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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两年，新世纪文学这个词越来越叫响。许多刊物都打出新世纪文学的旗号，开出新世纪文学的专栏，各种系列丛书，各种选本、选刊、评奖，也无不乐于以“新世纪文学”来命名，有人还作过统计，网络上“新世纪文学”的网页就多达六七十万，这还是一年多前的统计数字。 但什么是新世纪文学，却是众说纷纭，没有定论。这个概念的提出，最先可能只是出于新闻的敏感，顺应着新世纪的到来而提出来的。比方说，中国作协2001年召开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金炳华书记作的工作报告，报告的题目就是《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开创新世纪社会主义文学新局面》。2005年5月，我们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文艺争鸣》杂志社联合召开了一个“新世纪文学五年和文学新世纪”的学术研讨会。《文艺争鸣》杂志从2005年起就开办了一个“新世纪文学”的专栏。有意思的是，新世纪文学在台湾海峡那边也成为一个时髦的词汇。 海峡两岸都是以汉语进行写作，对新世纪的重视，其实也包含着一层焦虑，对汉语写作在新世纪的前景的焦虑。思想文化界、教育界这些年就提出一个“汉语的危机”的问题。问题提出的背景是整个社会，特别是教育界重英语学习轻汉语学习，它确实带来严重的后果。有一次举行知识竞赛，有关汉语的知识难倒了一片中国学生，倒是来中国学汉语的外国留学生对答如流，得了满分。这就让我想起了一个笑话，这个笑话本来是要嘲笑中国的某些官员没有文化素质。说是有个官员出国考察，到了英国，回来以后非常感慨地说，英国的小孩子真的是很聪明，他们个个都会讲英语。这个笑话之所以成为笑话，就因为小孩子会讲母语，这是最起码的常识。但在汉语危机论的人们看来，现在这个最起码的常识在中国却成了一个严重的现实问题，到时候我们就会说，中国的小孩子虽然很聪明，但他们还不会说汉语。 汉语有没有危机？我想，说有危机也不过分。现在心理医生就有一个新的病症的说法，叫做“电脑失写症”，指的是那些长期在电脑上录入文字的人，到了要用笔书写的时候，却想不起怎么写的症状。我想可能不少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些这方面的体会。手写的时候，汉字就变得生疏起来，有些汉字只会认，不会写。明明字的轮廓在脑子里盘旋，就是落不下笔，只好去查字典。有时，懒得查，就用汉语拼音代替。“电脑失写症”就是说由于过多在电脑上打字而缺少笔迹书写感和印痕感，对大脑的语言中枢难以产生刺激作用，从而造成“失写”的现象。 我们的社会缺少一种对自己的母语的尊严，一个民族应该将自己的母语视为神圣的东西。我们不仅不去营造这种神圣感，反而是使劲糟贱母语，亵渎母语。曾经被广泛议论的滥改成语的现象就是典型的例子。沈阳就有一个小学生在考试时，将成语“十全十美”错写成了“十泉十美”。错误的原因很简单，他住的附近有一个建筑工地，建的是豪华的住宅小区，房地产商就在工地上立了很多广告牌，广告用语几乎都是篡改的成语，如“十泉十美”、“森临其境”等。这名小学生天天上下学都要路过，误以为这些是正确的成语，因此发生了填错成语的事。沈阳的房地产商在篡改成语方面大概可以评为中国之最，在沈阳的公交车上，就印着四个醒目的大字：“建赏欧洲”，这种篡改更成问题，如果说前面的一些篡改只是把内容篡改了，字面上起码还通顺，这个篡改则是连汉语的基本语法都篡改了，而这种根本不通的句子却被公交车拉着堂而皇之地在沈阳大街上广泛传播。还有个笑话说，老师让一个学生用更……更……更……造句，结果这名学生造出了“更干更爽更安心”的广告词来。 有没有母语的尊严，这是一个有没有自己民族的精神家园的事情。因为语言既是交际和表达的工具，又是精神文化的载体，工具主要体现一种实用性，而精神文化的载体则是指涉灵魂的。在整个社会越来越功利化的影响下，语言也就只剩下它的工具性，而语言营建精神家园的作用就被放弃了。过分强调语言的工具性也是汉语危机的重要表现。唯工具性的现象在社会上是太多了：中小学的应试教育中，文学的鉴赏让位于高考分数；社会交往中书信让位于手机短信，硬笔书法让位于电脑录入；图书出版中中国的文学经典让位于“速成”的励志书……最典型的现象就是重英语轻汉语。曾经有这样一件事，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要求自己孩子在家里只允许用英语交流，有一次客人来访，孩子用汉语说了句“吃饭了”，结果遭到父亲一记耳光。最绝的是，客人回家后还以此为榜样：“看看别人的孩子是怎么学英语的？” 