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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文学史家，谈到谣谚，总是没有给于应有的重视，把它排斥在正统文学之外。这是很不公平的。从历史的眼光看，应该说，谣谚是中国文学之祖。 鲁迅先生曾经生动地描写过歌谣的产生，所谓“杭育杭育派”的创作，就是最早的文学。它与神话一样，是人类童年时期的文艺形式。他们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文字出现以前，便在人们的口头上产生了。最早的歌谣也许仅仅是劳动号子，纯乎是为了配合劳动，调节呼吸，统一步伐，减轻疲劳而已。后来，随着劳动的节拍，人们也把心中的苦与乐顺口唱了出来，这便使简单的劳动号子进化为充实着生活内容的歌谣了。从《诗经·伐檀》的节奏和内容，我们便可窥见这种变化的痕迹。一群在河边劳动的奴隶，看见自由流淌的河水，联想到自己不自由的生活，便随着坎坎伐檀的劳动节奏，唱出了心中的不平，责问奴隶主为什么不劳而获。这样，歌谣不再是仅仅配合劳动的号子，而成了表达心声的工具。后来，歌谣也成为人们一种娱乐的文艺形式，不仅在劳动的场合，在别的生活领域，也被广泛地使用，慢慢便变为后来的诗歌。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歌谣，是中国文学之祖。 谚语，也是歌谣的一种。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谚，传言也。”段玉裁注云：“传言者，古语也。”又说：“凡经传所称之谚，无非前代故训。”《国语》韦昭注说：“谚，俗之善谣也。”纵合起来说，谚语，是前代流传下来的，或是当代流传的，带有经验教训式的，有益的格言。从形式上看，谚语也是韵语，句式整齐，与谣无别，只不过篇幅较短而已。有的是单句，更多的是两句四句，长至七八句的较少见。谣与谚的区别在于内容。谚是“故训”、“善谣”，是前人有益的经验教训，是前人对自然和社会现象认识的总结，是人们生活经验和斗争经验沉积的结晶。因此，它的产生应该比劳动号子和即兴式的抒情歌谣稍后，是人们经历了一定阶段以后经过反思的时候才会出现。它不再是感性的，而是经过反复深思，得到多次生活实践印证才概括出来的理性思维。 不管是歌谣也好，谚语也好，早在远古时期便已经产生，它们闪烁着人类童年时期智慧的火花。可惜当时还没有文字把它们记录下来。远古的谣谚，就象流星一样，消失在茫茫的历史烟雾中。文字出现以后，被记入典籍的谣谚也不会太多。因为谣谚大部分来自民间，为掌握文字专利的统治者所不齿，被收入的当然很少。尽管如此，古谣谚还是象闪光的珍珠，或多或少地撒落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前代有不少先贤，曾经历尽艰辛苦苦搜索，汇集星星点点的材料，竟然集腋成裘，亦成大著。如清代的杜文澜，阅读了八百多种古籍，辑得从先秦到明代的谣谚三千三百多首，编成百卷的《古谣谚》。此外，如周守忠的《古今谚》、杨慎的《古今风谣》等，收集了大量的材料，为我们留下了一笔珍贵的遗产。这些古谣谚，给我们展现出一幅巨大的、色彩斑斓的历史长卷，为我们认识历史、研究历史，提供了极其生动丰富的材料。这些古谣谚，是闪耀着真善美光彩的文学作品，也有它自身的审美价值，可与文人文学相媲美。因此，我们决不能低估古谣谚的认识意义和审美意义，以及它对文学发展的重要意义。 谣谚永恒的认识价值 谣谚的触觉四通八达，伸向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反映着社会的各个方方面面。谣谚最早是从劳动者口中产生，但到后来，这种形式也并非为劳动者所专有，它进入了社会的各个阶层，为各方面的人士所利用。它不受文化程度的限制，没有阶级地位和年龄的差别，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不论老人童稚，或是妇妪僧尼，谁都可以是谣谚的作者。因此，谣谚反映的生活面相当广泛。