，卒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十一月二日，年五十四岁”。据此，可知顺治十七年法筵年方十龄，不应已嫁（已聘则完全可能）。那么，辛丑家难时又何以能逃脱与母、兄一并发配的厄运呢？此或许与其恰巧寄居于远离苏城近五十里、并“深入金墅太湖之滨”的荒村草屋有关，或许因其瘦小孱弱差可混同于“抱持者不解”之列？此等猜想，殊乏自信，恐怕只能是旧疑未释、又添新疑之假说而已。 知道金法筵之生年，于其父诗文和事迹系年，或有小补之作用。徐著于“校订《选批唐才子诗》”之事下的第四段，引录了《吴江沈氏诗录》金法筵小传“七岁能诗，圣叹爱之。为赋左家娇女惜余春之句”等文字。其实全诗尚存，名《暮春早坐，小女折花劝簪，谢之》，见《沉吟楼诗选》“七言律”。如将此诗即此事系于顺治十四、五年间，与事实或有差距也不会过大。 十三、陈定斋太仆其人。“顺治十八年辛丑(1660)五十四岁”条下记金氏“二月，作诗贺人得子”，并引其《陈定斋太仆辛丑春初索得雄，正值普门诞日，是日郡县恭接今上登极诏书适至，赋诗纪瑞》五言律为证。引文后未涉陈定斋其人。 据《天启崇祯两朝遗诗初集》自序落款“陈济生定斋谨识”，定斋为陈济生(1618-1664)之号。此人字皇士，长洲人。因其父仁锡(1579-1634)曾官南国子祭酒（谥文庄，故上引诗题下原有双行小字注“文庄藏书悉在潜确居”云云），济生于崇祯十六年荫官太仆寺丞。入清隐居为遗民，门人私谥节孝先生。陈济生是清初重要的诗歌选家，在明代遗民文学史上亦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独纂《天启崇祯两朝遗诗初集》十卷、合纂《诗南初集》十二卷，与卓尔堪所纂之《遗民诗》十六卷，合而成为有清一代收罗明遗民诗歌最为集中、亦最为丰富的诗歌总集三鼎足（“两朝遗诗”首二卷亦有一些是死于明末者，此另当别论）。陈济生的交游中，有两人与金圣叹颇有关联：一是《诗南初集》的合辑者吴江徐崧(1617-1690)，一是曾合刻《游洞庭诗》的昆山归庄(1613-1673)。前者是圣叹之好友，后者视金氏为邪鬼，人际关系有时竟会如此错综。 “普门诞日”此处当指观世音诞，释氏《法华经》有“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苏州旧俗，相传二月十九日为观音诞辰，郡人竞游支硎山，士女联袂进香（参明代吴县令袁宏道《岁时纪异》，清代吴县顾禄《清嘉录》）。《清史稿·世祖本纪》载世祖遗诏玄烨“持服二十七日，释服即皇帝位”，而据同书《圣祖本纪》“二月癸未，上释服”，即位在二月三日（1661年3月3日）。十九日诏书到苏州，时间亦无忤。 陈济生是昆山顾炎武(1613-1682)的三姐夫（清代钱邦彦《校补亭林年谱》“万历四十一年”条注：“先生女兄三，……次适陈皇士济生。”），但此儿却与顾氏无血缘关系，且并没有因了生日祥瑞而交上好运。据乾隆《长洲县志》卷二十八《列女》载，此子名树葵，妾胡氏生，“阅二载，济生殁，遗孤甫离襁褓，氏保全之甚苦而力。及长，为延名师教训。甫成童，入黉序，以品行自励”，也算是不辱文庄公之家门了。 十四、沈永启事迹辑补。“顺治十八年辛丑(1660)五十四岁”条下记金氏“四月，以哭庙案被捕，解送江宁，七月十三日（公历8月7日）被害”，于征引文献第二条曰“据《松陵诗征》卷三，沈自继子永启至南京为圣叹殓葬”（当据《明清江苏文人年表》）。文后未涉沈永启其人。 沈永启(1621-1699)，字方思，号旋轮，吴江人，是圣叹平生交游的重要人物，金氏佚诗《题平丘沈君善木影》，即是为其父自继(1585-1651)撰（注：参拙文《金圣叹佚文佚诗佚联考》，《明清小说研究》1993年第1期。）。乾隆吴江袁景辂辑《国朝松陵诗征》，于永启小传后引“周笠川”云：“方思性颖敏，诗文词皆立就，师事郡人金采。采以事株累，系江宁狱。他弟子皆避匿，独方思往询候。采被刑，殓其遗骸，复奉棺置所居吴家巷家庵中，人重其气谊。貌古朴，喜禅理。即之若悃愊，与之谈诗文，辄若悬河，倾注不竭。”此即为“永启至南京为圣叹殓葬”之由来。说此话之周笠川，名廷谔，字美斯，约生于康熙九年(1670)；永启为其乡前辈，“引为忘年交”。得自于当事人之亲口，故其转述应是可信的。圣叹与方思之交，在金氏著述中亦有记载，《沉吟楼诗选》“五言律”有《雨夜喜沈方思见过》，赞之为“高士”；《鱼庭闻贯》有《与沈方思永启》，称之为“先生”：可见圣叹待之，当是亦徒亦友者。康熙五年(1666)，年方十九的大兴刘献廷移居吴江，其后成为瓣香金氏者并与金雍为友（见《广阳杂记》），不知与永启是否有关。只是在其《广阳诗集》中，既有《题方思先生小像》，又有《题唱经先生像》，似乎在暗示着刘继庄“心折”金圣叹（全祖望《刘继庄传》附论），除了思想方面的认同外，亲友之间的绍述也可能起着一定的作用。 平心而论，虽然《金圣叹年谱》远非是徐先生《晚明曲家年谱》中用力最多之作（只是首册“苏州卷”的附篇），但如将该谱置于金圣叹研究领域来看，仍不失为金氏史实研究方面最重要的成果。笔者上面疑误试补的诸条，除了极个别为偶然笔误（如《西城风俗记》杨跋时间）外，多数均属金圣叹研究中人皆不详或详而未说之事，并非先生专有的缺失。这似乎说明了在古典文学界颇带普遍性的一个事实：尽管几十年来有关研究论述众多，然对其人其事的史实探索，却是弱中之弱，对一些基本问题尚无大致的了解。这种研究现状，在某种程度上已制约了金圣叹研究的深入。譬如，倘若笔者说周亮工曾参与刊刻顺治十四年“醉畊堂藏板”本《第五才子书》，“腰斩”《水浒》的讨论双方可能都会觉得这是无根之谈；如果再指出金圣叹与近十位复社成员有过交游、并与多位关系至密，可能有人更要认为是信口开河了（注：《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第五卷《金圣叹》：“吴县、长洲及苏属各邑数以百计的复社文人，金圣叹都没有与之交游的记载。”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21页。）。只是这些在笔者看来都是不争的事实，有兴趣者可对今后有关拙文予以关注（如果能够发表的话）。文献、史实方面的探微、揭秘、发覆，或者有人视之为小道，其实它不应该是与文学研究毫不相干的事情。 附记：笔者与徐先生向无一面之雅，出于对前辈学者的敬重，拙文之先后数稿皆寄呈请教。不仅多承先生鼓励，并蒙邀参加“浙江大学明代文学国际研讨会暨徐朔方先生从事教育和科研活动55周年纪念”。如此高风雅量，在赞扬则眉开眼笑、商榷则咧嘴龇牙的当今学界，不知可否以一段佳话视之。 原载：《文学遗产》20020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