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 公元前535年,春秋时期楚灵王主持建造的章华台，在今华容县县城东北郊。其遗址尚保存完好。学术界将湖北潜江龙湾遗址定为章华台遗址是错误的。1999年版《辞海》有关华容章华台的注解，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是错误的。 章华台又称章华宫、细腰宫，是春秋晚期楚灵王修建的一座行宫。章华台始建于楚灵王即位的公元前540年，建成时间，按《左传》鲁昭公七年为公元前535年，按《史记》楚灵王七年为公元前534年，权以《左传》为准。这座宫殿由于形制巨大，气势恢宏，富丽堂皇，是春秋时期楚国的旷世宏构、杰出建筑,后人称其为“楚国第一台”、“天下第一台”。楚章华台究竟建在何处，历来众说纷纭，争议颇多。笔者通过对史料文献记载的研究和进行实地寻找、考证，认为章华台可能有多处，但由楚灵王建成于公元前535年、“在华容城内”的章华台只有一处，其具体地点，在湖南省华容县县城东北郊斗冈山附近。 本文在论述过程中，为廓清史实，明辨正讹，将不可避免地对一些著名学者有关章华台的观点加以分析乃至否定，但此仅限于华容章华台的考据研究，并不影响笔者对他们学术风范与成就的景仰。因学力所限，论述难免有纰缪之处，敬祈有关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 当今学术界关于章华台及其地望的探讨和研究 关于章华台及其地望，当今专家学者做过一些探讨和研究。特别是1984年湖北潜江龙湾遗址被发现之后，不少专家学者认为，龙湾遗址就是楚章华台遗址。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原中科院院士、复旦大学教授谭其骧（1911-1992）先生于1985年7月率先题词：“章华台遗址在潜江龙湾”。谭其骧先生之所以这样肯定、甚至是武断地提出龙湾遗址就是章华台遗址，主要是这个遗址的发现，好像印证、支撑了他在《云梦与云梦泽》一文中提出的“华容故城在今潜江县西南”的观点 。1980年前后，谭先生在担任《辞海》历史地理条目主编之时，还将西汉置华容县在潜江西南这一观点，写进了“华容”条目注解。1983年，湖北大学黄德馨著《楚国史话》，亦按照谭先生的观点，将章华台所在之古华容县城确定在今湖北潜江西南 。1986年，谭其骧先生的高足张修桂教授发表《赤壁古战场与华容道》一文，提出“可以肯定：潜江县龙湾遗址，就是章华台及华容县故址” 。历史地理学界权威人士的认定，得到了当今学术界不少学者的认同。1987年，袁纯富先生发表《楚章华台地理位置考》，认为“楚章华台在今湖北省潜江县西南，是可以成立的。 ”1987年6月，经国家文物局同意，湖北省考古学会在潜江县召开了一个学术讨论会，这个会议的名称被定为“楚章华台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有49名专家学者参加，共收到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研究员陈跃钧，湖北省社科院副院长、研究员张正明的《潜江龙湾章华台遗址的调查与试掘》、《章华台遗址琐议》等15篇论文 。会后，武汉大学教授、湖北省考古学会副理事长方酉生将这些论文和后增加的2篇论文，共17篇，汇编成《楚章华台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由武汉大学出版社于1988年正式出版。 潜江龙湾遗址的发现者，是潜江县博物馆原馆长罗仲全（1926— ）。遗址的发掘、考证工作，一直持续到了2000年。龙湾遗址发现以后的十几年时间里，全国历史学界、考古学界的许多专家学者，纷纷到潜江龙湾作实地考察。这些专家学者参观考察龙湾遗址后，没有人对这个遗址是否章华台提出质疑，而是认同、肯定这个遗址就是章华台。一些有名望的专家学者还题了词。原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考古专家、中国楚文化研究会会长、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1933—2003）题词：“潜江文物精粹”；原中国殷商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大学考古学教授邹衡（1927—2005）题词：“罗仲全老先生首次发现章华台遗址，为中国考古学立下大功”；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学分会理事长、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顾问杨鸿勋（1931— ）题词：“潜江真宝地，埋有楚章华，谁解此中宝，仲全老专家” 。这些国内顶尖级的专家学者的题词，进一步促成了潜江龙湾遗址就是“章华台”观点的结论化。因而，学术界除了少数几位学者之外，好像均认可这一结论。这一存在严重纰漏的结论几乎成为定论。 除《楚章华台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的论文之外，国内还出现了一些主张、支持潜江龙湾之台就是章华台的观点的学术论著。其主要有武汉大学方酉生教授的《楚章华台遗址地望初探》 、《试论湖北潜江龙湾发现的东周楚国大型宫殿遗址》 ，高介华的《楚国第一台——章华台》 ，高介华、刘玉堂的《楚国的城市与建筑》 ，杨鸿勋的《宫殿考古通论》 ，陈跃均的《楚章华台考》 ，等等。这些学术论著的发表，使得潜江龙湾遗址就是章华台的观点进一步巩固，几乎达到了不可撼动的地步。 潜江龙湾遗址确系当今发现的一处宝贵的楚文化遗址，被评为2000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并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将其明确无误地确定为楚章华台遗址，则显得过于简单和草率。 对于楚章华台和古华容的地望，学术界也存在不同意见。监利籍人士武家璧（1963— ）博士，曾撰写了一篇《汉华容城与楚章华台地望考》 的文章，提出汉华容城与楚章华台的地望在监利县周老嘴；武汉大学石泉（1918—2005）教授撰写的《楚章华台在今钟祥西北境（原荆门县东北境)不在今潜江或监利考辨》 一文，提出章华台地望在今钟祥西北境。著名历史学家何光岳先生（1939— ）2000年出版《三湘掌故》一书 ，该书第八章《章华台考辨》，对安徽亳县、湖北沙市、河南商水、湖北荆门、湖南华容、湖北监利等六处章华台，征引古代文献进行考辨。由于当时尚无人知道华容保存着章华台遗址，所以，何先生认为楚灵王章华台在监利县北。不过，何先生对潜江龙湾遗址即章华台的观点是不认同的。 当今学术界关于章华台地望的研究，虽然存在几种不同意见，但有一个观点是非常一致的，这就是章华台在古华容城内。而古华容县的地望又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多认为在今潜江西南，也有说在监利的，也有说在钟祥的，很少有人说在今湖南省华容县的。学术界基本上不认为章华台在今华容县。在考证章华台地望时，很多学者根本不把今华容纳入考证范围、甚至不纳入考虑的范围。