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2月19日的《文学报》以整版篇幅刊登了彭学明先生的文章《当今文坛病相报告》，并在篇末注明:“《当代文坛》今年第一期将发。”2月21日，《羊城晚报》又以《坐诊文坛文人五种病毒》为题在“花地·论坛”版上推出这篇文章。彭学明大有四面开火，尽歼文坛鬼魅，重振文坛正气，恢复文坛尊严之气势，其情可勉，其勇可嘉，在下深为敬佩。但拜读之后，却颇为失望。彭文所言文坛“五种病毒”，报刊上常闻诟病之声，一点不新鲜。不新鲜不打紧，可以“批深批透”嘛。可惜，作者下笔不准，剖析不深，读后给人以以偏概全，夸大事实，扣题不紧，反应过度的感觉，这就不好了。 一 彭文中所列第一种“病毒”，是“以恶贬善的经典恶搞”。 作者所举“中华民族的经典”是《闪闪的红星》中的潘冬子和“世代深入人心的清官包青天”。作者为这些所谓的“经典”被“恶搞、调戏和强奸”捶胸顿足、痛心疾首:“对经典和英雄的恶搞，是在敲我们民族的骨头，放我们民族的血，消解我们民族的意志，摧毁我们民族的价值。”还特别声明:“不是危言耸听。”我想了半天，对这种近乎歇斯底里的“民族感情”大爆发，除了“危言耸听”这词儿，实在无可名状。 《闪闪的红星》和包公戏是不是经典，大可讨论。经典是否就神圣不可侵犯，恐怕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至于把潘冬子和包黑子封为“民族英雄”，来和圣女贞德、圣雄甘地和马丁·路德·金作比，就实在不靠谱了。 包公是封建王朝中的一个官吏，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好人、清官。他的“光辉形象”，很大程度上还是文学加工和民间美化的结果，究竟算哪门子的“民族英雄”呀？ 潘冬子更是个虚构的人物，身上还残留着过去时代文艺作品英雄人物高大全的痕迹。把一个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的人物拔高为“民族英雄”，与世界历史上的圣贤英烈等量齐观，恐怕就是另一种形式的“恶搞”了。 在一个没有权威，娱乐至死的时代，你大可不必把“恶搞”太当回事。堂堂美国总统，不是也常常被恶搞得很惨吗？美国总统也许不算民族英雄，但他是国家元首呀。按彭学明先生的逻辑，恶搞国家元首，不也有损国家尊严，有伤民族感情吗？然而没事，人家笑一笑就过去了，国家和民族并没有因此“变成沙漠和楼兰，被判死刑”。我们的神经何以如此脆弱，动辄上纲上线，大动肝火呢？ 退一步说，潘冬子和老包是经典，是英雄，对经典和英雄的恶搞十恶不赦。那么，一部网友所拍的短片和一出无厘头的商业剧又干文坛何事？是不是与文字稍有关联的“罪责”都得由文坛兜着？其实，我也不喜攻恶搞，只是没有彭学明先生的思想高度，未“引起足够的警觉”，更不认同文坛应当为这种虽不乏机智但毕竟粗俗的游戏承担罪名。 二 所谓“第二种病毒”，是“以色贩相的文字卖淫”。炒的同样是冷饭，只是彭先生特别的大义凛然、义愤填膺罢了。 彭先生说，“文字卖淫”在小说、散文、诗歌里“比比皆是”，“子宫、生殖器、性爱、高潮，成了作品里最勤劳的名词和动词”，“把文字当性工具，用文字使美人计，似乎成了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的第一要素……随便找一本小说看看，我们都会看到这样的文字，听到这样的文字放浪形骸的呻吟”。好一个淫风色雨、乌烟瘴气的中国文坛！事实真的如此吗？ 无庸讳言，相对于以前的一片空白，当代文学中的性描写已不是希罕物，其中也的确有一些为性言性、粗俗不堪，许多论者已对此提出批评。但也并不如彭先生所言的无处不在，泛滥成灾。性是人类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性描写的“沉渣再起”也有其历史原因，对此进行研究、讨论、批评当无不可，以卫道者自居，信口开河，夸大事实，乱泼污水就令人反胃了。在彭学明先生的解剖刀下，中国作家都成了淫棍和皮条客，中国文学自然也都是污糟不堪的脓毒。何至于此呢？顾彬说“中国当代文学太主张‘性与罪’”，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真是英雄所见略同。 我已六十出头，思想传统保守，对诲淫诲盗者同样深恶痛绝。书没少读，令人不悦者时有之。但彭先生所描绘的这幅肮脏下流的图景仍然吓我一跳。是我老年痴呆了呢，还是彭先生神经过敏？ 彭先生在文中津津乐道于他的一次“胜利”:一位教授对彭先生的忧愤不以为然，争执到最后，彭先生质问:“你会把这样的书拿给你女儿看吗……如果我们写的东西不能给自己的儿女看，我们何以拿出来给全世界的儿女看？”教授遂“哑口无言”。 祭出“救救孩子”的大旗(甚至搬出“全世界的儿女”来)，于是无往不胜，这样的“战例”很丰富。我弄不明白，儿童是否不宜什么时候成为衡量文学作品优劣高低的标准了，而且还是具有“一票否决”威力的重要标准。