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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用广义散文文体概念。古人多以内容本位、技艺本位界说散文，是本体论，还有以作者本位、本原本位、功能本位界说散文的，皆具“片面的深刻”。散文有“形而上”、“形而下”之分，形而上者是散文之道，是本质、精神和灵魂，形而下者是散文之艺（技、术），属于技术层面。散文的定义，为是非真假判断，散文的本质界说，是高下优劣的价值判断，实为不同的概念。散文不仅是纯粹的文学文体，还是文化文体。古代多元的散文观，各有合理性和局限性，应宽容看待，切忌以“专制”思维视之。 关键词 散文；古文；载道；文之道；检讨 本文所谓“古代散文界说”，是指古人对散文的界说。散文之“体”，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指体裁，是体制之体，即形式，如字句、声调等；广义的指文学、文化之体，指区别于其他文体的一切特征，不只是形式，还有题材、主题、风格、技艺等。本文用广义散文文体概念。“检讨”指梳理、清理和评判。 现代散文观念，深受近现代西方“纯文学”观念的影响，“散文”是文体“四分法”中的一种，与诗歌、小说、戏剧并列，强调感性、抒情性、审美性、艺术性。刘经庵《中国纯文学史纲》不论散文，将散文完全排斥于“纯文学”之外。古今散文观念往往差异很大，甚至完全相反。但看文学史实际，问题并非如此简单。仅仅以“纯文学”标准认识古代散文概念是不够的，而应从传统汉语言文章的实际情况出发。 古代散文是一种独特的历史存在，古人对散文的界说有许多真知灼见，极具理论价值，但也存在不少片面性。本文试做全面系统的梳理和检讨。 一、散文及相近概念 现代通行的是以“散文”指称古代散体文，“散文”和“散体文”是同一概念。古人只是偶尔使用“散文”这一概念，历代文论著作如陈骙的《文则》、吕祖谦的《古文关键》、王若虚的《文辨》、吴讷的《文章辨体序说》、方苞的《古文约选》等，又如“文说”、“文品”等，几乎没有以“散文”概念来指称对象。古人多以“文”、“文章”、“辞章”、“古文”指称散文，而不用“散文”概念。但“散文”概念已通行百年，约定俗成，故本文仍用“散文”概念指称古代散文。什么是散文或散体文？古人有不同界说。 （一）古代“散文”，有不同层次的含义，实为不同的概念 古人并不是简单地以广义、狭义“两分法”看散文。最广义的散文，与韵文相对，包括一切种类与形式的非韵文，散文就是非押韵之文章。狭义的散文，只指散体文，与骈文相对。或散文即辞章，是有文采之文，近于现代“纯文学”意义上的散文。最狭义的散文，特指说理文或叙事文、抒情文，排斥他体。这几种概念往往并行不悖。古人界说散文，有具体的语境，所指不同，内涵各异，不应简单泛泛理解。 （二）散文与古文 “古文”，古人还表述为“散文”、“文章”、“古文辞”、“古文词”、“辞章”、“词章”等。古文是散文正宗，是“文统”。陈衍《散文体正名》，主张以“散文”、“散体文”取代“古文”、“古文辞”之称。[1]实际上，“古文”不能简单化等同于“散文”。古人常“诗古文辞”并称，“古文辞”即多指非诗体的散文；“古文”是正宗、传统、典范，与“时文”或“今文”相对，是时间概念，更是内质界定、价值判断；“古文”又与骈文或小品相对。“古文”具有不同的内涵。 （三）散文与骈文 正统文人以“古文”（散体文）为文章正宗，排斥骈文。作为桐城古文理论的“反拨”，阮元《文言说》云： 孔子于《乾》、《坤》之言，自名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也。为文章者，不务协音以成韵，修词以达远，使人易诵易记，而惟以单行之语，纵横恣肆，动辄千言万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谓直言之言，论难之语，非言之有文者也，非孔子之所谓文也。[2] 承继了六朝“有韵为文，无韵为笔”的观念，主张“文”须排偶对仗，有声韵，否则就是“直言之言，论难之语”。阮元认为，与散文相对，骈文才是真正的“文”，而无韵散行者只是“笔”，将散文排除于“文”外。刘师培《广阮氏文言说》承阮元观点，力倡韵偶之文，主张以“藻饰”、“对偶”、“声律”为“文”之标准，强调“‘文’以‘藻缋成章’为本训”，“就应对言，则直言为言，论难为语，修词者始为文。文也者，别乎鄙词俚语者也”。[3]刘氏将“文”与“言”、“语”分别开来，认为“文”才是真正的文学，排除“鄙词俚语者”，也就是不承认通俗文的价值。 刘开主张骈散融合，不能偏废。《与王子卿太守论骈体书》说：“夫文辞一术，体虽百变，道本同源。……故骈之与散，并派而争流，殊途而合辙。……骈中无散，则气壅而难疏；散中无骈，则辞孤而易瘠。两者但可相成，不能偏废。”[4]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陈柱《中国散文史》将古代散文史描述为骈散分合演变史，“自无骈散之分以至于有骈散之分，以至于骈散互相角胜，以至于变而为四六，再变而为八股。散文虽欲纯乎散，而不能不受骈文之影响。骈文虽欲纯乎骈，而亦不能不受散文之影响。”[5] 古人眼中，骈文与散文（古文），通常是平行概念，不是统属关系。骈散之争只是大散文内部的观念之争。现代不少学者将散文等同于古文，以散文涵盖骈文，即以散文为母概念，骈文为子概念，骈文归属于散文，是不合理的。 “散文”只是指称此类文的一种概念，可做“共名”。文学与经学分离后，散文指经、史、子、集的“集部”之文。“辞章”（词章）讲究文采、辞藻、想象、技巧，接近于现代“纯文学”意义上的散文。李商隐在《樊南甲集序》中以“古文”与“今体”对称，“古文”指散体，“今体”即指骈文，也就是“四六”。同是“散文”概念，内涵各异，要区别对待。 （四）古代散文属于“文体”，还是“文类”？ 西方文类（genre）概念，是指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体性不同的文学类型，每一文类均代表着特有的一套成规。“文体（style）”，是指某一作家或某一时代所表现出来的文学风格。Style，一般学者译为“风格”，徐复观《〈文心雕龙〉的文体论》认为“文体”更近乎style的英文原意。[6]中国古代的“文类”，是指文体的归类类型和具体文体的分类，标准不同，归类和分类不同。古代“文体”，类似西方的“文类”，西方的“文体（style）”，则类似中国古代的“风格”。古代广义散文，多指“文类”，不像现代散文，是“文体”。古代广义散文类下的古文、骈文，有时是文类，有时是文体，序、跋、记、论、说、铭、赞、尺牍等体式，才是具体的“文体”概念。古人论散文，有时指文类，有时则指文体，应认识清楚。 （五）散文文体的“原生态”和“衍生态” 古代散文是流动概念，一直与时俱变。“原生态”文体，是指文体的初始形态，以后演进过程中产生新变，则称“衍生态”文体。散文有“原生态”与“衍生态”之别，“原生态”的散文，言、文一体，骈、散一体，雅、俗一体，道、艺一体，“应用性”、“文学性”一体；“衍生态”的散文，则言、文分离，骈、散分离，古（文）今（文）分离，雅、俗分离，道、艺分离，“应用性”、“文学性”分离。应动态地看待古代散文，仅将其视为“纯文学”之体，仅重“原生态”或“衍生态”，必然“遮蔽”散文史及整个文学史许多真相。 二、散文定义与本质界说 散文的定义，即回答什么是散文？什么不是散文？