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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真诚的很隔膜

http://www.newdu.com 2017-10-29 中国文学网 陈 冲 参加讨论

    葛先生很难明白,在中国讨论“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的问题,关键不在于给那两个概念下定义,而是先要弄明白“中国文学走出去”是一个什么样的诉求,是谁的诉求。
    一
    对葛浩文先生今年4月在沪上演讲引起的争议,当时看到过报道,但是并没有太关心。原因无他,盖情知这种事,有关的各方相互都很隔膜,发声很高,却是聋子间的对话,我若去掺和,也是一样,譬如隔山买牛,操心也是白操心,不如不操那份心。现在葛先生把演讲变成了文字,虽然不知道翻译得是否足够精准,编辑有没有“加工”,毕竟比演讲的摘录可靠,且其间看得出还有一些补充和订正,应能更确切地表达葛先生的真实想法,可以作为发一点感想的依据了。不过,我的感想仍然仅限于隔膜,而且仅限于指出这隔膜的存在,却不知怎样才能将其消除,以实现真正的交流。但我还是得说明一下,读葛先生这篇文字时的第一印象,却是葛先生的真诚。那真诚之意,溢于言表,让我感动。所以,下面要讨论的隔膜,就是一种很真诚的很隔膜。
    二
    葛先生的标题是 《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讨论的切入点是先给题中的两个概念下定义———何为“中国文学”?何谓“走出去”?这就见出了葛先生讨论问题的真真切切的诚意。是真想探讨问题,在沟通与交流中寻找答案,而不是按既有的“口径”去“阐释”某个已经得到“充分肯定”的正确思想。问题是未必有多少中国人明白他的这份真诚,尤其是中国的批评家里能明白这一点的恐怕很有限。这就是一种隔膜。中国的一部分批评家早已习惯了另一种批评方式和思维方式,他们根本想不到有责任说明自己所使用的那些概念是何定义,比如他们激情洋溢地讨论着当代文学作品的“经典化”问题,却从来不打算给“经典化”下个定义,甚至不认为有必要说明一下他们所说的那个“经典化”,和通常所说的“经典”有没有区别,和“最近若干年世界文学缺少经典”这种基本共识能否互洽。
    不过,即便理解了葛先生的很真诚,也消解不了他的很隔膜。他很难明白,在中国讨论“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的问题,关键不在于给那两个概念下定义,而是先要弄明白“中国文学走出去”是一个什么样的诉求,是谁的诉求。如果允许我借用一下写小说的想象力,那么我有一个猜想:他接触了数量可观的中国的文学从业者,包括作家、批评家、翻译家、文学组织工作者等等,发现他们都那么热烈而急切地期盼着“中国文学走出去”,就误以为这是他们的诉求了。其实不是的。那是他们的“工作”,不是他们的诉求。“中国文学”能不能“走出去”,跟他们有什么关系?没有一毛钱关系嘛。不错,应该有、也一定有不少中国作家,希望自己的作品能被翻译成外文,从而拥有外国的读者,直至能赚到一点相对丰厚的、或者哪怕并不丰厚但毕竟是外汇的稿费,这是很正常也很合理的愿望,但并不能称之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正如美国肯定也有不少作家希望自己的作品能被译成中文,但绝对不会有人认为这是“美国文学走到中国去”。如果真有愚蠢的美国人说这种话,立刻会被中国的愤青们指为“文学侵略”,而翻译美国作品的中国翻译家就是“汉奸”。即使是葛先生本人,大概也不会给自己提出那种“隔山买牛”式的问题,例如在中国的读者中,为什么美国作家受欢迎的程度不如拉美作家。
    葛先生生活在一个公权力不及文学的国度里,自然很难理解“中国文学走出去”其实是一种国家诉求,希望以此提高自己的“文化软实力”。当然,葛先生更是难以明白,中国的老百姓所受的教育,很难明白怎样才能把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资源匮乏的大国,变成一个综合国力(其中包括“文化软实力”)超强的强国,所以他们反映的只是一种愿意为国家多做贡献的愿望,不是想让国家为他做贡献的愿望。爱因斯坦认为,国家是为人而设,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可见这个问题在大多数国家都存在,但这个问题在中国却格外复杂,是偶尔才到中国来住几天的葛先生万难理解的。何况葛先生只是一位翻译家,根本不可能厘清中国传统文化里的那些弯弯绕。比如在中国的传统的价值观里,“忠”是天经地义排在第一位的,虽然“百善孝为先”,一旦遇到忠孝不能两全的时候,就得舍孝而尽忠了。但是,这种主流的价值观,是否在数千年的历史中真正据有主流的影响力,就是连中国人自己也很难说得清楚的事情了。到了清朝初年,这盆水又被进一步搅浑,有个叫顾炎武的,在其所著的 《日知录》里,说了一句极没有“责任和担当”的话,叫做“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 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真正的麻烦在于,这种极其不负责任的说法,并不是那个姓顾的凭空想出来的,实际上几千年来中国的绝大多数“匹夫”就是这样做的。用文字对这种说法痛加批判很容易,却无法改变那个事实。所以,最好的办法还是中国式的,即“以其治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看看现在的各种“媒体”上,见得最多的却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就把水搅得更浑了。问题是这一盆子浑汤最多能把人的头脑搅糊涂,却仍然改变不了事实。即如汶川地震时,为了疏通堰塞湖,需要把挖掘机送到不通道路的山上去,只好现从俄罗斯借直升机。堂堂中国虽然拥有若干种能把航天器送上太空的运载火箭,却没有一架能把挖掘机吊上山去的直升飞机,出现这种让人尴尬的事,如果要追责,即便“挂牌督办”,“一追到底”,再怎么追,也追不到“匹夫”们的头上。同样道理,“中国文学”能不能“走出去”,能不能为“文化软实力”提供正能量,最终实现文学强国梦,只会写写小说的作家匹夫们是出不上多大力的。中国的作家人数倒是真不少,各级作家协会的会员就有几万人,而据说正式注册过的网络作家有几百万人。如果你把这几百万加几万人挨个儿问一遍,问问他们是为什么写作的,你觉得能有多少人会回答是为了让中国文学走出去而写作的?是不到十个?还是一个都没有?
