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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是我国著名的三大英雄史诗，也是世界史诗宝库中的瑰宝。这三大史诗是典型的东方史诗，它们具有区别于西方史诗的共性;与其他东方史诗相比较，我国三大史诗与它们也不尽相同;由于这三大史诗分属于不同的民族，流传于不同地域，因此我国三大史诗之间既是有共性，也各具特色。 一、我国三大英雄史诗与西方英雄史诗之比较 西方的史诗，无论是古希腊史诗，或是中世纪的欧洲史诗，均为书面史诗。它们都较早以文字形式固定下来，在民众中已不再以口头形式传承，从这层意义上看，这些史诗已是“死形态”史诗。然而，我国的三大史诗，均为“活形态”史诗，至今仍在藏族、蒙古族、柯尔克孜族民众中以口承形式流传，并不断地在发展与变异中。这是我国三大史诗极为重要的特点之一，也是我国三大史诗区别于西方史诗的显著之处。 口承史诗的传承离不开演唱史诗的民间艺人。民间艺人的演唱技巧、即兴创作能力，有高低之分。一些伟大的、有名望的民间艺人才华出众，记忆力超群，即兴创作能力极强。我国的三大史诗，规模宏伟，演唱三大史诗的民间艺人中涌现出许多大师级的歌手。如演唱《玛纳斯》的歌手居素甫·玛玛依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位能完整演唱八部《玛纳斯》的歌手，23万多行的《玛纳斯》从头到尾演唱一遍需一年多的时间。他被誉为“当代荷马”、“活着的荷马”，他不仅在柯尔克孜民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而且在国内外均享有盛名。演唱《格萨尔》的扎巴老人亦是一位“藏族的荷马”，据说他会演唱四十部《格萨尔》，遗憾的是只记录下他演唱的二十六部《格萨尔》，这位伟大的民间艺人就去世了。演唱《江格尔》的民间艺人朱乃能演唱二十五章《江格尔》，他的祖父尔克泰、父亲加甫均是很有名的江格尔奇，他们祖孙三代都是演唱《江格尔》的大师，他们在卫拉特蒙古民众中很有威望。这些大师级的民间艺人在保存和弘扬三大史诗方面立下了卓著的功勋，是我国的国宝。除这些大师级的民间艺人之外，在我国蒙、藏、柯人民聚居的广大地区，还活跃着一大批演唱三大史诗的民间艺人。在他们中间，既有老艺人，也涌现出一批具有才华的青年艺人;既有文化水平很高的民间艺人，也有斗大的字不认的文盲民间艺人。他们人数众多，分布面广，他们在三大史诗的传承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民间艺人既是三大史诗的传承者，又是三大史诗的创作者，没有民间艺人的演唱活动，三大史诗亦不可能如此完整地保留到今天。 西方史诗以书面形式传承，因此，在西方各国已不存在演唱史诗的民间艺人了。而我国目前不仅存在着演唱三大史诗的民间艺人，而且民间艺人的队伍还相当庞大。在我国的三大史诗研究中，歌手的研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这是我国三大史诗研究绝对优于西方史诗研究的一个强项，我们应加强史诗演唱艺人的研究，发挥我们的优势。 口承史诗的传承也离不开听众。史诗的社会功能和美学价值是“潜在的功能”和“潜在的价值”，只有通过听众的接受，史诗的潜在功能才能得以发挥，史诗的潜在价值才会发生效应。史诗的价值结构是史诗与听众的合成结构，在这一结构中，听众是价值的主体，听众接受，史诗才能得以流传。听众拒绝接受，无论史诗多么精彩，歌手演唱的技艺多么高超，没有听众聆听，歌手失去听众就不会再进行演唱活动，史诗就会失传。是听众使史诗获得了生命。值得注意的是，听众接受史诗的过程，也是听众参与史诗创作的过程。听众对于口承史诗的传承与发展，发挥着巨大的能动作用。