作为文体，古代散文有基本的规定性，就是不押韵，形式上不固定，否则便不是散文。诗歌即使写得再好也不是散文，这是绝对的。 古人多以诗体为参照，比较中界说散文。以押韵与否为标准，屠隆《刘子威先生澹思集序》云：“夫道之菁英为文，文之有韵为诗。”[7]李东阳以有无“声律讽咏”区别诗文，《沧洲诗集序》论诗云：“盖其所谓有异于文者，以其有声律讽咏，能使人反复讽咏，以畅达情思，感发志气，取类于鸟兽草木之微，而有益于名教政事之大。”[8]作者《匏翁家藏集序》又云：“言之成章者为文，文之成声者则为诗，诗与文同谓之言，亦各有体，而不相乱。”[9]散文就是非押韵之文。 什么是散文？什么是散文的本质？实为不同的概念，古人界说散文，多指散文的本质，可从以下几大方面看。 （一）内容本位 散文的本质界说，多从散文本身着眼，即“本体论”。回答散文是写什么的？写什么的不是散文？古人多强调立意本位，“意”是散文的生命和灵魂，仅具散文形式，不是真正的散文。萧颖士《江有归舟三章序》强调：“文也者，非云尚形似，牵比类，以局夫俪偶，放于奇靡。其于言也，必浅而乖矣。”[10]吴伟业《陈百史文集序》云：“夫文者，古人以陈谟矢训、作命敷告、教世化俗者之所为，非仅以言辞为工者也。”[11] 内容本位，历代论者所指不同，兹分别论之。 1、载道本位 散文是载道之文，或者说载道的才是散文。“文载道”强调散文的内质精神，形式是其次的。按此标准，很多非载道散体文就不是真散文。 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云：“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12]为文重在“明道”，仅仅文辞之工是不够的。韩愈《答李翊书》强调“道”是内在的，“文”是外在的，自己自觉培养醇正的“道”，“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13]所论之“道”，主要指正统的儒家仁义学说。周敦颐在《周子通书·文辞》第二十八中正式提出“文以载道”命题，更加强调“道”的第一性，而“文”仅仅被视为一种负载工具。他说：“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文辞，艺也；道德，实也。……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14]明确重“道”而轻“艺”。孙复《答张洞书》说：“夫文者，道之用也；道者，教之本也。故文之作也，必得之于心而成之于言。”[15]朱熹强调：“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16]道与文的关系，是道、器关系，体、用关系。 “载道”说重视散文的实用性，自然重道而轻文，重内容而轻艺术，道、文分离。魏了翁《坐忘居士房公文集序》说：“文云者，亦非若后世哗然从众取宠之文也；游于艺以博其趣，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本末兼该，内外交养，故言根于有德，而辞所以立诚。”[17]宋濂《文原》云：“大抵为文者，欲其辞达而道明耳！吾道既明，何问其余哉！”[18]“文以载道”说将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置于审美功能之上，将文完全工具化。这种观点推向极端，即是“作文害道”，从根本上否定文学。释契嵩《非韩》说：“夫文者，所以传道也。道不至，虽甚文奚用？”[19] “文载道”的“道”内涵丰富，可指天道、自然之道，儒家原典之道，理学家之道，或统治之道，或指充实的现实生活内容。实际上，“道”可属于“文”本身，不是外在于“文”。“文”、“道”可以“一体”，不必“文”、“道”分离。 “文载道”与“诗言志”对举，正统文人多视散文为功令之具，是应世文章，而诗歌才是个人的抒情言志的工具，两者分工不同。以“载道”界说散文本质，自然不合现代“纯文学”观念。 有论者强调散文的审美娱乐特质，强调“文”的独立性，是对“载道”观念的超越。汪藻《答吴知录书》云：“经术者，黍稷稻粱也；文章者，五味百羞也。用黍稷稻粱之甘，以充吾所受天地之冲和，固其本矣；若遂以五味百羞为无补于养生，皆废而不用，则加笾陪鼎，殽蒸折俎，不当设于先王燕飨之时也。”[20]强调文章的“调剂品”功能，不同于“经术”的“必需品”功能。 2、抒情本位 散文是抒情的，真情才能创造出真散文。郑樵说：“千古文章，传真不传伪。”[21]明代陈嘉兆评陈仁锡《东粤李老师集序》时说：“作文字无一诚立于其间，便是伪理学，伪经济”[22]。郑元勋《媚幽阁文娱·自序》云：“文以适情，未有情不至而文至者。”[23]黄宗羲《明文案序》云：“凡情之至者，其文未有不至者也。”[24]黄宗羲编选《明文海》即以“情至为宗”。1883年，王韬强调：“文章所贵在乎纪事述情，自抒胸臆，俾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而一如我怀之所欲吐，斯即佳文。”[25]自抒胸臆，吐露真情，即成“佳文”。 文，心之声，抒写性灵也。李贽《童心说》云：“夫童心者，真心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26]真人才有童心，有童心才有真心，有真心才有真文、至文。李贽论的是“文学”，主要指散文。袁宗道《论文》云：“口舌代心者也，文章又代口舌者也。”[27]说真话、说心里话的才是好文章。顾起元《睡心集序》云：“夫文者，心灵之所变化也。”庄元臣《论学须知引》说：“夫文，心声也。意积于心而声冲于口，如泉之必达，如火之必爇，如疾痛之必鸣号，不待思之而后得也。然虽不思而性灵之所抒洩，天真之所吐露，自有伦有次，有文有理，斐然可观，不待饰之而后工也。”[28]陆云龙《叙袁中郎先生小品》也说“文章亦自抒其性灵而已”。[29]李渔《名词选胜序》云：“文章者，心之花也。”黄宗羲《论文管见》云：“所谓文者，未有不写其心之所明者也。”[30]刘熙载《游艺约言》云：“文不本于心性，有文之耻甚于无文。”“文，心学也。心当有余于文，不可使文余于心。”[31]散文是心灵之文、性灵之文。上述诸论，近于现代“纯文学”散文概念。 钱澄之《重刻青箱堂集序》说：“文也者，载道之器，即达情之言也。”“盖未有非道而可言情，无情而可为诗文者也”[32]。认为“情”与“道”如水乳交融，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他将“载道”与“言情”统一起来。 古代散文，载道是“大传统”，抒情是“小传统”，一个是绝对的主流，是“文统”，一个是非主流。“文言情”，现代被绝对化，认为散文只是抒情的。以“纯文学”观念看，人们更认可“文言情”。但我们首先要尊重古人的观念，不应将古代主流散文观念完全“颠覆”，把非主流当作主流，边缘视为中心。 3、说理本位 载道，即是说理，“道”是特殊的“理”。“道”与“文”相对，“理”则多与“情”、“事”相对，说理与载道，同中有异，应分别看待。 理学家和部分正统文人眼中，理即文。真德秀《文章正宗纲目》认为文章“以明义理、切世用为主”。[33]毛先舒《文论二》云：“文者，理也。”[34]郝经《答友人论文法书》说：“夫理，文之本也；法，文之末也。有理则有法矣，未有无理而有法者也。”[35]陈绎曾《文筌序》云：“文者何？理之至精者也。”[36]赵孟頫《刘孟质文集序》主张：“文者，所以明理也。自六经以来，何莫不然。