如最早的《弹歌》表现的是原始人类的狩猎生活；《伐檀》、《硕鼠》反映的是奴隶社会的阶级对立；《大风歌》展现出一代帝王刘邦的内心世界；汉代的一些童谣揭示出宫廷内部血腥残杀的内幕；历代农民起义的歌谣，再现了阶级斗争的历史风云；爱情山歌生动地描绘出男女丰富微妙的感情世界……总之，从社会重大的政治斗争到一般的民情风俗，从整个时代的潮流到个别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从各种生活的表面到人们心理的深层，无不在古谣谚中得到反映。因此，一部古谣谚为我们展现的是一个多侧面多层次的社会实景，一个全方位的立体的历史生活画面。清人刘毓松在《古谣谚序》中说：“谣谚皆天籁自鸣，直抒己志。”唯其是“天籁”，它是发自人们内心的声音，不受任何限制，没有任何矫饰，它最真实最自然，最能反映历史的真实。郭沫若在《我们研究民间文艺的目的》一文中说：“民间文艺给历史家提供了最正确的社会史料。”（见《中国民间文艺论文选》上册）过去许多历史家就是从古谣谚中寻找有力的根据的。因此，古谣谚所展现的历史，不仅是最生动最形象的历史，而且是比为统治阶级加工过的所谓“正史”更加真实可靠的历史。 谣谚，是古代人民思想的闪光，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是历代人民生产斗争和社会斗争经验的积累，是后人的良师益友，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如“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汉谚》），“衙门口，向南开，有理没理拿钱来，没钱有理别进来”（《清谚》），说破了封建司法制度的阶级本质；“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周谚》），道出了一种旧社会常见的现象，指出统治者的强盗逻辑。这都是历代人民在社会斗争中得到的认识。“白沙在涅，不染自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赵歧引谚》），“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齐谚》），这些谚语指出客观条件的重要作用；“救寒莫若重裘，止谤莫若自修”（《王昶引谚》），则又强调主观努力是起决定性的因素；“处贫贱易，耐富贵难；安劳苦易，安闲散难；忍痛易，忍痒难”（《苏轼引俚语》），概括出矛盾转化现象……这些谚语都是古代人民经过无数次的实践，总结出来的规律性的东西。经过历史的考验，时间的冲刷，仍然未失去它耀眼的光彩、具有永恒的认识价值。 谣谚社会最敏感的神经 谣谚，是古代社会最敏感的神经。它最及时地反映着各种社会政治斗争，不论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还是统治阶级内部，甚至是宫闱中的斗争，无不在谣谚中得到反映。谣谚有着最尖锐的政治锋芒。早在夏朝末年，我国社会开始进入奴隶社会的时候，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矛盾便体现在夏朝的歌谣中。残酷暴虐的夏桀曾狂妄地声称：“吾有天下，犹天之有日也。日有亡夫？日亡吾亦亡也。”他把自己的统治地位比作永恒的太阳。但是奴隶们却针锋相对地诅咒道：“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说太阳什么时候才灭亡呀，我要与你同归于尽！可见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矛盾尖锐到了何等程度，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后来，孟子曾引用这首歌谣劝诫梁惠王，说“民欲与之皆亡，虽有池台鸟兽，岂能独乐哉？”（见《孟子·梁惠王》）说明这首歌谣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政治作用。《宋城者讴》为我们展现了一场唇枪舌剑的歌谣战：一群筑城的民工对战败归来的将军冷嘲热讽，将军却恬不知耻自我解嘲。歌谣的一来一往，表现出战国时代人民与统治者的尖锐对立。《郑舆人歌》则表现了春秋时郑国的一场改革在人民心中的反应，说明了歌谣对政治的敏感性。