研究三大史诗，研究我国所有的口承史诗，必须要对史诗的接受者——听众进行深入的研究。 西方史诗是书面史诗，西方史诗的接受者不是听众而是读者。读者面对的是史诗文本，而听众面对的却是史诗的演唱者。听众与演唱者在感情上可以进行直接的交流与沟通，听众的反应制约并影响着史诗演唱者的情绪与即兴创作能力的发挥。 史诗文本、演唱史诗的民间艺人、史诗的接受者——听众，这三者构成了我国三大史诗传承的立体结构。这与西方书面史诗的传承有极大的不同，西方史诗的研究主要依据史诗文本，即他们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作为客体的书面史诗的文本。而我国三大史诗的研究，除文本研究之外，对于史诗的主体——演唱者与听众的研究，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主体性研究是我国三大史诗重要而又特有的课题，而这种研究在西方书面史诗的研究中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从叙事方式看，我国的三大史诗与西方史诗迥然有异。西方史诗常常采用倒叙方式叙事，或者仅仅截取英雄一生中的某一段经历加以叙述。如《伊利亚特》只描写了十年战争的最后五十一天的战争场面，至于希腊人与特洛亚人十年战争的起因，以及在这十年战争中双方英雄与支持双方英雄诸神的表现，均采用倒叙手法加以叙述。另一部著名希腊史诗《奥德修纪》仅仅描写了英雄奥德修在海上飘泊十年决心返回故乡的最后一年中几十天的事情，至于奥德修为什么要在海上飘泊以及他在海上十年的种种遭遇与见闻，均采用倒叙的手法加以叙事。欧洲中世纪著名的史诗，如《尼伯龙根之歌》、《罗兰之歌》、《熙德之歌》等部英雄史诗，也仅仅是截取英雄一生中参加的一个战役或是一段经历加以叙述。 而我国三大史诗则采用由本及末的、顺时的连贯叙述方式，即不打破自然时序，按着英雄的诞生、少年时代的业绩、娶亲成家、外出征战、凯旋或升天，亦或阵亡这样的身世框架来叙述英雄一生的事迹。 藏族史诗《格萨尔》以格萨尔从天界投胎凡世为始端，接着从英雄格萨尔的诞生、少年格萨尔的赛马称王、娶美女珠牡为妻，一直写到格萨尔所进行的一系列征战的辉煌业绩。格萨尔完成了下凡平妖、除暴的使命，带着爱妻宠妾返回天界。这部史诗从格萨尔天界下凡，一直写到格萨尔返回天界，有头有尾，头尾相接，叙事的脉络相当清晰。 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不仅讲述了英雄玛纳斯从诞生直至阵亡的一生业绩，而且也描写了他的儿子赛麦台依、孙子赛依铁克、曾孙凯涅尼木等玛纳斯家族八代英雄从诞生到去世的一生事迹。《玛纳斯》由八部构成，每部描写一位英雄的事迹，对每位英雄事迹的叙述，均由诞生写起，接着讲述他们少年时代的战功、求婚成家、与入侵之敌浴血搏斗、转战他乡的辉煌战绩。这些英雄或血洒战场、英勇牺牲，或是遭叛徒、亲友的谋害。从英雄诞生写到英雄之死，由本及末的顺时连贯的叙事方式在史诗《玛纳斯》中表现得十分鲜明与突出。 蒙古族史诗《江格尔》着重叙述了江格尔与洪古尔这一对同龄伙伴一生的英雄事迹。史诗从英雄江格尔幼年开始写起，江格尔自幼是个孤儿，父母被敌人杀害，他三岁如成人般魁伟，五岁力大无比，七岁便与洪古尔打天下，征服许多英雄，建立起人间乐园宝木巴国。少年江格尔成为宝木巴国的圣主，他与洪古尔东征西讨，屡建功勋，征服了许多地域与部落，组成一个英雄群体，国富民安。这部蒙古族史诗也是以英雄的生命过程作为贯穿史诗事件的主线，描写了江格尔与洪古尔从幼年、童年、少年直到壮年、老年的事迹。 我国三部史诗采用的这种有头有尾、顺时连贯的叙事方式，是比较典型的东方史诗叙事方式。哈萨克史诗《阿勒帕米斯》、《阔布兰德》，维吾尔史诗《乌古斯传》、《古里奥吾里》(坟墓之子)以及柯尔克孜族史诗《考交加什》、《艾尔托什吐克》、《库尔曼别克》等等，均与三大史诗的叙事方式相同，即都是从英雄的诞生讲述起，按自然时序、生命过程讲述英雄一生的事迹。