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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百家讲坛》近年的火爆，学者能否上电视、电视可否造就明星学者、学者与电视应该是怎样的关系等问题又一次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上。在这些相关问题的讨论中，虽然也有人发出了与众不同的声音，但学者上电视利大于弊似已成为总的舆论导向。比如，早在2005年，当《百家讲坛》的知名度与收视率均处于上升趋势时，已有报道指出：《清十二帝疑案》的热播初步打通了电视传播学术的“肠梗阻”，“学者使电视深刻，电视使学者浅薄”正在成为过去时。（1）2006年，由于易中天、于丹等学者的迅速窜红，又有了“让一部分学者先明星起来”的说法，“学者与电视结合的形式将成为今后电视节目发展的新趋势之一”成为一个重要判断。（2）与此同时，在相关调查中，有44.0%的人认为我们的社会需要明星学者。（3）这样的调查结果似乎传递出如下信息：学者走上电视并成为明星不仅是满足电视之需要，而且也是满足公众之要求。而在这些声音中，陈丹青先生的观点显得尤其突出。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陈丹青不仅指出了学者上电视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而且做出了如下推想：“孔子要是活到今天，绝对霸占电视台；胡适、鲁迅、陈独秀活到今天，坦然上电视。”在此基础上，他还为学者上电视找到了一种学理的依据： 转型中的社会与知识分子为什么要拒绝媒体？大家不去塑造媒体，必定被媒体所塑造，这是不言而喻的。听说易先生的节目被嘲骂，那么其他节目怎样？很高明、很清雅、很严肃吗？ 我来开一份小的名单：二战前后欧美一流知识分子、艺术家、学者，都曾经高度重视媒体。譬如大诗人庞德、大哲学家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大学者约翰·伯格、大哲学家及思想史家以赛亚·伯林等等，均深度涉入公众媒体，不仅利用，那还是他们在事业盛期或晚年的重要工作。萨特失明衰老后，放弃写作，全力主持电视节目，向全国和全欧洲人民说话，一说就说了10年。约翰·伯格在BBC主持多年系列节目，几乎影响到70年代后的欧美文化形态。（4） 由于近些年陈丹青在公共领域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与日俱增，他的思考与发言也就具有了某种权威性。我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发现，其后凡是涉及学者上电视这一话题的报道，大都会引用陈丹青的这一说法。这样，西方一些知识分子介入媒体的价值选择似乎也就成了中国学者可以也应该上电视的有力佐证。 然而，如此一来，也把复杂的问题进行了一种简单化的处理，因为在进入这一问题之前，必须对如下前提做出追问：同样是上电视，西方学者与中国学者有何不同？西方学者如萨特等人是作为知识分子介入电视的，中国的学者在进入电视时究竟以何种身份出场？知识分子固然不应该拒绝媒体，但为什么中国的知识分子却会对作为电视的媒体存有戒心？我们固然可以假定鲁迅、胡适活到今天可以坦然上电视，但他们上的是谁的电视？是中央电视台还是鲁迅、胡适等智识阶层开办的电视？《百家讲坛》能够接受鲁迅的价值观吗？鲁迅在《百家讲坛》之类的电视节目中能够寻找到自己的话语表达空间吗？如果不对诸如此类的问题做出清理，我们所做出的相关判断就会变得轻率和草率。 基于如上理由，我觉得有必要进入学者与电视之关系的更为复杂的格局之中。 一 关于学者上电视的相关思考及讨论是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的，其讨论的背景是：著名学者、散文作家余秋雨介入到《文化视点·倪萍访谈录》等电视栏目的策划中，著名楚辞研究专家文怀沙参与策划并主持《北国风》，杨东平、郑也夫参与《实话实说》栏目的策划，朱正林参与《读书时间》的策划，而著名栏目《东方时空》因有一批各学科硕士、博士的策划与制作，从而使节目的品位有了显著提高。于是，“学者介入电视，改变了电视节目固有的思考与表达方式”等观点开始出现。（5）1999年，随着一些专家学者被请进电视台，特别是随着余秋雨在电视台的频频露面，关于学者上电视的负面议论开始形成（学者应该踏踏实实地做学问，而不应该总是想着在电视里混个脸熟），于是有了余秋雨的正面应对和呼吁。他认为：现代学者应该亲近电视，不能回避电视，因为文化最需要电视。他针对那些反对文化人上电视的意见指出，现在电视缺少文化，如果再反对文化人进入，那么电视发展就成了问题。（6） 从一般的意义上看，学者介入电视或许不应该受到过多指责，因为这种行动确实有利于改变电视的生态环境，提高电视的文化品位；在学理的层面思考，这也是精英文化改造大众文化的一种有益尝试。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面是，学者介入电视之后对于学者来说意味着什么？学者的主体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得到释放？电视作为一种强势媒体，又是如何转化、利用和整合学者的资源的？ 让我们从学者与电视的早期联姻说起。根据相关研究，学者一开始介入电视的方式大体有三：一是创意策划，这种策划并非成熟的策划，而不过是凭借感觉给节目出点子，提想法。由于点子被当做秘密武器多次贩卖，以致催生了一批面目相似的电视节目。二是撰稿，这算是一种深度介入，其作用等同于枪手。三是做嘉宾，如《实话实说》中的学者嘉宾和《今日说法》中的法学专家，其作用也各不相同。（7）在第一种方式中，学者应该只是创意策划的参与者之一，他们的点子或许催生了某类电视节目，却并不能保证电视节目按其预想的样子发展。以《实话实说》为例，此节目应该是学者介入电视的成功尝试，节目定位体现了一种清明的理性精神和回到常识的努力，这应该是学者思想的一种体现。然而由于主持人崔永元的离开，《实话实说》却步入低谷。这不仅是因为电视的“主持人媒体”特性决定了更换主持人即意味着“伴随原主持人共生的许多定义性的东西都将发生改变”（8），而且在于崔永元后来意识到此节目名为《实话实说》，但他却“不是实话实说”（9）。节目后来的运作与节目定位的矛盾最终让这档节目走向没落，从而也对学者的创意构成了一种嘲讽。 