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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美国任教的华人学者唐小兵教授主编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下称《再解读》）一书，1993年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入10篇研究中国现当代文艺的论文。2007年5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该书增订版。本文谈论的，是增订版《再解读》中的几篇文章。 1990年代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出现一股以“再解读”的名义重新阐释所谓“经典”的热潮。一些所谓的“海外中国学者”是始作俑者。这些“海外中国学者”把西方20世纪60年代之后兴起的各种文化理论，诸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理论、女性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等，运用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这些人“再解读”的，往往是所谓的“红色经典”。而所谓“红色经典”，是以意义简单、明确为突出特征的。但这些人，却能用西方现代理论把本来意义简单、明确的“红色经典”解释得十分复杂，本来清浅的池塘，突然变得幽深莫测。这种神奇的“再解读”，令一些“海内中国学者”兴奋异常、崇拜不已。兴奋、崇拜之余，是急起仿效。“海外中国学者”唐小兵主编的这本《再解读》，汇集的就是海内外中国学者“再解读”的成果。 对这些以“再解读”的名义出现的论文、专著，我腹诽已久。此前，我已经写了一篇《〈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初解读》，是以增订版《再解读》中的唐小兵三篇文章为例。现在写的这一篇，是对《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这本书的再次解读。这一次，谈谈收入书中的贺桂梅的文章。 二 贺桂梅的论文 《赵树理文学的现代性问题》，意在揭示被认为“土得掉渣”的赵树理小说的“现代性”。在谈论贺文之前，先对“现代性”这个概念表示一点疑虑。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现代性”这个概念，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学术生产。许多人，凭借这一概念，写出了一篇又一篇论文，甚至一本又一本专著。我本来就对“现代性”这个概念不甚了然，读了他们谈论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著述，就更糊涂了。我有时想：《红楼梦》有没有“现代性”呢？曹雪芹借贾宝玉这个形象，表达了对传统的伦理体系的质疑，呼唤一种新的价值标准、渴求一个新的世界，这是否符合“现代性”的要求？特别值得一说的是，《红楼梦》表达了对女性的尊重、表达了对男权的否定，这算不算是有了“现代性”？ 贺桂梅论文一开篇就以日本研究者今村与志雄的论述为证据，来证明赵树理在1940年代的崛起“是一个广受瞩目的文化事件”。今村与志雄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 发表后，赵树理“闻名全国”、“成了整个文坛议论的中心”。贺桂梅以加引号的方式引用了这几句话并注明了详细的出处。这样的引用让我好生奇怪。赵树理在1940年代的“崛起”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常识，还需要引用一个外国人说的话来证明这一点吗？今村与志雄毕竟是日本人，他这些话是在向日本读者介绍中国的一个作家，但正因为是日本人，所以介绍得并不准确。当时中国的“整个文坛”分为国民党统治区、共产党统治区、沦陷区三大块。赵树理只是在共产党统治区走红，国民党统治区也有几个左翼文人赞美他，但远没有成为国统区文坛“议论的中心”。在日本人统治的“沦陷区”，就更谈不上有很大影响了。引用一个外国人并不准确的说法来证明一种中国现代文学的常识，不知有怎样的深意？ “现代性”之外，“主体”“创作主体”也是贺桂梅论文中的核心概念。当人们在文学研究中使用“主体”“创作主体”这样的概念时，总是指创作者，指作家本人，这是文学理论的常识。但贺桂梅不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贺桂梅说：“通过极为自觉而清晰地将自己的创作主体定位于农民，赵树理形成了一种颇具特色的小说文体。这种文体的突出特征在于它克服了同类小说所常见的语言分裂。”；“更为突出的是《李家庄的变迁》。这部小说的叙述主体不是小说中的人物小常、铁锁，而是‘李家庄’这一乡村空间。”等等。原来，贺桂梅是在通常所说的“创作客体”的意义上使用“创作主体”这一概念的，也就是指小说的叙述对象。把一个常用概念反其意而用之，是应该一开始就说明一下的。 贺桂梅从“叙述主体”和“叙述方式”两个方面论述了赵树理小说的“现代性”。这两个方面其实不能截然分开，大概可以合称为“文体”。赵树理“创造”的“新文体”的特征，首先表现为不是写人物而是写“空间”。贺桂梅说：“总体而言，这些小说将某个乡村空间作为了叙述主体，农民形象只是这个空间之中的个体，他们从来没有占据比这个空间更重要的核心位置，推动这个空间变动的，是其中结构性关系的力量对比”；“他的小说主体始终是一个空间存在，在这个空间中，尽管存在着一个个有着个性的作为个体的农民，但他们从来不占据一个中心的位置”；“但他小说所突出呈现的空间主体，显然同样是一种‘现代’的创造”等等。贺桂梅绕来绕去花很多笔墨，其实只说明了一个人们早就知道的赵树理小说“特色”。贺桂梅所说的赵树理小说中的“空间”，当然不是那种无人的“空间”。赵树理从来不脱离人物写风景、写“空间”，这一点贺桂梅也提及了。所以，赵树理的“空间”，就是故事发生的场地。赵树理把讲故事作为小说创作的核心追求。