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亚美尼亚史诗《沙逊的大卫》在叙事方式上也与我国三大史诗基本相同。如《罗摩衍那》从罗摩诞生人世间写起，接着叙述了他被驱赶出宫殿，流放森林的坎坷经历，直叙述他铲除邪恶，当上国王以及返回天界的一生经历。 从以上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三大史诗与西方史诗在传承方式与叙事方式上是迥然有别的。 二、我国三大史诗的共性 三大史诗《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分属于藏、蒙古、柯尔克孜三个不同的民族，这三大史诗的流传地域也各不相同。然而，对这三大史诗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许多共性。 从内容上看，“征战”是这三部史诗的主要构成部分。根据征战的对象和征战的性质，三大史诗所描绘的征战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部落联盟建立过程中的部落战争。以蒙古族史诗《江格尔》为例，败在江格尔手下的英雄，或成为江格尔的盟友，或成为江格尔手下的虎将，成为江格尔生死不渝的结义兄弟。《江格尔》中的《江格尔和阿拉谭策吉的战斗》、《萨纳拉归顺江格尔》、《洪古尔和萨布尔的战斗》等部史诗，属于此类。经过战场上的较量，足智多谋的阿拉谭策吉老英雄、坚毅的勇士萨纳拉、人中鹰隼、铁臂力士萨布尔都归顺了江格尔，成为他手下的骁勇虎将。一些学者将此类征战称作结义类型征战。史诗《玛纳斯》中的许多征战亦属此类型，如《玛纳斯出征浩罕》描写了玛纳斯征服乌兹别克人的征战活动，反抗的汗王被玛纳斯杀死，降服的汗王森奇别克成为玛纳斯的外七汗之一，向玛纳斯称臣纳贡。《六汗的阴谋》叙述了哈萨克汗王、土库曼汗王、别吕巴什汗王等六位汗王联合起来反对玛纳斯，向柯尔克孜人发动了征战。玛纳斯打败了六汗的进攻。经过武力较量，六汗臣服玛纳斯，成为玛纳斯的外七汗成员，成为玛纳斯率师的部落联盟中的主要将领。第二类征战是英雄们降服妖魔、反抗掠夺、保卫人民群众的正义之战。三大史诗描写的征战绝大部分属于此类型。以《格萨尔》为例，北方魔王趁英雄格萨尔东行之机，抢走格萨尔的爱妃梅萨，为夺回梅萨，格萨尔去北方降魔。描写格萨尔此次征战的《北方降魔》以生动的笔触描绘了格萨尔在魔王妹妹阿达娜姆的帮助下，砍断魔王的寄魂树，射死魔王的寄魂牛和寄魂鱼，最后将作恶多端的魔王杀死的曲折故事情节。格萨尔在北方降魔之时，西方的霍尔国白帐王又以武力进攻岭地，欲夺格萨尔之妻珠牡。岭国人民奋力反抗，霍岭双方激战，死伤惨重。降服北方魔王凯旋的格萨尔大王得知兄长嘉察牺牲，爱妻珠牡被夺走，便踏上西征霍尔之途。他们化成流浪儿，潜入霍尔国，射死白帐王的寄魂，在妻子的帮助下，将霍尔王杀死。《霍岭大战》气势恢宏，情节迭岩起伏，具有很强的艺术魅力，是《格萨尔》的名篇。南方姜国夺取岭国盐池，攻占岭地，格萨尔大王率岭国、北方魔国、西方霍尔国的联合大军与掠夺者姜国将士厮杀，姜国国王被格萨尔杀死。《姜岭大战》描写了这场激烈的搏杀场面。《北方降魔》、《霍岭大战》、《姜岭大战》是《格萨尔》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几部的内容均描写了格萨尔大王降服妖魔、反抗强暴、保卫藏族人民的英雄业绩。反卡勒玛克统治者的战争更是贯穿于《玛纳斯》始末，玛纳斯及其七代子孙前仆后继，率领柯尔克孜民众与卡勒玛克等形形色色的敌人进行了浴血的搏斗，柯尔克孜英雄的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令他们的敌人胆颤心惊、魂飞魄散。