第二种方式无须多谈，因为所谓撰稿大都是命题作文，学者在既定的主题之下展开思考，可供其发挥拓展的空间已非常有限，很可能他只能在写作技术的层面尽其才尽其用。第三种方式与前两种略有不同，原因在于学者从幕后走到了前台。但以嘉宾的面目出现，学者只能成为节目的配角。这就意味着在既定的话题之下，他无法完整地呈现自己的想法。而在更多的情况下，专家学者的被邀请只是为了增加话题的权威性和可信度。这时候，学者有可能成为电视节目的摆设。即使是在以学者为主角的访谈类节目中，学者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呈现自己的思想也大可怀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的陈力丹先生曾有如下感受：“我参加过中央电视台的专家访谈节目，策划人事先早已确定了节目的基调，我基本依据写好的步骤和要点说话，几乎不可能使用学术性语言，20分钟的时间也不可能谈出多大深度。还有电视台的记者采访，回答只能是简单的几句话，那些话绝对是常识，用不着由教授出面来讲，只是为了增加权威性。教授在这里变成了一种电视台的工具性符号。”（10）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我们再来进入学者与《百家讲坛》的关系网中，许多问题或许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从表面上看，学者进入《百家讲坛》开坛讲课是与前三种方式大不相同的一种形式，因为这时的学者既不是幕后策划者也不是作为嘉宾的点缀者，而仿佛就是电视节目的主人——他可以用45分钟的时间从容展开，详细讲解，这一次讲不完还有下一次，但长时间成为镜头中人并不能保证他主体性的发挥，因为讲什么和怎样讲并不是学者可以自己做主的，而是受到《百家讲坛》制作理念、节目定位等方面的诸多限制。关于这一点，已有大量报道行世，兹不赘述，但我依然想以一个例子进行补充。在《百家讲坛》讲过唐史的孟宪实曾对《百家讲坛》与自我的关系做过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原文如下： 感谢“百家讲坛”的编辑们。他们其实是一个“教练组”——魏学来、兰培胜、林屹屹，“主教练”是张长虹。他们很耐心，很专业，很辛苦，也很善于学习。他们是电视传媒的专家，对电视的观众需求、兴趣等也很有研究，所以能在你讲话习惯中发现哪些是观众欣赏的，哪些是观众不喜欢的。他们不仅要改正你讲话习惯中的不适合部分，还要时常给予鼓励。不仅如此，他们还经常能够在讲座内容上提供很专业的建议。称他们为“教练”，算是我的“发明”吧。想起他们的默默贡献，作为一个参与讲座的“运动员”，内心充满感激。（11） 把自己比做“运动员”，把《百家讲坛》的编辑制作人员比做“教练组”，这固然是一种谦敬之辞，但如此比喻不是也形象地说明了学者进入电视之后的受动性吗？众所周知，运动员是赛场上的主体，但如何比赛却不是运动员可以擅自做主的，因为他必须贯彻教练组的战术思想才有取胜的可能，于是运动员常常成为赛场上受动的主体——他是参赛者但他同时也是教练意图的执行者，他的主体性仅体现在他对教练的意图落实得是否到位。可以说，《百家讲坛》后来之所以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它训练了一批坚决贯彻教练意图的运动员，而运动员的成绩（收视率）又反过来强化了教练的训练意图，肯定了教练的训练方案，并把后来者置于一种无条件接受训练方案的状态。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以取消或阉割学者的自主性为代价的。 关于学者上电视后自主性的丧失，西方学者早已做过相关论述。布迪厄（PierreBourdieu）指出：“上电视的代价，就是要经受一种绝妙的审查，一种自主性的丧失，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之一就是主题是强加的，交流的环境是强加的，特别是时间也是限制的，种限制的条件致使真正意义上的表达几乎不可能有。”（12）而深度介入电视的中国学者王鲁湘也坦率承认：“主体立场的丧失是知识分子进入电视的一个必然代价。你要转换到这个角色，就必须接受这个条件。以中国目前情形，任何一个媒体的话语空间都是有限的，电视的话语空间更狭窄一些。”（13）这样的反思是必要的，但是，进入《百家讲坛》的学者却大都没有做过这样的反思。易中天倒是说过：“学者和电视台的对接，做好了是‘双赢’，学术扩大了传播范围，电视提高了文化品位；做坏了就是‘双输’， 学术失去了自身品质，电视失去了广大观众。”（14）但这样的思考应该是平面化的应景之作，它没有体现出一个学者的思想深度和思考水平。 当然，我们马上也会形成如下疑问，进入《百家讲坛》的学者有思想吗？他们究竟是一种怎样类型的学者？若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大概依然需要面对《百家讲坛》的制作理念和筛选机制。 二 《百家讲坛》完成了从“学术电视”到“电视娱乐”的转型后，便把传统文化通俗化、历史人物故事化、故事情节传奇化当成该节目的制胜法宝和制作理念。而策划的选题既定，编导便开始了按图索骥的过程。许多报道表明，编导挑选学者的要求是一看有无学术功底，二看讲课水平高低，前者保证了学者介入某一话题的权威性，而后者则保证了演讲的生动有趣。在所有对学者的要求中，编导的侧重点在于如何淡化学术味道，如何讲细节、加悬念，使讲稿变得和剧本一样，却唯独不对学者的思想进行测度。不仅如此，但凡有一些思想的萌芽，编导也要对它进行修正和调理。我们来看一看制片人万卫的说法： 让他们列提纲，第一讲要完全按照我们的要求写出来。一般来说，整体结构跟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都做得比较学术，内容也基本上是论文的方式。然后我们告诉他们哪些是不符合我们要求的，按照我们的要求去改，这时候冲突就出来了。一般情况下，他们的反应是“让我讲这么简单的东西？”他们老是觉得目的是传授他们的观点，我们觉得观点可以在讲的过程中一点一点往外倒，主要是细节的东西。比如有个讲《红楼梦》的老师，讲的过程中滔滔不绝地讲他的观点，他不知道把观点和细节联系在一起。观众能坐在电视前看节目，必须要有悬念。传播方式必须是线性的，单线条的，但是学者喜欢横着走，提出个观点，然后四处旁征博引论证观点。（15） 观点应该是思想的结晶，但在《百家讲坛》的讲述中，观点却不能够从容展示，因为细节才是讲述的重点。