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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文学理论界近年来盛行消解理论的不良风气，这其实是对理论的误解。理论的核心是观念的问题，观念的性质不仅是认识的，而且也是实践的。理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在于它是反思的和批判的。要使文学理论在现实中发挥自己的作用，最根本的就要在建立我们的文学观念上下功夫，以求为我们对现状进行反思和评判确立自己的思想依据，文艺批评的价值迷误表明，由于文学理论研究完全放弃了对文学本质、文学观念等根本性质问题的探讨，致使文学批评失去了自己的理论立场、眼光、原则和标准。 关键词 经验；理论；批判性；观念 以“文学批评的形态来谋求新的存在”，亦即所谓“文学理论批评化”的主张。 这种看法反映了对理论的性质和效用的一种严重的误解和曲解。众所周知，人类的各种知识本来就有经验水平和理论水平两个层次的分别，前者反映的是事物的现象、外部联系；后者反映的是事物的本质、内部联系。两者是互相渗透、互相补充、互为前提、缺一不可的。但由于古希腊哲学从巴门尼德开始就把现象与本质加以二分，这样，就造成了后世西方哲学史上经验论和唯理论两大派别的分歧甚至对立：经验论认为一切知识都来自人的感觉，因而在研究方法上偏重于对经验现象的分析和归纳。它的合理性是坚持了认识论中的唯物主义路线，但是没有看到一切感觉经验都是个别的、偶然的，以一定的条件为转移的。“单凭观察的经验是不能充分证明必然性的”，它只能是知识的基础和来源，而不能直接成为普遍的知识，亦即真理。所以爱因斯坦说：“一个理论可以用经验来检验，但是并没有从经验建立理论的道路。”。唯理论则刚好相反，它的价值在于指出了认识论中的思想观念和综合、演绎等思维形式的重要性，但由于它把观念看做是“天赋”的、自明的，并对思维的独立性作了片面的强调，认为人们只要凭着理性直观和逻辑推演就能获得知识，从而导致脱离经验，甚至是把“这些规律作为思维的规律强加于自然界和历史的，而不是从它们当中抽引出来。从这里就产生出整个牵强的并且是常常可怕的虚构”，从而使之陷入封闭而走向唯心主义。这两派之间，由于经验论比较接近常识，似乎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所以自19世纪以来，在经验论的基础上又出现实证主义、实用主义、新实在论、逻辑实证主义、语言分析哲学等等。我国自古以来就是缺少理论思维传统、偏重于经验和实用的国家，加上文学理论研究的对象文学现象和文学活动都是生动、直观的东西，这使得我国的文学理论天生就亲近经验而疏离观念，倾向于直觉、感悟而不擅长分析、推理。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自己的长处和局限，都需要通过各民族文化的交流来取长补短、完善自身，这本身是没有什么可以指摘的。但问题在于，在今天，我们有些从事理论工作的人还是完全站在经验论的立场，以说明和描述文学现象为能事，不仅看不到理性派哲学对逻辑范畴和思维形式的研究在推进理论学科的发展方面所作出的积极贡献(这方面后来为黑格尔所继承并推向高峰)，而且不加分析地把一切理论分析和推演都说成是“逻辑主义的胡说八道”来任意加以贬损，这正好暴露了他们自身理论修养的欠缺，表明他们对理论的认识还只是停留在前康德的、亦即18世纪的水平。 按照上述认识，我认为今天我们从事文学研究工作，就应该力求把两个层面统一起来，这是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所共同承担的任务。因为文学理论作为理性层面上的知识，尽管它离不开逻辑的推演，但归根到底源于文学实践，通过对文学实践经验的分析、总结、评判提升而来。那种完全没有创作或阅读经验，基于对文学活动和文学作品的感性认识和体会的“蜘蛛织网式”的纯思辨的理论，必然是隔靴抓痒、干枯乏味、缺乏生命活力的。而文学批评尽管是立足于对文学现象的剖析和说明，但又必须要有一定的理论指导，否则就像王国维所说的，无异于“不通哲学而言教育，不通物理、化学而言工学，不通生理学、解剖学而言医学”。所以那种完全没有理论依据的批评必然是肤浅浮面，甚至是失去批评所起码具有的评判能力的。当然，由于各自的性质和任务的不同，两者之间必然会有所侧重。由于理论层面上的知识是人类对事物本质规律认识的结晶，是以一系列的概念和范畴的形式来反映世界的，它的核心是观念的问题。所以对于理论来说，它只能是作为认识经验现象的思想依据来获得自身存在的价值，求得认识与实践的统一。