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思想的深度掘进
    

 
    我一向强调小说的思想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小说是社会的思想容器，它承载了一个时代或一个阶段的最新思想发现。在中篇小说的写作中，作家们越来越注重对思想的表达，作家们对于社会与人生的认识也在不断地更新和深化，这值得特别珍惜。
    

 
    2012年，弋舟的中篇小说《等深》把锐利的思想埋藏得很深，十四岁的儿子从一个男人对自己母亲过分亲密的举动中感觉到了导致家庭危机的原因。他在十四岁这一天，怀揣一把短刃要结束这个男人的性命。但作者从这个家庭小事里看到的是历史命运的变迁。等深，这是一个海洋科技的专业术语，其专业内涵也许不懂，但即使从字面上理解，也似乎能明白作者为什么要借用它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忧虑。一代人的失职，将会在另一代人身上看出其沉重的代价，这就是历史的命运。我很敬佩小说中的那位才十四岁的周翔，作者弋舟敏锐地发现，他怀抱短刃上路了。这把短刃固然能够被同样敏锐的刘晓东截走，但周翔头脑中还有一把精神的短刃。
    

 
    铁凝的短篇小说《七天》，通过一个荒诞的情节，蕴含着密集的思考。故事从现实中普遍存在的工业污染切入，作者对这种污染的危害进行了全方位的揭露，所以评论家段崇轩称这篇小说“是对现代工业科技乃至整个现代社会的尖锐反思”。
    

 
    朱山坡属于70后，他的写作分明有一种要以思想征服读者的意识。《灵魂课》中，一位进城寻找儿子的老人在问：你们懂不懂灵魂。这篇小说更像是一篇寓言，这也是朱山坡小说的特点，他不愿意让他的小说停顿在故事的层面，他担心那种纯粹客观的叙述会让懒惰的读者止步于故事，而不去探询故事背后的意义。所以他的小说总会将他思索的意义转化为形象的符号，作为基本旋律反复弹奏。
    

 
    刘继明的《启蒙》，思想深度体现在作者解构了关于启蒙和知识分子的神话。蕖伯安这个人物形象把读者带入到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场景之中。那时，文学显得多么的神圣，作家显得多么的伟大；这一切皆因为作家们正在通过文学，进行着一场拯救民族和人民的事业。关于启蒙和知识分子的神话也由此建构起来。刘继明找到了解构两个神话的钥匙，这就是道德豁免权。“蕖伯安们”凭借着启蒙的神话，把自己也神话化了。但在刘继明的笔下，启蒙不过是蕖伯安实现个人功利目的的工具，启蒙之所以成为一个神话，就在于它一直处在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状态之中，它最终成为了知识分子掩盖自己欲望的包装。尽管刘继明所塑造的蕖伯安只是当代作家的一种表现形态，但作家通过这个形象，强调了知识分子的知行合一，强调了在一个法治社会，谁也不能拥有道德的豁免权。
    

 
    平等意识的突显
    

 
    中短篇小说的另一个主要变化就是作家从对社会现实的反映转向对人性和心理的表现。
    

 
    有意思的是，在表现人性和人的内心世界时，作家们总是愿意以非正常人作为剖析的对象。方方的《声音低回》，主人公阿里是一位智障患者，但他可以说是东亭一带生活得最快乐的人，就因为他有一个伟大的母亲，母亲要为儿子遮风挡雨，为儿子克服一切障碍。母亲是这篇小说的灵魂。方方把母亲交待清楚后就让她突然离世，在后边的故事情节中母亲是缺席的，然而读者分明能感受到母亲的强大力量。单从塑造人物的角度说，方方以无形写有形，塑造了一个缺席却始终在场的母亲形象，这是小说叙述的一种技巧，方方运用得娴熟自如。当然，方方这样写也使得小说所要表现的爱不局限在母爱。在母亲看来，每一个生命都应该获得幸福，既然智障者无力自己获得幸福，那么就应该帮助他获得幸福。所以母亲在临死前托付自己丈夫时也是这么说的：“要对得住他的命。”在这里，方方传达出可贵的民主意识与平等意识：任何一个生命，都有权利获得社会的尊重，都有权利从社会中获得幸福。小说还写了一位勇于担当、信守承诺的年轻人，他就是弟弟阿东。母爱保护了阿里，而阿东则让母爱成为一种无处不在的爱，他证明了一个真理：人类之间的爱是共通的。
    

 
    邓一光的《你可以让百合生长》写的也是爱，也在强调平等的意识。少女兰小柯的父亲吸毒，母亲缺乏生活能力，哥哥智障。她具有穷苦人家出身的孩子的一切优点，但她又是一个问题孩子，总会制造一些不愉快。邓一光呼吁不要以歧视的眼光来对待像兰小柯这样的问题孩子，他塑造了一位充满爱心的音乐义工左渐将。左渐将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从来不认为自己高人一等，他对人充满着爱，但他并不认为爱是施舍物，因为施舍本身就构成了不平等的关系。他把爱看成是一种平等的交流，他以这种态度与兰小柯交往，一直对外界高度敏感的兰小柯也正是被左渐将的平等态度所打动，她才会以真情与爱心作为回报。这篇小说对于左渐将而言像是一篇教育小说，对于兰小柯而言又像是一篇励志小说。但是，当邓一光加入平等的观念以后，一切都变得焕然一新。
    