    国家诉求得靠人去实现,或者说得有人去办这个事儿。对于这些人来说,这个事儿是他们的工作。我估计,葛先生到中国来,接触得最多的还是与文学有关的人士,所以很难明白,其实办这个事儿的,与文学无关的人比有关的人要多得多,因而发力的重点也不在文学本身。所以我还估计,葛先生可能会想到,作为一项国家诉求,具体办起来时,中国人和美国人是很不一样的,但他很难明白会怎么个不一样法。中国人做这种事,在形式上非常讲究灵活性,而在内容上则非常坚持原则性。在形式上,怎么做都可以,比如去参加某个国际性的活动,一旦判断是个有利于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好机会,就会派一个很庞大的团队前往,而在通关时,如果这个代表团中有一位“中国作家”呈验的竟是一份美国护照,你千万不要大惊小怪。这就叫“做工作”,因为办这个事儿的人认为,多做做这种工作,比让某个作家把写完的稿子再改一遍管用得多。然而,一旦涉及内容上的原则性,那就没有任何变通的余地了。这里面有很多内容,是无论我怎么说葛先生都不可能听懂的,就不在这儿白废口舌了,有一点,我估计葛先生还能明白个大概,姑且说说试试。在葛先生明白了这是一项国家诉求,而不是某几位、某一些作家的诉求之后,是不是还可能再往下想一想,既然“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目标并不是在美国或英语世界多卖几本书,而是为了提高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实现强国梦,那么就必然有一个不可动摇的原则:这个“走出去”,决不是按你们喜欢的那种样子写我们的作品,而是要你们喜欢我们所写的这种样子的作品。你们美国作家会照中国读者喜欢的那种样子写自己的作品吗?肯定不会。最受中国读者喜爱的品种之一是穿越小说,这种东西恐怕你们根本就不会写,也没法写。不要说穿越上千年,就是三百年,如果那穿越者是位欧裔,啪嗒一声掉在一个印第安人的部落里,你想会有什么结果?根本就没戏!葛先生回到美国,恐怕也不会对美国作家们说,在中国,美国作家的作品受欢迎的程度不如拉美作家,为了能让美国文学走到中国去,你们应该改为按拉美作家的写法写作。那会有什么结果,葛先生知道的。至少在中国人看来,如果那样做的话,就说明美国不是强国,反而是一些拉美国家———比如委内瑞拉、巴拉圭等等才是强国。
    三
    葛先生所列举的,当下中国小说存在的种种不足之处,在这儿根本就是文不对题。这些问题跟“中国文学走出去”没有一毛钱关系。它唯一能起、也确实起了的一个作用就是造成误会。葛先生觉得他在沪上的讲话引起了一些“误会”,就是因为这些造成的,所以在文字版中又做了解释和说明。其实是葛先生自己误会了。他提到的中国作品中存在的那些问题和不足,诸如写得太快太匆忙呀、缺少技巧和经验呀、偏重故事推动不注意刻画人物呀、“文以载道”的倾向呀、作家们不懂外语呀、批评和编辑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呀,并没有任何特别新奇之处,莫说要“走出去”,就是给中国的读者看,这些问题和不足也是存在的,而且中国人自己很清楚,也常常说到,有时候还会写到的。那么为什么还会造成误会呢?因为中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首先,中国的大多数批评家,写文章的时候总是说中国的作家、作品怎么怎么好,至于那些问题和不足,其实他们是知道的,偶尔也在私下里说说,但很少公开写在文章里。高层的文学组织工作者喜欢他们这样写,因为这才显得有政绩。现在葛先生以一位美国人跑到中国把这些公开说出来,让中国的读者一听就觉得真是这么回事,就显得中国的批评家好像以前没看出来似的,很没面子。另一个更悠久的传统,中国人自己知道自己有哪些毛病,自己平时也在说,但如果来了一个外人也这样说,那就不行了。顾彬犯的也是这个忌讳。他一个德国人,跑到中国来发表什么“垃圾论”,那怎么可以?昨天我们的出版总管刚下令禁了的书,今天有德国人来说它是垃圾,那也不行; 今天就会有中国人“站出来”说它是宝贝了———当然那个禁令却是不会解除的。
    这几天适逢足球世界杯,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另一个类似的国家诉求:“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如果葛先生懂一点足球,不,哪怕完全不懂也能明白,13亿中国人里挑不出26个能把足球踢好的人,并不是因为中国人天生脚笨。但是,要让葛先生明白,中国人踢不好足球,不是因为缺少点什么,而是因为多了点什么,就相当困难了。
    所以,隔膜是难免的,但葛先生的真诚确实令人感动。
    原载:《文学报》2014年7月17日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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