郑国大夫公孙侨（子产），推行田制改革，允许私人在耕种公田之余开拓私田，实行“初税亩”制度。这种私有制刚刚实行的时候，没有得到人民的理解，人民便唱着歌谣骂他：“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说谁杀了子产，情愿把衣冠田产都给他，可见人民对他恨之入骨。三年后，改革取得了成功，人民看到了私有制的好处，便转而热烈地歌颂子产：“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高度赞扬了子产，甚至耽心他死后的继承人的问题了。《郑舆人歌》的前后变化，反映了春秋时期一场深刻的历史变革，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进入封建社会以后，揭露统治者暴虐政治，便成了谣谚经常表现的主题。如《秦世谣》直言不讳地谴责秦始皇蛮横的掠夺行为：“秦始皇，何强梁；开吾户，据吾床；饮吾酒，唾吾浆；飧吾食，以为粮；张吾弓，射东墙。前至沙丘当灭亡。”指名道姓，大胆泼辣，显示出秦代歌谣的战斗性。另一首民谣说：“阿房阿房，亡始皇。”更直接地指出统治者穷奢极欲必然灭亡的命运，发挥了谣谚匕首投枪的作用。此后历代都有揭露黑暗政治的歌谣。如揭露封建官吏的贪赃枉法、卖官鬻爵、奢侈腐化、草菅人命等，无不体现出谣谚的敏感性、战斗性，和批判现实的尖锐性、深刻性。 谣谚的触觉无处不到，无孔不入，连最隐蔽的宫闱斗争也躲不过人民的眼睛。从两汉魏晋到南朝唐宋，有不少谣谚反映最高统治集团内部为争夺帝位而父子兄弟互相残杀的血腥事实。如《民为淮南厉王谣》、《城上乌童谣》、《灵帝末京都童谣》、《吴天纪中童谣》、《晋元康中京洛童谣》、《晋赵王伦篡位时洛中童谣》……这些歌谣，向人们揭示出一场又一场刀光剑影血肉横飞的宫廷政变的内幕，撕破统治者满口仁义道德、封建伦理的假面，让人们认识统治阶级自私残忍的本性。这类歌谣往往假童谣之名，在社会上流传，而且，往往在事件之前便产生，表现出它的预见性。显然，作为孩童决不会有如此准确的先见之明，作者也许是一些有识之士，利用孩童之口，为某种目的而制造舆论。不管怎样，歌谣，特别是童谣，便成了揭露统治阶级的有力工具，也成了后人认识历史的可贵材料。 至于历代农民起义的歌谣，更加生动地再现阶级斗争的历史风云。“长白山前知世郎，纯着红罗锦背裆。长鞘侵天半，枪刀耀日光。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忽然官军至，提刀向前荡。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这是隋末王薄起义战士的歌声，它热情地歌颂了义军凛凛的威风，和战士们大无畏的战斗精神。“天遣魔军杀不平，不平人杀不平人。不平人杀不平者，杀尽不平方太平。”元末红巾起义军的军歌，喊出了封建社会农民阶级共同的革命要求。黄巢起义、李自成起义、太平天国起义、捻军起义等的歌谣，分别揭示了农民起义的原因、起义军的军威和战斗中涌现出来的英雄壮士，也寄托着义军失败后人民对他们的怀念。这些谣谚，过去是农民斗争的号角，今天，仍然是阶级斗争的生动教材。 谣谚衡量历史的天平 谣谚，是“天籁自鸣”，是出自人们内心的最真实的声音。谣谚对社会的褒贬，对人物的臧否，是爱是恨，从不隐讳。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是非观念也是最朴素的。因此，这些“直抒己志”的谣谚，态度是最鲜明的。在漫长的历史中，凡是对人民做了一点好事的人，都会得到人民的热情歌颂。如为民兴修水利的史起、白公（《魏邺民歌》、《郑白渠歌》），执法如山的包拯、寇准（《京师为包拯语》、《京师为包拯寇准语》），廉洁奉公的韩畸、范仲淹（《军中为韩畸范仲淹语》），为民禁烟的林则徐（《林则徐禁鸦片》），敢于反抗官府压迫的李波小妹（《李波小妹歌》），义无反顾举家造反的芝麻李（《芝麻李歌》），敢于向恶势力挑战的小海牙（《小海牙》）……总之，历史上的英雄豪杰、仁人志士、清官廉吏，无不在谣谚中留下千古口碑。 谣谚，也象神话传说中的一面照妖镜，对于历代的暴虐君主、奸臣佞相、贪官污吏，都一一让他们在镜中曝光。