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2012年世界科学界发生的一件大事,就是发现了“希格斯玻色子(Higgs boson)”。希格斯玻色子是粒子物理学标准模型预言的一种自旋为零的基本粒子。1964年,英国物理学家彼得·希格斯(P.W.Higgs)发表了一篇物理学论文,提出一种粒子场的存在,预言一种能吸引其他粒子进而产生质量的玻色子的存在。他认为,这种玻色子是物质的质量之源,是电子和夸克等形成质量的基础,其他粒子在这种粒子形成的场中游弋并产生惯性,进而形成质量,构筑成大千世界。希格斯所预言的这种粒子后来被以他的名字命名,由于该粒子的重要性和神秘性又被称为“上帝粒子”。标准模型预言了62种基本粒子,希格斯玻色子是最后一种未被实验发现并证明的粒子。 受西方宣布发现希格斯玻色子的刺激和启发,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黄铁军教授撰写了《希格斯玻色子、格物致知与四大皆空》一文,从一个科学工作者的角度,提出了对儒家自《大学》以后从朱熹到王阳明关于“格物致知”方法在认识上所存在偏差的批评,并求教于汤一介先生。汤先生于2012年12月24日复信,回应了黄教授提出的批评和问题。该信的意义在于这是一次人文学者与科学工作者的对话,汤先生在信中有针对性地谈到了自己对中西文化的看法,以及对人类未来走向的忧虑。现征得汤先生和黄教授同意,将汤一介先生复黄铁军教授函及黄铁军教授原文全文刊载,以飨读者。 黄铁军教授: 大作《希格斯玻色子、格物致知与四大皆空》一文阅悉,您受西方今年宣布发现希格斯玻色子这一物理学的最新成果启发,反思作为人类进步基本驱动力的好奇心及探索精神——“格物致知”,在中国儒家传统中所存在的偏差、局限和不足,这是很有意义的。 诚如您所指出的那样,从《四书·大学》到宋明大儒朱熹和王阳明的思想中能够看出,两千多年来儒学发展更多围绕人生和社会的“修齐治平”展开,科学意义的“格物致知”在东方一直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和深入探索。人类历史发展的事实也表明,以数学和物理学为代表的近代科学,是西方文明长期演进的产物。所以,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知识界已基本取得了要以西方的“赛先生”以及“德先生”为师的共识,为此,甚至有人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认为学习西方便必须否弃儒学,现在来看显然也是有问题的。 毋庸讳言,西方文明在人类近代史上至今仍占据强势或主导地位,而东方民族处于弱势甚至一度处于挨打的地位,有鉴于此,世界上有许多科学家和思想家都在认真思索东西方几大原创文明产生分野的源头,以及中国为什么不能萌生近代科学的原因。有人从地理环境的角度出发,认为古代中国是大陆农业文明,因而注重人伦,从而产生了丰富的伦理道德思想;而古代希腊是海洋商业文明,因而注重自然,从而产生了系统的天文和数学知识。也有人从思维方式的不同,探讨在中国不能萌生近代科学的原因。西方文明中,古代有希腊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和欧几里得的几何学,近代有英国培根的经验归纳法,而逻辑推演和经验归纳正是西方产生近代科学最主要的思维方式。而在古代中国,正如杨振宁先生所尖锐指出的那样,以《易经》所影响、所代表的中华文化,只有归纳法,没有推演法,因而产生不了近代科学。而且我认为,《易经》中所体现的归纳法也只是简单比附、类推,而不是近代意义上的建立在实验观测基础上的科学归纳法。 您在文中还指出佛教的“四大皆空”和老子的“有生于无”,都是建立在对自然深刻洞察基础上的一种“假说”,比儒家高明,这是很有见地的,但是是否可与“希格斯玻色子”——作为现代粒子物理学的科学假定相提并论,则有待商榷。在这一点上,我倒认为王阳明所言“仙家说虚,从养生上来;佛氏说无,从出离生死苦海上来”更有道理,也就是说佛老所谈论的“空”和“无”,同儒家一样,主要针对的也还是人生和社会问题,而没能像西方文明、尤其是西方自然科学那样自觉地将人生、社会与自然剥离、分疏开来,实现主客二分,这也可以说是整个东方文明在其以往的发展过程中所普遍存在的偏差、局限与不足,需要向西方文化学习。 需要指出的是,包括儒释道在内的中国文化的一些基本精神,对当今中国乃至人类社会的发展仍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不应简单地否弃。近代中国“打倒孔家店”的教训是沉痛的,而日本、韩国、台湾在更多地保存自己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大力学习、吸收西方文化,包括西方的科技、经济以及社会、政治文明,从而成功实现现代化的经验,其间的成败得失,可以相互参照。 杨振宁先生在谈到《易经》中的“天人合一”观念时曾指出,这个观念的问题是“天人一物”、“内外一理”,认为天的规律跟人世的规律是一回事,王阳明格竹子,是要用人世间的“理”追求自然界的“理”,这样当然格不出近代科学。但他同时指出,“天人合一”的内涵绝不止“内外一理”,还有更重要的“天人和谐”。他认为,天人和谐对于中国的传统影响极大,而且从今天的世界现状来看,摒弃天人合一而完全用西方的办法发展下去是否将要有天人对立的现象?杨振宁先生的严谨态度以及提出的问题都值得我们深思。 现在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认识到,近代科学的发展,使人类和自然正走上一条相互抵触的道路。科学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一种工具理性,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同时也有其局限性和危险性,需要与人类的价值理性协调发展。而以儒家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由于其注重教化、注重人伦的特点,可以在建构人类价值理性方面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而与西方文明相互补充,或可取得相得益彰的结果,为人类开辟一条生路。当然,我们还要注意基督教对西方社会的重大影响。因此,也许人类社会合理发展的前景,需要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学科、自然科学学科共同来解决。同时还得注意在多种民族文化中找寻有“普世价值”意义的思想资源。 由于我的知识结构的局限,加之年事已高,对新的科学理论已无力探讨,你的大作对我了解现代科学的发展很有帮助,十分感谢。但我现在忧虑的是“科学”是否真能为人类带来幸福?我常常想,“科学”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给人类带来幸福,也可以毁灭人类自身。这个问题如何解决,是需要超出“科学”的大智慧的头脑来解决的。不知我的忧虑是否是“杞人忧天”了。 祝好! 汤一介 2012年12月24日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3年01月16日05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