就这一点而言，康德的批判哲学是在实现经验派与理性派的统一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的。 批判哲学的认识论无疑是在德国理性派哲学传统的基础上，特别是莱布尼茨“统觉”的思想基础上产生的，它擅长的是综合和演绎。但是又不同于它之前的莱布尼茨——沃尔夫学派为代表的德国理性派哲学，而是力图把理性派哲学与经验派哲学结合起来。它虽然与经验派哲学一样都是把经验当做是知识的唯一基础，但不赞同像经验派那样把经验的知识就看做是真理，而认为要使经验成为真理，还需要有先天的知性概念为依据来对它加以整合。“因为经验本身是需要理智的知识，而理智的规则是必须假定为在对象为我们是现以前先天地在我心中的，它先天地表现在概念里，所以经验的必须是依照概念的，必定与概念符号一致。”。所以卡西尔把这一思想概括为“概念无直观则空，直观无概念则盲”。只有把这两者统一起来，才能形成科学的完整的知识。这表明认识不只是主观符合客观，而且还必须客观符合主观。由于人们自身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等主观条件的不同，各人所获得的认识也不一样。这就是康德在认识论方面所发起的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它既克服了经验主义所不可避免导致的感觉论和直观反映论的倾向，又使得理性主义所宣扬的天赋观念克服其封闭性而与经验的知识得以结合，并把理论从纯粹是描述的、说明的或纯粹是逻辑的、思辨的变为反思的、批判的，使人们对于理论的意义和价值有了一种新的认识和理解。理论何以会具有这样一种性质?这就得要从理论的核心——观念说起。观念作为以语言的形式而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人类对于事物性质的一种主观认识，从根本上说自然是对现实反映的成果，但这种反映又并非直线的，是经过主体的评价和选择而形成的，因而又必然带有人们主观理想、愿望和意向的性质。所以对于文学的观念，弗·斯雷格尔认为，“只能规定文学应当是什么”，而不是文学“在过去或现在在现实中是什么”。“应当”不是一种事实意识，而是一种价值意识。价值意识是一种实践意识，这就使得任何观念，包括文学观念在内，它的性质不仅是认识的，而且也是实践的，它具有通过人的活动使之转化为现实的要求。对此，我们可以分别作以下说明： 从认识方面来看，观念不仅是人们对于事物性质评价性认识的成果，而且反过来也支配和指引人们如何去看待事物。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看到什么、怎样看待，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我们的观念，取决于我们怎样看。最简单明了的例子莫过于丹麦语言学家叶尔姆斯列夫通过对威尔斯语的研究向我们所提供的事实：英语中有绿(green)、蓝(blue)、灰(grey)、棕(brown)之分，而在威尔斯语中，blue、grey是同一个词，都是gles，所以一般威尔斯人都辨别不出蓝、灰的颜色，只有懂得英语的那些威尔斯人才具有辨别蓝与灰的能力。这一事例就生动而有力地说明了人总是在一定的思想观念支配下认识事物的，要是没有正确的观念，即使掌握的材料再多，也不能发现规律、形成系统的科学知识。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谈到，虽然18世纪上半叶的自然科学在知识上，甚至在材料的整理上高于古希腊时代，但是在理论地掌握这些材料上，在一般自然观上却低于古希腊时代。原因就在于当时被一种“僵化的自然观”所支配，直到康德《自然通史和天体论》中的“星云假说”提出之后，才打破这种僵化的自然观，而使得科学的理论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并使自然科学从“搜集材料的科学”进入到“整理材料的科学”。更何况人们对世界的反映有两种形式：除了事实意识之外还有价值意识。文学活动是一种审美价值创造的活动，文学作品是作家所创造的审美价值的载体。价值只能是为评价所把握，这就使得文学研究任何时候都不可能离开研究者的审美评价活动。所以，在社会上还存在着不同利益集团、并从各自的需要出发来要求文学的今天，像丹纳所标榜的完全客观的、中立的，“既不禁止什么，也不宽恕什么，它只是鉴定和说明”，就像植物学家那样纯客观“用同样的兴趣时而研究桔树和桑枝，时而研究松树和桦树”的文学理论是没有的。正如伦理学中所谓的“普世价值”迄今为止还只不过是人们的理想和追求那样，在文学理论中，迄今为止也没有能为人人所认同和接受的像自然科学那样“普适的”理论。