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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2013 年中国多民族《格萨尔》史诗研讨会召开。本次研讨会由全国《格萨(斯)尔》工作领导小组和西北民族大学主办，西北民族大学社科处和格萨尔研究院承办。会议主要围绕“格萨尔学”学科理论与方法;《格萨尔》与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全球化时代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交流互动;中国史诗学个案研究等议题展开讨论。 世界多民族史诗中唯一的活形态 传唱千年的史诗《格萨(斯)尔》也叫《格萨尔王传》(或称《岭·林萨尔王传》，简称《格萨尔》，蒙古族称为《格斯尔》)。主要流传于中国青藏高原的藏族、蒙古族、土族、裕固族、纳西族、普米族等民族中，以口耳相传的方式讲述了格萨尔王降临下界后降妖除魔、抑强扶弱、统一各部，最后回归天国的英雄业绩。史诗以其雄浑磅礴的气势，通过对几十个邦国部落之间战争的有声有色的叙述，跌宕有致的表现，反映了6-9 世纪以及11 世纪前后藏族地区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表达了藏族人民厌恶分裂动荡、渴望和平统一的美好理想。 每一位藏民，或多或少都知道有关格萨尔的故事，有人说，康藏啄木鸟的声音，都暗合《格萨尔王传》的音律。吟唱和倾听它，和转经、喝酥油茶、放牧一样，是藏民生活的一部分。不过，千百年来，这部伟大的史诗主要由艺人们“面对云山雪岭，传唱千家”。艺人们在说唱前要举行各种仪式，或焚香请神，或对镜而歌，说唱时还要头戴作为道具的帽子，帽子上插有各种羽毛，手拉牛角琴或摇小铃鼓。他们的记忆自由地穿梭历史的时空，并将历史拉到今人面前，顺带更新了人们对一个悠远神秘民族有关心理、审美、伦理等若干概念与细节的认识。史诗从生成、基本定型到不断演进，包含了藏民族文化的全部原始内核，在不断地演进中又融会了不同时代藏民族关于历史、社会、自然、科学、宗教、道德、风俗、文化、艺术的全部知识，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美学价值和欣赏价值，代表着古代藏族文化的最高成就，是研究古代藏族社会的一部百科全书，被外国学者誉为“东方的荷马史诗”，也被称为“东方的《伊利亚特》”。 它是世界多民族史诗中唯一活形态的史诗，在国内外产生过无与伦比的深广影响。游吟的诗篇，从广袤无垠的青藏高原到辽宁的喀喇沁，从天山南北的卫拉特，到伏尔加河的卡尔梅克，从青海湖畔到贝加尔湖的布里亚特，倾心讲述着大风吹过经幡，格萨尔的马蹄踏灭狼烟，踏过时光的呐喊，垒起了雪域高原的太阳。《格萨尔》不仅流传到我国的蒙古族、土族、裕固族、撒拉族、羌族、纳西族、普米族、白族、傈僳族等多民族群众当中，在长期流传过程中与这些民族各自的古代社会生活和传统文化相交融，同时还流传到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不丹等国。其传播地域之广阔、涉及语言之众多，在世界上少见。 它是世界上最长的史诗，比以往称作世界五大史诗的《吉尔伽美什》、《伊利亚特》、《奥特修记》、《罗摩衍那》及《摩诃婆罗多》的总和还要长。截至目前，已发现和整理出的《格萨尔王传》故事文献共计120 多部，100 多万诗行，2000 多万字。如果再加上异文本，就有好几百部，数百万诗行，上亿字之多。它具有丰富多彩的表现形态。《格萨尔》还有抄本、刻本的书面传播形式，由此产生了抄本世家，世代以抄写为生。青海玉树的布特尕家，就是这样的家族。《格萨尔》史诗还渗透到不同的艺术门类中，以格萨尔英雄为题材的艺术形式，包括唐卡(藏族卷轴画)、塑像、壁画、藏戏、弹唱等。到了当代，格萨尔故事还进入影视、广播、小说等现代艺术形式中 这部不断具有新生能力的浩瀚的鸿篇巨制，真正地实现了时间上的穿越与空间上的跨越，堪称民族文化的宝库及中国历史的经典。 半个多世纪格学卓有成效 虽然早在1716 年就出版过蒙文刻本的《格斯尔可汗传》，但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前，我国内地的学术界还对《格萨尔》十分陌生。由于语言障碍，地理阻隔，更主要地是大民族主义思想的桎梏，因而翻遍清代以来关于藏区的诸多著作，始终看不到有关《格萨尔》史诗的一星半点记述，这一文化瑰宝被汉民族忽视了。直到1930 年任乃强教授首次将其译为汉文，介绍于内地，国内研究者才开始关注这部史诗。