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 欧洲与中国历史上都有两种启蒙运动,即自由主义的启蒙与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这两种启蒙在欧洲历史上是先后衔接的,在我国历史上自“五四”运动以来则是并列发展的｡在我国,这两种启蒙的发展都历经曲折的过程｡当今,我们要重新启蒙,重新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同时还必须以宽广的胸怀和深邃的眼光,吸收古今中外各种文明的精华,得到更加丰富多彩的新启蒙｡ 关键词 启蒙 自由主义 马克思主义 重新启蒙 “启蒙”一词在古汉语中早已有之,并非近世从外文翻译过来的新词｡其本意是启发愚蒙,打破欺蒙,揭除蒙蔽,开导蒙昧,使人茅塞顿开,幡然醒悟,通晓事理,自觉行动｡后汉名儒应劭在其所著《风俗通义•皇霸•六国》中说过:“每辄挫衄,亦足以祛蔽启蒙矣｡”意即从自己常常遇到的挫折和失败中,也足以能够改正缺点,得到教益｡宋朝大理学家朱熹著有《易学启蒙》,这是讲解《易经》的一本名著｡ 启蒙一事虽然自古有之,但是形成民族性､群众性､持久性的思想解放运动,那却是发生在18世纪欧洲英､法､德等国的启蒙运动(the Enlightenment,此词在古代原意为照明),那个时代也被称为启蒙时代｡西欧多国自14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步在封建社会内部发展起来之后,迫切需要清除封建专制主义思想流毒,打破中世纪神权与君权统治对人们思想的禁锢,使人们得到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人本主义的启迪,达到人的个性发展和思想解放｡14—16世纪发端于意大利,随后扩展到英､法､德诸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就是以复兴古希腊､罗马非宗教的世俗文艺为旗帜的近代思想文化运动,旨在对市民们大力倡导人文科学与人文精神｡18世纪的启蒙运动进一步对广大市民宣扬人道主义､人本主义,推崇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人权､理性､科学､个性解放,倾向自然神论或无神论,反对迷信､盲从､专制､独裁等等｡其代表人物有英国的牛顿､洛克,法国的伏尔泰､卢梭,德国的莱辛､康德等｡这场持续近百年之久的启蒙运动,为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英､德等国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扫清了旧思想障碍,奠定了新思想基础｡ 实践证明,资本主义推翻､取代封建主义固然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巨大进步,但是资本主义所确立的自由､民主､人权等等主要还是局限于资产阶级内部,广大工人和劳苦大众依然处于受压迫､受剥削的境地｡到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科学诞生之后,才开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的面向全世界无产者和劳动人民的启蒙运动,它逐步推进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可见在欧洲历史上有过两种启蒙运动,一种是特指18世纪的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另一种是新指19世纪马克思主义形成之后的无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 当然,我们不要简单地把这两种启蒙运动完全割裂､对立起来,还要深入地看到它们之间的内在历史联系与外在历史进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引论中有一段名言:“现代社会主义(指科学社会主义——引者注),虽然实质上是由于对现存社会中有财产者和无财产者之间､工人和剥削者之间的阶级对立进行考察而产生的,但是,就其理论形式来说,起初却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更彻底的､进一步的发展,因为它的最初代表摩莱里和马布利也是属于启蒙学者之列的｡”[1]既然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是继承了18世纪启蒙学者们优秀成果的更彻底､更进一步的发展,那么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运动当然就是比18世纪的启蒙运动更彻底､更进一步的启蒙运动｡ 当今人们是把启蒙运动泛指通过宣传教育,使人们接受新事物而促使社会进步的运动｡关键在于用什么思想理论､对什么人进行启蒙,以及这种启蒙要达到什么目标｡如果离开了这3个具体问题,只是抽象地谈论启蒙运动的重要性以及需要重新启蒙等等,那就会使人如坠入五里云雾之中,看不清问题的实质｡ 对中国“五四”启蒙运动的历史反思 现在人们公认,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的新文化运动是我国启蒙运动的开端｡先师何干之教授在1937年12月生活书店出版的《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一书中这样写道:“‘五四’启蒙运动,可以说是始于《新青年》的初刊,而终于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新青年》是民国4年(1915年)发刊的,人生观的论战,是结束于民国12年底｡这个时期,只不过八九年,但在中国思想界中,已种下了无数的革命的种子｡人家几十年,一世纪,甚至一二世纪才经历的思想过程,我们仅仅在十年之中已完成了｡”“中国社会的变态发展,使思想不能像欧美一样在温室里逍遥自在的发育起来｡所谓少年老成四个字,大抵可以形容一切｡”①我以为这是对“五四”运动时期我国启蒙运动很精辟的总结｡ 我国启蒙运动创始人和主将陈独秀于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自1916年9月第2卷第1号起改名为《新青年》｡在1915年的创刊号上,陈独秀明确宣称:“国人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和人权并重｡”即是说他以科学与人权作为中国人“欲脱蒙昧时代”､开展启蒙运动的两面旗帜｡