蒙古史诗《江格尔》中的《江格尔与暴君芒乃决战》、《西拉·胡鲁斯败北记》、《黑纳斯全军覆灭记》等篇章，描写了英雄江格尔惩暴铲恶、保卫宝木巴国民众的正义战争。 不仅是我国的三大史诗，几乎所有英雄史诗的内容都离不开征战。黑格尔曾说：“战争情况中的冲突提供最适宜的史诗情境，因为在战争中，整个民族都被动员起来，在集体情况中经历着一种新鲜的激情和活动，因为这里的动因是全民族作为整体去保卫自己。”① 我国三大史诗还有一个鲜明的共性，即每部史诗都塑造了一位贯穿于史诗始末的主要英雄形象。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在三部史诗中置于首位，史诗中所有的事件都结合到主要英雄人物身上，史诗中所有的人物都围绕着主要英雄人物展开行动，这不仅增强了史诗的整体感，而且使史诗的叙事结构更加紧凑，强化了史诗的艺术效果。黑格尔在论及史诗普遍性规则时曾指出：“特殊的史诗事迹只有在它能和一个人物最紧密地融合在一起时，才可以达到诗的生动性。正如诗的整体是由一个诗人构思和创作出来的，诗中也要一个人物处在首位，使事迹都结合到他身上去，并且从他这一个形象上发出来和达到结局。”②我国三大史诗均是以人物为中心的史诗，在人物形象塑造、在主要英雄人物处在首位诸方面，不仅符合史诗的一般规律，而且显示出我国三大史诗作为英雄史诗的典型性特点。 规模的宏伟性也是我国三大史诗的共性之一。我国三大史诗均由多部史诗构成，篇幅浩瀚，规模宏伟，气势磅礴。藏族的《格萨尔》约由120部构成，100多万行，其规模相当于60多部《伊利亚特》;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由8部构成，约有23万多行，相当于15部《伊利亚特》;蒙古族史诗《江格尔》由60-70多部构成，10多万行，其长度也相当于6、7部《伊利亚特》。 我国三大史诗在传承方式、叙事方式方面的共性也相当鲜明，由于在第一部分与西方史诗的比较中已有详述，在此不再赘述。 三、我国三大史诗之异同 我国三大史诗分属于藏、蒙、柯三个不同的民族，流传于不同的地域，形成这三大史诗的文化背景及宗教背景，有较大的差异。因此，我们在对三大史诗进行比较时，不仅要对它们的共性有清晰的认识与了解，而且应对三部史诗的民族特色和鲜明的个性有所认识。 那么，我国三大史诗有哪些异同之处呢?简单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这四个方面： (一)美学特征的异同 崇高美是我国三大史诗在美学特征方面的共性。三大史诗中的英雄形象之所以崇高，不仅仅由于他们具有伟岸的身驱和巨大的神力，而主要表现在这些英雄所具有的崇高的情操方面。 然而，在这三部史诗中，《玛纳斯》不仅具有崇高美，而且具有悲剧美。这部史诗塑造出许多悲剧英雄，描写了许多惊心动魄的悲剧事件。英雄玛纳斯为了追剿东逃的宿敌，率浩浩荡荡的大军东征。在激烈的浴血搏斗中，玛纳斯战胜了卡勒玛克人的首领昆古尔，获得全胜。由于他没有听取妻子卡妮凯的三月不归必有大祸的忠告，乐而忘返，以致被理伏在路边的败将昆古尔用毒斧击中头部，悲壮地死去。亚里士多德认为完满的悲剧结构“不应写好人由顺境转入逆境”，而应写好人由逆境转入顺境。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引起恐惧与怜悯之心。在史诗中，玛纳斯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使自己与柯尔克孜民族从逆境逐渐转入顺境，而伟大远征的胜利更是英雄戎马生涯的巅峰。但是，出人预料的是，正处于胜利喜悦中的玛纳斯突遭敌人伏击，不幸身亡。这种“突转”使英雄玛纳斯所遭的厄运以及史诗悲剧性的结局，给予听众的震撼与冲击更为猛烈，悲剧效果亦更为鲜明。 