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对《格萨尔》的搜集整理工作十分关心。《格萨尔》被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六五”、“七五”、“八五”等重点科研项目。1984 年，全国《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成立，此后又在《格萨尔》流传的各省区相继成立了《格萨尔》领导小组办公室，领导和协调全国《格萨尔》资料的抢救、艺人的保护、学科的建设等工作。 全国《格萨(斯)尔》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诺布旺丹研究员告诉记者，1958 年，中宣部召开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史座谈会，开了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搜集研究工作的先河。同时，现代意义上的我国的格萨尔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也正式开启。从那时起至今格萨尔的研究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基本摸清了作为活态史诗的格萨尔的基本情况、捋清了格萨尔基本学术名命题(包括艺人类型、流传情况、版本等);2.搜集、整理和出版了一大批第一手口传资料(音影文本)，包括藏文格萨尔文本(桑珠本，精选本、扎巴艺人的口述本，格日尖参等艺人的说唱本);3、出版了一批学术研究成果;4.发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格萨尔艺人，并吸纳为国家工作人员，从此有了职业说唱艺人;5.成立了专门的格萨尔协调、组织，研究和保护机构;6.在高校建立人才培养的机构或学科，培养了一大批格萨尔人才队伍，形成了老中青相结合的格萨尔队伍。 “格萨尔学”学科体系也初步建成。西北民族大学格萨尔研究院院长宁梅教授回忆，17 世纪以来，著名经师拉隆·协白多吉、黑河绕登寺五世活佛洛桑旦增、著名学者松巴·益西环觉尔、米旁·朗吉嘉措以及近代史学家更登群佩等藏族古代学者，从各自学术立场出发，对《格萨尔》作了具有宗教意义和科学意义的解释与认知。我国当代老一辈民族学学者任乃强、韩儒林等在20世纪30 年代，对史诗的发掘、评述、翻译，开了中国当代“格萨尔学”的先河。1985 年9 月，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举行的首次《格萨(斯)尔》全国学术讨论会上，时任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全国《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的王平凡，提出了关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格萨尔学”的科学体系问题。1991 年4 月，在北京举行的《格萨尔学集成》首发式及出版座谈会上，与会者大多认为: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具有中国特色的“格萨尔学”科学体系已初步形成。 在艺人说唱本抢救整理方面，据西藏自治区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所长次仁平措研究员介绍，1984 年，西藏社科院启动了桑珠说故事的录音;2000 年，正式启动了《格萨尔艺人桑珠说唱本》的录音整理和编辑出版工程。这是世界上最全面、最系统的《格萨尔》史诗艺人个体说唱本，创造了世界史诗领域个体艺人说唱史诗的最长记录。桑珠老人一个人讲唱这套丛书有45 部48 本，2114 小时的录音带，每部录音带时间平均47 小时，目前已完成整理的有43 本，全部为说唱体，仅唱词共481548 行(不计说的部分和其中所含诗词)，加上5 本(257 小时磁带)待整理的诗行数，《桑珠说唱本》的总诗行，是世界五大史诗诗行总和(278800)的近两倍。 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和全国《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在藏族地区建立了4 个“格萨尔口头传统研究基地”，并进行了长期的田野跟踪研究，在对当下《格萨尔》艺人、文本和文化语境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仅就文本而言，到目前为止从民间收集到藏文手抄本、木刻本289 种;出版135 部藏文分部本;搜集到大量的《格萨尔》唐卡及相关文物。