到1919年1月15日,他在《新青年》第6卷第l号发表的“《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进而请来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认为只有民主与科学“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但是,自1899年以来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已逐渐传入中国,为国内先进人士所熟知,尤其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紧接着中国于1919年发生了“五四”爱国民主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在“五四”大潮冲击下,当即涌现出以李大钊为首的我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由李大钊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于1919年5月第6卷第5号发表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文(在第6卷第5､6号分两期登完)｡我国第一个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正是以这篇雄文,掀起了以马克思主义来启蒙国人的新浪潮｡ 陈独秀随即于1920年春天也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2月6日他在武汉发表的“改造社会的方法与信仰”的演讲中,开始提出改造中国社会要用“三方法”,即“三个打破”:“打破阶级制度,实行平民社会主义”;“打破继承制度,实行共同劳动工作”;“打破遗产制度,不使田地归私人保留享有,应归为社会的共产”,而改造社会的信仰则是“平等和劳动”｡1920年8月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陈望道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经典名著《共产党宣言》,这极快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总之,起源于1919年5月的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运动,迅速造就了我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1921年7月就正式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启蒙运动的开山祖陈独秀成为党的第一任领袖｡中国共产党建立后更是有领导､有组织地办报刊､办书店､办学校,大力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运动｡这时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前夕请来的德､赛两先生已经完全脱胎换骨､改头换面了｡他所揭示的“民主”与“科学”已不再是欧美议会民主､多党纷争的民主和进化论､天演论的科学,而是巴黎公社民主､苏维埃民主和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科学｡ 马克思主义传入后,经历的并非是平静的流布进程｡在短短的5年间,中国思想文化界先后发生过5次激烈的交锋和论战｡第一次论战是1919年的问题与主义论战｡有“五四”运动副将之称的胡适主张多谈问题少谈主义,实际上具体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离不开有系统的主义的指导｡胡适反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他崇尚的是自由主义､改良主义｡第二次论战是1920—1921年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论战,张东荪､梁启超主张中国要走资本主义或者基尔特(行会)社会主义之路｡第三次论战是1921年反对区声白､黄凌霜等人鼓吹的无政府主义｡第四次论战是1920—1923年间东西文化论战,马克思主义者既反对固守东方传统文化的狭隘民族主义,又反对全盘西化的民族虚无主义｡第五次论战是1923年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张君劢认为人生观漫无是非真伪标准,不能以科学为指导,露骨地鼓吹唯心论;丁文江虽然主张科学,但是只强调自然科学,实际上是心物二元论｡陈独秀､瞿秋白等人的著作则强调唯物史观对人生观的指导意义｡通过以上5场思想论战,马克思主义巩固并且扩大了自己的阵地,对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起到重要的启蒙作用｡ 通过以上简单的历史回顾,可以体会到上引的何干之老师对“五四”前后启蒙运动的总结写得多么正确､多么形象!欧洲的启蒙运动用“一世纪,甚至一二世纪才经历的思想历程,我们仅仅在十年之中已完成了”｡欧洲18世纪反封建的思想启蒙运动和19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启蒙运动,有先后两个历程,经历两个世纪之长｡而在我国,这两个启蒙运动的历程是紧密递进,互相交错,甚至重叠在一起,而且仅在10年之中就草草完成了｡这的确是世界历史发展中的奇观｡何干之老师当年用“少年老成”这4个字来说明这种奇迹｡当今重新总结近百年历史经验,我认为似应改动一个字来概括“五四”时期的启蒙运动,那就是“少年未成”;也就是说反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启蒙运动在“五四”时期远未完成,将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际相结合,探求一条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解放之路的启蒙运动在“五四”时期也是远未完成｡可以说“五四”时期貌似“少年老成”,实则“少年未成”,它留下的艰巨历史重任,还有待中国共产党人和众多仁人志士继续艰苦奋斗｡ “革命压倒启蒙”､“救亡压倒启蒙”､“整风压倒启蒙”说辨析 为什么“五四”时期的启蒙运动远没有完成我国启蒙运动的历史使命呢?有不少中外学者都认真思考并研究过这个重大历史课题｡就我所读过和手头保存的极有限的资料来看,美国威斯里安大学历史学副教授薇拉•施瓦芝(这位中国史专家的中文名字为舒衡哲)著有《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②｡