汉语的危机还表现在以套话或标语口号式的方式说话，这些话，好像是可以不经过脑子思考的，随口就来，而且日益成为公共场合的流行语言。有些人张口就是套话，简直是不说套话就不能完成社交任务。讲套话，不仅流行在官场、政界，不仅是一个政治现象，也扩大为一种社会现象，现在是什么话语方式时髦，什么话语方式就会成为一种流行的套话。在少男少女之间同样也普遍存在着套话的流行病。有人就总结了，这些十六七岁的少年才俊们写的文字要么是安妮宝贝式——“就这样。如此。悲伤。”要么是郭敬明式——“我总会忧伤地望着远方。”要么就是春树式——“她说失望就是这样无处不在，所以她迷上摇滚并且听激烈的manson。”充斥在字里行间的统统是这样的字眼：颓废、苍老、忧郁、寂寞、惶惑。 说汉语危机，我觉得不是强调一种悲观的情绪，而是强调我们今天正处在一个挑战的时代，正面临一次文化的机遇。一个世纪前，也就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汉语同样也面临一次挑战，于是就有了白话文运动打先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白话文最终取代了文言文，这是汉语的一次伟大革命。一个世纪之后，到了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汉语再一次面临挑战，我们今天说汉语的危机，其实就是看到了这种挑战的迫切性。为什么说这种挑战具有一种迫切性呢，因为新世纪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开始的，这是一个全球化、一体化的时代背景，全球化、一体化的浪潮正在一点点消弥各种文化之间的差异，高科技、网络化、信息化又为文化霸权提供了肆虐的平台。 汉语的挑战，说到底是文化的挑战，汉字是方块字，是二度的平面，但我觉得我们更应该将它理解为一个三度空间的立体，在这个空间里装载着丰富的文化信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激进的现代学者就提出要用拼音文字取代汉字，他们觉得汉字学起来太难，不能与现代化的速度相匹配，但最终发现这是行不通的。为什么行不通，就因为汉字不仅仅是一种思想交流的工具，它本身还承载着非常多的文化信息。拼音文字能够代替汉字来作思想交流的工具，却装载不了那么多的文化信息。所以，我们今天把汉语写作视为一种时代的挑战、文化的挑战，绝对不是一句大话和空话。那么，很显然，在这种挑战面前，作家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也就是说，汉语以及以汉语为载体的华夏文化，通过这次挑战而获得新的生机，这应该是汉语挑战的目标，而这一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文学得以实现的。现代文学的历史也就证明了这一点。白话文运动开创了新文学，没有新文学，就没有现代文学和今天我们正在发展着的当代文学。反过来看，现代文学的大作家们能够有所成就，是与他们对汉语的把握绝对分不开的。学者谢泳就曾以沈从文为例谈到汉语的重要性。他说，沈从文是一个从湘西来的“乡下人”，在旧军队里混了一段时间，来到北京。当时他连标点符号都不会用，但他是一个天才的作家，很少人有他那样对于中国文字的感觉，他写得太好了。那个时代是适于天才生长的，特别是文学天才。沈从文是没有上过学的，但那时的文坛并没有因为他只有小学程度而看轻他。一个有趣的事实是最看重沈从文的恰恰是那些留学欧美的学生。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沈从文是幸运的，如果没有徐志摩，没有胡适，没有叶圣陶，沈从文的天才至少要晚几年才为人认识。这些英语非常好的人，特别佩服沈从文，一个重要原因是沈从文笔下的汉语非常美丽。沈从文对此也非常自信。1980年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演讲中有一句不大为人注意的话，他说，有些伟大的批评家，半个世纪以来，一个两个在文坛上都消失了，“我自己却才开始比较顺利掌握住了文字，初步进入新的试探领域。”沈从文自信的不是他比别人更有思想，比别人更有勇气，而是自己“掌握住了文字”。对一个作家来说，还有比这更重要的吗？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从事文学创作，应该对汉语的危机有一份警觉，应该从汉语写作的角度来对待自己的文学创作。 再回过头来讲新世纪文学。我们是在汉语面临危机的背景下来谈新世纪文学的，意思就是说，汉语的危机使我们有了一个契机，要么是在危机中死去，要么是在危机中获得新生，开创出一种新的文学。这种新的文学，我们不妨把它命名为新世纪文学。 原载：《黄河文学》2007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