这样，楚章华台的研究不可避免地走进了误区，陷入了泥潭。 二、古代文献关于章华台及其地望的记述 关于楚章华台，古代文献记载颇多。 一是相关古籍。先秦汉代古籍《左传》、《公羊传》、《韩非子》、《国语》、《战国策》、《淮南子》、《说苑》和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等，都有楚灵王修建章华台和楚王云梦田猎的一些记载。《左传?昭公七年》载有“及（楚子）即位，为章华之宫，纳亡人以实之”，“楚子成章华之台，愿与诸侯落之”，以及“三月公如楚”和“楚子享公于新台”等内容。《国语?楚语》“灵王为章华之台”篇中，大臣伍举有一段劝谏楚灵王的话，从中可以获知章华台的华美与宏大:“灵王为章华之台，与伍举升焉，曰：台美夫？对曰：臣闻国君服宠以为美，安民以为乐，听德以为聪，致远以为明。不闻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镂为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嚣庶为乐；不闻其以观大、视侈、淫色以为明，而以察清浊为聪”。伍举的另外一段话，则反映了楚灵王修建章华台的经过、耗用和当时人们的思想情绪：“今君为此台也，国民罢焉，财用尽焉，年谷败焉，百官烦焉，举国留之，数年乃成”。章华台建成以后，楚灵王想把各国诸侯请来参加落成典礼，遭到诸侯的拒绝，后由太宰薳启彊亲自出面，才请来了鲁昭公。《国语?吴语》有“昔楚灵王不君……筑台于章华之上”等内容。《韩非子?二柄》载有“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等语。《水经注》载有章华台“高十丈，基广十五丈”、“在离湖侧”等内容。 二是正规史书。司马迁的《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有如下记载：周景王十年（前535年），即鲁昭公七年、楚灵王六年，（楚）执芋尹亡人入章华；周景王十一年（前534年），即鲁昭公八年、楚灵王七年，（鲁）公如楚，楚召之，贺章华台；（楚）就章华台，内亡人实之，灭陈。《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四年，楚灵王会诸侯于申，昭公称病不往。七年，季武子卒。八年，楚灵王就章华台，召昭公，昭公往贺。赐昭公宝器，已而悔，复诈取之”。《史记?楚世家》记载：“七年，就章华台，下令内亡人实之”。司马迁在《楚世家》的结尾，发表了自己的感言：“太史公曰：楚灵王方会诸侯于申，诛齐庆封，作章华台，求周九鼎之时，志小天下；及饿死于申亥之家，为天下笑。操行之不得，悲夫！势之于人也，可不慎欤？”。关于楚灵王修建章华台的史实，《汉书》和《后汉书》也有记述。班固的《汉书?东方朔传》，载有东方朔进谏汉武帝记取历史教训的话：“夫殷作九市之宫而诸侯畔(叛)，灵王起章华之台而楚民散，秦兴阿房之殿而天下乱。”范晔在《后汉书?文苑列传?边让传》中写到：“边让字文礼，陈留浚仪人也。少辩博，能属文。作章华赋，虽多淫丽之辞，而终之以正，亦如相如之讽也”。范晔将边让撰写的《章华台赋》全文收入《边让传》中。边让是东汉后期人，曾得到蔡邕推荐（《蔡中郎文集》中有《荐边文礼》一文），官至九江太守，建安年间被曹操杀害。《章华台赋》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楚灵王既游云梦之泽，憩于荆台之上。前方淮之水，左洞庭之波，右顾彭蠡之隩，南眺巫山之阿。延目广望，骋观终日。顾谓左史倚相曰：‘盛哉斯乐，可以遗老而忘死也！’于是，遂作章华之台，筑乾溪之室，穷木土之技，单珍府之实，举国营之，数年乃成。”边让撰写《章华台赋》时，距楚灵王修建章华台已有七百余年。这段话援引了《国语》、《史记》、刘向《说苑》的一些说法，所记述的楚灵王修建章华台的历史事实是可信的。 古代文献关于楚章华台的记载，均没有说明其建在什么地方。只有晋代的学者杜预（222-284）在为《左传》作注时，才作出明确注解：章华台在南郡华容县。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关于章华台在华容县的注解有两处：“章台，南郡华容县”，“宫室始成，祭之为落。台今在华容城内”。《史记》集解杜预注：“南郡华容县有台，在城内。” 三是地方志书。地方志书关于楚章华台的记载，是很明确的。明吴廷举纂修的《（嘉靖）湖广图经志书》（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明刘玑纂修的《（弘治）岳州府志》、钟崇文纂修的《（隆庆）岳州府志》，明徐学谟纂修的《（万历）湖广总志》，明孙羽侯纂修的《（万历）华容县志》，清陈宏谋、范咸纂修的《（乾隆）湖南通志》，清卞宝第、曾国荃纂修的《（光绪）湖南通志》，清狄兰标、罗时暄纂修的《（乾隆）华容县志》、孙炳煜纂修的《（光绪）华容县志》，都说到了华容章华台。章华台在古县城以北一里许，相传即楚灵王所筑。孙羽侯在志书中写道：“其东曰黄湖山，产薇蕨，多雉兔，黄湖之水绕焉。东与赵家湖合，其上隆隆然起，有阜焉，曰章华台。” 清代的两部《华容县志》所载华容县县城舆图上，赫然描绘着章华台的地理位置就在斗冈山附近。 据上述方志记载，明清时期，“章华”一词已成为今华容县的代名词。华容在明代有“章华八景”、“章华十景”之说。明天顺丁丑（1457）状元、南京礼部尚书黎淳（1423-1492）,曾邀请董廷圭（字国器，明景泰二年进士、山东御史）、程万里（字道远，黎淳同榜进士，户部左侍郎）、谯赞（字文美，南康府同知）、刘希昂（字孟鹤，云南府同知）、毛珍（明正统进士，河南道御史）、李寯（字邦杰，明武选司员外郎，彰德知府晋山西左参政）、夏钟（字时秀，贵州宣尉使司教授）、雷浩（字士弘，池州府同知）等，“出游县境，寻奇揽胜”，吟咏出了“梦泽晴云、章台古迹、沱溪晓渡”等“章华十景”诗作。黎淳还撰写了《章华十咏图序》。明《（隆庆）岳州府志》所载岳阳八景中，有华容的“章台夜月”一景及其赞诗。 由于地方志书记载了楚灵王在华容修建章华台的事实，和南宋乾道年间，知县胡绾在县城东北考古访迹，发现章华台遗址并修建“楚观亭”的事实，所以，由朱培高主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岳阳小城镇》之《华容县城》篇载：“县城得名来源于春秋时楚所筑章华台、容城”；由禹舜主编、1995年新华出版社出版的《湖南大辞典》，在“著名城镇——华容县城关镇”条目下记述：“镇东北有宋代章华台遗址”。 四是姓氏族谱。华容县现有居民中，有不少姓氏的家谱、族谱上，保留了华容章华台及其地望的信息。西汉末年从湖北襄阳迁来，世居华容近两千年的南郡华容胡氏，其族谱记载：“我胡氏自一世祖以直公为汉大司空掾，值新莽居摄，弃官遁隐，道经华容，喜章台之胜，遂家焉”，东晋时曾参加过淝水之战的宣城内史胡彬和其弟胡渊，均安葬在章华台南；南宋宝庆二年（1226），世居山东莱州昌邑、时任荆州府税课清理司的李仁用，迁居石首绣林山八仙洞，是为湘鄂边百官支李氏，其玄孙李永清于元至正年间迁入华容章华台，现裔孙众多；南宋景炎二年（1277），文天祥的妹夫罗尚德因避战祸，由江西安福迁入华容南山，定居华容后，人丁繁衍，自称为“章华罗氏”；元朝至正年间由江西南昌丰城迁入华容的清河张氏，由于首迁定居之地系华容章华台，遂定名为“华容章华台张氏”，《张氏族谱》载：“后裔迁华，始自仪公。