她认为中国的启蒙运动没有顺利发展并且取得成功,是由于在“五四”运动之后“革命压倒启蒙”､“救亡压倒启蒙”｡1986年春季李泽厚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这篇约26000字的长文中③,进一步发挥了“救亡(革命)压倒启蒙”的观点｡作者指出:“启蒙性的新文化运动开展不久,就碰上了救亡性的反帝政治运动,二者很快合流在一起了｡”“封建主义加上危亡局势不可能给自由主义以平和渐进的稳步发展,解决社会问题,需要‘根本解决’的革命战争｡革命战争却又挤压了启蒙运动和自由理想,而使封建主义乘机复活｡”“启蒙与救亡(革命)的双重主题的关系在五四以后并没得到合理的解决,甚至在理论上也没有予以真正的探讨和足够的重视｡特别是近三十年的不应该有的忽略,终于带来了巨大的苦果｡”王若水在2000年12月提交给香港召开的“中国和东欧知识分子如何应对21世纪的挑战”国际学术会议的论文,题为“整风压倒启蒙:五四精神和“党文化”的碰撞”｡这篇近35000字的长文,从题目上就可以判明,其中心是述说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虽然正确地批判了来源于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却又压制了知识分子身上的“五四”传统和启蒙精神,而且又建立了新的偶像和教条｡ 上述这些学者的新见解,有其合理之处,然而我认为还不够全面,不够深刻｡事实上从“五四”时期开始至1949年,我国的启蒙运动一直是兵分两路,沿着两个轨道并行发展:一路是民主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一直在进行西方那种民主､自由､人权､个性解放等等的启蒙;另一路则是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一直在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工农革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等的启蒙｡这两路兵马在救亡､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都有过联合与合作｡ 以“五四”运动副将胡适为例,即可看出自由主义思潮启蒙在我国发展的轨迹｡如前所述,在1919年“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胡适已鲜明地鼓吹自由主义与改良主义｡几经筹划,他于1922年创办《努力周报》,第一次提出了系统的自由主义的政纲,要起草永久性宪法,建立合法国会和好人政府,改革官僚制度,解除各派武装等等｡1928年他参与创办《新月》杂志,宣扬人权与约法等问题｡1932年又创办《独立评论》,倡导独立思考,以公平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这一年他还一度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且担任该组织北京分会主席｡随后他在国内外到处讲学,宣传自由､民主､西化和世界化｡1938—1942年他担任驻美国大使,在外交活动中历练自由主义理念;卸任后继续从事学术研究,既深涉西学,又考证国学(如始勘《水经注》案),自由思考,独立研究｡ 1946年胡适担任北大校长｡就在这一年我考进北大,有机会多次亲聆胡适校长的讲演｡给我留下印象最为深刻的是1947年秋,他在北平国会街北大四院礼堂所作的“我有一个梦想”的讲演｡胡适说,他非常赞赏美国总统罗斯福1941年向国会提出的咨文中所主张的世界上处处建立人类必要的四大自由:(1)言论和表达自由,(2)信仰自由,(3)免于匮乏的自由(freedom from want),(4)免于恐惧的自由(freedom from fear)｡胡适认为实现这四大自由并不是遥远未来千年盛世的幻景,而是经过我们这一代艰苦努力就能变成现实的梦想｡为此在中国首先就要实现宪政,政党要放弃武装斗争,进行和平民主竞选｡如果条件成熟,他还想筹备组成自由党,参与民主竞选｡他深知当时北大学生向往社会主义者甚多,所以也讲到社会主义曾经是世界100多年来几代人的梦想,社会主义能够解决众多不合理､不平等的社会问题;然而苏联并不是那么好的社会主义国家｡他早在1926年就到苏联考察过,后来还了解到有关苏联的很多情况,由于人民的独立自由精神得不到发挥,所以人民能得到的经济利益还不如民主自由国家从自由企业和社会立法得来的利益多｡他将要筹组的自由党会把社会主义作为重要政策提出来｡胡适这次在开学之初的讲演,显然是要把当时的大学生吸引入他那自由主义的梦乡｡可是我们当时目睹国民党政府的专制独裁和贪污腐败,并不相信他所憧憬的民主自由之梦能够在中国实现｡到1948年底北平被人民解放军紧密包围之时,他几乎是孤身跑到美国去的｡ 从1952年起,胡适又到台湾讲学,还把实现他的自由主义的梦想寄托在台湾｡1958年他离美返台定居,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从1949年起他就伙同国民党开明人士雷震在台湾创办并且主编《自由中国》半月刊,还想组成反对党,或者使国民党一分为二,实现他美国式两党制的自由主义美梦｡1960年雷震被捕判处10年徒刑,胡适出面担保求情均无效｡受此重挫他不免心灰意冷,1962年72岁时突发心脏病猝死,终于人亡梦碎｡ 而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从20世纪20年代起则始终坚持另一种启蒙运动;即便在1925—1927年大革命高潮中,各种进步革命书刊和各类进步革命学校依然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大革命失败后,为了总结革命经验教训､深入认识中国社会,从1928年起形成了新社会科学运动,社会科学界先后出现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和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通过论战,我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认清了我国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发展的特点,明确了我国近现代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首先要进行新的民主革命,将来才能逐步发展到社会主义｡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还深入农村进行调查,以加深对国情的认识,便于从中国实际出发来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工作｡