当观点或不得不藏于背后或被细节之海淹没以后，思想或者变得支离破碎，或者成为细节的牺牲品。当我们指出进入《百家讲坛》的学者大都缺乏思想时，我们当然可以说是此一节目的运作机制阉割了他们的思想。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面是，《百家讲坛》的理念和机制其实又对思想型的学者天然地进行着某种排斥。由于转型之后的《百家讲坛》重历史故事的讲述、重传统文化的呈现，被它选中的学者便以文学、史学研究者居多，宽泛而言，这些学者都可以被称为人文学者。而既然是人文学者，即使不对他们提出所谓的批判意识和怀疑精神之类的高要求，但陈平原所说的“人间情怀”和“压在纸背的心情”起码应该有一些吧（16），因为这是成为人文学者的底线，但是，进入《百家讲坛》的学者似乎大都没有达到这一底线要求。 下面，我们不妨以2004年至2007年在《百家讲坛》上特别走红的三位学者（阎崇年、易中天、王立群）之生平著述情况略作分析，看看能发现怎样的秘密。 阎崇年，1934年生，山东蓬莱人。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满学会长。研究满洲史、清代史，兼及北京史。论文集有《满学论集》、《燕史集》、《袁崇焕研究论集》和《燕步集》共4部；专著有《努尔哈赤传》、《天命汗》、《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清代卷》、《古都北京》等11部。先后发表满学、清史、北京史论文200余篇。 易中天，1947年生，湖南长沙人，198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现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长期从事文学、艺术、美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著有《〈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艺术人类学》、《黄与蓝的交响——中西美学比较论》（与邓晓芒合作）等著作。近年撰写出版了“易中天随笔体学术著作·中国文化系列”四种：《闲话中国人》、《中国的男人和女人》、《读城记》和《品人录》，以及《帝国的惆怅》等。 王立群，1945年生，山东新泰人。1982年毕业于河南大学（当时称“河南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获文学硕士学位。现任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古典学博士生导师、中国《史记》研究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山水游记研究和《文选》研究两个方面。著有《中国古代山水游记研究》、《现代〈文选〉学史》、《〈文选〉成书研究》。（17） 从以上资料已可大体看出，阎崇年先生无疑是一位清史研究专家，但其研究兴趣大都集中在史料的开掘与整理上。如早期文章《清入关前满洲的社会经济形态》（《社会科学辑刊》1984年第4期）、《清代满族词人纳兰性德》（《前线》1984年第6期），中期文章《戚继光籍贯考》（《文史哲》1991年第3期）和近年文章《于谦后裔的文化轶事》（《紫禁城》2001年第1期）等，大都是对历史知识、人物掌故等方面的介绍、考证、辨析。易中天先生的主攻方向是美学、文艺学研究，这从其学术著作中已可见一斑，从其发表的论文中亦可发现其逻辑线索（如最早的论文是《刘勰论美的原则》，《武汉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其后有《重新寻找文艺学体系的逻辑起点》，《江汉论坛》1987年第3期；《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与展望》，《武汉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走向“后实践美学”还是“新实践美学”》，《学术月刊》2002年第1期；《论审美的发生》，《厦门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等）。这一研究谱系表明，易中天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的美学、文艺学研究中尽管成绩不算突出，但也呈现出一种形而上的思考，但《百家讲坛》开发出来的却是他另一知识谱系（如《品人录》和《帝国的惆怅》）中的东西，而他这方面的研究与阎崇年的路数亦大体相似，即也是重历史知识的介绍和辨析。相比之下，王立群先生的研究似更有其学术含量，这从他代表性论文的发表规格上可略见分晓（如《周贞亮〈文选学〉与骆鸿凯〈文选学〉》，《文学遗产》2001年第3期；《〈文选〉成书考辨》，《文学遗产》2003年第3期；《超越旧成说开拓新领域——关于〈文选〉研究的断想》，《文学遗产》2005年第2期；《〈文选〉次文类作家编序研究》，《文学评论》2004年第3期），但他无疑也是一位知识型、考辨型的学者。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罗列上述三位学者的著述情况，是因为我想指出这样一个事实：从其专业背景、学术旨趣、研究路径等方面看，他们都是学问型学者，而不是思想型学者。学问型学者重知识的累积，重史实的考辨；他们经过长年累月的积淀或许可以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但其学术研究却并不具有生成思想的功能，或者毋宁说他们的学术研究路径已经掐断了学术生成思想的可能性。这样的学问型学者做好了可以成为钱钟书式的人物，通今博古、满腹经纶；做不好只能成为匠人。而思想型学者既能让思想照亮学问，又能让学问滋养思想，他们不光是专业领域中的领跑者，同时也是社会问题的思考者和发言人。于是既有专业修养又有现实关怀，既能在专业领域中说话又能在公共领域中发言等等，就成为思想型学者的主要特征。“五四”时期鲁迅、胡适是思想型学者，1950年代至1960年代陈寅恪、顾准是思想型学者，1980年代高尔泰、李泽厚是思想型学者，1990年代李慎之、钱理群也是思想型学者。他们的思想溢出了狭窄的专业范围，成为知识界乃至全社会的宝贵财富。 