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旧时的文人士大夫好谈“华夷之辨”，往往以华我夷人尊己卑人，借以满足自大自尊的心理。“华”、“夷”这对概念，最初本是一种地理概念，原本并无尊卑之意。《孟子》书中有“舜，东夷；文王，西夷” 之语。历来被文人士大夫所尊崇的舜与文王两位圣贤，原本皆出自“夷”。可见，以华我夷人来表达尊己卑人之意，实为后来史家弊于陋固之见，儒者拘墟之词，文人浮夸之习耳。 然而，“华”、“夷”之间虽无尊己卑人之意，但两者还是有其文化上的高下之差。“华”代表处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城市人，“夷”则指处于政治经济文化边缘或落后地区的乡下人。城市人因生活较富裕，一向养尊处优形成骄奢之习而腐化堕落；乡下人则因生活较艰苦质朴，奋发有为，最终取城市人的地位而代之。但是，乡下人战胜城市人后，迅速被文化较高的城市人同化，自己又过起骄奢逸乐的都市生活，最终成为后起的乡下人讨伐的对象。历史上的唐太宗出身于西北之夷，相对处于长安、洛阳的隋炀帝所代表的中原华族来说，无疑是乡下人。但这批乡下人最终取隋而代之，建立起大唐帝国，创造出光辉灿烂的盛唐文化。 其实，所谓盛唐文化，即是“华”、“夷”各种文化大融合而成的一种新型文化。据《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所考，盛唐的华夏文化吸收了夷狄文化的成分多到不可胜数。唐代诗仙李白就是一个标准的西域碎叶城出身的胡人。这个乡下人写得一手好诗文，可谓华化程度第一流，但生活习俗还是保持乡下人的天真质朴，即便饮酒取乐，亦颇喜“胡味”。可见，即便是夷人出身，只要刻苦努力，奋发有为，也可以成为政坛文苑的一代霸主，足证“夷夏之防”不可恃。相反，夷夏之交融反倒开出了“盛唐文化”这朵灿烂之花。 到了近代，随着科技的进步，火车轮船飞机的发明，“华”、“夷”的内涵与外延也发生了变化。“华”的概念包括了汉、满、蒙、回、藏等多民族融合的中华民族联合体，“夷”的对象则主要指入侵中华民族的欧美等国。随着鸦片战争后国门的洞开，士大夫阶层逐渐认识到，当今的西洋文明及西方列强并不可以“夷狄”视之。于是，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发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向西方学习之声。到了戊戌年间，主导变法维新运动的康有为更是提出“以夷变夏”。其弟子梁启超则从国民的品格方面分析指出国人确实已沦为“野蛮的乡下人”，较之康有为从科学技术及政治经济制度方面承认“华”、“夷”位置的倒转更进一步。 可以说，整个近现代史是“华”、“夷”位移的历史，是西方迫使东方从属于己的历史，也是都市化的西方人强迫东方人服从改造或接受统治的历史。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东方人为了洗脱由于“野蛮的乡下人”之故而蒙上的耻辱，从输进西洋文明到大量派遣留学生向都市化的西方各国学习科学技术及语言文化，以图自强并洗脱耻辱。在同属于“野蛮的乡下人”的东方诸国中，日本人学习西方文明最有成效，迅速加入到列强行列，反过来歧视和压迫还属于乡下人的中国和朝鲜。在二战中，日本人以都市人的姿态君临亚洲，视亚洲各国人为“野蛮的乡下人”，正是基于这种“都市人”的心态。但在面对欧美等西方人时，日本人始终感到自己是乡下人而觉得自卑。这是日本人和日本民族的矛盾心态，是一种“都市化了的市侩小人心态”。 时至今日，“华”、“夷”的概念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今天的知识分子也不会以华我夷人为标榜，但重辨“华”、“夷”，仍然有利于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和现状的认识。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