 
    周瑄璞在2012年发表的中短篇小说反映的都是当下的城市现实生活，都有一个共同的旋律：孤独感。城市中的道路越来越拥挤，人口越来越稠密，然而人与人之间的隔膜越来越大，孤独成为了流行的“呼吸道感染”，仿佛一个人只要张嘴呼吸，就不可避免地遭到孤独这一病毒的侵扰。周瑄璞知道孤独是城市的顽症，但她最终能从孤独者的生活形态里发现可贵的东西。比如短篇小说《来访者》中，她一再肯定来访者不言放弃的精神。同样，在短篇小说《病了》里，他虽然写了一个中年女性失败的看病经历，但并没有设置一个悲惨兮兮的结局，其实在内心深处还存留某种柔软的东西。中篇小说《胜利稗记》写了一个卑微的男人，作者从这类人物中发现了另一种孤独感：一个平庸和卑微的男人不也是一个孤独者吗？但作者没有以文人惯有的抒情化、诗意化的方式来消遣之，而是让其潜伏在客观的叙述之中。这同样也体现出平等的意识。
    

 
    文学性的张扬
    

 
    文学性，包含着艺术、诗意、想象等内涵，它是小说区别于故事、新闻的基本标识，但目前不少的小说明显让人感到文学性不够。当我读到钟求是的中篇小说《两个人的电影》时，眼前顿时一亮，这是一篇特别追求文学性的小说。小说讲述了一个温软优美的爱情故事，电影是这个爱情故事的媒介。昆生与邻居少妇彼此之间都有好感，相约了一起看场电影，未曾想这次看电影竟导致了昆生的三年监狱生活。出狱后，两人天各一方，却共同怀有一个看电影的情结，不约而同地在他们第一次看电影的日子里去了同一个剧院看电影。从此他们相约每一年都要在这一天一起看场电影。虽然每年只有这一天才会在一起，但因为有了这一天，他们的精神和情感才多了温暖和忧伤，多了期待和怀想。这个爱情故事完全可以用晶莹剔透来形容。
    

 
    《两个人的电影》是审美的，从这一点来说，它恢复了小说的荣誉。因为受所谓现代性的影响，小说越来越趋向于表现丑陋和异象，语言乐于粗鄙化和市侩化，讲故事也变得越来越形而下。读者似乎也接受小说朝着丑陋和粗鄙发展趋向的事实，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现实生活本身正在变得越来越丑陋。但是，小说不应该满足于成为一面反映现实丑陋的镜子，恰恰要用美好和理想来填补现实的不足。为了达到这一效果，钟求是对现实采取了提纯的方式，整篇小说的文字与情感都是干净的，读来会感到清洁与舒服。
    

 
    说到底，小说是虚构的艺术，是想象的盛宴。年轻一代的作家似乎对虚构有着更亲近的冲动，这是我推荐王威廉的中篇小说《第二人》的主要原因。《第二人》是一位作家将自己对于社会和人生的思考转化为文学想象的结果。读这样的小说，读者想必是不会去与现实生活“对号入座”的，而是尽情地游走在作家虚构的文学世界里，引发的思索和启迪丝毫不逊于现实世界。
    

 
    军旅小说带来的惊喜
    

 
    我特意要把军旅小说拎出来评述，是因为新时期以来，军旅小说曾经是当代小说创作中的核心“部队”。但随着社会思潮的变迁，军旅小说似乎不再有往日的辉煌。但我以为千万不要低估了当代军旅作家的战斗力，也许他们只是蛰伏起来，一旦发现了目标，就会果断出击的。至少在2012年，卢一萍的中篇小说《光荣牺牲》和马晓丽的《俄罗斯陆军腰带》带来了惊喜。
    

 
    卢一萍是一位长期生活在西北边陲的军旅作家，他的《光荣牺牲》讲述的故事很简单：一位刚刚从军校毕业的年轻军官杨烈被分配到海拔五千多米的天堂湾边防连，由于不适应高原气候而猝死在厕所里。但当卢一萍以战争的眼光注视此事时，就发现了一个最简单却又容易被遗忘的问题——杨烈猝死的地方是“生命禁区”。卢一萍便沿着“生命禁区”一路质疑，发出了一位作家出于人文关怀的批判声音：为什么没有人给上高原的军人进行体检？为什么不能给上高原的军人进行适应性的训练？小说的批判力度还在于，作者进一步写出杨烈死后部队各个方面的反应，这些反应揭露出部队普遍缺乏“生命禁区”的意识。作者在书写军旅生活时丝毫不遮掩自己的批判锋芒，这体现出思想的勇气。
    

 
    马晓丽的《俄罗斯陆军腰带》讲述的是中俄两军联合军事演习中的故事，小说不仅传神地描绘出中俄两国军人迥异的文化性格，而且叙述本身就带有浓郁的俄罗斯文学的典雅性。作者从军人腰带入手，像剥洋葱似的呈现出事物的复杂性，将人道主义、军人职责等命题放在民族文化差异和现代意识的交集中去衡量，机智地表达了自己的批判和质疑，却又没有简单地加以处置，从而令人回味无穷。在反映当代军旅生活的小说中，这篇小说所表现出的敏锐的思想深度和绵长的文学意蕴，都是十分难得的。 
    

 
    （作者为沈阳师范大学教授）
    原载：《光明日报》（2013年01月29日14版）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