然而，《百家讲坛》所选中的学者却大都是学问型学者，阎崇年、易中天、王立群是这样，其余如刘心武、于丹、纪连海、毛佩琦、孟宪实、马瑞芳、隋丽娟、马骏、康震等人也莫不如此（有的甚至连学问型学者也算不上）。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我们固然可以说是《百家讲坛》节目定位的结果，但是却也传达出一个重要信号：在我们今天这样一个时代状况中，电视其实是拒绝或者排斥思想型学者的，它们不可能给这样的学者提供一个展示其思想的平台。与此同时，由于央视及《百家讲坛》强大的传播功能，它又给公众造成了如下假象：所谓的学者就等于易中天或于丹，他们伶牙俐齿会“说书”，但是却没有思想。当然，话说回来，公众也不需要什么思想。有怎样的消费大众，就会出现怎样的文化产品。《百家讲坛》再一次证明了这一说法的正确性。 三 走笔至此，我们便可以对陈丹青先生的说法做出回应。陈丹青力陈占领媒体的重要性，并以西方知识分子、艺术家、学者为例加以说明，以此证明中国学者上电视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从宽泛的意义上看，此说法显然有一定道理，但是却又很难经得起严格的学理追问，因为它抹平了中西两种历史文化语境之间的差异，也模糊了两类学者的区分。由于陈丹青提到了萨特（Jean-PaulSartre,1905—1980），而萨特与媒体之间的交往又具有典型性，我们便不妨以萨特为例略加分析。 萨特与媒体的关系确实特殊，在他的思想生涯中，他确实深度介入到各类出版物（如杂志和报纸）之中，也与无线电广播等媒体有过少量的亲密接触。1945年，他与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创办《现代》（Les Temps modernes）杂志，从而团结了一批知识界人士，《现代》也成为法国知识分子左派的大本营。从1944年到1980年，萨特也在《战斗报》（Combat）、《费加罗报》（LeFigaro）、《解放报》（Libération）、《快报》（L’Express）、《法兰西晚报》（France-soir）、《新观察家周刊》（Lenouvelobserva-teur）等报纸发表过大量专题性的时政文章，1970年至1974年，他还担任过革命性报纸《人民事业报》（LaCauseduPeuple）、《我控诉》（J'accuse）等的主编或编辑。与平面媒体相比，萨特对广播电台的介入比较轻微，其介入通常被概括为四个时段：第一，1947年创办《现代论坛》（TribuneLesTempsmodernes）广播并在其上发表9个广播讲话（有《戴高乐主义与法国人民大会党》、《共产主义与反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危机》、《工人要求的真实含义》等）；第二，于1950年录制《法兰西命运》（L’AvenirdelaFrance）的广播讲话；第三，1968年“五月风暴”的高潮中，接受“卢森堡广播电视台”（Radio-TélévisionLuxembourg）的访谈；第四，1973年，接受《透视》节目（Radioscopie）尚塞尔（JacquesChancel）的采访，意在宣传介绍萨特等人自己创办的《解放报》。在对所有媒体的介入中，萨特与电视的关系最为疏远和冷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萨特之所以远离电视，不愿意以个人的身份在电视上露面，部分原因在于他害怕给人造成一种支持某个官方组织的印象，而根本原因则是他意在以此行动反抗法国政府对视听媒介系统的垄断控制。1974年至1975年，在法国电视二台的反复劝说下，萨特终于同意以他本人的讲述为中心，创作一部10集的电视系列节目，以此呈现一个世纪的历史状况，但是由于种原因，此节目却胎死腹中，并没有做成。（18） 从以上的简要梳理中即可看出，萨特在他的有生之年，确实最大限度地投入到了与媒体的交往之中。而之所以他会做出如此选择，主要是因为早在《什么是文学？》（1947）的长篇论文中，他已形成了如下清晰的观念：书有惰性，也谈不上通俗化，为了最大限度地争取读者群，作家必须学会为“大众传播媒介”（报纸、广播、电影、社论、新闻报道等）写作。因为它们根本就不需要注意通俗化：“电影本质上就是对人群说话的，它对人群谈论人群及其命运；广播在人们进餐时或躺在床上时突然袭来，此时人们最少防备，处于孤独的、几乎生理上被抛弃的境地。今天广播利用这个情况哄骗人们，但是这一时刻也是最适合诉诸人们的诚意的时刻：人们此时不扮演自己的角色或者不再扮演。我们在这块地盘上插上一脚：必须学会用形象来说话，学会用这些新的语言表达我们书中的思想。”（19）可以说，萨特本人正是他之所谓的“征服”、“使用”大众传媒的实践者。而由于萨特的介入，媒体也在很大程度上或者焕发出光彩，或者有了一些改观。西里奈利（Jean-FrancoisSirin-elli）在谈到萨特创办并主编的刊物《现代》时指出：“杂志既是知识界的心，又是知识界的肺，一些更为持久的精神时尚和思想现象，有时就是在杂志上得以形成和传播的。”“杂志能使他成为另一种类型知识分子的代表，能帮助他向别人灌输自己的思想。因为一般说来，控制一份杂志，是获得成功的另一种有效手段。由于期刊的特点所带来的灵活性，以及‘（它）所刊登的文章的思想同一性’，杂志理所当然地成了‘在文化和思想领域里最适合影响别人的工具’。”（20）以上说法虽主要是面对杂志而言，而杂志作为媒体又有其特殊性，但毕竟能在一定程度上管窥萨特影响并塑造媒体的一个侧面。 由此看来，萨特介入媒体显然是一个成功的范例。但为什么萨特能获得成功呢？他的成功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萨特如此看重和介入媒体除了那些众所周知的原因外还有怎样的深层动因？若想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我们大概需要考虑如下几方面的因素。 首先，萨特的成功就是因为这个人是萨特，而不是阿隆（RaymondAron）、梅洛·庞蒂或加缪（AlbertCamus）。由于存在主义在“二战”之后已成为法国的一种重要的哲学/文化思潮，由于萨特是法国存在主义的发明者和阐释者，萨特也就成为知识界乃至全社会的一位卡里斯玛人物。而1950年代开始的“冷战”氛围、萨特越来越左的激进立场，又使他成为一个斗士般的人物。这样的人物登高而呼，应者云集，他本人的思想就成了一个重要的信息源，成了被许多媒体关注的对象。所以，一旦他介入媒介，就没有他不敢说的话，也没有他做不成的事。