公讳育万，字象仪，常游荆湘，至章华，登禹鼎，而有言曰，吾观潇湘云楚之区，不减豫章之色，而挹其胜概，吾意尤属章华。遂家焉”；明朝永乐年间由江西前溪迁入华容的前溪刘氏，也将其家族定名为“章华前溪刘氏”。目前，上海图书馆家谱数据库中，尚保存着刘翼成等纂修、民国三年木活字本的华容《章华前溪刘氏族谱》。上海图书馆在其摘要中，撰有“章华，华容古名”等文字。2006年5月，华容东山桥头李氏，在其祖祠附近出土一方刊刻于南宋宝佑戊午年（1258）的《李伯高墓志铭》，墓志铭载：“有宋李公伯高十宣义，岳阳人也，派出昌江，址于章华，居石龙之源，族大以蕃。”伯高又名大发、子名南英，《桥头李氏族谱》载：“大发、南英相继显达”，桥头李氏自昌江“来楚居章华台之石龙山，日繁衍”。这些姓氏家谱、族谱的记载，反映了千百年来，人们对章华台在今华容县这一事实的认同。 五是古代诗歌。历朝历代的文人学士，留下了大量吟咏章华台的诗歌。古诗歌这一我国古代独特的文学形式，虽然不能作为记载某一历史事件的根据，但完全可以作为某一历史事实存在的佐证。南梁诗人张率写过一首五言乐府诗《楚王吟》，是有关楚灵王章华台的。唐代诗人李颀（690-751）的《绝缨歌》，是以章华台为题材的诗作。唐代伟大诗人李白（701-762）写过“狂风吹古月，窃弄章华台”、“郢路方丘墟，章华亦倾倒”的诗句。唐代诗人李商隐（812-858）的诗作《梦泽》，也是有关楚灵王章华台的。曾任汉南从事的唐代诗人、邵阳人胡曾（839-？），其一百五十首咏史诗中，就有两首是咏章华台和细腰宫的。宋代诗人陈与义写过与华容章华台有关的诗句。宋代抗金名将李纲写过七绝《章华台二首》。宋代学者张栻写过一首五律《游章华台》。元代诗人、浙江兰溪人吴师道写过一首题名《章华台》的诗。 到了明清两代，很多吟咏章华台的诗歌，都是到过华容的文人学士和华容本土的名贤显贵，在亲自登览游历了地处古华容县城以北的章华台遗址后写出来的。明前七子首领人物、河南信阳才子何景明(1483-1521)，因与时任信阳知州的华容人孙荣(1461-1529)交往甚厚，曾应孙荣邀请，来华容陪伴并辅导其子孙继芳（1483-1541）读书，游览过章华台遗址。他的《华容吊楚宫》诗作写道：“别馆离宫纷绮罗，细腰争待楚王过。章华日暖春游尽，云梦天寒夜猎多……”明代诗人、田氏诗派创始人、鄂西土家族容美土司田世爵第六子田九龄（1530—？），曾拜华容诗人孙斯亿（1529—1590）为师，在华容拜师求学期间，曾登览游历章华台遗址，写有《登章华台遗址》诗二首。华容贤达董廷圭写过一首七律《章华台》：“子围倾国筑章台，惆怅功成霸业摧……”黎淳有《章台古迹》诗：“楚霸重兴气壮哉，远依南斗筑层台……”华容人、明代著名诗人孙宜（1507-1556）写有多首吟咏章华台的诗歌，其中《章华台吊古》写道：“古城迢递楚王台，碧石清沙曲曲回……”。 还有邓经的《章台早春》、黎浚（1421—1457，字资深）的《章华台古迹》、周廷用（字子贤，号八崖，正德辛未进士，江西按察史）的《游章华台故址》、周槐（字世卿，明嘉靖癸卯举人，桐乡缙云县知县）的《章华台遗迹》、胥焯（岳阳人，明嘉靖鄱阳县知县）的《章华台怀古》、张召华（字君实，清康熙甲子进士，福建晋江府知府）的《章华台故址》，以及顾廷锡、李寯、曾可前（石首人，明万历二十九年探花，太史）、谢文轨（明嘉靖贡士，安仁县训导）、严首升（1607-1682，明崇祯贡士，太史）、孙琪、孙枝（1626—1706，清康熙靖江县知县）、白冠玉（1829—1867，左宗棠楚军营务幕僚，福建兴化府知府）等留下的吟咏章华台的诗歌，仅笔者收集到的就有几十首。有的诗句，如“古城迢递楚王台”、“容城渡北楚王台”等，已经十分明确地告诉人们，楚王台就是章华台，台址在华容县县城以北。这些先贤以诗歌这种文学形式，记下了人们对章华台的怀想、幽思、感慨，和对人生世事的启迪、感悟。 上述文献记载，十分清楚地说明了三个问题：第一、春秋时期，楚灵王修建过一座在我国建筑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旷世宏构章华台；第二、楚灵王的离宫别馆章华台建在华容县城；第三、今华容县城确实有一座章华台遗址。 三、 历史上出现过的有关章华台地望的不同意见或争论 有关章华台地望的不同意见，或者说有关章华台地望的争论，起源于隋唐时期。而这种不同意见或争论，一直是伴随“古华容”地望的不同意见和争论而出现的。关于古华容县地望的争论，主要源自对《隋书》所载“华容，旧曰安南，梁置南安湘郡。寻废。开皇十八年，县改名焉”这段话的不同理解。事实上，《隋书》的记载并无错，华容在梁陈时确实并入过安南，而安南并不完全由古华容沿袭而来，不少史家把华容的历史与南安、安南的演变历史相对接，形成对接错位，衍生出今华容不是由古华容沿袭演变而来，而是由孱陵析出的错误结论。从而导致了古华容地望之谜，和华容章华台的地望之争。 唐顺宗、宪宗时宰相杜佑编纂的《通典》,是一部很权威的著作，后来成为许多皇帝的御用工具书。《通典?州郡典》上关于古华容、章华台的记述有三条，即：“石首武德四年置。有石首山，因以为名。即汉华容县”；“监利汉华容县，乾溪水涌出。春秋时，楚章华台在城内。陶朱公冢在华容县西，碑见在。又有荆台是也”；“华容汉孱陵县也。隋置此县。古华容在竟陵郡”。杜佑的观点很明确，石首、监利均系汉华容县地，章华台在监利县；而今华容县不是汉华容县地，系汉孱陵县地。 稍晚于杜佑的李吉甫编纂的另一部地理专著《元和郡县志》以为：“华容县本汉孱陵县地，吴分置南安县。” 宋代著名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里也提到了古华容县和章华台：“天下地名错乱乖谬，率难考信。如楚章华台，亳州城父县、陈州商水县、荆州江陵、长林、监利县皆有之。乾溪亦有数处。据《左传》，楚灵王七年，‘成章华之台，与诸侯落之。’杜预注：‘章华台，在华容城中。’华容即今之监利县，非岳州之华容也，至今有章华故台在县郭中。”沈括认为章华台在监利县。 宋徽宗时期范致明的《岳阳风土记》记载：“华容，汉孱陵县也。或曰吴太帝分孱陵县地，于今县河东二里，置安南县。或云刘景升所置。宋志以为晋武帝分江安县立也。隋平陈，改安南为华容县，属罗州，取古容城名之。世传为章华台，非也。古章华在竟陵界今监利县离湖上，与今邑相近尔。” 可以说，唐代到北宋时期正统史家的观点是比较一致的，多认为汉华容县和章华台在监利县。但也有人认为章华台在今华容县。唐代伟大诗人李白的诗作《荆州贼平临洞庭言怀作》，所提到的“章华亦倾倒”的“章华”，则是与“洞庭”、“巴陵”、“三苗国”、“三湘道”、“赤沙（湖）”等联系在一起的 ，这说明，李白认为章华台所处的地理位置，是“临洞庭”的地方。这个地方正好与今华容的地理位置相合，似与监利、潜江无涉。到了北宋末和南宋初，人们普遍认为章华台就在今华容县。跨越北宋、南宋的官僚诗人陈与义，在靖康之难后，于1129年春夏，辗转避难于襄汉湖湘，乘船经洞庭湖到过华容县。由于当时洞庭湖被钟相杨幺农民起义军控制，陈与义“避寇转徙湖中”，在华容滞留了两个多月时间。其间，陈与义写下了《舟抵华容县》、《夜赋》等与华容县有关的诗歌多首。有一首题名《自五月二日避寇转徙湖中復从华容道乌沙还郡七月十六日夜半出小江口泊焉徙倚柂楼书十二句》的诗歌写道：“回环三百里，行尽力都穷。巴丘左移右，章华西转东。江声摇斗柄，秋事弥葭丛。