如暴虐的夏桀（《夏人歌》、《夏桀群臣歌》），霸道的秦始皇（《秦始皇时民谣》），怯懦的将军华元（《宋城者讴》），横行无忌的灌夫（《颖川儿歌》），奢侈腐化的郭况（《时人为郭况语》），篡权谋政的王莽（《成帝时黄爵歌》），贪残的罗尚（《蜀人为罗尚言》），杀人不眨眼的汲桑（《并州歌》），昏庸腐化的东昏侯（《百姓为东昏侯歌》），猖狂得势的斗鸡小儿贾昌（《神鸡童谣》），飞扬拔扈的安禄山（《安禄山未反时童谣》），糊涂选官姜晦（《选人为姜晦歌》），奸臣佞相童贯、蔡京、高俅以及严嵩（《民间为章淳蔡京谣》、《京师为童贯蔡京高俅何执中谣》、《京师人为严嵩语》），窃国大盗袁世凯（《袁世凯谣三首》）等等，这一切人间丑类，都在谣谚这面照妖镜中原形毕露，显出它丑恶的本质。 古代的谣谚，象一座天平，人间的是非曲直、美丑善恶，无不给予公正的评价。对真的、善的、美的事物，都热情的歌之颂之赞之誉之，让它千古流芳；对假的、丑的、恶的败类，则发挥匕首和投枪的作用，让它遗臭万年。封建统治者最害怕人民的谣谚，视之为洪水猛兽，所谓“千人所指，无病而死”（《王嘉引俚谚》），说明流播人口的谣谚，令统治者胆战心寒。因此，统治者要下令禁绝，如清代《大清律·刑律杂犯》明文规定：“凡有狂妄之徒，因事造言，捏成歌曲，沿街唱和，以及鄙俚亵慢之词刻传播者，内外各地方官及时察拿。”可是，一纸禁令禁不了人民的口，谣谚却越禁越多，变成了淹没统治者的汪洋大海。 谣谚自有野花的芬芳 在一些文学史家的眼中，谣谚不过是一丛野花，不能登文学的大雅之堂。然而，正因为是野花，它才有特殊的芬芳。杜文澜说谣谚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是肯定它纯朴的天然之美。鲁迅先生也称赞它“未染旧文的痼疾，所以它又刚健清新”（《门外文谈》）。古谣谚大部分来自民间，未受文人文学痼疾的沾染，保留着浓厚的泥土气息，天籁的本色。 形式自由灵活是谣谚的一大特色，兴之所至，言之所及，随物赋形，随情变迁，谣谚没有任何格律形式的限制。“断竹，续竹；飞土，逐肉。”两言四句，配合着劳动的节奏，简短轻快；“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夏商歌谣有三言二言、三言四言，不讲究整齐的句式，保持着自然的节奏。周以后的歌谣，多以四言的形式出现，章法也较多变化，如《诗经》中的许多篇章。楚国的歌谣普遍有楚辞体，带有浓厚的乡土味和抒情色彩。秦汉以后，三言五言七言杂言都存在，甚至如“丞相做事业，专靠黄蔡叶。一朝西风，干瘪！”这种三句半的形式，明代已经流行。可见谣谚的形式毫无固定的格律。明清的山歌则更多接近于七言诗，其他如俗曲小调也可以是歌谣的表现形式。总之，谣谚的“野”，在于它自由而没有任何束缚。其次，谣谚的“野”，还在于语言的通俗质朴，生动活泼。即使是远古的“断竹，续竹；飞土，逐肉。”也是当时通俗的口语。后代文人写的歌谣尽管有文人的腔儿，但也少不了“野”和“俗”。如“今年选数恰相当，都由座主无文章。案后一腔冻猪肉，所以名为姜侍郎。”“前得尹佛子，后得王癞獭。判事驴咬瓜，唤人牛嚼沫。见钱满面喜，无镪从头喝。常逢饿夜叉，百姓不可活。”这些文人的歌谣，不可避免地带上俗言俚语，与正古八经的诗词有别，带上一点野味。所谓“野”，并不一定是粗和贱或简和陋。谣谚的表现手法变化多端，艺术技巧往往不亚于文人文学。文人常使用的“赋、比、兴”，本来就是民间歌谣的创造。其它如双关、谐音的方法，也是来自民间；夸张，想象、白描、排比、拟人化等，谣谚中大量使用，说明它并非是低级的艺术。只是由于它是“天籁之鸣”，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保留着天然的本色，它的质朴、清新、实在是文人文学所难于企及。野花自有它特殊的芬芳。 古谣谚，是中国文学宝库中一笔珍贵的遗产，理所当然地应该在中国文学史中占有一席地位。一部中国文学史，并非仅仅是文人文学史，也不仅仅局限于书面文学。这些流传于民间的大量的古谣谚，就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应有的作用，今天仍然有它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我们的文学史家应该给予高度的重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