1960年，萨特因站在阿尔及利亚抵抗运动一边而遭到法国右翼分子的攻击，他们在游行时喊出了“杀死萨特”的口号，目的在于向政府施压让当局动手。而戴高乐则说：“那些知识分子，让他们爱怎么搞就怎么搞……我们不要去捉伏尔泰。”（21）可以想见，连总统都惧怕三分礼让三分的人，他该具有怎样的人格魅力。这种魅力也应该是他介入媒体时的重要资源。 其次，萨特的成功固然与他自己的不懈努力有关，但同时我们也必须考虑到那种相对宽松的社会政治环境。萨特介入媒体的时间（1944—1980）虽然正好与国家垄断广播、电视的时间（1948—1982）大体相当，（22）但国家对平面媒体的管理却相对宽松。唯其如此，《现代》杂志才能创办并成为产生巨大影响的刊物，《人民事业报》、《我控诉》、《解放报》等左派报纸也能在1970年代顺利出版发行。而有了这样的杂志和报纸，萨特便等于有了一块阵地。他的许多激进的、甚至是反政府的文章可以轻易面世（比如，1972年10月，萨特与《人民事业报》的同事写了一篇《我们控诉共和国总统》的文章，并在《人民事业报》第29期增刊刊出），以他为首签名的呼吁书、请愿书亦可很快进入公众视野。即使报纸由于其激进言论被当局查堵，他们还可以斗争；而斗争的胜利则进一步扩大了报纸的影响。（23）在萨特所面对的那个时代，或许他觉得当局已非常专制，但在今天看来，萨特与他的同人还是享受到了相当充分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权利。可以说，这样的环境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萨特和他的媒体。 第三，当萨特没办法改变媒体的现状时，他则以拒绝合作相抗争，以此表明一个作家／学者的姿态和立场。他的远离电视很大程度上便可说明这一问题。即使他愿意与国家垄断的电视台合作，他也依然突出的是他及他的作品的主体地位，而绝不会服从电视台的制作意图，任其宰割。这从他给电视二台长巴塞尔·朱利昂的信中可见一斑。在这封信中，萨特强调他所搞的10集电视节目是一个戏剧节目，而并非电视纪录片，因为“我们没有声称要考虑到这段历史的所有事实：我们所追求的不是文献式的客观性”；“为了实现这一点，我们要运用各种美学手段：象征手法、抒情风格、真实再现、戏剧场面、材料的借用”；“因此，我认为，这一作品只能被看成电视戏剧节目，完全不是纪录片”。（24）这封信中的遣词造句以及它背后所隐含的理性思考和逼人气势，呈现出来的其实是一个学者与媒体交往时不妥协、不退让的精神气质，只有这样的气质才可能改变或塑造媒体。 第四，更重要的是，萨特之选择、亲近、介入媒体并取得成功，其实还隐含着作家、学者身份向他所谓的“新知识分子”身份转换的诸多秘密。萨特的哲学是选择行动、承担责任、召唤自由的哲学，萨特所期待的文学样式是“实践文学”，所以他不希望作家为“度假的灵魂”写作，他也看不起班达（JulienBenda）所谓的旧的学者／文人传统——以“思”为其基本特征，以“忠实于理想”为其基本信念。他所寄予厚望的是能够投入战斗的“新知识分子”。若要成为这样的知识分子，自己必须首先行动起来；而介入、征服、使用大众传媒便是付诸行动的重要标志。事实上，萨特本人的身先士卒如今已可做出如下理解：他的介入首先使自己变成了一名“新知识分子”，进而也为后来者营造了一个对抗的话语空间。既然萨特已做出示范，作家集团和学者集团为什么不能在他开辟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呢？因此，这种行动表面上是介入媒体，实际上却是成为“新知识分子”的重要手段。明乎此，也许我们才算真正吃透了萨特之所以行动的价值和意义。（25） 一旦从萨特倡导介入的历史语境回到中国当下的文化现场，我们就会感到空前的失望和沮丧，因为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所有在萨特那里的主动介入，在我们这里都变成了学者的被征服。重新进入《百家讲坛》的思考中，这一问题也就看得更加清楚。走上“讲坛”的学者一旦被娱乐选秀的方式选中，差不多每个人都兴高采烈，喜气洋。他们不敢像萨特那样行使拒绝的权利，也不敢像萨特那样与电视台讨价还价，进而去张扬自己的主体性。而经过《百家讲坛》这架“魔鬼之床”的修理后，他们又全部变得心服口服。出名之后是出书，然后就是与电视台的利益共享和风雨同舟。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他们有着良好的“合作”意识，也能享受到被征服之后的巨大快感，却唯独没有萨特所谓的介入意识、疏离意识、拒绝意识和讨价还价意识。为什么进入《百家讲坛》的学者被萨特的神灯一照大都显得形象萎缩形迹可疑？因为他们都不是萨特所召唤的知识分子。如前所述，他们是学问型学者，他们本来就缺乏成为知识分子的先天基础，而我们现在的电视环境又在不断删除知识分子的思想锋芒，淡化知识分子的思想底色，结果，他们就一个个变成了能够娱乐大众的“知道分子”（26）。 很可能，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由此看来，陈丹青由易中天的节目联想到西方知识分子的媒体实践实在已走得太远，因为这两者天壤之别，存在着巨大的错位。你能让一个“知道分子”去做知识分子的事情吗？ 四 由此看来，在中国当下的语境下，真正的知识分子（思想型学者）上不了电视，而上了电视的又都是些“知道分子”。大概，这才是我们目前电视与学者之关系的真实处境。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也许我们有必要反思一下知识分子缺席电视的真正原因。 首先我们必须意识到，知识分子缺席电视应该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而不光为中国所独有。经过1968年的“五月风暴”之后，从左拉到萨特所树立的知识分子形象受到重创。于是，福柯（MichelFo-ucault）所谓的“普遍知识分子”已死，鲍曼（ZygmuntBauman）所谓的“立法者”的知识分子形象遭人诟病。取而代之的是“专业知识分子”和“阐释者”的大行其道。可以说，知识分子经过了这次集体“转业”之后，已经进入了各种体制之中，成为各种类型的专业人士。富里迪（FrankFuredi）指出：“知识分子的工作一旦职业化，就不再具有独立性，也丧失了提出重大社会问题的潜力。……所以，虽然知识分子的工作比过去更引人注目，但其职能是由机构及其专业人员而不是知识分子实现的。那些试图通过媒体传播思想的知识分子，常常变成服务于这一节目的发言者特写头像（talkinghead）。