群木立波上，芙蕖披月中。” 根据陈与义有关华容的多首诗歌分析，诗人是先到岳州，后到华容，然后又返回岳州的。据诗意，章华台在巴丘以西。诗人自岳州乘船西行，当船到达华容县以西时，自然就是诗中描述的“章华西转东”了。陈与义认为章华台在今华容县，绝不仅仅是陈与义的个人见解，而是当时人们意念中的普遍认识，是当时已经形成的共识。与陈与义同时代的抗金名将李纲，1132年出任荆湖南路宣抚使兼潭州知府，在1135年6月岳飞平定杨幺之后，于是年秋天经岳阳来到华容。他在诗歌《章华台二首》中，写下了“断垄连冈云梦西，楚王宫殿尚遗基” 的诗句。这说明，李纲不仅认为章华台在华容县，而且还亲自到过章华台的遗址，看到过章华台的遗迹。约南宋乾道初，抗金名将张浚之子张栻在主政岳麓书院期间，曾亲自来到华容寻访章华台古迹，写下了《游章华台》诗一首。从“楚国旧雄胜，荒台今是非”的诗句分析，当时有关章华台的争论很大，张栻当年确实寻找到了一座“荒台”，这座“荒台”到底是不是章华台呢？在无人可问、没有人能够说清楚的情况下，张栻只能是“凄凉无处问，骑马踏堤归” 。但是，根据诗歌的命题来判断，张栻决无否认章华台在今华容之意。 就在张栻来华容县寻访章华台后不久，胡绾于乾道年间出任华容知县。到任的第二年，胡绾带领本地名士张左林等到县城以北考古访迹，发现了“垣堑犹在”的章华台遗址。根据张左林等名士的建议，胡绾在“县帑空虚”的情况下，发动当地人士出钱、出物、出力，重建了一座仿章华台建筑——楚观亭，请当代著名词人、担任过荆湖南路安抚使的张孝祥（1132-1169）篆写了“楚观亭”匾额。胡绾赋诗云：“楚王台榭荆榛里，屈指江山俎豆中。”乾道六年（1170年），胡绾撰写了《章华台记》： 案《史记》：“楚灵王七年，章华台成”。杜预注云：“南郡华容县，台在城内”。盖古建县水北，自随徙于水南。以此观之，所谓章华台于斯焉。是杜公之言，岂欺我哉！而荆州监利县亦有是名，无所依据。当以史为证也。予到官之明年，因与二三士考古访迹，得故基于篁竹丛棘之间，而垣堑犹在。际天胜地，可为一邑之望。士请筑为壮观，以增山河之色，慰父老之意。予辞，县帑空虚，丁力不可役也。士则又曰：“愿无烦于公家，我辈各以耘耨余力而治之。”于是，由张左林者，以石柱献；张雄飞者，以榱栋来；李造、严萃、张逢吉、陈諟、李承祖、蔡世南，各使其庄宾、锸夫，鸟集雁到。芟除荒秽，洗理松竹，越月而成。远目增明，灵襟虚豁，如时雨生嘉禾，云烟消旭旦，亭势并于木杪，湖光远漾天涯，樵蓑渔艇，邑屋林居，宛入图画。风云百变，景象幽妍，直区中之伟观，楚地之雄瞻者也。是以属予为记，予不获辞。乾道六年三月吉日。 南宋庆元年间，时任华容县知县的刘无欲，有感于楚灵王修建章华台的史实,和胡绾重建章华台楚观亭的义举，撰写了《章华台碑》： 春秋昭公七年，左氏传：楚子成章华之台，愿与诸侯落之。杜预注云：台在南郡华容县城内。《史记》：楚灵王七年，章华台成。杜预注云：南郡华容县，台在城内。其事两出，注释无异。近世提刑宋公德之证诗云：“昔人豪侈徒为尔，得似章华田舍翁” 。如是分异之间，指荒基而视之。所幸一年举之上熟，二年中熟，三年之中，民物熙熙，风雨调顺。乃收二年举之余力，斩荆棘之害佳木者，而创台焉。乃相地高夷，可以阔眼界，纳万象而经营之。平林际空，远峰擎石；苍松老节，绿杨接楼；蜀江湘江，南北汇流；挠之不变，环绕山丘；商贾舟楫，视水盈缩而为去留；帆影橹声，鸟窥鱼悦。则是亭之设宜哉！ 我们有理由相信，胡绾在县城东北的篁竹丛棘之间发现的章华台故基，是真实可靠的。胡绾发现章华台遗址之后，得到了当时民众和上级官府的一致认同。华容章华台古迹和胡绾、刘无欲的碑记不仅载入了县志，还载入了州府志和《湖广总志》、《湖广通志》。自南宋乾道年后，尽管仍有一些人持章华台在监利、沙市的说法，但是，已经没有人怀疑华容章华台的存在了。 到了明清两代，华容章华台的存在，得到了政界、学界和民众的广泛认同。前述明清政要、文人和家族留下的大量诗歌和方志、族谱记述就是证明。 清代学者俞正燮(1775—1840)《癸巳类稿》一书中，有一篇《章华台考》的文章。文章对古代文献有关章华台的各种记载和说法，包括华容、监利、亳州、商水、沙市的章华台、豫章台、乾溪台等，进行了收集和罗列，既不肯定谁，也不否定谁，最后不知所云。文章对古代文献记载的罗列也不全面，没有提到南宋胡绾对华容章华台的实地考证。文章提到“《湖广通志》言，监利东北三十里章华台”，但是，却没有提到同是《湖广通志》有关华容章华台的另一段记述：“黄湖山在县东，下临华容河，产薇蕨，多雉兔，其上隆然一峰，曰章华台，相属者为小尔山 ”。俞文对考证确定章华台的地望，没有多大的意义和价值，但是，对延续章华台地望的学术争论，是有一定作用的。 清末杨守敬认为，楚灵王可能先建章华台于华容，后建台于乾溪。 到了现代，有关楚章华台地望的争论仍然很多，大致有以下七种说法,即湖北沙市说、监利说、钟祥说（原荆门东北，疑其所指或为古长林县）、潜江说（古无此说），河南商水说，安徽亳州说和湖南华容说。而有关华容章华台地望的争论，又主要集中在监利说、钟祥说、潜江说、华容说这四种说法上。 四、确定章华台地望的几个相关历史地理问题 研究和确定章华台地望，有四个历史地理问题是不可回避的，也是回避不了的。这就是华容县、云梦泽、夏水、汉水。这四个古地名与今华容县是否相关，有没有可靠的证据和充分的理由，来证明和确定这四个古地名与今华容县的关系呢？答案是肯定的。 （一）华容县 有关古华容县地望，笔者通过对载有汉代历史文化名人胡刚、胡宠、胡广的华容胡氏族谱的研究和考证，已考定古今华容一脉传承，同为一地，即今华容由古华容沿袭演变而来，并非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认定的“在潜江西南”。拙作《华容胡氏族谱与古华容县地望新证》一文已作考论，不再赘述。 （二）云梦泽 当代学者花了很大气力对云梦泽进行研究。如谭其骧的《云梦与云梦泽》，蔡述明、官子和的《武汉东湖湖泊地质（第四纪）研究——有关东湖成因和古云梦泽问题的讨论》 、《跨江南北的古云梦泽说是不能成立的——古云梦泽问题讨论之二》 ，金伯欣的《古云梦泽初探》 ，宋焕文的《试谈云梦泽的由来及变迁》 ，刘敦愿的《云梦泽与商周之际的民族迁徙》 ，蔡述明、赵艳、杜耘、何报寅的《全新世江汉湖群的环境演变与未来发展趋势——古云梦泽问题的再认识》 ，石泉的《古云梦泽“跨江南北”说辨误》 ，周凤琴的《云梦泽与荆江三角洲的历史变迁》 ，张修桂的《云梦泽的演变与下荆江河曲的形成》 ，石泉、蔡述明的《古云梦泽研究》 等等。其中，谭其骧、石泉等前辈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当今学术界很多学者的认同。但是，学术界仍然存在不同的看法。1997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由沈原、倪天礼、耿刘同编写的《中国历史文化悬案总览》一书。这本书将“对云梦泽的种种解释”，列为中国历史文化悬案之一。书中提到：“云梦泽是泽薮还是低洼陆地，它究竟在那里，范围又有多大，又是否真不存在？众多问题的解决，还需要拨开弥漫于云梦泽上空的团团迷雾。”2000年，文汇出版社出版了施宜圆、李春之编写的《中外文化之谜》，中有吴其宽撰写的《云梦泽到底在今何地》一文。文中提出：“过去有云梦泽范围和地点之争，近来有云梦泽存在与否之议，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至今仍是一个悬案”。