从1936年起,共产党人陈伯达､艾思奇､何干之等又发起并推进新启蒙运动｡在国难当头､救亡任重的形势下,新启蒙运动大力倡导爱国主义､思想自由､弘扬理性､不迷信､不武断､不盲从,创造现代中国的新文化｡1942年在延安的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说:“那些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我们对这些人应该作启蒙运动｡”[2]可见,整风运动也是一种新启蒙运动,是对教条主义者进行启蒙｡所以不能简单地说“整风压倒启蒙”｡直到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还提出“发展个性”和“个性解放”｡他说“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残酷地束缚着中国人民的个性发展”,而中国共产党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正是要解除这种束缚,解放人民,“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3]因此,正是整风促进启蒙,而不是压倒启蒙｡ 既然不是革命(救亡)压倒启蒙,也不是整风压倒启蒙,那么“五四”时期开始的我国启蒙运动,为何长久未能完成其促使国民思想自由解放和个性自由发展的历史任务呢?只要洞察欧洲启蒙运动的真谛,就不难解答中国启蒙运动的这个历史之谜｡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是适应14世纪以来的地中海沿岸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需要,并且继承欧洲文艺复兴积极成果的思想解放运动｡欧洲启蒙运动之所以能够取得解放人的思想和促进公民社会形成的巨大成功,正是因为有14世纪以来日益发展的新兴资本主义经济和日益强大的新兴资产阶级作为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反观我国的启蒙运动之所以形似蜗牛爬行､进展缓慢,正是由于这个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不够结实｡ 其实,中国的启蒙运动应该以明朝末期为起点,因为从那时起中国已经开始内生私人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商业｡我于1988年写成的“中国为什么走不通资本主义道路?”一文中④,曾经提出这种看法:近300多年来中国有过8次力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尝试,但是都没有走通,其中第一次尝试是在明末清初,即16世纪下半叶到17世纪,当时出现工场手工业和官营手工业以及多种商帮｡著名史学家侯外庐早在1944年出版的《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后又改名《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中就力主“早期启蒙说”｡他认为17世纪王船山､黄宗羲等人是我国早期启蒙思想家,并且把他们的思想观点概括为“个人自觉的近代人文主义”｡他肯定王船山所强调的每个人都有生存的权利具有“人权平等”的思想,而黄宗羲反对人治,由人权的平等推论到法律的平等,其中包含有人文主义的个性解放和自由发展的思想｡我完全同意这些看法｡我还认为:只因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萌芽遭到封建政治文化专制主义强大传统势力的扼杀,难以顺利成长,所以中国的启蒙思潮无法形成如欧洲那样持续性､广泛性的社会运动,而只能随着中国近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波浪式的缓慢发展蹒跚爬行｡在明末清初这一次早期启蒙之后,还有太平天国后期的《资政新篇》､同光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运动､辛亥前后三民主义的宣传等等,都应该说是中国启蒙运动时续时断､波浪起伏的历史进程｡ 总之,我认为“救亡”和“整风”并不曾压倒了启蒙,而是深化了启蒙,同时也不免淡化了自由主义启蒙｡中国由于没有完成自由主义的启蒙而超前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其历史遗留的后遗症,到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中后期终于越来越充分爆发出来｡ 20世纪80､90年代重新提出启蒙的深层原因 如上所述,从“五四”时期开始,我国的启蒙运动是兵分两路,兼程并进:一路是自由主义的启蒙,另一路是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这两路兵马曾经时常结成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统一战线,同时彼此之间又明争暗斗,各自施展自己对群众的影响,各自以自己的理念对群众进行启蒙｡自由主义的启蒙主要是影响市民和上层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的启蒙主要是影响中下层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不发达和资产阶级势力不强大,而中下层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备受三座大山的压迫,所以马克思主义启蒙运动的功效越来越超过自由主义的启蒙运动｡结果是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可以说,从“五四”时期起我们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之时,就存在美化苏联模式､照搬苏联模式的倾向,这不免扭曲了马克思主义,使启蒙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建国后通过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以及电影“武训传”批判､胡适思想批判､粱漱溟思想批判､胡风思想批判等等,以及随后的1956年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农业､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可以说自由主义､民主个人主义在我国的影响已经连根铲除干净,许多自由主义者､民主个人主义者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表面上取得了全面的胜利和绝对的统治地位｡