其正者自正，奇者自奇，皆随其所发而合于理，非故为是平易险怪之别也。”[37]散文即说理之文，与诗言志抒情不同。这是对散文本质的独特认识，自有其合理性，但将理与情、事对立起来，是对文的狭隘化理解。 4、叙事本位 诗文比较，论者多强调散文的叙事特质，有别于诗的抒情。元好问《杨叔能小亨集引》云：“诗与文，特言语之别称耳，有所记述之谓文，吟咏情性之谓诗，其为言语则一也。”[38]明张佳胤《李沧溟先生集序》说：“诗依情，情发而葩，约之以韵；文依事，事述而核，衍之以篇。”[39]吴乔说：“文之辞达，诗之辞婉。书（文）以道政事，故宜辞达；诗以道性情，故宜辞婉。意喻之米，饭与酒所同出；文喻之炊而为饭，诗喻之酿而为酒。文之措辞必副乎意，犹饭之不变米形，啖之则饱也。诗之措辞不必副乎意，犹酒之尽变米形，饮之则醉也。”[40]是以诗体为参照界说散文，强调其异。 5、“致治”本位等 有人主张“致治”本位，张惠言《文稿自序》云：“古之以文传者，虽于圣人有合有否，要就其所得，莫不足以立身行义，施天下致一切之治。”[41]或主张“明志”本位，王勃《上吏部裴侍郎启》云：“君子以立言见志。遗雅背训，孟子不为；劝百讽一，扬雄所耻。苟非可以甄明大义，矫正末流，俗化资以兴衰，家国由其轻重，古人未尝留心也。”[42]独孤及在《检校尚书吏部员外郎赵郡李公中集序》中说：“志非言不形，言非文不彰，是三者相为用，亦犹涉川者假舟楫而后济。”认为“文不足言，言不足志，亦犹木兰为舟，翠羽为楫，玩之于陆而无涉川之用”。[43]蒋湘南认为文章是“国运精华之所萃”，《与田叔子论古文第三书》云：“夫文章者，国运精华之所萃也。文章盛则人才盛，人才盛则儒术盛，儒术盛则治道盛。”[44]田北湖强调文章“表见精神”，《论文章源流》云：“故夫文者，聚灵府之能力，综万端之异名，藉以表见精神者也。”[45] 6、综合内容本位界说 上述诸论，只强调散文本质的某一方面，必然存在明显的局限性。有论者综合诸论，王禹偁《答张扶书》云：“夫文，传道而明心也。”[46]载道与明心见志融为一体。明黄省曾《空同先生文集序》云：“夫文者所以发阐性灵，叙诏伦则，形写人纪，彰泄天化。物感而言生，声谐而节会，乃玄黄之英华，而神理之自然也。”[47]黄宗羲《论文管见》云：“文以理为主，然而情不至，则亦理之郛廓耳”。[48]“情”、“理”一体。在《恽逊庵先生文集序》中，魏禧明确说：“惟文章以明理适事，无当于理与事，则无所用文。故曰：文者，载道之器。”魏禧认为文章要能“见诸行事而有功”，才算是有用之文。魏氏将明理、适事、载道三者统一起来。陆继辂《与赵青州书》云：“夫文者，说经、明道、抒写性情之具也，特文不工则三者皆无所附丽。”[49] 综合界说克服了单纯强调某一方面内容的局限性，但局限性仍是存在的。 （二）技艺本位 散文，艺也，技也，术也。散文是一种艺术，无艺术性的即不是散文。散文源于性情志意，但是性情志意不直接就是散文，散文乃艺也。古人多重技艺，文天祥《跋萧敬夫散文稿》云：“累丸承蜩，戏之神者也；运斤成风，伎之神者也。文章一小伎，诗又小伎之游戏者。”[50]把散文当作一种技艺来看。宋俞成《文章活法》云：“文章一技，要自有活法。”[51]亦有轻技艺的，章学诚《陈东浦方伯诗序》云：“诗文同出六籍。文流而为纂组之艺，诗流而为声律之工，非诗文矣。”[52] 同重技艺，视角不同，标准不同，观点各异。 1、神气本位 神王、气足才是真正的散文。刘大櫆《论文偶记》云：“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曹子桓、苏子由论文，以气为主，是矣。……至专以理为主者，则犹未尽其妙也。”他强调：“神者，文家之宝。文章最要气盛，然无神以主之，则气无所坿，荡乎不知其所归也。”[53]刘熙载《游艺约言》云：“文之道，在鼓之舞之以尽神。鼓舞有为而神无为，有为正无为之所自见也。”[54]柳冕《答衢州郑使君论文书》说：“夫善为文者，发而为声，鼓而为气。直则气雄，精则气生，使五采并用，而气行于其中。”[55]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云：“辙生好为文，思之至深，以为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56]明王文禄《文脉》卷一云：“文显于目也，气为主；诗咏于口也，声为主。文必体势之壮严，诗必音调之流转。”[57] 2、趣味韵本位 散文要有灵趣韵味，否则便不成其为文。陈继儒《〈文娱〉序》谓小品需有“法外法，味外味，韵外韵”。[58]陆云龙《叙袁中郎先生小品》说：“率真则性灵现，性灵现则趣生。”[59]林纾《春觉斋论文·应知八则·神味》认为“论文而及于神味，文之能事毕矣”。[60] 3、语言艺术本位 散文是语言艺术，言之美、言之精者为文。皇甫湜《答李生第二书》指出：“夫文者非他，言之华者也，其用在通理而已。”[61]司马光《赵朝议文稿序》云：“在心为志，发口为言，言之美者为文，文之美者为诗。”[62]苏伯衡《孔克烈雁山樵唱诗集序》云：“言之精者之谓文，诗又文之精者也。”[63]姚鼐《与石甫侄孙》强调：“文章之精妙不出字句声色之间，舍此便无可窥寻矣。”[64]赵翼《瓯北诗话》卷十二云：“心之声为言，言之中理者为文，文之有节者为诗。”[65]语言精美才是文，并非写出的皆是文。正统文人坚持“文”、“言”分离，主张古文用古语、雅语。方苞强调“古文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俪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朝佻巧语”等“五不”的雅语标准。姚鼐继承这一观念，梅曾亮《姚姬传先生尺牍序》引其语云：“先生尝语学者为文不可有注疏、语录及尺牍气。”[66]反对古文使用俗语，认为文之所以为文，即在于其语言的典正雅洁。 4、自然本位。 古人多强调自然而然，“无意为文”。汪藻《鲍吏部集序》指出：“古之作者，无意于文也，理至而文则随之。如印印泥，如风行水上，纵横错综，灿然而成者，夫岂待绳削而后合哉？”[67]唐顺之《答茅鹿门知县二》云：“一人心地超然，所谓具千古只眼人也，即使未尝操纸笔呻吟，学为文章，但直抒胸臆，信手写出，如写家书，虽或疏卤，然绝无烟火酸馅习气，便是宇宙间一样绝好文字。”[68]李贽《杂说》云：“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69]李贽所论之“文”泛指文学，也包括散文。“自然”是为文最高境界，无法之法，不求工而自工。不求形似，而求神似，能传神地表情达意即是好文章，汤显祖《合奇序》说：“予谓文章之妙，不在步趋形似之间。”[70]自然，就是兴之所至，脱口而出，只要出自性灵，率尔漫笔即成佳构。袁中道《答蔡观察元履》说：“率尔无意之作，更是神情所寄，往往可传。”[71]谭元春《古文澜编序》云：“古今文章之道，若水泻地，随地皆泻，……而文章之道，恒以自然为宗。”[72]张裕钊《与吴挚甫书》认为好的文章“惟其妙之一出于自然而已。自然者，无意于是，而莫不备至，动皆中乎其节，而莫或知其然，日星之布列，山川之流峙是也。”[73]“自然”的反面是雕琢、做作、无生气，便不配称作文。 5、意境本位 林纾《春觉斋论文·应知八则·意境》说：“意境者，文之母也，一切奇正之格，皆出于是间。不讲意境，是自塞其途，终身无进道之日矣。”[74]散文必讲意境，有意境的才是散文，无意境的便不是散文。 6、法本位 为文必讲法度。元揭曼硕《诗法正宗》云：“学问有渊源，文章有法度。