否则，就不会有各种学派之间所存在的分歧和论争了。因此，尽管我们要求我们的理论有尽可能大的包容性，但却从不希望把现实中所存在的各种文学现象一网打尽，更反对以所谓“普适性”的掩饰来消解我们看待文学美丑的标准。如果我们坚持文学的特性是审美的，我们就不会承认什么“欲望写作”、“下半身写作”会写出美的文学。要不，我们的文学理论对文学实践又怎么会有指导意义和引导作用?这就使得价值取向乃是一切文学观念所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所不同的，只是在从事理论研究的人之中，有的比较明确、自觉，有的不一定十分明确和自觉罢了。 从实践方面来看，观念则是人们行动的目标和指南。因为实践是人的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它总是在一定的观念支配下进行，否则则是盲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要是没有一定的体现人的行动目标的观念，就不会有人的自觉行动。所以萨丕尔在谈到语言的功能时不仅把它比做是“胶囊”，只有“有了它人的思维的内容才能得以包装”，而且认为它还是一道“车辙”，仿佛是行车的轨道，引导着人的行动，从而实现自己的目的。试想：“假如‘自由’、‘理想’这些词不在我们心里作响，我们会像现在这样准备为自由而死，为理想而奋斗吗?”这种支配和指引人的思想和行动的观念如果到了人们所坚信和确信的程度，那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信念”。一切有益于人类和社会进步的行动，无不都是在一种高尚的信念推动下进行的。爱因斯坦在谈到自己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体会时曾经写道：“在一切比较高级的科学工作的背后，必定有一种关于世界合理性或者可理解性的信念，这有点像宗教的情感。”并认为“宇宙宗教感情是科学研究最强有力最高尚的动机”。科学研究尚且如此，何况是文学活动?文学是人的灵魂的事业，它是通过影响和作用于人的灵魂来推动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的。它的使命的崇高性决定了一个要真正从事文学工作、并要使自己在工作中作出贡献的人，就不可能没有这样一种高尚的信念和动机。从历史上看，不但是伟大的、杰出的作家，而且凡是伟大的、杰出的理论家和批评家，几乎无一不是以自己的创作和评论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信念的战士!这也就决定了“判断”不仅是文学作品而且也是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本性所在、灵魂所在和威力所在。如果我们因为反对以往那种扣帽子、打棍子、政治裁判官式的教条主义、庸俗社会学的理论和批评，而因噎废食地把理论批评看做只是描述现状、说明现状，或在所谓“宽容”、“多元并存”的幌子下只是谈谈感想而不下判断的话，那只能说是文学理论和批评职能的丧失，是理论和批评工作者价值观念的迷误。由于理论和批评总是在意识层面上开展的，不像文学创作那样往往只凭情感驱使，这就使得理论家和批评家需要比作家有更明确的自我意识和理性诉求，他的活动就更离不开一定观念的支撑。 正是由于观念在理论中有着如此重要的地位，我们从事文学理论研究根本目的，也就是为了使我们在当今这个价值多元的时代，在看待文学问题上有自己正确的思想指引。马克思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所以对于我们文学理论来说，要使之在现实中发挥自己的作用，最根本的就要在建立我们的文学观念上下功夫，以求为我们对现状进行反思和评判确立自己的思想依据和理论立场。这就要求我们在理论建设中不能盲目地追随西方，以移植西方流行的文学观念来代替我们自己的创造，而必须立足于现实，在吸取我们民族和人类文化精华的基础上，按照我们时代和群众的需要来进行建构。按这一要求来看，我们今天的文学理论研究我觉得是有愧于时代的，这突出地表现为：我们不少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学人似乎未能正视自己当今所处的社会现实和文学创作中出现的新问题，以及时代向文学理论所提出的要求，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来致力于文学观念的更新和建设，从而使我们在分析和评价文学问题时因丧失正确观念的支撑而导致种种价值判断的迷误。