后来我们重新总结历史经验时才认识到,这前7年(1949—1956年)的马克思主义凯歌行进实际上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神圣化､简单化､教条化､造神化､极权化的严重错误｡这不仅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诸多误解,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经济上生产力发展不足,而又急于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和个体所有制;政治上没有充分借鉴现代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和民主政治的积极成果,建立了权力过度集中的党政领导体制;文化上没有大力吸取中外自由主义启蒙运动中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人本主义的基本精神,过度强调集中统一,限制个人的独立创造｡ 1957年中共中央发动的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整风运动,本来是帮助共产党改正错误､端正对马克思主义态度的极好机会｡当时党内外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提出了大量中肯的建设性的批评意见,其中不免有极少数人言论偏激过头,结果却招来大规模扩大化的反右派运动｡紧接着,1959年在党内又错误地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随后再加上反对现代修正主义运动､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可以说一步又一步严重扭曲马克思主义从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种错误的历史根源在于2000多年封建君主专制传统和外来苏联模式对整个国家民族､尤其是共产党领导层的影响,在于从延安整风运动起所确立的新偶像和新教条的影响,在于个人崇拜和个人集权的盛行｡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路线,迎来了全国性的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批判个人崇拜､个人集权,实行改革开放,肯定人性､人道,推崇民主､科学,越来越成为社会潮流｡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思想文化界就有人提出要继承“五四”传统,重新开展启蒙运动｡几经筹备,从1988年10月起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王元化主编的《新启蒙》论丛,历时半载,出版4期,新意迭出,颇有影响｡可是有人当即对“新启蒙”的提法提出质问,怀疑这些人要干什么｡主编王元化于1989年5月26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新启蒙》一辨”一文,理直气壮地说明:启蒙运动也就是思想解放运动,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称为“新启蒙”是为了区别于“五四”时期的启蒙;关于人性､主体性､人道主义､自我意识等等和“五四”启蒙思潮有着密切关系的问题或者“五四”时没有涉及､“五四”后长期漠视､曲解的问题,当今怎样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再认识､再估价,而不是简单地否定,这是至今仍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令人感到十分遗憾的是,1989年那一场政治风波之后,《新启蒙》论丛作为一棵刚出土的幼苗就夭折了｡ 在20世纪80年代末马克思主义的新启蒙运动未能发展起来,到90年代末另一种自由主义的新启蒙却抬头了｡这一方面是由于改革开放以来私营经济在我国逐步增多,尤其是1992年加快发展市场经济之后,私营经济和私营企业主陡增,对外开放扩大,这为早已销声匿迹的自由主义思潮在我国的死灰复燃堆积了愈益丰厚的土壤;另一方面是由于过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改革滞后,社会主义民主与自由的发展大受限制,这也为自由主义的抬头提供了便利条件｡ 在这一时段,甚至连一些老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同程度地转向自由主义｡1998年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来临之时,刘军宁主编的《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一书由中国人事出版社出版｡李慎之为该书作序,题为“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文中提出最早把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潮介绍到中国来的正是北大第一任校长严复,随后蔡元培校长使北大正式成为在中国引进和发扬自由主义的基地,进而使自由主义扩散到全中国｡李慎之在此文中只讲到要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而讳言北大从1919年起由李大钊､陈独秀另开创了既继承又超越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文中把自由和自由主义并列在一起,笼统地说:“自由和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这显然是不恰当的｡自由确是古往今来人们追求的最好的､最具有普遍性的价值,然而自由主义举世公认是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它只是对于建立和维护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具有最好､最普遍性的价值｡学识渊博的李慎之理应知道这一点｡1999年“五四”运动80周年纪念时,他应《随笔》杂志之约发表了“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这篇2000多字的短文把他推崇自由主义的思想表述得更为透彻｡