文有文法，诗有诗法，字有字法，凡世间一能一艺，无不有法。得之则成，失之则否。”[75]明曾鼎《文式序》云：“文不可以无式，式不可以不精。式者何？犹规矩绳墨也；精者何？犹公输之巧也。规矩既设，则不失方圆之则；绳墨既陈，则不失曲直之准。”[76]无法无式，则不成其文。 有人反对拘泥于法，袁宏道强调无法之法，《答李元善》说：“文章新奇，无定格式，只要发人所不能发，句法字法调法，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出，此真新奇也。”[77] 可将古代散文学分为两大传统，一个是“载道”传统，一个是“技艺”传统。技艺本位散文观，注重散文的艺术性、审美性，注重散文本身，更接近“纯文学”的本质，已超越了“载道”传统。 7、创新本位 独创，有个性的才是真正的散文。叶元垲《睿吾楼文话》卷十二引宋祁《宋景文笔记》曰：“文章必自名一家，然后可以传不朽。若体规画圆，准方作矩，终为人之臣仆，古人讥‘屋下作屋’，信然。”[78]明左培《书文式·文式》卷上引瞿景淳语云：“文须从心苗中流出，句句字字都要作不经人道语。”[79]完全模拟之作，陈腐因袭，不是真正的散文。 8、散文技艺本位综合界说 上述诸论，只强调某一方面技艺，必然存在明显的局限性。有论者综合诸说，林纾说：“文字有义法，有意境，推其所至，始得神韵与味。神也、韵也、味也，古文之止境也。”章学诚《与邵二云》认为“文律，不外‘清’、‘真’二字。清则气不杂也，真则理无支也”。[80]夏力恕《菜根堂论文》说：“为文之的，雅正清真，包括无余矣。”[81] 9、散文本质综合界说 不少散文家将各种散文内容本位、技艺本位理论调和、融合、综合，追求更为合理的散文界说。杜牧在《答庄允书》中说：“凡为文以意为主，气为辅，以辞彩章句为之兵卫。”[82]张裕钊《与吴挚甫书》发挥说：“古之论文者曰：文以意为主，而辞欲能副其意，气欲能举其辞。譬之车然，意为之御，辞为之载，而气则所以行也。欲学古人之文，其始在因声以求气，得其气，则意与辞往往因之而并显，而法不外是矣。”[83]意、辞、气三者统一。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卷二说：“为文大概有三：主之以理，张之以气，束之以法。”[84]理、气、法三位一体。李廌在《答赵士舞德茂宣义论宏词书》中认为：“凡文章之不可无者有四：一曰体，二曰志，三曰气，四曰韵。”[85]体、志、气、韵，四者缺一不可。郝经《答友人论文法书》说：“夫理，文之本也；法，文之末也。有理则有法矣，未有无理而有法者也。”“理者，法之源；法者，理之具。理致夫道，法工夫技，明理，法之本也。”[86]理、法并重。明谭浚《言文》卷上《致意》云：“文之所以为文者，词也。文而不以词，何以为文？词之所以为词者，意也。词而不以意，何以为词？意之所以为意者，理也。意而不以理，何以为意？”[87]词、意、理并重。钱谦益《周孝逸文稿序》说：“根于志，溢于言，经之以经史，纬之以规矩，而文章之能事备矣。”[88]刘大櫆《论文偶记》说：“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然论文而至于字句，则文之能事尽矣。”[89]姚鼐《古文辞类纂序目》主张：“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认为“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90]李元春《四书文法摘要·余论十二则》说：“文章不外五端：曰典、曰理、曰法、曰气、曰神。”[91]刘熙载《艺概·文概》引用“经语”来概括散文本质特征，他说：“文之道可约举经语以明之，曰：‘辞达而已矣’，‘修辞立其诚’，‘言近而指远’，‘辞尚体要’，‘乃言底可绩’，‘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易其心而后语’。”[92]所说很有道理。 综合界定散文本质，克服了单纯强调某一方面的局限性，对散文本质的认识趋向全面合理，极具理论价值，但局限性仍是存在的。 《易经·系辞》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散文具有“形而上”、“形而下”的不同层面。“形而上”者是散文之“道”，指文心、文意、文理、文情、文神、文气、文味、文韵、文趣、文境等，是散文的本质、精神和灵魂，是更高层面。“形而下”者是散文之“艺”（技、术），指文技、文格、文式、文法等纯技巧形式，是技术层面。那么“道”和“艺”的关系究竟如何呢？“道”重要，还是“艺”重要，或二者都重要？古人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道”最重要，只要把思想感情表现出来，工不工并不重要，甚至可有可无。柳开《上王学士第三书》说：“文章为道之筌也。筌可妄作乎？筌之不良，获斯失矣。女恶容之厚于德，不恶德之厚于容也。文恶辞之华于理，不恶理之华于辞也。”[93]“文载道”、“文者，心声也”、“文者，理也”，等等，皆是讲散文之“道”，重散文的本质。有人更重视“艺”，讲究技巧、艺术、形式，内容不是很重要。以上两种观念是对立分离的。当然“道”和“艺”即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是最好的，姚鼐《答翁学士书》云：“夫道有是非，而技有美恶。诗文皆技也，技之精者必近道，故诗文美者命意必善。”[94]又《敦拙堂诗集序》云：“夫文者，艺也，道与艺合，天与人一，则为文之至。”[95]这是理想的散文。 （三）作者本位、本原本位与功能本位 本体论外，还有以作者本位、本原本位、功能本位界说散文本质的。 1、作者本位 有论者从作者即散文家或创作主体这个角度来界说散文本质。散文是人写的，什么人写的才能称作散文？真人才有真性情，真性情才有真散文。宋濂《文说赠王生黼》云：“文者果何繇而发乎，发乎心也。心乌在，主乎身也，身之不修而欲修其辞，心之不和而欲和其声，是犹击破缶而求合乎宫商，吹折苇而冀同乎有虞氏之箾韶也，决不可致矣。”[96]清李元春《四书文法摘要·余论十二则》说：“文章根于性情，而本原在心，故心术须端。”[97]人品决定文品。散文是天才的创作，只有大才方能写出好散文，并不是什么人都配写散文的。刘将孙《赵青山先生墓表》云：“文章，英气也，人声之精者为言，言之精者为文。英者，所以精者也。”[98]王文禄《文脉》卷一说：“文之高胜者，必命世才，自出新机，不蹈陈辙，用发吾胸中之蕴概，以文人小之可乎？”[99]散文是个性化的创作。不同身份、个性的人，创作出不同的散文。 2、本原本位 散文是如何产生的，即散文是从哪儿来的？古人强调散文是“不得已”而作，不是苦思冥想刻意而为。有感而发，生活所“激”，散文是自然“写”出来的，不是“做”出来的。刘辰翁《赠潘景梁序》说：“余谓文者，皆不得已也。……夫言虽技也，道亦不离于言。……道不得已为言，言不得已亦道。”[100]祝允明在《祝子罪知录》中也说：“文也者，非外身以为之也。心动情之，理著气达，宣齿颊而为言，就行墨而成文。文即言，言即文也。”[101]钱谦益《李君实恬致堂集序》说：“文章者，天地英淑之气，与人之灵心结习而成者也。”[102]文生于心，是心灵的自然流露。有论者强调文源于“气”，元代戴表元《紫阳方使君文集序》说：“人之精气，蕴之为道德，发之为事业，而达之于言语词章。”[103]文章根本源自人所禀受的精气。吴澄《别赵子昂序》说：“文也者，本乎气也。