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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底贾平凹推出的 《古炉》令我很失望，它是分两期连载，我读了前一期，就没再买后一期,但我仍然关注着他，我相信贾平凹还是有才气的，只要认真写，还会有好作品出现，果然在2012年底又见到了《带灯》，读过之后感觉他的活力又回来了。近日《文学报》刊登了石华鹏先生和唐小林先生的批评文章，对《带灯》的质量提出质疑，在我看来，他们的质疑太苛刻，实在是鸡蛋里面挑骨头。 石华鹏在《〈带灯〉：一部没有骨头的小说》中说：“读过许多小说后我发现，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也是适合来作为评价小说的标准的。”他把马斯洛的理论当做了文学批判标准，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出发点。马斯洛的需要理论是针对人类的生存状况而言，包括人的自然生存、社会生活和精神需要三个方面，与文学评论不是同一层级的概念。最明显的就是小说创作与生理需求的不对应，没有哪本小说能够满足人的生存需求，无论是食用，还是取暖御寒。把生理需求排除在外，小说至多也只属于精神产品，不能满足人的物质需要，不仅如此，即便单从精神角度来讲，小说也只能满足人的特定心理需要，不能满足它的全部需求。读者可以从小说人物命运中得到人生启发，唤起某种情绪或情感陶冶心灵，至于爱情、安全感、被尊重、归属感、自我实现等心理需要，还得从现实的人际交往和社会关系中获得。《霍乱时期的爱情》中的爱情故事，可以使读者对爱情的认识升华，但绝不可能满足读者对爱的需要，爱的满足只能来自亲人之间的关爱，没有与之相爱的人，即使读再多的小说，也只是对爱的空想罢了。不可否认，很多小说能给人心理上的安慰，但这并不是小说的追求目标，它的主要目的还是向人展示文学叙述之美，而不是专业的心灵鸡汤读本，因此马斯洛的需要理论并不适用于小说艺术成就的评价。 石先生认为从众多小标题名称上就能看出《带灯》的情节没有骨头。石先生说得没错，《带灯》 中的小标题之间大多关系松散，甚至前后之间毫无联系，如果读者想以小标题作为线索来归纳小说情节的话，肯定会陷入乱麻中找不到头绪。但我们是读小说，不是读标题，标题只起到提示作用，没有任何硬性规定小说中的小标题必须连贯，石先生之所以觉得“文思的断裂和随意”，想必是未细读小说，仅仅粗略浏览一遍小标题而得出的印象。尽管《带灯》中的小标题前后不搭界，但是小说情节却是连贯的，以石先生激烈批评的小标题“普查维稳和抗旱工作”为例，它便与前后相邻的小标题没有直接关系，但它在小说中并不是无任何功能的孤立事件，再往前翻，就能看到小标题“天真的要大旱了”、“南胜沟村旱得没水吃”，以及天旱犁地砸死人、主人公带灯巧借抽水机的故事，所以这一节写县长独自检查一遍，看似游离于情节之外，实则是举重若轻地对镇政府的抗旱和维稳工作做了一个小结。我认为，小说《带灯》的情节设计不仅不显得散乱，反而体现了贾平凹小说技术的精湛，看似旁枝迭出，实际上他举重若轻，顺其自然地呈现出一种“生活流”式的叙述方式。 石先生对人物和题旨缺少骨头的指责，则显得冲动幼稚了，带灯仅仅是一名微不足道的乡镇小干部，她的任免只是镇长一句话的事，就像作者给她起的名字“萤”，原本就是萤火虫的意思，只是希望能用自己的微光给别人多照亮一点儿才改名“带灯”，她有何力量去“撞击体制”、“获得新生”呢？石先生的想法看起来积极向上，却会使小说落入概念化和简单化的俗套，不符合现实逻辑，也不符合艺术真实。 唐小林先生《〈带灯〉与贾平凹的文字游戏》中的指责更是吹毛求疵，敲金牙的两个例子，一个是直接敲牙场面，另一个是一笔带过；撒尿的例子，一个是长出狗尿苔，另一个是长出蒲公英；传说蛇具有迷惑性的例子，一个是由小说人物讲述，另一个是由作者讲述；这三个所谓的重复例子双方都有着鲜明的差异，或者是情节不同，或者是叙述角度也不同，怎么能说是自我抄袭和重复呢？小说中写到“性”，也要分析具体的叙述姿态，是刻意渲染低俗，还是有其特定情境？带灯和竹子换内衣时把花说成是植物的生殖器，这并不属于低俗语言，因为有私密空间的制约，这个比拟暗在赞颂女性之美；农民用生殖器的作用来反驳别人的道理，既合乎农民身份，也适当表达出农民的愤怒，符合艺术真实。梳头时把唾液当护发剂的妇女也只有马副镇长的老伴，她年龄大，一直居住在乡下，这个行为符合人物身份。至于虱子的描写，我觉得是神来之笔，贾平凹抓住了农耕时代一个典型的事物，把它上升到一种文化心理的层面，它不仅是一种与人生活在一起的动物，更代表了那种保守自足的生活方式，经济发展起来之后，樱镇人逐渐过上了现代化的生活，变得干净了，但也让人离自然越来越远，离那种贫穷而怡然的田园生活远了。 贾平凹在《带灯》中展示了自己对基层干部生活的熟悉和理解，他用带有灵性的语言向读者娓娓道来，小说看似随意散淡，其实是繁华落尽后的返璞归真。我相信 《带灯》 是经得起质疑的优秀之作，也是贾平凹小说艺术水平的代表作。 原载：《文学报》2013年04月04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