他说:中国传统文化自秦始皇称帝一统天下的2200年以来,一言以蔽之,就是专制主义;救治专制主义的唯一出路就是启蒙,就是以近300年来作为人类历史主流正脉的自由主义取代专制主义｡他认为自“五四”运动开始的自由主义启蒙,经历了80年屡受挫折,“我们只有屡败屡战,再接再厉,回到五四,重新启蒙”｡他忽视了“五四”运动在点燃自由主义启蒙火炬的同时,还点燃了马克思主义启蒙的火炬｡如前所述,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正是发表于1919年5月出版的《新青年》杂志｡我于1946—1948年在北大读书时受到的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就远比自由主义的启蒙多得多｡我当时就感到马克思主义是比自由主义更坚决､更彻底反对专制主义的利器｡我们现在不能因为有些马克思主义者犯了专制主义的错误而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犹如不能由于某些自由主义者犯了专制主义错误而完全抛弃自由主义一样(例如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罗伯斯庇尔和马拉,都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可是他们掌权后都成为雅各宾派专政时期乱抓乱杀的“暴君”)｡ 当今要重新启蒙,重新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 当今中国确实有一批人已经重新点燃了自由主义启蒙的火炬,这是一种势不可挡的历史趋势｡如果马克思主义者不能自觉地铲除自身沾染的专制主义病毒和病根,那么自由主义思潮势必还会更加蔓延泛滥｡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当务之急是重新点燃马克思主义启蒙的火炬,重新掀起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高潮,重新坚决铲除专制主义遗毒,大力推进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改革,尽快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自由｡同在民主革命时期一样,马克思主义依然可以与自由主义结成反对专制主义的统一战线｡只是我们当年共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专制主义,当今共同反对的却是如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所指出的特殊利益集团所沾染的专制主义,这是更加艰巨､更加复杂的历史任务｡ 重新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首要之点是重新完整､准确地认清马克思主义的真谛｡我从1949年2月北平和平解放后,就提前结束了在老解放区华北大学的研究生学习生活,开始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教研工作｡长期以来尽管我屡遭“左”派的批判,1957年差一点还被划为右派分子,然而我依旧深受教条主义､个人崇拜的影响,散播过很多错误观点｡改革开放以来,痛定思痛,我深感必须重新领会､独立思考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不是包罗万象的科学之科学,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这3门科学的综合体｡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科学｡无产阶级和全人类整体的解放最终要落实到每一个人个体的解放,所以马克思主义也可简称为人的解放学｡马克思主义所讲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等等原理,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实现人的解放的具体手段和途径,而不是目的和目标｡ 以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党起草的第一个党纲《共产党宣言》为例,这本划时代的光辉文献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在我国开始传播之初,我国的共产党人从中领悟到要开展阶级斗争去夺取政权,这是完全正确的｡然而到50年代我国已经消灭了剥削阶级之后,我们还认为“阶级斗争这一根红线贯穿于《共产党宣言》全书”,于是还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在人民内部在党内年年月月天天抓阶级敌人,这就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到1894年,恩格斯还认为,“要用不多几个字来表述未来新时代的思想”,“除了从《共产党宣言》中摘录出下列一段话外,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4]可见马克思主义的奋斗目标和最高理想是在改造阶级对立的旧社会之后,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而自由主义只是主张在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产阶级统治的条件下每个人享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等,实行多党竞争的民主宪政,反对一党专制｡可见马克思主义自由观既吸取了自由主义的精华,又比自由主义更高明､更全面｡我们过去由于误解了马克思主义而又深受专制主义的影响,以致犯了严重错误｡当今正要在重新传播､学习马克思主义中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真正实行马克思主义宗旨,彻底清除专制主义流毒,使马克思主义重现异彩,再创辉煌｡ 重新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除了《共产党宣言》外,我在这里还要郑重提到,马克思恩格斯参与起草的共产党的第一个章程特别值得我们重视｡⑤因为这个章程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理论和原则｡