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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文学史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十七年文学的评价不高，更有对其做整体“完全否定”的评价，然而，学者雷达却要为这十七年文学正名。不管是学界还是社会舆论，一般评价认为，现代文学的整体成就要远大于当代文学，但学者孟繁华认为，其实评价的标尺出现了问题；关于当代文学没有产生经典的原因，学界和社会舆论归咎于时代与作家，而学者贺绍俊的发现却石破天惊——语言的革命导致现代汉语无法接续古代汉语的典雅性，始终无法在文学性构建上有所突破。 近日，由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办、《当代文坛》杂志社承办的“2009’中国当代文学论坛——共和国六十年文学与文学批评学术研讨会”在成都举行，雷达、孟繁华、贺绍俊、肖鹰、王兆胜、张永清、何言宏等全国文学批评界的数十位专家学者与会，发出了各自不同的声音，为新中国60年文学“翻案”，不少观点动摇了文学史上的既定评价。 一般来说，在文学方向选择的过程中，越是刻板僵硬、整一化，文学就不会真正的繁盛，越是多样而自由，文学就能不断地焕发活力，但是，“并非伟大的时代就一定能诞生伟大的作品和作家。有些很禁锢的时代，往往会出现很多有生命力的作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雷达提出，应该重新评价十七年文学。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文艺一直扮演为政治服务的角色，并且文艺与政治、生活的关系上都有严格的限定，不能越雷池一步，因此可供作家选择的题材范围非常小，这也是深刻的历史根源问题所致。”但是，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作家还有没有一定的选择能力？艺术还没有它特殊的生存力呢？雷达认为是有的。“比方说《青春之歌》、《红旗谱》、《茶馆》、《苦菜花》、《林海雪原》、《红岩》、《铁道游击队》、《野火春风斗古城》、《艳阳天》、《李自成》……一个很豪华的名单。这些作品虽然有它的内在矛盾与局限性，有的甚至有硬伤，但是它们却在时间的长河中站住了。”作家自己的主体意识虽然部分被压抑，但仍不乏有些作家把自己的主体意识提升到非常可观的高度，绽放出夺目的光彩。雷达认为，新世纪以来的很多文学作品，在他看来，还不如十七年中的作品。 由此，雷达提出了两个长期以来他在思索的问题。其一，政治视角的问题。“现在不提文学为政治服务之后，有的作家认为离政治是越远越好，其实这也是一种错误，政治视角有时候是比较大气的。虽然十七年文学存在着把大量人心、人性的东西过滤掉了，直接归结为政治主题的狭隘问题，但仍然出现很大气的作品。”其二，深入生活的问题。当时，无视作家的创作兴趣、风格、个性，把作家一律赶到矿山、军营，可能是刻板的，是起负作用的，但是，在雷达看来，当时强调深入工农兵的生活，了解底层生活，往往能保证作家一定灵感的来源。“这些年，很多作品讲究个人的表达，认为不用深入生活，有合理的一面，但另一面，作品比较单薄、苍白、贫穷，甚至出现了重复累赘。”他同时感慨，十七年中，一些作家为了写一部作品，几经易稿，甚至耗尽毕生心血，这样的景况在现今文学写作中已不复存在。 最近几年，对当代文学的否定成为一种主潮。一些思想界的人士如邓晓芒、丁东、崔卫平等，对当代文学更是做了根本性的否定，认为当代的中国作家没有担当，没有思想，认为中国当下的文学创作没有提供任何醒世的经验。德国汉学家顾彬也将“现代文学”比做“五粮液”，指认当代文学是“二锅头”，杨义先生更是提出要“为中国当代文学洗把脸”，认为当代文学虽然有一些机遇，但现在是泥沙俱下、红尘滚滚、肉欲横流。但在沈阳师范大学教授孟繁华看来，这些批评的声音对当下的文学作品，乃至整个当代文学并没有构成真正的批评，是一种“不及物”的批评。 “如果联系起百年中国文学的评价来说，这些批评的声音，评价现当代文学使用了两个尺度：他们在评价现代文学的时候，取的是现代文学的高端成就，现代文学也有礼拜六、红玫瑰、张资平、十里洋场，因为有了鲁郭茅巴老曹，就能建构起一个伟大的现代文学史。但是当他们评价当代文学的时候，他们采取的是末流，把末流指认为当代文学。对现当代文学评价采取的不同尺度，造成了他们批评的不及物性质。”孟繁华如是表示。 孟繁华进一步提出，哪怕是现今的80后写手，有些起点都非常高，他们对语言、文体、作品结构、文学性质的认识，其起点不输于五四时期的很多大师。 无论如何，当代文学并没有诞生人们心目中的经典巨著，人们一直将原因归咎为时代与作家本身的原因。然而学者贺绍俊提出，要看到另一个根本性的原因，现代汉语思维的特殊性对文学的影响。 “现代汉语作为一种书面语，对应着古代文学的书面语——文言文，这两种语言的关系完全是一种否定性的革命关系，而不是渐进的改良关系。因此，中国古代文学所积累起来的审美经验要移植到现当代文学中，就出现了严重水土不服。”贺绍俊提出，文言文所积累起来的古代文学的典雅型、深邃性、精神深度、文化厚度都是文学性的重要通道，但是这一切却被革命性的行为中断了，致使现当代文学在上述几个要素上缺乏深厚基础，也使现当代文学在文学性的突破上造成了很大的局限性。 现代汉语的基本思维特征，贺绍俊认为是革命性和日常性，“革命性”并非来自白话文自身，而是来自西方的现代文化，新文化先驱把西方现代化的思维方式、逻辑方式和语言关系注入了白话文中；文言文不能完成思想革命的任务，日常生活的白话才能将思想革命落到实处，让广大民众接受。所以，革命性所带来的宏大叙事和日常性所带来的日常生活叙事，可以说是现当代文学的两大叙事。 而文学走过这60年，贺绍俊认为，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如果不能克服现代汉语的革命性和日常性思维所带来的局限，不能和古代汉语的强大传统接续起来，吸收古代文学的审美经验，吸纳中国当代文学最具本土性的、最具原创特征的独有的精神资源，我们的文学要往何处去呢”？ 原载：《中华读书报》2009-10-2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