他们常常发现只有当他们提供没有损害的针砭和娱乐时，才会被容忍。”（27）这一事实似乎也暗合了中国当下的现实状况：只有当知识分子转换其身份（由知识分子变成“知道分子”）之后，他才能够被电视所接受。于是，电视中真正的知识分子依然缺位。 90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演变史与1968年后的西方世界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经历了1990年代知识分子阵营的分化，同时也经历了“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过程之后，原来那些热衷于思考社会问题的知识分子大都在专业和体制中找到了自己的合适位置，他们也逐渐丧失了人文关怀和社会批判的基本冲动。专业化和体制化本来就是知识分子的大敌，而越来越汹涌的商业化进程又把他们卷入其中，这时候，电视等强势媒体乘机而入，极力劝诱他们叫卖自己的知识，以便踏上时代的娱乐战车，于是，张承志笔下所描写的学者忽然变成了时代宠儿：“干巴巴的他们不过是一些老实被动的宾语，少有哪怕对学科的忠实或理想。等到时代骤变，金钱至上，他们又突然活跃了，找出自己看家的这点知识渣滓，复制叫卖，恨不得把屁股下破旧的冷板凳，打扮成时装模特的展示台。”（28)在这样一种时代氛围中，原来那种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也就被今天这种媚上、媚俗还媚权（媒体霸权）“知道分子”顺理成章地取代了。考察中国的知识分子缺席电视的原因，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一因素。 不过，话说回来，尽管时代的大气候已让知识分子成为稀有动物，我们却依然有必要相信如下事实：左拉式萨特式的知识分子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均没有绝迹，思想型学者也为数不少，他们是这个时代除不尽的余数。可问题是，为什么他们也一再缺席于电视呢？ 让我们把目光聚焦于中国。面对中国当下的电视媒体，一些思想型学者可能更多体现出来的是一种拒绝或不屑，以此保持与电视的距离。以下陈平原的说法多少透露出了这一秘密： 有电视人这么跟我说，他们之所以那么得意，就因为出名太容易了。只要你扛着机器出去，机器上有电视台的标志，人家就对你格外尊重。我在一篇文章里头说到，有一次，是在未名湖边，刚好碰到某电视台在采访季羡林。扛机器的人很粗暴地指斥：“转过来”、“转过去”、“抬起头”、“别动”。那种感觉，很难受。在大学校园里，像季先生这样的老教授，没有一个学生敢这样对待他的。就因为你扛着机器，代表了一种科技的力量，还有国家意识形态，就能用这种命令的口吻，指挥着采访对象转过来或者背过去。我说，越是垄断性强的行业，这种权威感就越明显。这种没有来由的“权威感”，很容易使从业人员显得浅薄、傲慢。所以，我很少跟电视台合作，也极少接受电视媒体的采访，就因为看不大惯。（29） 陈平原把自己与电视台的少合作或不合作归因于媒体从业人员的浅薄和傲慢，我更愿意在引申义上把它理解成学者对于电视媒体霸权的某种恐惧。在今天，由于电视媒体的垄断特性，它们常常代表着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这种权力延伸于知识分子群体，知识分子的思想与话语便成为电视媒体利用和整合的重要资源。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那些充满异端之美和激进色彩的声音与图像已事先被过滤或清除，留存下来的只能是一些不疼不痒的东西。这样一来，知识分子的思想便无法清晰、连贯地传播开去。而在更多的情况下，学者的思想只是制作节目的素材，记者通过采访把素材搞到手之后，便可以取其所需，为我所用。结果，学者的一些不重要的、片面的、适合采访主题的思想便成为节目的话语资源。长此以往，学者的思想被平面化、片面化和傻瓜化了，于是学者不再敢与电视打交道，他们害怕成为媒体霸权的牺牲品。 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目前国内的电视台确实没有为思想型学者和知识分子提供一个切磋学问、交流思想的平台，这也是知识分子缺席电视的重要原因。这方面一旦与西方的某些电视台相比，其境界的高下立见分晓。比如，英国广播公司（BBC）第二电视台曾在1978年1—4月播放过录制三年的15集电视系列节目。此节目全部是与哲学家的对谈，所邀请的既是哲学界顶尖级的人物（如伯林、马尔库塞、乔姆斯基、奎因、巴雷特等，萨特、海德格尔只是因为语言原因才不得不忍痛割爱），所谈论的话题也非常专业（如法兰克福学派、现代存在主义、逻辑实证主义、道德哲学、语言哲学等）。此节目负责人兼访谈者麦基（BryanMagee）指出：这个节目准备上马时，电视台里的一些人顾虑重，因为他们害怕编制与哲学有关的题目，也害怕除了谈话没有别的内容的电视会变成无线电广播。然而节目播出后反响很好，《时代》周刊甚至认为就严肃性和影响范围而言，以往所有普通电视台的工作都无法与它相提并论。（30）BBC也因此探索出一条严肃类高难度谈话节目的新路子。再比如，英国广播公司的瑞斯系列演讲（ReithLectu-res）亦曾邀请过哲学家罗素（BertrandRussell）、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Toynbee）、后殖民主义理论家萨义德（EdwardW.Said）登坛开讲，而萨义德关于知识分子的那些咄咄逼人的思想（如知识分子就是“对权势说真话的人”等）就是瑞斯系列演讲的结晶。（31）而布迪厄那本在国内学界引起强烈反响的小册子《关于电视》，其实也是两次电视讲座（1996年5月巴黎一台播出）的成果。（32）他在电视里批判电视，固然体现了知识分子的胆识，却也由此让我们见识了法国电视台的宽容大气。 回过头来再看央视的《百家讲坛》，不由得让人大泄其气。如果说《百家讲坛》在创办之初还有一种弘扬学术（不敢指望它张扬思想）的冲动，那么经过“末位淘汰制”和“收视率”的双重挤压，其学术冲动已基本耗尽。而后来改头换面的成功虽明确打出了“学者使电视深刻，电视让学者有为”的旗号，但实际上它那种娱乐化思路和商业化模式，已事先圈定了什么样的学者可以上电视的游戏规则。从此往后，《百家讲坛》既不可能有关注现实人生的学术讲座，也不可能有形而上的哲学思考，更不可能有萨义德式或布迪厄式的惊人之语。