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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现代意义的学科性质而言，“地域文学史”是为“中国文学史”所派生从出，故其本体上无疑要归属在此大范畴之内。所以，这二者不仅只在有关文学的本质特征理解和价值取向认定等基础观念方面多相类同，即便于总体的动态运行过程中，也都遵循着从不自觉到自觉的一条由传统而现代、自泛杂而渐趋纯粹，或专门化 的演进顺序。不过，虽然也表现了分支学科与子系统的存在形态，却绝非意味地域文学史等同中国文学史大的整体建构里的某个部件、按照比例缩小的微型仿造品。因为地域文学史既具有与之差异的表层原因，同时又拥载着它自身的强烈的、一般不重复的深层特殊发展规律。下面分别说论之。首先是于20世纪初始发端发展起来的中国文学史，尽管学理上也兼纳了一些本土悠久的传统因素，但主要的却系西风东渐，即近代文学、科学与思想的产物，立足在西方“文学史”理论之一，且背景于“五四”新文化思潮，很快便蔚成一派学术盛景大观。近百年间，各样不同文体、断代、题材、民族或观念的著作，竟陆续出版千余种之多。相较以下，地域文学史则更多地汲纳着传统文化，特别是倚重其中资料的支撑，如数量浩繁的地方志里的“艺文略”和那些专门汇集地方作品的总集别集——在这里，它们重意在存留乡邦文献文化，光扬本土。由之而直接指向到地域文学史的偏注普泛的文史意识，其文学观念的“杂”便明显分别于现代“文学史”的全面描述中国文学现象和嬗变轨迹，给出切实恰当的审美价值评判的“纯”的学科功能要求。 所以，既然那些文献性作品之滥觞或溢塞，皆距离地域文学史的“文学”取向尚远，那么，其自传统走入现代的路途便也实在过分冷寂，可见到的学术成果寥若晨星。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迄今，在对传统文化关注研究的热潮与地方文化意识觉醒强化的时代环境里，地域文学史首先作为地方文化的一方重镇，而不是中国文学史的某一分支或子系统，才被重视并初步出现了相对繁荣的势头。但是有关著作数量既很有限，问世的仅得数十种而已；而所覆盖涉及的地区域界也较偏缺片面，零碎不全。而更重要的，还在于大多仅停滞在感性操作层面，缺乏自觉学理观念笼罩下的规律性探索乃及归纳升华，并再进一步反向地给具体编撰实践予理念性的指导启示，因之它的观照角度、结构形态、描述方式等，也仍然沿袭已有的大而全的中国文学史而来，以至丢失、消泯了适合自己独特研究对象的学术和成熟应对范型。实际上，这种文本不丰、多模仿操作而少明晰指向性的理论认知把握的普遍现象，正是地域文学史学科历史短促，刚处于起步阶段时所难以避免的；但也给未来的深入发展留下更多机会空间，极可能成为文学史学一个新的增长点。 次者则是地域文学史所独具的深层的演进发展规律，或者说它那种不与整个中国文学历史格局趋同的特殊结构形式。这主要表现为各地域文学自身的与它们相互间的极度不平衡特征，即普遍性存在着的不同程度的“断档”、空缺所造成的巨幅高低潮落差现象。只要放置在中国文学整体大时空里给予宏观审视比较，便会看到地域文学只能在某一段历史时期内，呈间断式地展现繁荣绚丽景象，跳跃性不规则地高耸出个别或批量的优秀诗人作家，却决非代代接续承传而一直贯通了其全部过程。这就迥异于中国文学史的各个历史时段、各种不同文体的共济互补，总会产生一批又一批的大家名家和经典作品，遂在总体上结构成三千年连绵不绝的辉煌峰峦——故以上这种民族、国家之全体与其中某一小局部的显著差别，为造成这种不同情形的最重要原由。 其实，地域文学史上纷集蚁聚着太多庸碌的末流作家，有些甚或只是未入流的文献文字型“作者”；他们的因循冗滥制作缺乏审美活力和生命热情，却浩瀚如海，穷年皓首也难得遍览尽知。而作为一种文学文化遗存，一方面固然是取用无竭的资料渊薮，但另一方面同时也是大堆累赘沉重的“包袱”，那积极意义与负面影响往往相依附并存，都围绕着对“文学”的本质理解和“文学史”主旨、目的的实现而时相转换偏移。 总上述诸端，可以结论说，地域文学史所首要关注的自是其有关的文学活动和文学现象中所浸染、铭刻着的地域印痕，而它所带有的普遍性的意义指向，也往往需要借助地域特征去作表达。这通常是以地域文学那独特的文化功能与美学理想为标志，主要表现为作品中描叙的地域性自然背景、人文习俗、现实生活、社会历史传统等内容，以及其表层显示的审美风貌和深层贯注的艺术精神。而同样不能忽略的，则是地域文学所拥载的文化共通性特征和由此接受的影响制约，即一定时期内的地理风土、经济状况、国家大政格局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尤其是文学自身主流走向的张力辐射作用。一般看来，随着它们的演化发展，地域特征将会在整体上呈由强势而变弱的趋向，从浓烈滞重转作开放，直至消解、淡出的漫长流动过程。 关于这点，似乎已上升成规律，在那些自然地理条件闭塞、经济文明进步相对滞后的地域，其文学特征便更具自足性和对异质文化的足够排斥力，反得以长时期固守承传，保有自身较为深厚坚实的生存土壤。而那些迅速进步发达，尤其是交通信息便畅、多元文化互动交流频繁密切的中枢“京畿”地带与东部沿湖海区域，则不断挤压地域文学独特风情色调的活动空间，遂使其严重缺失而难以存留，很容易被文化共通性的一面取代之，结果都最终整合汇融成总体的中国文学。当然，这些也只能是对主流走向和整体的大格局而言，因为这里既有广袤空间的差异性与时间过程的悠远、复叠性，也有具体地域对象的回转游移或特定变化状况。所以，如何对其复杂性给出客难准确的描述和清晰辨析，“原汁原味”地发现、认识那些隐显浅深不一的地方风调特征，一一作出恰当适度的总结评价，或许就是地域文学史不容忽视而亟须首要解决的问题，它那宏大学术“叙事”的逻辑起点。 不过，地域文学的共通性特征，也并非只是单向被动接受的一种形式，而还另具备双向对流的互动一面。若当之处于适宜的时代与社会文化条件中，它甚或可能突破、超越边缘一隅的地方局限，径直作用到中国全局，融入乃至导引某个历史阶段的文学主流，竟跃升为一代之盛。颇具典型意义的如新兴音乐文学样式的词，于晚唐五代真正臻达成熟，并出现西蜀和南唐这两个分居长江中、下游的创作中心。殆至入宋后在全国朝野城乡长足发展，如日中天，向与唐诗、元曲并称为一代文学最高成就的胜观。而花间词亦开宗立派，在中国文学史上被尊奉为文体经典，长期踞位文学主流，拥具恒久的范型价值。(作者单位：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