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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学”一词，有些学者愿意使用，是其学术自由，无须他人置喙。正如《光明日报》创办《国学》专刊，自有其自由。到现在，该刊已出了180期，提倡重视中国古代经典的传播与研究，刊登了不少很有见地的文章，我几乎每期必看，受益不少。当然，“国学”这一名称，一直存在异议，这也毋庸讳言，不然，该刊就无需再三以很大篇幅反复解释“国学”涵义究竟是什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使用“国学”这一概念者作为其中一家，自有它的权利。然而，其他九十九家，恐怕也有其存在权利，尤其是认为“国学”这一概念并不妥贴者，恐怕也可算作一家。这大概就是该刊总第180期所感慨的：“这就构成了国学在当今时代的基本生态”。对这一感慨，我觉得有些费解：难道只能只准“国学”一家独尊，其他各家都得一概鸦雀无声，“当今时代”的“基本生态”方才算好吗？其实，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要将“国学”列为一级学科，并要将“国学”这一概念及将“国学”列为一级学科极为合理极为必要的一家之言，通过行政权力，压倒其他所有不同意见，使之成为国家行为，强行让全国学界接受，据说还在计划动用国家财政拨款，这就涉及国家公权力这一运用是否必要、是否得当的问题，任何一个公民自然就都有就“国学”这一概念是否科学、“国学”作为一级学科是否能够成立发表意见的权利。要讨论，最好就这一问题本身来讨论。这并不妨碍有人继续坚持用“国学”这一概念，更不妨碍人们去研究戴在“国学”这一帽子下的各种实际问题。 2.陈先生（《不能用非理性的方式批评“国学”》见光明日报2010年11月15日第12版）对现代学科分类的弊端所申述的意见，很正确。对先前学术研究中存在的严重问题，相关批评也很到位。现在，许多高等学校推行通识教育，倡导开展跨学科研究，不就是为了克服这一弊端吗？陈先生所在的武汉大学文学院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之所以被列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不就正是为了更全面更系统地开展对于中国古代思想、学术、文化的研究、培养这一方面的专门人才包括各种通才吗？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学术，这些概念不都非常清晰、非常明确吗？陈先生担任这一基地的副主任，您所指出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以往研究中存在的诸问题，不正是贵中心所承担或所应承担的重大研究课题吗？陈先生倡导研究“中国的思想史”、“中国的古代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有哪一项不可纳入贵中心未来战略发展研究规划呢？贵中心并未改名为“国学”研究中心，似乎也没有因此而妨碍就这些课题开展研究。 3.在陈先生文章中，“国学”又被定位为给现有文、史、哲相关学科“拾遗补阙”，而且说，文史哲相关学科的地位将因此而“更加巩固”、“发展得更加健全”。这又很令人费解，因为陈先生这里竟又肯定了现有学科分类，而且要使之更加巩固、更加健全。正如陈先生所说，中国传统学术分类，大项是经史子集四部之学，“国学”被陈先生确定为综合研究四部的会通之学，那么，彻底一点，就不如干脆用中国原来的四部分类取代现有学科分类，在它前面再加列一项“国学”，作为总部。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技术科学、管理科学等等分类，无一不来自西方，我们的四部原就包含所有这一切，用我们老祖宗的这一分类既然那么好，现代这种学科分类就当一律扫除。“国学”却又被定位为给现代文史哲学科“拾遗补阙”，那岂不太委屈它了么？ 4.中国传统经学也好，史学也好，子部之学业好，集部之学也好，四部之学也好，意义都很明确。“国学”一词，在中国原来就有，但并非指四部之学，也非之其中某一部之学，承认这一点，大概总不能算我“缺少常识和理性”吧。究竟为什么要将日本一些人当年发明现在日本也极少使用的“国学”这一概念照搬到当代中国来，愚鲁而非理性的我，实在难以理解。清末，一些仁人志士立志推翻清王朝统治，倡导“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一度将满族排斥于中华之外，他们从日本借来“国学”一词，要用中国传统学术确立反满的合法性基础。其后，北洋军阀统治时代，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代，“国学”一词也曾被一部分学者所沿用，更多次见之于政府文告、文件。那时，更多一点与西学相抗衡的含义。其后，这一概念逐渐为人们所淡忘，乃至被完全摒弃不用。今天，为什么又非得使用这一概念不可，这一概念的科学性究竟何在，亟望聪慧而理性的智者不吝予以赐教。 5.陈先生责备我在玩弄概念游戏，这样，会导致“中国”、“文化”这样一些概念都无法说清。其实，确有一位陈先生很推崇的海外著名学者说过，“中国”这一概念究竟是地域的概念，族类的概念，政治的概念，还是文化的概念，无法说清，无法确定，为此，我曾写过一文与之商榷，这里不去细说。至于文化这一概念，在筹划编撰百卷本《中华文化通志》时，编委会坚持生活在今天中国版图内的各民族、各地区、思想学术文化各领域，从古至今各时代，都应包涵在“中华文化”这一视野之内。我想，这恐怕应当是今天每一个中国人都应坚持的立场。中华文化是川流不息浩淼无垠的巨流，从古至今，各民族一代代的辛勤耕耘，都值得我们珍惜，都应认真总结。汉民族所固有的古学应当继承与弘扬，其他各民族所固有的古学也应当继承与弘扬。立足今日中国之实际，针对今日中国之需求，积极主动自觉地吸取我们先辈留下的各种思想、学术、文化遗产，同时，积极主动自觉地吸取融汇世界各国优秀的各种思想、学术、文化成果，来创立和我们时代相适应的新的思想、学术与文化，应当是我们这一代学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当然借鉴前人也好，借鉴外国也好，都不是全盘接受，都要经过我们独立的批判性的反思，目的都是为了创造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伟大崛起所需要的新思想、新理论、新学术、新文化。当然，这也许终究只是我的一种“非理性”的梦想，贻笑于大方当在所难免。 原载： 《光明日报》2010-11-2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