人与天地之气通为一，气有升降，而文随之。”[104]有论者强调文源于情，情生文。钱澄之《程姜若松州杂著叙》云：“情至而文生也。”[105]龚自珍《五经大义终始论》云：“民饮食，则生其情矣，情则生其文矣”[106]。无情则无文。 3、功能本位 影响最大的就是“教化”说，即教化本位。柳冕《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书》云：“故文章之道，不根教化，别是一技耳。”又《答徐州张尚书论文武书》云：“夫文章者，本于教化，发于情性。本于教化，尧舜之道也；发于情性，圣人之言也。”[107]明确强调散文的功用在于“教化”。“教化”说强调统治者应利用散文自上而下地教化人民，是典型的功利散文观。 载道，明道，传道，贯道，是内容，也是功用。有论者强调散文的实用功能，即有补于世，有益于世。有益即是散文，有害便不是散文。有用即是散文，无用便不是散文。王安石《上人书》云：“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108]海瑞《教约》称：“文也者，所以写吾之意也……今一生读书作文，于家国身心无毫毛补益，谓之何哉?”[109]顾炎武《日知录》云：“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110]方东树《复罗月川太守书》说：“文不能经世者，皆无用之言，大雅君子所弗为也。”[111]无用无益之文，便没有存在的价值。 有人强调散文超功利的娱乐功能。赵宧光强调“无用之用”，他说：“天地间最无用是文章，文章之最无用是诗”[112]晚明郑元勋《媚幽阁文娱·自序》说：“吾以为文不足供人爱玩，则六经之外俱可烧。六经者，桑麻菽粟之可衣可食也者；文者，奇葩，文翼之怡人耳目、悦人性情也。若使不期美好，则天地产衣食生民之物足矣，彼怡悦人者，则何益而并育之？以为人不得衣食不生，不得怡悦则生亦槁，故两者衡立而不偏绌。”[113]认为与六经的实用功能不同，散文是用以愉悦读者耳目、性情的。六经是如同人们物质生活的必需品，散文则是人们精神生活的消闲品，是生活的点缀。将散文抬到与儒家经典并列的地位，认为二者不可偏废。这是对传统功利主义散文观念的背离。将散文从政治教化的附庸地位中解脱出来，使之具有相对独立性。散文创作不必写高文典册，不必载道征圣，而只是兴会所至，独抒性灵，自娱自乐而已。以这种观念看散文，故特重娱乐消遣，赏玩美文，“寐得之醒焉，倦得之舒焉，愠得之喜焉，暇得之销日焉”，只求得“一晌之欢也，而非千秋之志也”。[114] 同以功能界说散文本质，立场不同，标准不同，观点各异。 散文的本质界说，追求一种审美理想，表达一种文化情怀，是高要求，是极有意义的。 不同时代、不同流派、不同人，对散文的本质有不同的认识，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每种界说，皆有合理性，同时亦有局限性，皆是“片面的深刻”。不能用一花独放的“专制”思维轻易肯定或否定，要允许这种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存在。 什么是散文？古人常谈的并不是散文的定义，而是“散文的本质”概念。散文有“本质”，就有“非本质”，非本质特性，也是散文的特性，并非可有可无的。 散文的定义，为是非真假判断；散文的本质界说，是高下优劣的价值判断。所谓“非文也”，通常不是真假判断，而是价值判断，实际上是说不符合自己审美理想或品质低劣，不是好散文。 判定是否是散文，首先应看形式，非韵文即是散文，形式是最基本的要求，其次看其本质，徒具形式也是不够的。 （四）散文本质与散文之“体” 此处之“体”，指狭义的体，即体制、形式。古人多强调体制为先，重形式，明规矩，没有规矩，无以成方圆。历代学者论散文，多重视“辨体”，强调要“得体”，识“大体”。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云：“论诗文当以文体为先，警策为后。”[115]多主张严分文体疆界，刘祁《归潜志》云：“文章各有体，本不可相犯。……如散文不宜用诗家语，诗句不宜用散文言。……如杂用之，非惟失体，且梗目难通。”[116]强调散文的纯正、正宗，保持文体的纯洁性。章学诚《古文十弊》认为“凡为古文辞者，必先识古人大体，而文辞工拙，又其次焉”[117]。这是一种“保守”观念，自有其合理性一面。 散文“有体”，又“无体”。“有定体”，又“无定体”。王若虚《文辨》云：“或问：文章有体乎？曰：无。又问无体乎？曰：有。然则果何如？曰：定体则无，大体须有。”[118]李纯甫《西岩集序》云：“人心不同如面，其心之声发而为言，言中理谓之文，文而有节为之诗。然则诗者，文之变也，岂有定体哉？”[119]不固守“定体”，这是一种开放的观念。两种观念并行，“合力”推动文体发展，我们不应偏重于某一方。 （五）散文之“道”与“器” 此处，“道”是内容，“器”是工具。历代学者多视散文为载“道”之“器”，黄庭坚《次韵杨明叔四首序》曰：“文章者道之器也。”[120]汪莘《访汤粹》云：“文者，道之器。”[121]清张秉直《文谈序》说：“文者，经国之业，载道之器也。”[122]散文是一物多用之器具，几乎任何东西都可以装盛。可抒情，亦可写景、叙事、说理；可论政，亦可论兵、论医、论佛、论道。单纯强调“道”的某一方面，而排斥其他，是狭隘片面的。 三、几点检讨 （一）散文的本质特性仅仅是散文一体独有的吗？ 古人喜与诗比较，界说散文本质特性，重两者之“异”。许学夷说：“诗与文章不同，文显而直，诗曲而隐。”[123]赵宧光主张诗含蓄，文发露，他说：“诗主含蓄不露（故曰裁诗），言尽则文，非诗也。”[124]胡应麟说：“诗与文体迥不类：文尚典实，诗贵清空；诗主风神，文先理道。”[125]叶燮《南游集序》云：“诗文一道，在儒者为末务。诗以适性情，文以辞达意，如是已矣，初未尝争工拙于尺寸铢两间。”[126]这是严分诗、文疆界，强调文体的独特性。 实际上，古人亦多诗、文合论，认为诗、文一体。郑思肖《心史·总后叙》云：“所谓诗，所谓文，实国事、世事、家事、身事、心事系焉。”[127]唐顺之《与洪方洲书》自述：“近来觉得诗文一事，只是直写胸臆，如谚所谓开口见喉咙者。使后人读之，如真见其面目，瑜瑕俱不容掩，所谓本色。此最上乘文字。”[128]魏际瑞《伯子论文》云：“诗文不外情、事、景，而三者情为本。”[129]诗文不同只在体制、形式，本质上没有区别。诗与文相融相通，不必过求其异。刘熙载《游艺约言》说：“文之理法通于诗，诗之情志通于文。作诗必诗，作文必文，非知诗文者也。”[130]所言甚是。诗、文一体观念，弥补了诗、文分疆观念造成的局限性，自有其理论的合理性。 对不同文体，重其“异”，而轻其“同”，过分强调文体特质的独特性、唯一性，夸大文体间的相反对立，非此即彼，势必“遮蔽”各文体的共通性、共同性。“文学性”是各体文学皆有的特质，同样的情感志意，不同的文体皆可表达。文体特质不应完全以排他性为“前提”。诗歌以抒情言志为主，散文以议论载道为主，但不能说议论载道的就不是诗歌，言志抒情的就不是散文。诗歌“曲而隐”，散文“显而直”，但只是相对的，散文也有“曲而隐”，“曲而隐”不是诗歌的“专利”。 （二）散文只是文学文体吗？ 近现代引进的西方文体概念，是“文学文体”概念，中国古代文体概念是“大文学”文体或“文化”文体概念。当下观念的“文学”是纯文学，即学科分类后脱离了哲学、史学、科学、伦理学等而独立出来的文学。