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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全集》出齐十五年来，陆续有新文献发现。但在披露新文献的“发现”中，也不乏将并非佚文和多年前早已披露的作品误为“新发现”的事例。 ●发掘现代文学佚文，不是研究者的专利，要靠群策群力才能做好。但是，当我们面对自己不了解的新文献、新材料时，喜悦之余，一定要认真严谨，细察明辨，多方求证，慎之又慎，切忌轻率宣称“发现”。 李存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导。 《巴金全集》问世以后，判断一篇文献是否是新发现的佚文，当以全集是否收录为准。《巴金全集》“集外编”即全集第18、19卷的确漏收了一些已发表的作品，主要原因有四:一是不掌握已发表作品的线索；二是掌握篇目但未找到发表报刊或发表处不明；三是掌握原文却留存未收；四是因粗心大意漏收。在以上情况中，如找到前两种情况中的作品，是新发现；若属于后两种情况，因已被发现并见诸有关著译目录和研究论著，只能算全集补遗，而不能视为新的“发现”。 《巴金全集》出齐十五年来，陆续有新文献发现。但在披露新文献的“发现”中，也不乏将并非佚文和多年前早已披露的作品误为“新发现”的事例。这里举出颇有典型意义的两例。 第一例是署名“巴金”刊于1937年9月3日无锡《公报晚刊》上的《生与死》。 1994年9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记巴金〈生与死〉一文的发现》，文中说:作者在整理馆藏报纸时偶然发现的《生与死》，“从来没有收进巴金的文集……《巴金全集》虽然有一个佚文专辑，但也没有收集这篇《生与死》，这不能不说是个小小的遗憾。”文章发表后，《新华文摘》1994年第11期全文转载，后收入作者2004年8月出版的专书《学术河上乌蓬船》；2005年10月24日《无锡日报》刊载的《温暖的记忆——巴金与我市作家吴海发交往的故事》一文，再次说到《生与死》的发现情况。此外，《巴金七十年文选》这部重要的巴金选集据上文将《生与死》作为“新见佚文”补入了书中。《记巴金〈生与死〉一文的发现》发表前，发现者和编者还是谨慎的。发现者访问了请巴金赐稿的《公报晚刊》主编蒋百鸥先生，得到证实。编者特地联系巴金确认，发表文章时加“编者按”说明:“这篇文章发表于1937年，最近才由史料收集者发现。经编者与巴金先生联系，得到确认。巴老委托女儿回信，信中说:‘《生与死》是父亲写的。原稿已失落。’”按语无疑大大增强了《生与死》是新发现佚文的可信度。 经核对，《公报晚刊》上发表的《生与死》，与1937年8月25日《呐喊》创刊号发表的《一点感想》是一字不差的同一篇文章。文章以初刊时的题目《一点感想》收入1937年11月烽火社版《控诉》，后收《巴金文集》第十卷《控诉》集，现收《巴金全集》第12卷《控诉》集。原来，同一篇文章的两次发表、两个题目造成了这个误会。巴金肯定文章是自己写的，但怎能要求一位多病体衰的耄耋老人(同时还在紧张地编校译文全集)去费心辨识近六十年前异题同文的两篇短文？这个工作应该由发现者和研究者去做。因此，不能责怪老人的失察。如果说，《生与死》一文的发现者百密一疏造成失误，尚可谅解，那么，下一例则难以原谅了。 2003年9月，《四川日报》、《华西都市报》、《天府早报》、《成都日报》四家报纸分别发表五篇报道，宣布巴金文学院的张先生“踏破铁鞋苦觅”，发现了巴金最早的文章和译作。报道说:“从多方收集资料，终于确定:1921年4月1日17岁的巴金以芾甘为名，在《半月》报第十七期上发表了政论《怎样建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是巴金最早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同时，“还发现了1923年巴金在《草堂》上发表的一篇俄国翻译小说《旗号》。”发现者和报纸原本是要以恭敬之心、喜悦之情为巴老百岁诞辰献一份贺礼，结果却闹了一个大笑话。 巴金的首篇文章和译作真的在2003年才被发现吗？《巴金全集》并未收录他的第一篇文章吗？当然不是这样。事实是《怎样建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上世纪80年代初就被发现且被论者广泛述及了。笔者1982年发表的《巴金著译六十年目录》和1985年出版的《巴金研究资料》中都列出该文的篇名出处。198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下册收录了此文全文。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拙著《巴金民主革命时期的文学道路》、谭兴国《巴金生平和创作》、汪应果《巴金论》、艾晓明《青年巴金及其文学视界》等，都提及、摘引或简析了该文。在1994年12月出版的《巴金全集》第18卷中，该文位列首篇。这篇文章在2003年竟成为“偶然现身”的“新发现”广为宣传，发现者和报道者的草率粗疏令人惊讶。至于巴金的第一篇文学翻译《旗号》，题录亦收拙编《巴金研究资料》，全文是李辉在1985年5月成都举行的“巴金、阳翰笙、沙汀、艾芜创作学术讨论会”上披露的(见《〈草堂〉与巴金早年诗作及其它》，《巴金研究论集》，重庆出版社，1988年10月)。巴老在1996年1月12日写的《〈巴金译文集〉第六卷代跋》中也谈到这篇译作。 重提陈年旧事，说明有关事实，绝非要计较什么“发现权”，也无意苛责或奚落上述发现者和宣传者，只因长期以来无人出来辨正澄清，知情者心中自明，不知情者眼前仍昧，我担心继续以讹传讹，同时，也想就事说理，以为今后文献发掘的鉴戒。 “异题同文”即同一篇作品先后用不同的题目。如《一点感想》和《生与死》；也见于收入集子时更改题目，短篇小说如《丁香花下》发表时题《谢了的丁香花》，《老年》发表时题《赖威格先生》，《知识阶级》发表时题《电话》；散文如收入《生之忏悔》的《我的梦》发表时题《无题——一个自白》，收入《短简》的《家》发表时题《短简》等，至于作品集的序单独发表时另取题目，更为常见。 “同题异文”在巴金的散文作品中出现较多，如同题为《梦》、《一点感想》，就各有四篇不同作品。 发掘现代文学佚文，不是研究者的专利，要靠群策群力才能做好。但是，当我们面对自己不了解的新文献、新材料时，喜悦之余，一定要认真严谨，细察明辨，多方求证，慎之又慎，切忌轻率宣称“发现”。对巴金文献是这样，对其他现代作家的文献同样如此。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09-10-2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