玛纳斯之子赛麦台依从小就生活在阴谋笼罩着的环境之中，成为阴谋篡权者蓄意谋害的对象。但是，他没有屈服，并针锋相对地与阴谋者展开了斗争，并严惩了他们。他是一位不屈服于命运的强者，然而他的结局却十分悲惨，他视为手足的勇士坎巧绕背叛了他，他的妻子恰绮凯也背叛了他，这位显赫的英雄没有血洒疆场，却死在自己勇士和妻子的刀斧之下。 《玛纳斯》描写了许多惊心动魄的悲剧事件，妻害夫，叔害侄，祖父给自己的亲孙子投毒，结果导致一场夫妻残杀，侄杀叔，孙儿杀死自己亲祖父等一系列的流血事件。在悲剧不发达的东方，如《玛纳斯》这样具有悲剧美的史诗是十分罕见的。 藏族《格萨尔》与蒙古族《江格尔》虽然也存在一些悲剧因素，但是，这两部史诗的主人公格萨尔与江格尔都是百战百胜的英雄，他们具有逢凶化吉的神力，他们一生均未遭遇过大的不幸，也未受过痛苦的折磨，更没有死亡的厄运，他们是幸运的典型。这两部史诗的结尾也很完满：格萨尔完成了平妖除暴的使命，携妻妾被众神迎回天界;江格尔百战百胜，他在欢宴豪饮中享受着胜利的喜悦、成功的欢乐，他所建立的宝木巴国永世恒昌。在美学特征上，具有悲剧美的《玛纳斯》与《格萨尔》、《江格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二)人物形象塑造上的不同 格萨尔、江格尔与玛纳斯三位英雄形象有许多共性：这三位英雄均嫉恶如仇，为平妖锄暴，他们英勇善战，戎马一生;他们身边都有一个勇士群体;他们都深受民众的尊敬与爱戴，享有崇高的威信。但是，由于宗教与文化背景的不同，这三位英雄形象的塑造上各有特色。 格萨尔作为梵天派到人间平妖锄暴的使者，他时时能得到天上众神的护佑，逢凶化吉，百战百胜。他是神子下凡，具有超众的神力，神通广大，摇身变成小雀、先知鸟、野牛等各种动物形态，又能幻化成孩童、牧羊人、乞丐。他既有神性，又有人性，是一位具有血肉之躯、七情六欲的英雄，他与岭国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他有欢乐也有忧愁，他性格和善，尊母爱妻。叔父晁同处处与他为敌，当晁同的阴谋败露，对他斥责、惩处过后却不忍将他杀死，而是放他一条生路。神性与人性在格萨尔形象中得到完满的统一。值得注意的是，佛教文化在格萨尔形象塑造上留下了较为鲜明的印迹。 与格萨尔形象迥然有异的是柯尔克孜史诗英雄玛纳斯的形象。玛纳斯是一位典型的草原游牧民族的英雄形象，他是部落之长，部落联盟的首领，他的言行狂放不羁。他眼睛如湖泊深邃，他的鼻梁如高耸的大山，他唇上的胡须如苇丛，他喘出的气如一股旋风，他眼中射出火焰。从前面看去，他象一只猛虎，从后面看去，他象一条巨龙，从上面看去，他象一只苍鹰。他策马出征，一对狼崽趴在他的马蹬上，猛虎为他开路，两只大熊在他的两侧奔跑，花斑大蟒缠绕在他的腰间，一群羚羊在他身后奔跑。他挥刀冲锋，所经之处如割麦子人头落满地，尸体一排排倒下，他的宝剑上鲜血流淌，难以入鞘。他杀死敌首，剖腹取心，饮啜其鲜血。他勇猛剽悍，具有震撼万物的威慑力量和宏伟的气魄。他不是一位完美无缺的英雄，他狂傲自大，目中无人，鲁莽行事，常常不计后果。他发起怒来，敌人魂飞魄散，身边的勇士也会吓得全身发抖。他的行为以部落、部落联盟的利益为基准，不受宗教教义与封建宗法、封建道德的束缚。玛纳斯的形象充满了草原游牧民族在英雄时代所表现出的激情与原始的、新鲜的活力。 在人物形象塑造上，蒙族的《江格尔》与《玛纳斯》有较多的相似之处。江格尔的形象，尤其是英雄洪古尔的形象，与玛纳斯的形象十分接近。洪古尔也是一位典型的草原游牧民族的英雄形象，他能征善战，性格豪迈、奔放，他看到未婚妻嫁给一位大力士，怒火中烧，将其二人杀死，并将二人的尸体吊挂在毡房外示众。他重友情，讲信义，但不能容忍欺诈与背叛。他是骁勇之将，每战都冲锋在前，他的宝剑上总是滴着鲜血。他也不是常胜将军，他曾被敌人俘获杀害，是江格尔使他死而复生。 (三)传承形式的异同 如前所述，三大史诗作为口承史诗在传承上的共性是十分鲜明的。