古代散文在“大文学”的背景下发展，不仅是“文学”文体，还是超越文学的“文化”文体。这种体制可以说是文学，也可以是经学、史学、子学，经、史、子都可借助散文作为载体来表达思想。古代文学实际，“散文”与“文学”的关系，有时，散文即等于文学，有时，散文则包括经、史、子、集一切文体。 有时，我们可跳出“散文是文学”的“前理解”认识古代散文，散文的形式，本身却属于“文学”之外的“文化”，“集部”中许多有关经、史、子的论文，是“文化”文体，而非纯粹的文学之散文。 散文究竟属于哪种文体？“文学”的还是“文化”的？应该考虑作者和接受者两方面。首先要尊重作者本人观念，同时也不应忽视读者的观念。抒情文是文学的散文，这是历代一致观念，但说理文是不是文学？却有不同看法。我们应该尊重作者本人，作者认为是散文，就应该承认，同时承认接受者的“再创造”权利，可以不认同作者观点，甚至完全否定。 学科分类是现代科学发展的结果，而中国传统文化是综合的，与西方的分析式文化不同。文学，本来是综合的“大文学”，逐渐演变并分离出经学、史学、子学等，古代学科分类的混沌状态下，仅将散文简单地归类为“文学”之一体，是对散文的狭隘化理解，是轻贱了散文。 （三）散文是文学，能完全排斥学术吗？ 散文是文学，是创作，学术是研究，两者是不同性质的学科，界限分明。袁桷《戴先生墓志铭》引戴表元语云：“后宋百五十年，理学兴而文艺绝。”[131]将文学与学术完全对立起来。近代史学家刘绍宽在与友人论文时强调“学”的重要性，《答颜次周书》说：“夫文也者，根学而出，非可貌袭而强为也。文有表焉，有里焉。所谓表者：字、句、篇、章皆有法度，言之疾徐，声之高下，气之敛舒，体之整散，词之华赡清妙，按之于迹，皆可寻求；若夫冥力追索，心领神会，拟议于言象之先，调和于心手之际，自非学有本原、积理渊富，则不能沛然能出之。——此所谓里也。”[132]是很高明的见解，学识不是外在于文学的东西。 历代大量的诗话、词话、书论、画论等，该属学术还是文学？从形式上看，只要是非韵文，学术文章也是散文。从散文的本质上认识，则因人而异，可认为是，也可认为不是。同样的散体文“文本”，从文学角度看就是散文，从学术角度看就是学术。因此，文学和学术只存在相对的界限，没有绝对的界限。 （四）散文等于“集部”之文吗？ 传统经、史、子、集“四部”分法中，通常观念，“文学文体”只存在于“集”部之中，经、史、子中，就一定没有“文学文体”吗？“集”部中，就一定都是“文学文体”吗？实际上，不存在完全“非文学”的文体，如《左传》、《孟子》属于经部，《史记》属于史部，《庄子》属于子部，以“文学性”标准看，皆可视为文学散文，即是“文学文体”。仅将《全唐文》、《全宋文》理解为唐、宋两代的“散文”，是片面的。 （五）小结 古人散文诸界说，许多观点皆需做学理上的检讨。文者，载道之器也。载道才是散文，娱乐消遣之文就不是散文吗？文者，理也。说理的才是散文，抒情的就不是散文吗？文，心声也。写自己心声的才是散文，那么“代言”体的虚拟性情感的抒发就不是散文吗？写景、叙事的就不是散文吗？ 古人多以“文”、“文章”、“文艺”、“辞章”、“古文辞”指称散文，传统主流散文观念是“大散文”、“杂散文”，说理文是正宗文体，最受重视。现代“纯文学”观念，古代散文只是纯审美，纯抒情，纯艺术，排斥古代散文“正宗”的说理文，显然是片面的。 古代主流文学观念，文体的尊卑等级秩序是文（包括散文、骈文）第一，其次诗，为文之余，其次词，为诗之余，其次曲，为词之余，小说更是等而下之的文体。散文的至尊地位是其他文体无法企及、无法替代的，《四库全书》收录标准、范围和比重即是明证。近现代散文地位的下降，与各体文学功能观念变化有关，小说、戏剧分担了散文“载道”、“经世致用”的传统功能，甚至成为中心文体，而散文自身也因增强抒情、娱乐的功能，失去了传统的至尊与神圣。近代散文文体由文学的中心向边缘转移。近代引入西方“纯文学”观念，重诗歌、戏剧、小说，轻散文，完全“颠覆”了古代文体的尊卑等级秩序。 古代主流文学观念，散文无所不包；当代主流文学观念，散文是纯文学，领域狭窄。古代也有纯文学、纯散文观念，但属于非主流；当代，大文学观念、大散文观念则属于非主流。古今观念正相反。 古人散文观念是一种客观的历史存在，自具其“历史合理性”一面。我们不自觉的错误是轻视甚至忽视古人自我散文界说，而拔高或贬低现代人“观念先行”的古代散文的价值和地位，过于轻视历史。对古人的观念，我们应具“了解之同情”，充分“体认”，给予起码的尊重。科学认识古代散文，既要承认当下通行的观念，又要考虑传统散文观念。既要防止完全以今衡古，以今释古，又要防止完全以西衡中，以西释中。现代以西方“纯文学”散文概念硬套中国古代散文，造成不少混乱。文化观念是多元的，散文观念也应该是多元的。散文是开放的概念，永远有不同的理解和阐释，永远没有统一的标准定义和界说，永远不会定于一尊，这与自然科学不同。古代复杂多元的散文观，各有合理性和局限性，我们应以宏通的视野宽容看待，切忌以“专制”思维，只取一体，排斥他体，唯我独是。散文观念是动态的，是由“前理解”和“当世”观念、“历时”观念共同构成的，应结合历史语境和当下语境，对其做出既合乎历史的、又合乎逻辑的认识和评价。 古代散文研究，是一说不完的话题，许多看似没有问题的地方都有问题，皆有必要作学理上的深刻检讨。 注释： [1]《小说月报》17卷号外，1926年。 [2]阮元著，邓经元点校：《揅经室集》三集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605页。 [3]刘师培著，陈引驰编：《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83页。 [4]刘开：《刘孟塗集·骈体文》卷二，清道光六年姚氏檗山草堂刻本。 [5]陈柱：《中国散文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影印，第1页。 [6]徐复观：《中国文学精神》，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146页。 [7]屠隆：《白榆集》卷二，《明代论著丛刊》本，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1977年。 [8]李东阳著，周寅宾点校：《李东阳集》第二卷《文前稿》卷五，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72页。 [9]李东阳著，周寅宾点校：《李东阳集》第三卷《文后稿》卷四，第58页 [10]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增订本）卷一五四，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597页。 [11]吴伟业著，李学颖集评标校：《吴梅村全集》卷二十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55页。 [12]柳宗元：《柳河东集》卷三十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542页。 [13]韩愈撰，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70页。 [14]周敦颐撰，徐洪兴导读：《周子通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9页。 [15]孙复：《孙明复小集》，《四库全书》本。 [16]黎靖德编，王星贤校点：《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319页。 [17]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十一，《四部丛刊》本。 [18]罗月霞主编：《宋濂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406页。 [19]释契嵩：《镡津文集》卷十六，《四部丛刊》本。 [20]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一五七册，卷三三八○，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161页。 [21]袁枚《答蕺园论诗书》引，袁枚著，周本淳标校：《小仓山房诗文集》（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803页。 [22]陆云龙等选评，蒋金德点校：《明人小品十六家》（下），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510页。 [23]郑元勋：《媚幽阁文娱》卷首，明崇祯三年刻本。 [24]黄宗羲著，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十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8页。 [25]王韬：《韬园文录外编》，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1页。 [26]李贽：《焚书 续焚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98－99页。 [27]袁宗道撰，钱伯城标点：《白苏斋类集》卷二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83页。 [28]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三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209页。 [29]陆云龙等选评，蒋金德点校：《明人小品十六家》（下），第105页。 [30]黄宗羲：《南雷文定》三集卷三，《续修四库全书》本。 [31]刘熙载著，薛正兴点校：《刘熙载文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751页。 [32]钱澄之：《田间文集》卷十四，《续修四库全书》本。 [33]真德秀：《文章正宗》卷首，《四库全书》本。 [34]毛先舒：《潠书》卷三，顺治十八年刻本。 [35]郝经：《陵川集》卷二十三，《四库全书》本。 [36]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二册，第1226页。 [37]赵孟頫：《松雪斋文集》卷六，《四部丛刊》本。 [38]元好问：《遗山文集》卷三十六，《四部丛刊》本。 [39]李攀龙：《沧溟先生集》卷首，明万历重刊本。 [40]吴乔：《围炉诗话》卷一，《适园丛书》本。 [41]张惠言著，黄立新校点：《茗柯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17页。 [42]王勃：《王子安集》卷八，《四部丛刊》本。 [43]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三八八，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945－3946页。 [44]蒋湘南：《七经楼文钞》卷四，清同治九年刻本。 [45]《国粹学报》第一年第二期，光绪三十一年。 [46]王禹偁：《小畜集》卷十八，《四部丛刊》本。 [47]李梦阳：《空同先生集》卷首，《明代论著丛刊》本，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 [48]黄宗羲：《南雷文定》三集卷三。 [49]陆继辂：《崇百药斋文集》卷十四，《续修四库全书》本。 [50]文天祥：《文山先生全集》卷十，《四部丛刊》本。 [51]俞成：《萤雪丛说》卷上，《左氏百川学海》本。 [52]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卷十三，北京：文物出版社影印，1985年，第110页。 [53]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四册，第4106－4108页。 [54]刘熙载著，薛正兴点校：《刘熙载文集》，第760页。 [55]姚铉：《唐文粹》卷八十四，《四部丛刊》本。 [56]苏辙：《栾城集》卷二十二，《四部丛刊》本。 [57]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二册，第1693页。 [58]郑元勋：《媚幽阁文娱》卷首。 [59]陆云龙等选评，蒋金德点校：《明人小品十六家》（下），第105页。 [60]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七册，第6380页。 [61]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六八五，第7021页。 [62]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五十九，《四部丛刊》本。 [63]苏伯衡：《苏平仲文集》卷五，《四部丛刊》本。 [64]姚鼐：《惜抱轩尺牍》卷八，清刻本。 [65]赵翼著，霍松林、胡主佑校点：《瓯北诗话》卷十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175页。 [66]梅曾亮：《柏枧山房全集·文集续集》，《续修四库全书》本。 [67]汪藻：《浮溪集》卷十七，《丛书集成》本。 [68]唐顺之：《荆川先生文集》卷七，《四部丛刊》本。 [69]李贽：《焚书 续焚书》，第97页 [70]汤显祖著，徐朔方笺校：《汤显祖诗文集》卷三十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078页。 [71]袁中道著，钱伯城点校：《珂雪斋集》卷二十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045页。 [72]谭元春著，陈杏珍标校：《谭元春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601页。 [73]张裕钊：《濂亭文集》卷四，清光绪刻本。 [74]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七册，第6367页。 [75]揭曼硕：《新刻诗法正宗》，明《格致丛书》本。 [76]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二册，第1535页。 [77]袁宏道著，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卷二十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786页。 [78]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六册，第5480页。 [79]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三册，第3146页。 [80]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卷九，第81页。 [81]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四册，第4067页。 [82]杜牧著，陈允吉校点：《樊川文集》卷十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94页。 [83]张裕钊：《濂亭文集》卷四，清光绪刻本。 [84]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一册，第558页。 [85]李廌：《济南集》卷八，《四库全书》本。 [86]郝经：《陵川集》卷二十三，《四库全书》本。 [87]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三册，第2329页。 [88]钱谦益著，钱仲联标校：《牧斋有学集》卷十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826页。 [89]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四册，第4109页。 [90]姚鼐纂，宋晶如、章荣注释：《古文辞类纂》（上），北京：中国书店，1986年，第26页。 [91]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五册，第5129页。 [92]刘熙载：《艺概》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47页。 [93]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六册，卷一二○，第284页。 [94]姚鼐：《惜抱轩文集》卷六，《续修四库全书》本。 [95]姚鼐：《惜抱轩文集》卷四。 [96]罗月霞主编：《宋濂全集》，第1569页。 [97]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五册，第5129页。 [98]刘将孙：《养吾斋集》卷二十九，《四库全书》本。 [99]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二册，第1693页。 [100]刘辰翁：《须溪集》卷六，《四库全书》本。 [101]祝允明：《祝子罪知录》卷八，明万历刻本。 [102]钱谦益著，钱仲联标校：《牧斋初学集》卷三十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907页。 [103]戴表元：《剡源戴先生文集》卷十一，《四部丛刊》本。 [104]吴澄：《吴文正集》卷二十五，《四库全书》本。 [105]钱澄之：《田间文集》卷十三，《续修四库全书》本。 [106]龚自珍著，王佩诤校：《龚自珍全集》（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年，第41页。 [107]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五二七，第5354、5358页 [108]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45页。 [109]海瑞著，陈义钟编校：《海瑞集》，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5页。 [110]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十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111]方东树：《仪卫轩文集》卷七，清同治刻本。 [112]赵宧光：《弹雅》卷一，明天启三年刻本。 [113]郑元勋：《媚幽阁文娱》卷首。 [114]王纳谏：《苏长公小品》卷首，明万历刻本。 [115]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59页。 [116]刘祁著，崔文印点校：《归潜志》卷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38页。 [117]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上），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04页。 [118]王若虚著，胡传志、李定乾校注：《滹南遗老集校注》卷三十七，沈阳：辽海出版社，2006年，第427页。 [119]元好问：《中州集》卷二引，《四部丛刊》本。 [120]黄庭坚著，刘琳、李勇先、王蓉贵校点：《黄庭坚全集》（一），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24页。 [121]汪莘：《方壶存稿》卷二，《四库全书》本。 [122]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五册，第5060页。 [123]许学夷著，杜维沫校点：《诗源辩体》卷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4页。 [124]赵宧光：《弹雅》卷十七《风雅铨上》，明天启三年刻本。 [125]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25页。 [126]叶燮：《己畦集》卷八，长沙叶氏梦篆楼1917年刊本。 [127]郑思肖：《心史·总后叙》，明崇祯刻本。 [128]唐顺之：《荆川先生文集》卷七，《四部丛刊》本。 [129]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四册，第3594页。 [130]刘熙载著，薛正兴点校：《刘熙载文集》，第753页。 [131]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二十八，《四部丛刊》影印元刻本。 [132]苍南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苍南文史资料》第十六辑《刘绍宽专辑》，第36页。 原载：《文史哲》2011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