许多文学作品创作出来本就不准备给未成年人看，若他们偷看了，那是监护人失责，怪罪于作者实无道理。就像酒，儿童不宜，但能因此就说酒是坏东西，应把酒商抓起来，把酒厂封了吗？道理本来很简单，教授竟“哑口无言”了，真不像个教授。若真的关心祖国的花朵，还是去翻翻少儿读物吧，粗制滥造，营养贫乏还在其次，别掺了三聚氰胺。 三 彭先生说:“我不懂行为艺术。”观其文，此言不谬。“我们是不是可以打着行为艺术的旗号去强奸别人的老婆、去抢劫银行、去杀人放火？是不是可以打着行为艺术的旗号无恶不作？”真是不知所云。 我也不懂行为艺术，我跟彭先生一样，对行为艺术没有好感。在这点上，我们“臭味相投”。但我对彭先生对行为艺术的可怕指责和冲天怒气仍感莫明其妙。行为艺术的成败得失、优劣功罪姑且勿论，作为一种舶来品，行为艺术在中国仍是一种很小众的艺术，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煞有介事地将其列为“第三种病毒”而用激烈的语言大肆挞伐，未免小题大作了。更难解的是，干吗又把文坛扯上了？“集体在广场上赤身裸体晒屁股”与文坛何涉？这是哪儿跟哪儿呀，这板子打错屁股了吧？ 至于说有一两个作家“玩起了包养的游戏”，也算行为艺术吗？若是，真可谓无行为不艺术了。再说，成千上万个作家中有个把玩起“游戏”来，就能把整个文坛给败坏了？这文坛也太不经玩了。这就像教师队伍中出了几个败类，白衣天使中混有几个魔鬼，就将“卫生文教”和“车匪路霸”并列一样荒谬无稽。用彭先生自己的话来说:“爱包养就包养吧，何必往文学身上点火。” 四 关于第四种病毒:“以俗媚俗的低下文格”，笔者没有多少话说。现在的文学有种媚俗的倾向，一部分作品格调不高，这是事实。但一句秃驴骂通庵，说“以俗媚俗成了当下文坛的一个可怕的时尚在流行”，“不健康的东西大行其道”，就有不分良莠，一棍子打死之嫌了。这种片面粗暴、故作惊人语的批评方式很难叫人信服。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是语熟能详的老生常谈。这种文人的老毛病，不独今日有，过去也有。今日并不比过去严重。封建社会的文字狱，大多是文人在那里狗咬狗。新中国历次政治运动，也有不少文人或自觉或被迫地充当涂毒同类的鹰犬，那才叫“龌龊”、“刻毒”、“残酷”呢。现在的“口水战争”实在是小儿科。我并非护短，当今某些文坛之争的确不敢恭维，但因此就得出“文坛龌龊”，“文人刻毒”的结论，却实在无法苛同。文坛也许应该服药，但把伤风感冒诊断为绝症沉疴，弃主病而治杂病，也非良医之应为吧？ 看彭先生的文章，他对“文人骂街”之所以十分愤恨，主要是怕家丑外扬，“让外界看文坛笑话”。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除了圈内人，谁也不会去关心文坛的这点馊事。何况，文坛若真的丑陋，你想掩也掩不住，倒不如让它见见光，也许还有救。 当今文坛的批评风气，的确不对味。探索其因由，寻出疗救之法，功德无量。彭先生将其归结为文人不相亲，是搔不着痒了。有些文人，在利益的驱使下，亲密得很，相敬得很呢，一块土疙瘩，可吹成罗丹的杰作。这种挽腰搭背的“和谐”图景，比文人骂街要常见得多，对文坛的伤害也更大。 五 应该说，彭先生所指出的问题，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对其进行恰如其分的批评，以引起文坛的警惕，自是好事。但只有诊断正确，方可治病救人，只有把握好分寸，才能药到病除。彭先生的批评太情绪化了，“轰轰隆隆”的下面只有偏激的情绪，不见理性的思考。穴位找不准，力量把不匀，针扎下去，不见疗效，只有痛楚。 彭学明先生是作家，不是评论家，文章中没有艰深的术语，好读。但仍有看不懂的地方，特别是对文人和文坛的整体评价，就前后矛盾，一塌糊涂。文章开头，彭先生写道:“必须承认，我们绝大多数文人的文学精神是清洁的，文学思想是健康的，文学品德是高尚的……我们的文学才有今天空前的繁荣与发展，我们的文学才赢得了社会的欢迎和尊重，这是大前提，是谁也否定不了的大前提。不必争议，也无可争议。”但在文章的结尾，彭先生却自打嘴巴:“在人们的心中，文坛曾经是那么神圣而庄严，现在不是了。文人曾经那么受人尊重和景仰，现在不是了。现在我们不断听到的是对文人的嘲笑，对文坛的讽刺，是不断发出的要取消文联和作协的声音。”在一篇文章中，对同一事物的两种判断几乎截然相反，想不被弄糊涂也难。彭先生太激动了，写到后面，都忘记前面说过什么了。 在我这个局外人看来，当今的文人和文坛，既没有那么高尚，也没有那么卑劣；当今文人和文坛的“社会地位”，虽不风光，也不至于如此狼狈。时代变了，文人在变，社会价值观在变，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彭学明先生文章分别刊发于《文学报》和《羊城晚报》时，部分文字略有差异。本文引文从《羊城晚报》。——作者注) 原载：《文学报》2009-04-1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