但是在传承方式上，这三大史诗之间也有相异之处。 《格萨尔》与《江格尔》的民间艺人在演唱史诗之前，有些神圣的祭拜仪式，如有的民间艺人演唱《格萨尔》之前，有设神案敬拜格萨尔像的仪式;有的江格尔奇在演唱《江格尔》前，先祭江格尔。只有《玛纳斯》的演唱活动世俗性特点十分鲜明，演唱《玛纳斯》前不举行任何祭拜玛纳斯的活动。 《格萨尔》与《江格尔》的演唱，采用散韵结合的形式，即有讲有唱。《格萨尔》以韵文唱词为主，散文叙事部分所占的比例也相当大，因此，许多人把《格萨尔》唱本说成是说唱本。《江格尔》有说有唱，唱为主。有的江格尔奇演唱《江格尔》时，有用陶卜舒尔琴伴奏的，自拉自唱。在三大史诗中，只有《玛纳斯》是通篇均采用韵文形式，只有唱，没有讲，也没有任何乐器伴奏。 此外，《格萨尔》与《江格尔》既可以在室内演唱，也可以在草原上、广场上演唱，民间艺人与听众的距离可近可远。而《玛纳斯》的典型演唱场所是在毡房内，听众多，支起大毡房。演唱者与听众的距离较近，相当于南方火塘文学讲述者与听众之间的距离。 (四)叙事结构与发展结构的不同 口承史诗与书面史诗不同，只要它在民众中口耳相传，它就会不断发展，由短到长，由一部发展到多部，乃至几十部、上百部。 《格萨尔》与《江格尔》是以英雄们的征战为发展单元的，即每打一仗，便增加一部史诗，如《霍岭大战》、《姜岭大战》、《门岭大战》等等，有的民间艺人会唱四十部《格萨尔》，即会演唱格萨尔生平中的几十次征战。在《格萨尔》的流传中，民间艺人加入即兴创作，使格萨尔的征战次数不断递增，据说已达120部之多。《江格尔》的发展结构与《格萨尔》相近，即江格尔与洪古尔二位英雄每通过一次战争、征服一位英雄，便增加一章;他们每打败一位蟒古斯，也增加一章。在新疆卫拉特蒙古民众中已搜集、记录出六十章《江格尔》唱本。 在三大史诗中，唯有《玛纳斯》的发展采用谱系式竖向发展结构，即每部描写一位英雄的业绩，他们通过父子链联系成为一个整体。第一部《玛纳斯》描写英雄玛纳斯一生的事迹;第二部《赛麦台依》则描写了玛纳斯之子赛麦台依一生的事迹;第三部《赛依铁克》描写玛纳斯之孙赛依铁克一生的事迹。这种谱系式的发展结构与亚美尼亚史诗《沙逊的大卫》相类似，《沙逊的大卫》描写了沙逊家族四代英雄的事迹。值得注意的是在新疆搜集的《江格尔》异文中，也显现出谱系式发展结构的特点，如在有的《江格尔》唱本中，江格尔与洪古尔年迈，他们的儿子哈日·吉里干与浩顺·乌兰勇战强敌，有些《江格尔》的篇章是专门讲述英雄后代业绩的。 从叙事结构进行比较，《格萨尔》与《江格尔》的每部每章都能独立成篇，并由一位主要英雄的事迹将它们贯穿起来，使之成为一部完整的史诗。《玛纳斯》由八部史诗构成，每部描写一位英雄的事迹，每部都能独立演唱，都是一部完整的史诗。然而，各部史诗之间的人物与事件又环环相扣，交织紧密，加强了史诗的整体性。 通过上述的比较，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我国的三大史诗与西方史诗有很大差异，取使是三大史诗之间，也是有共性，有个性。 我国的三大史诗——《格萨尔》、《江格尔》与《玛纳斯》不仅是中华民族文学宝库中的瑰宝，而且也是享誉世界的史诗名著。这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是弥足珍贵的文学遗产。在对每部史诗进行深入研究的同时，将这三大史诗进行一些比较研究，会使我们对三大史诗的共性以及每部史诗的个性有进一步的了解并进而能有所发现。 注释： ①②黑格尔：《美学》卷三(下)，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126、134页。 【原文出处】《西域研究》(乌鲁木齐)1994年03期第06-13页 【作者简介】郎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