究其原因，我认为除了当今较为普遍存在的对理论的实效性片面狭隘的理解，把理论当做是一种工具、法规，只是以直接说明现状为满足之外，与最近几年在我国流行的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什么“反本质主义”、“反宏大叙事”等口号的误导是分不开的，它使得我们的文学理论几乎完全回避了对一些根本问题的探讨而日趋零散化、肤浅化、工具化、实用化、时尚化。这样一来，理论的根基也就坍塌了。 当然，对于文学理论来说，只有观念是不够的，因为观念只不过是一种抽象的、原则的、主观的设定，它只是为我们解决经验领域中的问题提供一个思想依据和理论前提。要使之为人们所接受，还需要我们对之展开具体、深入、有说服力的科学论证。一部真正有见解的文学理论著作在我看来就在于，它既要根据一定的文学观念阐释具体文学现象、解决具体文学问题，从而证明观念自身的正确性和可信性，又要在论证的逐步展开过程中，使文学现象这一“感性的具体”上升为按一定观念所把握到的“理性的具体”和“理论的具体”，以求既不背弃现象，又能深入本质，这就离不开理论的思维。唯此，我们才能发现文学现象之间内在的逻辑联系，进而把散乱的经验的知识整合成为一个有机整体，使“意见”上升为“真理”，这样，我们的理论才会具有学理性，而不至流于对知识材料作简单的拼接和凑合。而现在不少“论著”不是以一知半解地以兜售当今某些西方的文学观念、做西方的文论掮客为满足，就是以描述、说明文学现象为能事，很少有在学理上进行深入的分析和坚实而有说服力的论证的。这表明，价值观念的迷误和思维能力的弱化不仅严重阻碍了我国文学理论的健康发展和整体水平的提高，也使得当今我国文学批评由于失去理论的支撑而丧失了评判的能力，对文学创作不再有引导作用了。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在我国文学批评界，正面临着价值立场、价值观念、价值取向日趋模糊、淡化的危险，“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文艺创作与文艺批评愈来愈向个人化、私语化方面发展，批评界也有人提了‘个体主义’、‘相对主义’的批评主张。在有些人看来，当今是处于开放多元的时代，理应奉行多元主义、相对主义的文化立场和价值观念；站在这个立场上看，真理是多元的，价值是相对的，存在是合理的，一切言说都有其相对的合理性，无所谓对错、善恶、美丑。既然如此，也就无所谓意义言说和价值评判，如果有谁要坚持自己的某种价值观念并进行价值评判，就会被指斥为观念保守、思想僵化，是话语霸权、文化专制，是帽子批评和棍子批评等，使人对价值评判视为畏途而退避三舍”。文学是作家创作的审美价值的载体，文学批评既然是针对文学现象发言的，又怎么应该回避价值评判呢?这岂不“无异于消解了文艺批评的根本精神，使其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存在”?而造成文艺批评的这种价值迷失，除了社会现实的原因之外，我认为就是与理论界出现的这种消解理论的大合唱分不开的。这也表明正是由于文学理论研究完全放弃了对文学本质、文学观念等根本性质问题的探讨，从而致使文学批评由于缺乏理论的支撑而失去了自己的理论立场、眼光、原则和标准，反过来又直接损害了文学批评自身。事实表明，文学批评的开始不是文学理论的终结，而恰恰应该是文学理论的加强，也表明“文学理论批评化”此路不通。 这当然不是说反过来我们主张“文学批评理论化”。前面说过，各种知识都有经验水平和理论水平两个不同层次，两者各有自己的职能而不能互相取代，却又是互相联系、互相补充、互为前提的。但鉴于目前理论界所刮起的一股消解理论之风，我觉得强调一下理论的价值以及它对批评的指导作用是有必要的。并不是说搞理论的人比从事批评工作的人要高出一等，有什么高明之处，这只是由学科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当然，现在我们的理论研究还不尽如人意，还不能完全承担起这一职责和使命。这就需要我们理论工作者作出更大的努力，付出更大的代价，从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修养和训练自己的思维能力人手。要是不能反思自身的不足而反过来以轻浮的态度不加分析、区别地肆意挖苦、嘲讽起理论来，那只能说明我们自身的浅薄和无能! 原载：《浙江大学学报》2009年0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