这说明，人们并未完全认同谭其骧、石泉等人的研究结论。 笔者认为，与古华容、章华台、华容道相关的云梦泽的地望，有“山林原野”的楚王狩猎区的云梦的地望，汉晋学者笔下记述的云梦泽的地望，同以谭其骧教授为代表的当代学者的论述，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同和差别。当代一些学者在作研究时，是将古华容县错误地定位在潜江西南作为前提的，再加上只注重穷经索典，用主观想象来求证和解释古代文献，其研究结果看似有理，但并不符合历史事实。谭其骧先生在历史地理学界名重一时，遇到古代文献中的许多重要记述不符合自己的见解时，便指摘古人的记述是错误的，是“谬说”。这样，谭先生关于云梦泽的研究就难以走出其自我形成的思想束缚，导致云梦泽地望和古华容县地望定位的错误。 如果把古华容复位到正确的地理位置，即今华容和监利、石首这一地域范围，再去研究云梦与云梦泽，再去理解汉晋学者的记述，再去探讨楚灵王为什么在华容县这个云梦狩猎区修建离宫章华台，一切疑问都将烟消云散，迎刃而解。有关云梦泽的问题，本文拟不作详细探讨，仅简略陈述笔者的看法和理由。 第一， 楚王在云梦泽的狩猎区，是一片由湖沼环绕的有山林原野的区域。其地理位置就是今华容县的桃花山、墨山（楚辞所谓“玄石”）等华容人统称为东山为中心的区域。包括今华容县的全部、石首市的东部。章华台即建在这一区域内。楚王每天打完猎，即可回到章华台（宫）休息，即使晚上打猎，亦可回此休息。如果按照谭其骧先生研究确定的地望，章华台在潜江龙湾，楚王云梦狩猎区的山林原野在钟祥、京山的大洪山或武汉东部的大别山，休息地点与狩猎区相距百多公里或几百公里，途中有河湖水体阻隔，骑马乘车一天甚至两三天都不能到达，那么，章华台的建设还有意义吗？而以东山为中心的地域，不仅是一片湖沼环绕的山林原野，是“犀兕麋鹿盈之”的天然狩猎场所，而且，华容章华台就在这个狩猎场所之内，出猎和返回十分方便。早在楚灵王修建章华台之前，先世楚王就已在云梦泽修建了离宫，只是没有章华台那样雄伟壮观，这样，才会出现《吕氏春秋?直谏》所载“荆文王得如黄之狗、箘簬之矰，以畋於云梦，三月不返”的事实。更重要的是，东山所在地域，在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之间，是古云梦泽的中心区域，这个区域，完全符合《子虚赋》关于云梦“其中有山焉”的记述。“其中有山”之山，决非周边之山。 第二，云梦泽与洞庭湖的关系，是一种部分交叉包含的关系。即古华容既属云梦泽，又属洞庭湖。西洞庭湖或不宜称云梦泽；延伸至江汉平原和汉水以北的云梦泽或不宜叫洞庭湖。云梦泽确实跨江南北，存在南云北梦或北云南梦之说。就江南的云梦而言，是包含在洞庭湖范围之内的，其与洞庭湖的关系，有点像荆江与长江的关系。洞庭湖的范围较大，江南云梦泽的范围相对较小。至于清《一统志》所述“洞庭湖横亘八百里，日月若出没其中。水涨则长江亦与湖相通，然江北之荆州、安陆、德安等郡，水到之处，皆属洞庭湖”，表明清代部分史家认为江北云梦全属洞庭湖的范围。笔者以为不然。理由很简单，江北云梦若属洞庭湖，长江中游地区就只有洞庭湖平原，没有了江汉平原，当今通行的“两湖平原”的说法就不存在了。古往今来，有关云梦泽问题，唯清代学者万年淳（1761—1835）《洞庭湖志》的记述和考证，最具权威、最有价值、最符合实际，也最符合古代文献记述。《洞庭湖志》在记述华容县湖山时，有这样的记载：“云梦湖，一名云梦泽，在县东南，古荆州之薮”。万年淳《洞庭湖志?云梦考》有关云梦泽的结论是：云梦泽“其中有山焉，其山即今石首、华容一带诸山也”，“总而论之，谓云梦不止于洞庭，则可；谓洞庭无与于云梦，则不可。”当然，万年淳所述县东南之云梦泽，仅指其主体部分，而没有包括其延伸部分。至于洞庭，在周朝以前并不指湖，而是指山林原野，与云梦所指的地理位置大体相同。《庄子》和宋代张君房《云笈七籖》有“黄帝张乐于洞庭之野”的记述，《山海经》有洞庭之山的记述，《周礼?职方氏》有“其浸颍湛”、没有“其浸洞庭”的说法即是证明。洞庭成为湖泊之后，洞庭的本义逐渐消失了。 第三， 汉晋学者郑玄、应劭、韦昭、张揖、杜预、郭璞有关云梦的记述都是正确的，并非谭其骧先生认为的“谬说”。“泽薮”的地貌特征，可以从《周礼?职方氏》的记载得到了解：“正南曰荆州，其山镇曰衡山，其泽薮曰云梦，其川江汉，其浸颍湛……”。这里，“泽薮”和“浸”是指沼泽和湖泊这两种相近又有所不同的地理形态，“泽薮”不是湖相，应劭《风俗通义》记为“山泽”，“浸”才是湖相。洞庭湖的突出特征，是烟波浩淼的湖泊，云梦泽的突出特征，是山林原野和向周边延伸的浅滩陂池，涨水时与湖水连成一体，退水时露出湖洲浅滩，陂池密集地分布在湖洲浅滩之上。这些湖洲浅滩上生长着茂密的水草芦苇，适宜獐麂雉兔大量繁衍生息，獐麂雉兔又为山中的虎豹豺狼提供了食物来源，因而形成了难得的天然狩猎场。把云梦泽看成是同洞庭湖一样的水面宽阔的湖泊，是不妥的。 第四，湖北省云梦县与云梦泽的关系。有人认为，云梦县就是云梦泽的核心区域，今云梦县还立有“古泽云梦”碑。其实不然。应劭《风俗通义》云：“荆州曰云梦,在华容县南,今有云梦长掌之”。杜预《春秋释例?土地名》昭公三年“江南之云梦”条下注：“南郡枝江县西有云梦城，江夏安陆县东南亦有云梦城。”云梦县由古时云梦城演变而来，这个安陆县东南的云梦城，正是今云梦县的所在地。《太平寰宇记》：“大统十六年（550年）于云梦古城置云梦县，因以为名。”云梦城是朝廷设置的“云梦长”的驻地，“云梦长”可以由此乘船到达云梦泽的所有区域。云梦城的建置年代应在秦汉，其与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拔郢之前，楚王所设云梦狩猎区的管理机构是不同的。因此，云梦县不是古云梦泽的核心区域。 （三）夏水 夏水是与华容密切相关的河流。晋代学者习凿齿《襄阳耆旧记》“夏水”条：“楚王好田猎之事，扬镳驰逐乎华容之下，射鸿乎夏水之滨”。关于夏水的源流和地望，也是有争议的学术课题。1999年版《辞海》注解：“夏水，古水名。据水经注，故道从湖北荆州市沙市区东南分江东出，流经今监利县北，折东北至仙桃市治附近入汉水。自此以下的汉水，也兼称夏水。旧说夏水即今长夏河。按长夏河源出荆州市江陵区西北，东南流至仙桃市南入长江，与古代夏水经流大不相同。”《辞海》的这段注解的准确性姑且不论，但其间的自相矛盾之处是显而易见的：起源于南部长江中夏口的夏水经监利县流入汉水，起源于北部荆州市江陵区西北的长夏河经仙桃市流入长江，监利在南，仙桃在北，这就好比在四点一定的平面内划对角线，必然会交叉一样，这两条水必然会交叉。且交叉之后，一支向南流入长江，一支向北流入汉水，这有可能吗？符合实际吗？石泉、鲁西奇师徒曾发表《古夏水源流新证》一文，对古夏水源流提出了独特的见解。对此，笔者不想置评。但是，笔者从有关古代文献和华容县的地理实况了解到的古夏水，确实是一条由长江分出、流经华容县境的称之为沱江、夏水的河流——华容河。这里，将华容河即夏水的相关证据及理由简陈如次，不作详论。 （一）《晋书?杜预传》载：“预乃开杨口，起夏水，达巴陵，千余里，内泻长江之险，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曰：‘后世无叛由杜翁，孰识智名与勇功’。”这段记述表明，夏水与杨水相连，可外通零桂之漕，地理位置在“南土”。杨口即杨水之口，“南土”必指江南。石首市市区的东岳山，即古之阳岐山。