讲故事当然离不开人物，但赵树理并不把表现人性作为创作的目的，他的目的是要通过故事的讲述揭示某个问题、说明某个道理、宣传某种理念，所以，“空间”中虽然有人物，但人物不是主要表现对象，因而人物是没有人性的深度和人性的丰富的。简略地说，赵树理小说不以人物而以故事为“主体”。如果我没有搞错，贺桂梅强调的其实就是这意思。但这分明也是现代文学界的常识，贺桂梅只不过用“空间”、“主体”、“空间主体”这样的概念，置换了人们常说的“故事”而已。说这种写法是一种“现代的创造”，也匪夷所思。在写人还是写事的问题上，小说分为两类：一类小说着重讲故事，人物只是故事得以展开的工具； 一类小说着重写人物，故事只是揭示人物心理、塑造人物性格的手段。一般说来，以故事为叙述中心的小说，在艺术品格上低于以人物为叙述中心的小说。也可以粗略地说，以故事为中心，是传统小说的基本样态，而从故事中心到人物中心的转变，意味着小说从传统到“现代”的发展。如果这种说法大体成立，那贺桂梅认为赵树理以故事为“主体”是一种“现代”的创造，就是让人难以理解的。 三 贺桂梅还强调了赵树理在怎么写的问题上表现出的创造性和“现代性”。贺桂梅说，“赵树理小说新文体的创立，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一种跨越阶层、地域的现代白话的完成形态，至少它成功地整合起了乡村中国的阅读大众：而这一点正是此前左翼文学一直试图推进的目标”；“他的小说创造了一种更能为农民接受的阅读方式”；“（赵树理）将文学的扩散，形象地表达为攻占‘阵地’，实则是一种现代性的扩张行为”等等。 赵树理的创作有着明确的功利目的，他坚守一种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念，这一点是他自己反复声明过的。在这种观念驱使下，他追求自己的作品能为最广大的农民群众所阅读、所喜爱。无论是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念，还是尽可能通俗的表达，都不是赵树理首创。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这两方面的代表者都应该是唐代诗人白居易。我觉得，在文学理念、表达方式上，赵树理继承了白居易所代表的传统。白居易尚实、尚俗。在《寄唐生诗》中，说自己“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在《与元九书》中强调“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文学史家说得好：“白居易诗歌理论的实践，是完全的功利主义的。它带着鲜明的实用主义的目的。有的论者说他充分认识到诗歌的艺术特征，对他的‘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之说给予很高评价，这种评价是不确的。他提出诗的感情韵律特征，不是着眼在这些特征上，不是强调抒情，像杜甫那样在抒情中反映现实生活，并探索与此有关的理论问题，而是强调义理。起于情而归于义理，表现义理，才是他的最终目的。白居易的这种诗歌理论，把前此儒家功利主义的诗歌理论发展到了极致。”（见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虽然注意到了“情”，但并不以抒情为创作旨归，最终的目的还是要表达某种“义理”。功利主义的创作目的必然要求表达的通俗。文学史家又说，元稹、白居易在中国诗歌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诗歌语言的通俗化问题：“盛唐诗歌有一种清水芙蓉之美，常以明白如话的语言写出无穷韵味，但是从理论上提倡语言的通俗化，并且力求把诗写得浅俗的，却是白居易，因为追求通俗，所以要求从结构到语言都达到明白浅易，这可能拥有更多的底层读者。”在表达方式上的尽可能通俗，目的是赢得尽可能多的底层读者。文学史家也告诉我们，虽然白居易是在理论上提出诗歌语言通俗化的第一人，但这种创作实践却是早就有了的。乐府民歌就是通俗易懂的。初唐王梵志创作的就是通俗诗。出现在盛唐时期的《游仙窟》，其中的许多诗十分浅俗。白居易之前，岑参也尝试过通俗化的写法。只不过此前没有形成风气。到了元稹、白居易的时代，“尚俗形成一种文学思想倾向，并且从理论上提出来，与当时俗文学的盛行或者不无关系”。虽然可以说赵树理继承的是白居易等人所开创或代表的传统，但赵树理又远没有元白幸运。当时的“元白们”可以尽情地写自己耳闻目睹的“生民病”，可以痛快地揭露各种社会问题，可以充分地表达自己心中的义理。后来的赵树理，却必须按照外在的规范去写作，因此，艺术成就与元白并不能同日而语。以唐小兵为代表的“再解读”群体，运用各种西方现代理论解读中国现当代文学，有时针对一部作品，同时运用多种西方理论，显示出一种理论上的“混搭”。他们动辄说某种现象具有“现代性”、某个作品具有“开创性”。读他们的“再解读”，我常常想到一种古代的“西方理论”：“太阳底下无新事”。 像白居易一样，赵树理追求拥有尽可能多的底层读者，追求广大农民的喜闻乐见。但是，赵树理成功了吗？贺桂梅其实基本上回避了这个问题。虽然贺桂梅也说赵树理“成功地整合了乡村中国的阅读大众”，但并没有特别强调这个问题。即便是这一句话，也是经不起质疑的。赵树理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整合了乡村中国的阅读大众”？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赵树理都没有让广大底层读者喜爱；欣赏赞美赵树理的，始终是一部分文化程度较高的知识分子。在当时，《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 这类传奇性很强的作品，才真正是广大底层读者爱不释手的，赵树理的小说根本不能与之相提并论。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广大底层读者更喜爱的，也是 《林海雪原》《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队》 这类作品而不是《三里湾》。在这个意义上，赵树理是一个失败者。 原载：《文学报》2014年06月19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