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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在“文以载道”的语境中，我们的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漠视文体的存在，较少注意文体对于文学的意义，“文学史”于是也就成了“思想史”，文学研究只是将文学视为思想的载体和文献。 ●研究文学而忽略文体形式是不可思议的。文学之“道”在哪里？它就浸润在文学形式中；通过文体形式的阐释，道义便可自然彰显，无需另外揭发。 赵宪章: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著有《文艺学方法通论》、《西方形式美学》、《文体与形式》等。 那是2001年9月11日夜晚。和往常一样，我习惯于睡眠前看一眼电视新闻。打开电视，屏幕上显示的是乱糟糟的场景，正在播放的好像是警匪片之类:画面上浓烟滚滚，尘土飞扬，警笛嘶叫，一片狼藉；街道上狂奔逃命的人群和冲锋陷阵的警察相向奔跑，互相撞击，乱作一团；还有一架飞机撞上了一座大楼……“电视台在这个时段应是《夜间新闻》节目，怎么播放起警匪片来了？”我正在暗自疑惑，准备转换频道，突然传来了播音员的画外音，说是美国纽约正在发生恐怖袭击，飞机撞上了世贸大楼……啊！我惊呆了，遥控器失手跌落，这才知道是现场直播，正在发生的是令世界震惊的大事，并非老套的警匪片之类。 这就是我所亲历的一次“文类体验”。主观意识中的“文体类型错位”，居然给我如此完全不同的感受！这次体验同时也引发了我对文体学的极大兴趣:当我们面对同一个文本，文类的不同居然能引发如此截然不同的接受！广而言之，这是否意味着受众在进入任何文本之前，事实上必须首先明了并认同它的体类——新闻报道还是文学虚构？如此等等。我突然想到康德的一个概念——先验形式。所谓文类，是否就是文体的“先验形式”？无论怎样，其中定有许多尚未被我们所认知的奥秘。难怪在文艺理论史上，特别是我国的文学批评史，关于文类的划分如此精细和不厌其烦；难怪在中外文学发展的历史上，特别是20世纪以来的文学史，文学的创新往往首先表现为文类的异样和新变；难怪一些当代作家，包括新时期以来我国的作家和写手们，在这方面也颇费心思和标新立异。随着现代传媒的发展，文类的交织和新变又有了新的载体，从而有可能使它的受众更是目不暇接。毫无疑问，对这些问题进行有效的阐释应是我们的理论所面对的文学现实。这就是我从形式美学转向文学形式研究，开始关注文体形式问题的最初动因。 当然，文类只是文体的一个方面。如果我们将视野扩大到整个文体，那就要复杂很多，例如文本的“语体”和“风格”，等等，包括目前已被叙事学划为势力范围的某些领域，都有可能成为文体学研究的目标。 上世纪90年代初，王蒙曾感叹“现在终于可以研究文体了”，因为在他看来，文体问题就是文学的形式问题，是个性的外化、艺术的魅力、“审美愉悦的最初源泉”。他说，是“文体使文学成为文学”，“使文学与非文学得以区分”(《文体学丛书·序言》，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应当说，他的这些看法是很确实的，当是对于文学和文体的深切会心。但是，长期以来，在“文以载道”的语境中，我们的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漠视文体的存在，较少注意文体对于文学的意义，“文学史”于是也就成了“思想史”，文学研究只是将文学视为思想的载体和文献。关于文体和形式，无非被视为文学的外部包装和“载道”的工具。这一学术错位也影响到我们的文学教育，以至于我们的大学出现了这样的怪现象:绝大多数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根本就没有开设文体学课程，更谈不上将其列为该专业的主干课或核心课程；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我国高校的外国语言文学专业(特别是英语言文学专业)，反而比较重视文体，近年来关于现代文体理论的研究成果很多就出自他们之手。原因很简单，重视文体是世界很多大学文学专业的“国际惯例”，他们对于文体学的重视和厚爱显然延续了国外大学的历史传统。总之，文体研究对于文学研究不仅不是可有可无，恰恰相反，将其定位于这一领域的显学也不为过份。 当然，对于文体的理解依赖于对于文学的总体理解。“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是早在亚里斯多德就给定了的一个理念。我们看来，无论后人和国人怎样别出心裁或将其意识形态化，终不能颠覆这一朴素的学术公理。而这一理念的另一种表述则是“语言的艺术化”或“被艺术化了的语言”，实际上，这就是文学的存在和现实、文学的本体和此在。 就此而言，我们不妨将文体看作“语言小筑”。就像欣赏不同风格的建筑美，庙堂还是民居？公寓还是别墅？大西北的窑洞还是江南的粉墙黛瓦？胶东的平顶房还是湘西的吊脚楼？她们的万千风情就是她的存在和现实——由“质料因”(包括创造因和目的因)所建构起来的“形式因”，探讨其“质料”的不同及其被形式化的过程和状态，也就成了包括建筑美学和文学理论等所有艺术研究的基本。“文体学”实际上就是我们对于文学之万千风情的认知和区分。就这一意义而言，它是理论批评辨析文学差异的概念，而不是用来归纳文学普遍性的理论。只有通过直面文学作为艺术语言的构筑，才能真切地领略她的万千气象以及文学的不可重复性。因此，研究文学而忽略文体形式是不可思议的；忽略文体形式的文学研究肯定是对文学的非文学研究，是对文学“载道”功能的片面和狭隘的理解，是以非文学的身份谈论文学。文学之“道”在哪里？它就浸润在文学形式中；通过文体形式的阐释，道义便可自然彰显，无需另外揭发。这就是形式美学所倡导的通过形式阐发意义，而不是超越形式直奔主题(像思想史方法那样)。注意: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意义”，既包括可以用语言明确表达的“思想”，也包括难以言说的“意味”，并且，后者比前者更具文学性。“思想”是从文学中抽绎出来的筋骨，“意味”才是文学的活体，前者脱离了后者就不可能是文学的思想。 通过汉语文体本身的研究发现其中所蕴藉的文化倾向，这就是我们的立意及其缘由。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08-01-2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