石首因阳岐山为石之首而名石首。阳岐山之“阳”疑为“杨”之讹。《水经注》所载确系“杨岐山”。杨岐山则是因杨水在这里分叉而为杨岐山。至今尚存在于石首市东南的山底湖、官田湖、显阳湖、黄莲湖以及南部的上津湖水体，应为杨水分支向南流淌的河流残迹或故道。今华容河流经华容县与石首市交界处，有地名“杨河渡”（又写作“洋河渡”），即杨水入夏水处。故夏水又有夏杨水之谓。杨水自江陵至石首绣林镇的水道，已为长江水道兼并，绣林镇至杨河渡的水道已湮塞。杨口应即《水经注》所谓豫章口东之中夏口，今调玄口有可能是《水经注》所谓子夏口。 （二）《水经注》卷三十二载，夏水“东过华容县南”，“夏水又迳交趾太守胡宠墓北，历范西戎墓南”。这里的胡宠墓和范西戎（范蠡）墓，都临近华容河，在华容县城是可以找到并确指的。华容胡氏族谱上关于胡宠墓的记载非常明确具体，在古蒲团园东棂星门下（今荷花市场东南部），明代其墓碑尚保存完好 ，范蠡墓则毁于1966年文化大革命。以此可知，《水经注》所言夏水即指华容河。夏水又即《水经注》所谓南江。盛弘之《荆州记》“南江上有龙洲，下有宠洲”,“宠洲”就是葬有胡宠墓的河洲，后靠岸成陆，即今华容县城所在地。华容河符合夏水东过华容县南的记述（隋前华容县城在华容河东北）。说夏水“流经今监利县北”是不符合“东过华容县南”记述的，也不符合“夏水又东，迳监利县南”的记述。 （三）地方志书有华容河即夏水的记载。明隆庆《岳州府志》载：“华容河，在县北一里，亦称沱水、夏水。一统志以为晋杜预所开以通零桂之漕者。”明万历《华容县志》引水经注疏：“华容县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亦谓之沱，则预所开，始江陵。”清光绪《华容县志》载：“沱水：县河，北一里，亦名夏水。蔡氏书传：华容县有夏水，首出于江，尾入于沔。亦谓之沱。晋书杜预传，预以巴丘湖沅湘之会，荆蛮所恃，乃开杨口，起夏水，达巴陵，内泻长江之险，外通零桂之漕”。夏水即沱江，华容河历来有沱江称，现仍称沱江。沱江即《尚书?禹贡》所谓“九江孔殷，沱潜既道”之沱。 需要申明的是，笔者所言华容河即夏水，并不是说这是唯一的夏水。只是认为《水经注》所称、流经华容县南、有胡宠墓和范蠡墓的夏水，是华容河而非他河。《水经注》还记载过“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的夏水和安徽境内与淝水合的夏水。（四）汉水 《国语》有“昔楚灵王不君，其臣箴谏以不入。乃筑台于章华之上，阙为石郭，陂汉，以象帝舜”。“陂汉”当指临汉水，在汉水之边。也有人认为应取韦昭注“舜葬九疑,其山体水旋其丘,故雍汉水使旋石郭,以象之也”之义。今华容在古时何以会临汉水呢？这个问题确实难以解答。这里，不妨先提出三个有关汉水的问题，或许有助于对这个问题的探讨。第一，《水经注》所载诸水，如江水、沔水、夏水、沮水、漳水、丹水等，均列专条注述，唯汉水未列专条，这是为什么？可见，古汉水可能是难以详细注述之水，或者说，非指一条河流。有人说沔水即汉水，不足信。《水经注》从卷二十七到卷二十九，用三卷篇幅注述沔水，文中虽多次提到汉水，但是否郦道元原笔，是否后人添加之衍文，已无法分清。从“沔水一名沮水”、“沔水又东南，迳沮水戍而东南流，注汉”等语来看，沔水与汉水不同。第二，从沔阳（今仙桃）地理位置看，沔阳为什么称“阳”？古人以山南水北为阳，山北水南为阴，如果认定沔水即汉水，那么，沔阳应称“沔阴”才是。第三，汉阳明明在汉水之南，为什么称汉阳？从现今汉水与汉阳的地理位置看，汉阳之名不合古制。而事实上，汉阳之称是不可能错的。笔者以为，古汉水与今汉水有所不同。 石泉教授曾撰《古文献中的“江”不是长江的专称》一文，提出淮河、汉水、蛮河等较大河流古亦称江 。笔者仿此提出“古代文献中的‘汉’不是汉水的专称” 的观点，华容河古时亦可称汉。刘澄之《永初山川记》载：“夏水，古文以为沧浪，漁父所歌也”，“汉水古为沧浪，即渔父所云‘沧浪之水清兮’” ，《楚辞集注》卷七《渔父》篇：“《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在江湘之间”，“屈原既放，身斥逐也。游于江潭，戏水侧也。汪瑗曰：江潭泛指江南耳” 。按照《楚辞集注》的解释， 屈原放逐与渔父对话的地点，在江南的“江潭”，其水应即古称夏水、汉水的华容河。宋陆游《入蜀记》载：“石首自唐始为县，在龙盖山之麓，下临汉水，亦形胜之地”，石首的龙盖山即今南岳山。新版《石首县志》载：“南岳山，县城内浅山群的主峰，位于绣林镇东北首，原名龙盖山……海拔141.7米”。其下临之汉水，即长江分支，原通华容河，已湮塞，现存山底湖、官田湖河道残迹。明前七子何景明在华容县写有《石矶山赋》，谓华容河畔的石矶山“滨于汉沱，累于江潭”。明代兵部尚书刘大夏在为孙荣建于华容河畔的别墅题写的《沱西别业》诗中写道：“山势东环云梦远，水源西去汉江长”。盛明百家诗人孙宜在《咏章华台》诗中写道：“炎灵昔超举，超举临江汉。夏水何迢遥，高台在其畔”。现存于华容县终南乡北里村、刊刻于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的《北里社庙碑》（今已残破），称华容河为“夏汉”。以此看来，古称临近华容河的章华台“陂汉”，是不无道理的。 五、认定潜江龙湾之台不是章华台的理由 潜江龙湾遗址，确为当今所发现的重要的楚文化遗址，但因此认定其为章华台遗址，显然与史实不符。 其一，龙湾旧属江陵县，解放以后划入潜江县，这里不是华容县故址。没有确切证据说龙湾镇是古华容县城，更没有证据说现在的华容县城不是古代的华容县城。谭其骧先生以《括地志》“章华台在荆州安兴县东八十里”，安兴故城在今江陵县东三十里，《渚宫旧事》注台在江陵东百余里，以方位道里计之，则台与县故址当在今潜江 县西南。这种推算方法貌似有理，实则不然。一是安兴县地望有疑问。据《读史方舆纪要》，隋代安兴县与定襄县、广牧县有省并关系，安兴城在江陵府西北，江陵故城在沙市西北十五里。谭先生所说安兴故城在江陵东三十里，不知是否有可靠依据。尽管1990年版《江陵县志》定安兴县治在今岑河镇一带，但安兴故城的具体地点尚无确证，谁也说不清楚。用不能确定之地来推算另一不能确定之地，不可能有可信结果。二是以道里计算并不见得准确。谭其骧先生认为，江陵到龙湾，相距110里，江陵到安兴故城30里，安兴故城到华容章华台80里，二者相加，正合。殊不知古制的一里与今制的一里，是有很大差别的。古时有“三百步为一里”、“八尺为步”、“六尺为步”、“五尺为步”的定制，清一统志定“五尺为一步，二步为一丈，十丈为一引，十八引为一里”。古时的一尺也不同，周尺为19.8厘米，战国尺为23.1厘米，东汉骨尺为23.6—23.7厘米，现收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北魏的铜尺为30.9厘米，南朝宋的骨尺为24.8厘米，现收藏于日本国神户市白鹤美术馆的南朝梁的鎏金雕凤铜尺为24.9厘米 。学术界认定，古制一里，约为今制一里的三分之一。不知谭先生的推算所用何制，如何推得，怎么相合。江陵到安兴县三十里，江陵的起点是今江陵（1994年县城迁往郝穴镇之前的所在地）还是古江陵，到安兴县的终点何在，此终点又是否安兴县去章华台之起点，若非同一点，又何以居此准确计算？从沙市到龙湾的距离是可以测算的，在当今湖北省地图上用比例尺计算，两地相距约60公里，乘坐小汽车打表计程约74公里。