一个堂堂的国家电视台，居然容不下或做不成一个像样的学术讲坛或思想论坛，它如何能显示出一个“大国崛起”的文化底蕴？它又如何能吸引住一流学者、思想者、知识分子的目光，进而去催生他们跃跃欲试的冲动？ 于是，最后的问题也就变得清晰起来。布迪厄说：“抱有偏见，断然拒绝在电视上讲话在我看来是经不起推敲的。我甚至认为在条件合理的情况下有上电视讲话的‘责任’”（33）。他这里自然是对知识分子提出来的要求，中国的知识分子也确实值得深思。但问题是，我们现在恰恰面对的是一种条件不合理的情况：电视从业人员仗势欺人，电视节目由“娱乐”变成了“愚乐”，电视的话语空间非常有限。而唯一能够“讲话”的《百家讲坛》奉行的又是把“知道分子”请进来、把知识分子打出去的潜规则。在如此糟糕的电视生态环境中，知识分子即使有玉树临风之姿，最终也会被搞得惨不忍睹。由此看来，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够和愿意在电视上讲话很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这条路没有开通和畅通之前，与电视的少合作、不合作或者理性地拒绝，估计依然会成为许多知识分子的基本选择。 那么，不能上电视或拒绝了电视之后，知识分子是不是只有困守书斋一条路可走？答案应该是否定的。梁启超在《自由书·传播文明三利器》中说：“日本维新以来，文明普及之法有三：一曰学校，二曰报纸，三曰演说。”陈平原在征引过这段文字之后指出：“对这段话，不只梁启超，清末民初致力于开通民智的知识者，恐怕大都‘心有戚戚焉’。百年一觉，回头看，这三利器的影响实在太大了；直到今天，许多知识人还是对其正面功用坚信不移。……为什么研究现代中国的学者，大都在经营自家专业著述外，还喜欢涉足‘学校’、‘报纸’、‘演说’等具体事务。这些人一旦‘学有余力，出而经世’，大都选择这‘三利器’。有的是刻意追求，有的则是无心得之。平日里耳濡目染，不必着意经营，一出手便是如此规模、如此气象。”（34）这其实是为知识分子指出来的一条思想通道。也就是说，作为特殊的传播媒介或传播载体，学校、报纸、演说很可能依然是当代知识分子思想实践活动的有效选择。因为相对于电视的意识形态控制，此“三利器”的管理相对宽松。经过一些媒体从业人员、学者和知识分子的共同努力之后，一些媒体（如《南方都市报·个论版》）的话语空间正在拓展，它们也正在成为体现人文关怀、发现社会问题、让思想冲破牢笼的有益平台。与此同时，其他如刊物、书籍、学校的课堂、不被电视关注的演讲等等也依然是知识分子活动的重要舞台。它们虽然不如电视快捷方便立竿见影，但显然也在曲折微妙地改变人们的意识结构。 这样的思路和做法很可能会被陈丹青讥为“前媒体时代”的产物，（35）但一方面这就是我们目前的现实处境，一方面我们也该意识到，知识分子对大众的影响具有长期性、曲折性和间接性，这种影响的发生需要借助于诸多中间环节。当然，我们也不应该忘记，除了“前媒体时代”的利器，我们现在还拥有了“后媒体时代”的武器——互联网。一些已经发生的事情业已表明，知识分子已经和正在与网络结成一种神圣同盟，网络也将成为知识分子亮相、发言、抗争、交锋的主要窗口。虽然网络管制越来越严，但我们依然有必要对它寄予厚望。 回到本文的论述起点，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也就大体明朗。在当下的现实处境中，我们确实需要继承萨特乃至布迪厄等人的媒体思想遗产，但是却不必在上不上电视的问题上过于纠缠。在我看来，学者自然可以上电视的，因为那是“知道分子”的事情；学者也是可以拒绝上电视的，因为那是知识分子的价值选择，但是，知识分子却不应该拒绝电视之外的其他媒体。因为道理很简单，媒体并不等于电视。在电视之外，还有一个更加广阔的媒体空间。 注释： （1）《学者使电视走向深刻电视不再使学者浅薄》，《北京青年报》2005年4月5日。 （2）《让一部分学者先明星起来》，原载《财经时报》。 （3）2007年3月，《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新浪新闻中心联合实施的调查（1041人参加）显示，44.0%的人认为我们的社会需要明星学者，35.3%的人明确反对，剩下20.7%的人则表示“说不好”。参见李松涛：《44.0%的公众喜欢明星学者上电视普及国学》，《中国青年报》2007年3月26日。 （4）陈丹青：《也谈学者上电视》，《南方人物周刊》2006年 （5）参见方健文：《学者介入电视的思考》，《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7年第1期。 （6）《余秋雨呼吁学者亲近电视》，原载《南方都市报》1999年2月8日。 （7）参见凌燕、李正国：《学者＋电视＝？》，《青年记者》2001年第3期。 （8）孙玉胜：《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三联书店。 （9）崔永元在为他的《电影传奇》系列举办一场座谈会时，自曝当年离开《实话实说》的起因是在节目中不能实话实说，于是有了抵触心理，最终引发了抑郁症。他说：“当时我在做一些访谈节目，是聊家庭情感的，我觉得我当时说的都是假话，不是实话实说，然后心里就开始抵触了……”原载《山西晚报》2007年6月3日。 （10）李明伟、陈力丹：《教授走进电视直播间的学理追问》，《当代传播》2004年第2期。 （11）孟宪实：《孟宪实讲唐史·后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21页。 （12）[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关于电视》，许钧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 （13）徐梅：《王鲁湘导演最怕一根筋》，《南方人物周刊》2006年第19期。 （14）《学者明星化惹争议！》，原载《华夏时报》。http://opinion.people.com.cn/GB/35560/4456533.html （15）王小峰：《打造学术演讲明星》，原载《三联生活周刊》第44期（2005年12月28日）。 （16）关于“压在纸背的心情”，陈平原曾做过如下解释：“以‘不服从’的姿态，对抗‘顺我者昌’的时代潮流。……所谓的‘不服从’，有对抗的意味，但更接近于传统中国文人的独善其身”。参见陈平原：《大学何为·学院的“内”与“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78页。 （17）此三人的资料来自网上的公共信息，故不再注明出处。 （18）以上的资料主要来自于斯柯雷文的《萨特与媒介》 一书，亦部分参考了波伏瓦的《永别的仪式》。顺便指出：陈丹青认为萨特深度介入媒体确实是事实，但所谓的萨特“失明衰老后，放弃写作，全力主持电视节目，向全国和全欧洲人民说话，一说就说了10年”并不属实，此乃错误信息。参见[法]西蒙娜·德·波伏瓦：《萨特传》，黄忠晶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85～92页。 （19）[法]萨特：《什么是文学？》，施康强译，见《萨特文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第289页。 （20）[法]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20世纪的两位知识分子：萨特与阿隆》，陈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16页。 （21）参见柳鸣九编选：《萨特研究·编选者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20～421页。 （22）See Michael Scriven, Sartre and the Media, NewYork: ST. Martin’sPress,1993,p.21. （23）比如，1970年，《人民事业报》因发表激烈抨击政府的文章，两名主编遭到逮捕，萨特接任主编一职。波伏瓦说：“萨特主编的《人民事业报》第一期在1970年5月1日出版。当局没有抓他，但内务部长命令在印刷厂没收每一份报纸。幸运的是，在当局派人截获前，印刷工人已经印好了大部分报纸并把它们发出去了。当局又派人追踪卖报的人，把他们带到一个特别法庭，控告他们重新建立已被取缔的组织。但是萨特、我和几个朋友在巴黎市中心卖这报纸时没有受到严重阻扰。直到有一天，当局厌倦了这场无意义的争夺战，《人民事业报》才得以在报亭出售。”[法]西蒙娜·德·波伏瓦：《萨特传》，黄忠晶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 （24）[法]西蒙娜·德·波伏瓦：《萨特传》，黄忠晶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91～92页。 （25）关于这一点，笔者在《文学介入与知识分子的角色扮演——萨特〈什么是文学？〉的一种解读》（《外国学》2007年第4期）中有详细分析，可参考。 （26）“知道分子”一词由王朔发明，他在《知道分子》一文中把“抄惯了别人的宏论”，没有自己独立思想的人称为“知道分子”。此词在王朔文章的语境中具有贬义色彩，并以此与“知识分子”相区别。2002年之后，“知道分子”被媒体征用，其词性也发生改变。媒体的始作俑者应该是《新周刊》，该刊在2002年3月15日刊登了“向知道分子致敬”的专题后，不久专辟“知道分子”栏目，并启动了“知道分子工作室”。该刊在2003年评出“知道分子”的五位代表，他们分别是：主持金庸《华山论剑》电视直播的清华大学美学教授王鲁湘、海湾战争期间在央视分析评论战事的张召忠、担任某著名电脑形象代言人的复旦大学教授顾晓鸣、凤凰卫视《有报天天读》的杨锦麟、《时事开讲》的曹景行。《新周刊》编务总监周可指出：“‘知道分子’可以说是‘知识分子’传统角色在现代传媒社会中的一种变身。”还有人则如此描述“知道分子”的形象：“他们有他人无以企及的专业修养和广博知识，他们只为市场而不是为任何单一的人群服务；他们游走于学府和市场、书斋与传媒、讲坛和秀场之间；他们无所不知、处处发言，以知识来投资，把自己的名声当做品牌来经营。”参见《王朔文集·随笔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8～119页；赵海萍：《从“知识分子”到“知道分子”》，《咬文嚼字》2006年第6期；《向“知道分子”致敬》，《青年探索》2004年第2期。综合以上观点，笔者以为，“知道分子”是大众传媒、尤其是视觉文化时代的产物，在他们那里，用以衡量“知识分子”的价值标准（怀疑意识、批判精神、向权势说真话等）已然失效。他们以自己的专业知识作为“文化资本”向媒体（主要是电视）投资，又通过与媒体的合作赚取了更大的“象征资本”。在当下中国，从“知识分子”到“知道分子”的位移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现象，值得深思。 （27）[英]弗兰克·富里迪：《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戴从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7～38页。 （28）张承志：《文明的入门·寺里的讲义》，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94页。 （29）陈平原：《大学何为·学者与传媒》，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88～289页。 （30）参见[英]布莱恩·麦基编：《思想家》，周穗明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473～476页。 （31）参见[美]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9页。 （32）（33）参见[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关于电视》，许钧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第10页。 （34）陈平原：《大学何为·学院的“内”与“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70～271页。 （35）事实上，陈丹青已做出过如下推断：“我们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大约还在前媒体时代吧。”见陈丹青：《也谈学者上电视》，《南方人物周刊》2006年第19期。 原载：文艺争鸣2008年0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