其中对于我们最有启蒙意义的主要有以下5点:第一,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制,正常的民主包含必要的集中;没有不集中的民主,却有不民主的集中;缺少民主基础的集中便是个人或寡头专断｡第二,民主制原则确认党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中央委员会是全党的权力执行机构,不能把党代表大会及其中央委员会并列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第三,党代表大会既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理应实行年会制,即每年召开一次党代会,而不能相隔几年才召开｡(如第一个共产党党章第33条明文规定:“代表大会于每年8月举行｡遇紧急情况中央委员会得召集非常代表大会｡”)第四,党代会既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理应全党服从党代会,中央也要服从党代会,不能拒不执行或者随意改变党代会通过的各项决议｡中央委员会要定期(每3个月)作一次关于全党状况的报告｡第五,党的各级委员会全部都是民主选举产生,不是任命,并且随时可以罢免｡苏联共产党正是由于后来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和原则,扼杀党内民主,把理应是民主型的共产党变成个人和寡头专断的专制型政党,失去党心民心而遭致衰弱,其教训极其深刻!回想起胡适校长1947年9月以他亲身到苏联考察的见闻对我们北大学生所讲的话,“苏联是一党专制､一人专制､反民主､反自由”,就可以加深理解苏联和苏共为何最终必然垮台｡所以当前重新传播马克思主义,认真学习､深入领会共产党的第一个党纲党章,对于我们党本身的改革是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的｡ 重新传播马克思主义当然决不是只限于学习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章程,这两个最基本文献;凡是与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有关的重大问题,我们都要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得到启蒙｡尤其是要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这是旧启蒙运动没有解决而且造成重大祸害的问题｡旧启蒙运动要求人的个性解放,促进现代化工业､农业､服务业的大发展,促使人们追求个人最大利益和最好享受,结果愈益严重地破坏了自然环境｡ 当今我们很有必要从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书中得到启蒙之后的新启蒙,在尽力消灭异化劳动的同时,还要竭力改造异化的人,大力培养全面发展的自由人,促使人人善于与自然和谐共处｡ 重新传播马克思主义涉及重新准确翻译､精心选编､完整出版马克思主义文献等一系列问题｡只要我们重新点燃马克思主义启蒙的火炬,重新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着力纠“左”防右,就必能很好地完成由“五四”运动正式启动的我国启蒙运动的历史重任｡ 当今重新启蒙,不能只限于重新传播马克思主义,我们还必须要有宽广的胸怀和深邃的眼光,善于饱吸古今中外各种文明的精华,使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启蒙之外受到更加丰富多彩的新启蒙｡“五四”时期的启蒙运动提出“打到孔家店”的偏激口号,全盘否定我国的传统文化;改革开放以来又有人过分抬高我国的传统文化,甚至主张中国应该选择“儒化”,要以儒家思想为指导｡这两种各走极端的思潮都不对｡对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诸如天人合一､以人为本､贵和尚中､协和万邦､和而不同､天下为公､刚健有为等等充满人文精神的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当今都要发扬光大｡西方的进步社会思潮,例如生态主义､社群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等,以及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新成就,我们也都要善于借鉴｡即便是维护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等等,也要进行研究,这样有助于我们心明眼亮,洞察世界｡ 综上所述,重新启蒙不是一元而是多元,一元为主､多元互补,博采众长,融会贯通,独立思考,自成一体｡在全球化､现代化､信息化的大势下,启蒙没有止境,启蒙需要反复｡我们要善于在不断启蒙中把自己培养成极富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全面发展的自由人,进而形成自由人联合体｡ 注释: ①何干之教授是我于1948年在老解放区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当研究生时的导师,本文所引的这段话见《何干之文集》第2卷,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84页｡ ②《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李国英等译,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译者大概不知作者是女性,故把作者姓名译为微拉•施瓦支｡ ③原载《走向未来》1986年创刊号,后收入作者的文集《走我自己的路》,三联书店1986年12月出版｡ ④收入高放文集之二《社会主义在世界和中国》,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⑤这个章程全文只有2000多字,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附录,第572—577页｡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55 [2][3]毛泽东选集.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822､1058-1059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89 原载：《探索与争鸣》 2007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