若古江陵县城在沙市西北15里，那么，两地相距就更远了。实情与谭先生的计算不合。以此看来，这样的推算还是靠不住的。三是古人记述的方位不一定是准确方位，而应该是大概方位。谭先生以监利在江陵东南而非东，来否认章华台在监利，也是不足凭信的。因为，龙湾与监利故城周老嘴，同处于江陵故城的东南方位。 其二，曹操赤壁战败，经华容道北归，绝非取道龙湾。《辞海》关于这个问题的注解不足取。方酉生教授在《试论章华台遗址在潜江县西南》一文中说：“如果我们能够找到华容城的确切位置，那末，章华台的位置，也就迎刃而解了”，于是，方先生用汉末曹操败走华容道的故事作论据，用简单的排除法，认定华容道在潜江龙湾，用以证明华容城就在潜江西南。又说，已发掘的放鹰台和郑家台，“虽然还没有找到可以直接说明它是章华台的证据”，“其建筑规格之高，规模气魄之大，非章华台莫属。 ”方先生是用臆想的章华台来证古华容县，用想像的汉末三国故事发生地来证古华容城，再用古华容城来证章华台。这种论证方法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至于华容道究竟在何处，最近，同仁朱培高所著《华容建置沿革考》 一书和李春阳先生《华容道就在今华容县》 一文，已作论述。 其三，龙湾遗址的面积与章华台遗址的应有面积不符。郦道元说章华台基广十五丈，按现存北魏的铜尺计算，为46.35米。这是王宫基址，土台的台址应该还要大一些。龙湾遗址从整体上看，大大地大于章华台的应有面积，有资料称，龙湾遗址整体长2000米，宽1000米，中有十多个台；从个体上看，单个台基又小于章华台的应有面积，已发掘探明的基址最长的仅30米，与“基广十五丈”相去甚远。方酉生先生曾提出，按楚制计算，基广十五丈约合34米，比龙湾探明基址仅多4米，如果加上两边伸出的屋檐各2米，正好相合。这种推算实在可笑。方先生想到的是，章华台系春秋楚国所建，计算台基长度当用楚制，但却忽略了写下“基广十五丈”的人是北魏人。方先生设想的屋檐延伸于房屋基础之外，这不符合实际，民房没有这种可能，王宫更没有这种可能。 其四，龙湾遗址附近居住的章姓、华姓居民，可以证明其台不是章华台。方酉生先生在其论文中提出“在放鹰台西一华里处，有一个湾子名叫水章台，在这个台上住着三、四十户人家，皆为章姓华姓。同时在沱口乡一带，住着章姓华姓的共有千户人家，足见人丁兴旺。这个发现决不是偶然巧合，而是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一个信息，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物证，他告诉人们，楚灵王修建的章华台就在这里。” 以章姓华姓居民的证据进行分析判断，笔者的结论与方先生的结论刚好相反。楚灵王“举国营之，数年乃成”的王宫，华丽的离宫别馆，怎么可能会让居民居住呢？反过来讲，章姓华姓居民修建的台，又怎么可能是楚王的行宫呢？古代文献所载“章华台”，有宏大、高贵、华美之义，不可能包含章姓华姓居民住址信息。查章、华姓氏族谱，考察其姓氏源流，没有发现章华二姓起源于楚灵王修建章华台的记载。 其五，龙湾遗址出土文物中，虽有大量春秋、战国、秦、汉遗物，但没有一件可以认定其为章华台遗物。古代文献有关楚王建台“延石千重，延壤百里”、“阙为石阁”的记述，说明修建章华台使用了大量石料。石料是两千五百年不会灭失的，但龙湾遗址未发现修建章华台的重要建筑材料——石料。 六、章华台不在监利或钟祥 武家璧先生的文章提出章华台和古华容城在监利县周老咀，其论证方法只是从文献到文献的论证，没有注重事实和实物证据。且援引的地方志书和有关古代文献也非常有限，没有说服力，也无法令人信服。宋代华容知县胡绾在发现华容章华台遗址后，曾明确指出，监利有章华台“无所依据”。宋代沈括在《梦溪笔谈》里提到的“华容即今之监利县，非岳州之华容，有章华故台在县郭中”的说法，并未经过认真细致的考证，是一种以偏概全、不符合实际的说法。事实上，监利、石首和今华容都是古华容县的一部分，怎么能说“华容即今之监利县”呢？明《（嘉靖）湖广图经志书》谓“章华台，在县北一里，相传春秋楚灵王所成。又江陵监利俱有是台，监利乃古华容县地。”最重要的是，宋代的监利县城就是现在的县城，监利的县郭中根本没有章华故台，沈括的说法没有事实基础。因此，学术界对沈括的说法多有质疑。1988年，有位名叫章珊的学者写了一篇《沈括误证章华台》的文章，发表在《历史地理》集刊第六辑上，对沈括的说法予以了否认。当然，章珊并没有找到真正的汉华容城和楚章华台之所在。 章华台不在钟祥。石泉先生不仅认为华容故城和章华台在钟祥西北境(原荆门县东北境)，而且把江陵、巴丘全部搬家，移到了汉水沿岸。不知石泉先生有无文献依据，又有何事实证据。笔者不敢苟同，相信学术界也难以找到认同者。遂不作针对性论述。 七、华容章华台遗址的现状 华容县城历来就有章华台这个地方。华容县城现在名叫城关镇，但解放以前一直名叫“章台镇”，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据传说，华容县的县之得名与楚灵王修建章华台不无关系。华容县在春秋时称容城，后因楚灵王在这里修建章华台，改为华容。也就是将章华、容城各取一字，合并起来，称之为华容。明《（隆庆）岳州府志》载：“古华容意亦以章华、容城兼而名之欤”，明郭子章《郡县释名》载：华容“县之得名，疑合章华、容城言之也”。华容县之得名，应在秦汉时期。 在县城东北郊斗冈山以北约一公里的地方，即古华容县治以北一华里的地方，今胜峰乡清水村三组，有一个保存得惊人完好的两层土台。据华容县国土资源局测绘队用全站仪测量，和华容县规划办公室提供的数据，这个土台目前高度41米，最高处42.56米，仍高出南面的稻田11米多。南面稻田一般高31米，最低处30.15米。其中下一层高出稻田7米多，占地面积3万多平方米；上一层高出第一层约4米。土台呈长方形，子午向，方方正正，边线整齐，台体规整。台面南北长102.5米，东西宽78.8米，面积8073平方米。现在，这个土台上生长着一片橘林。台基的周边现已建有20户村民住房。但台面千百年来依旧如故，保存完好。这就是志书所言“隆然一峰”的章华台，古代诗人登览游历，并写下大量诗歌的地方。当地人祖祖辈辈称其为“楚王台”。 楚王台属小尔山的范围，北面有一些小山丘，东、南、西三面临湖。除在台上修建宫殿之外，台北面的小山丘可以修建大量房舍。有文献称“章华台北复有细腰宫”，或许是事实。楚王台的台上台下，散落的瓦砾随处可见。这里有大量的看上去年代久远的平板状石头，现在大多都被附近的村民做了房屋基石或阶石。住在这里的村民都保持着祖上流传下来的观念，楚王台是古迹，要保护好，不能破坏。周边居民世世代代的自觉守护，是楚王台得以保存完好的重要原因。 楚王台是一座极为罕见的古土台，目前尚未纳入国家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保护。2006年6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湖南省社科院研究员、著名历史学家何光岳先生专程到华容考察了这座古台。何先生用十分肯定的口气说：“楚王台就是章华台”，并建议请考古专家作考古验证。 2009年5月19日，岳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郭胜斌率专家组10余人，对楚王章华台遗址进行了初步调查勘探。在土台地表下1.5米处的土层中，发现40-50厘米的文化层，找到了商周时期的陶鬲、豆柄、豆盘、大口罐等可辨器型的残片，这些陶片以夹砂红陶、灰陶为主，纹饰有附加堆纹、压印纹、绳纹和弦纹等。专家组认定，这些陶片为殷商至东周的遗物，从而认定这座土台为东周时期遗址。 八、章华台在华容的相关物证 通过研究、考证和寻访、调查，笔者还掌握了古华容范围内有关章华台的一些重要物证。 （一）丰家山东周墓。 《文物》杂志1993年第1期，发表郭胜斌、李正鑫等撰写的《湖南省华容县丰家山东周墓发掘简报》一文。文章详细介绍了1991年10月，华容县丰家山在修建220KV变电站时，发现并发掘的东周墓葬群的情况。这个墓葬群共有13座墓，系春秋至战国的楚墓葬群。笔者研究认为，这个墓葬群与华容章华台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一是墓葬时间与章华台存世时间相同，为春秋中晚期至战国中期；二是地理位置相近，墓葬地址与章华台遗址仅相距约5公里。三是墓葬形制与江陵雨台山发掘的东周楚墓的形制、结构完全相同；四是墓葬的随葬器物，共出土27件，与江陵雨台山东周战国楚墓中出土的随葬器物完全相同。笔者认为，墓葬极有可能系章华台的管理人员去世后埋葬在这里形成的。 （二）章华港和乌龙岩古采石场。 今石首市桃花山镇，有一个章华港村。这里除有地名章华港外，确实有一条沟通长江与杨叶湖的古水道——章华港。章华港为南北向，目前全长3000米，宽约50米；章华港北端与长江相连接的口子，已被长江大堤阻断，并建有章华港闸；章华港南端与杨叶湖相连接的地方，名叫艾家嘴，也建有艾家嘴闸。杨叶湖现存面积约1600亩，古时面积更大，向南延伸至青竹沟。1990年新出版《石首县志》载：杨叶湖原有水面2.93平方公里，现有水面1.07平方公里，面积减少63%。青竹沟是桃花山的一条山沟，东边是昂头山，西边是鹿角山。青竹沟南端的桃花山山麓名叫乌龙岩，现建有乌龙岩水库。乌龙岩有一个古采石场。其开采面积约60余亩。山坡荆棘丛中，被人工开采的石料遍布山坡，有的石料上的凿痕清晰可见，凿打石料留下的石渣厚厚堆积。据当地老人说，杨叶湖的湖水，过去延伸到了乌龙岩的脚下，通过水路将石头运出，是很方便的。乌龙岩距艾家嘴约4000米，距章华港长江口约7000米。乌龙岩的古采石场是哪个朝代的采石场，什么人来此采过石头，石头运到哪里去了，作了什么用，当地没有人知道。近代，至少是近百年以来，没有人去乌龙岩开采过石头。 笔者认为，章华港和乌龙岩古采石场，实际上是楚灵王修建章华台的重要物证。古代文献传递的信息，修建章华台是使用了大量石头的。修建章华台的石头，就是从这里的古采石场运去的。由于章华港是为修建章华台运送石头而开凿的水道，取名“章华港”也就是名副其实、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章华港位于华容章华台遗址的东北方向，距离章华台遗址约40公里。古时经水路可以从东西两条路线到达，水程约60公里。最近，笔者从乌龙岩古采石场捡回一块石头，与楚王台上的石头的剖面进行比较，肉眼看上去是完全一致的。而这种石头与本地石佛山、龙秀山的石头相比，看上去有比较明显的区别。 （三）范蠡墓。 春秋晚期著名政治家范蠡，死后安葬在华容县西田家湖边。其墓、墓碑、石雕翁仲灵兽毁于1966年文革。关于范蠡墓在华容县的事实，古代文献多有记载。《史记》集解张华曰：“陶朱公冢在南郡华容县西，树碑云是越之范蠡也”，晋初《太康地记》载：“陶朱冢在华容县之西南”，王隐《晋书?地道记》载：“陶朱冢在华容县。树碑云是越之范蠡”，盛弘之《荆州记》、刘澄之《永初山川记》均记载范蠡墓在华容县西，《水经注》亦载范蠡墓在华容县。这些记载是真实准确的。范蠡墓怎么会葬在华容县呢？实际上，范蠡身葬华容，也与章华台有关。范蠡在帮助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灭吴复仇之后，激流勇退，弃官经商，在齐鲁发家致富。范蠡本可定居于陶，安度晚年，但是，一件意外事情的发生，使范蠡不得不再一次泛舟出行。这就是《史记》所载，范蠡的第二个儿子在楚国杀了人，被关在死牢里。一方面，范蠡派自己的大儿子用牛车载着重金去郢都，通过老朋友庄生疏通关系，实施营救；另一方面，亲自乘船来到华容，想寻找机会向楚王求情，以救出儿子。因为华容建有楚王离宫章华台，楚王经常来华容云梦泽打猎，在这里，最容易找到晋见楚王的机会。由于大儿子在郢都的营救活动出了问题，二儿子最终没有救出来，范蠡遂在华容隐居终身，葬于华容。 （四）华容故城。 在楚王章华台附近，确实有两处可判断华容故城存在的客观实体。一是古县治遗址。在楚王台以南400多米的地方，有一块东西走向的长形高地，即原县针织厂、县工业学校所在地，这里就是隋开皇十八年前华容县治所在地。这与府志、县志所载“章华台在县北一里”的记载相符。二是故城遗址。在楚王台的西边，一条长600余米的南北走向的土梁子（土埂），纵卧在土台以西约200米的地方。土梁子的高度为36至41米不等。在楚王台南边古县治所在地，也有一条土梁子，与西边的土梁子大体垂直，只是西头一段被夷平后，高度多为36米左右，成为古县治遗址，土梁子的形态不是很明显，但东头残存的土梁子是很明显的，部分地段的高度在41米以上。在楚王台的东边约200米的地方，也有一条南北走向的长形高地，即原县黄麻纺织厂、今三义纺织公司的厂房所在地，现在高度多为33.5米左右。这有可能是由土梁子被夷平后的高度，高地铺展的宽度近百米。这三条土梁子，与北面的小山丘，正好围成一座南北长约700米，东西宽约500米的方形城池。这些土梁子不是山丘余脉，极有可能是华容故城（容城）的土城城垣遗迹。这正好与杜预注解“台在华容城内”相合。 在这座城池的东南角，现在还能看出，古时有一条宽约60米的水道，使城内湖水与城外的李家湖连通。李家湖古时与华容河相通。 九、结语 本文所论章华台在华容县，仅指楚灵王建成于公元前535年、在华容城内的章华台，亦即《辞海》“章华台”条目注解所列四处章华台的第一处。笔者并不否认其他地方建有章华台。章华台应有多处。据有关文献分析，仅楚灵王就应有两次修建章华台的举动。一是本文所论之华容章华台；另一章华台，是公元前529年，楚灵王被赶下王位去世时，在乾溪已建三年，但没有建成的章华台。《公羊传》昭公十三年：“灵王为无道，作乾溪之台，三年不成。楚公子弃疾胁比而立之，然后令于乾溪之役曰：‘比已立矣，后归者不得复其田’。众罢而去之”；《淮南子?泰族训》：“灵王作章华之台，发乾溪之役，外内搔动，百姓罢敝。弃疾乘民怨而立公子比，百姓放臂而去之”，这两段话，即可证明，楚灵王在去世的前三年间，曾在乾溪修建过章华台。只是没有建成，就失去王位，命归黄泉。这个章华台应是安徽亳州城父的章华台。 根据上述史实考证和对相关遗址的考察，本文认为，现存于湖南省华容县胜峰乡清水村三组的古楚王台遗址，就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章华台遗址。此前史学界关于章华台在湖北潜江、监利、钟祥西北境等地的观点，都缺乏足够的史实支撑，是错误的；而《辞海》关于华容章华台的注解，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是错误的。 原载：《文史拾遗》2009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