专访著名格学专家、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所研究员降边嘉措时，这位历经沧桑的老学者百感交集地谈到，经过近二十年的几番周折，藏文《格萨尔》精选本终于于日前面世了，一共40第3 页共 5 页卷 51 本。这应当是迄今为止，格萨尔最大的出版工程。 海外传播:格学也是伤心学 学界对于《格萨尔》史诗的研究，国外比国内早，蒙文木刻本《格斯尔传奇》比藏文手抄本《格萨尔》早。 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任建新在《任乃强与<格萨尔>》一文中对海外发现格萨尔的历史有一段追溯:国外发现《格萨尔》是在18 世纪中叶。1776 年，俄国旅行家帕拉莱斯在蒙古旅行时发现它，将其故事介绍到了俄国。1836 年由施密特从蒙文本翻译的第一本《格斯(萨)尔王传》译本在俄国圣彼德堡出版。但是直到1909 年，法国传教士弗兰克在拉达克地区搜集到两本藏文的《格萨尔王传》并将其译出，于印度加尔各答出版后，国外才第一次从藏区了解到《格萨尔》。1931 年，法国学者大卫·尼尔夫人途经康区，在林葱土司家借阅了土司珍藏的《格萨尔》手抄本和木刻本，抄录了一部分。后又在玉树记录了一个格萨尔说唱艺人的唱词。她将所抄记的内容删繁就简整理成书，取名《岭格萨尔的超人一生》，在法出版。虽然已不是《格萨尔》文本的原貌，但却较完整地介绍了《格萨尔》故事全貌。 进入20 世纪50 年代后，国外《格萨尔》研究有了很大发展。俄、法、德、印、蒙等国相继出版了许多译本，出现了石泰安(法)、胡默尔(德)、海西西(德)、白歌乐(蒙)、达木丁苏伦(蒙)、中根千枝(日)等一批著名“格学”家。 降边嘉措研究员十分感慨:“第一个格萨尔研究所在法国成立，第一个格萨尔研究学会在日本成立，第一部研究格萨尔的专著也是在国外写的。美国学界对格萨尔也很关注，我是第一个受邀到哈佛大学访学的藏族学者。格萨尔在全世界几十个国家和地区有研究，但是由于体制不一样，他们从多学科的角度来展开研究，视野开阔。昔日陈寅恪说敦煌学是辉煌学又是伤心学，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同样，格萨尔学既是辉煌学也是伤心学，格萨尔的故乡在中国，格萨尔的研究成果在国外。我国从上世纪50 年代就开始重视整理格萨尔，由一个编制机构统一领导，这在全国学会中是绝无仅有的。然而，我们自己没有搞好，其中不乏天时地利人不和的因素。” 非遗的春天:追逐格萨尔梦，中国人的担当 《格萨尔》史诗以其独特的串珠结构，融会了众多神话、传说、故事、歌谣、谚语等，形成了气势恢宏、篇幅浩繁的“超级故事”。它是藏族同胞的精神标本，在这部伟大的史诗的字里行间，流露出藏汉民族之间亲密友好的感情，宣传汉藏友好相处。同时，史诗说唱传统在一定意义上是地方性知识的汇总——宗教信仰、本土知识、民间智慧、族群记忆、母语表达等，都有全面的承载，史诗说唱传统还是唐卡、藏戏、弹唱等传统民间艺术创作的灵感源泉，又是现代艺术形式的源头活水，不断强化着人们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文化认同与历史连续感，既是中国族群文化多样性和人类文化创造力的生动见证，也具有强化民族认同、价值观念和影响民间审美取向的功能。 2003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在世界范围内隆重举行伟大史诗《格萨尔王传》创作千年纪念活动。2006 年5 月，《格萨尔王传》被列为中国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 年9 月，“格萨(斯)尔史诗传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在四川省文化厅副厅长、四川省艺术研究院院长泽波看来，运用格萨尔文化为当今社会发展创造更广泛更深刻的文化空间和效益，提升格萨尔文化内涵、弘扬格萨尔精神，促进和谐社会的健康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是当下研究格萨尔的重要文化意义。他认为，格萨尔精神的内涵是惩恶扬善，自强不息，抑强扶弱，为民造福……《格萨尔》凝聚了藏民族的精粹，格萨尔精神作为藏民族传统美德与优秀思想相结合的产物，具有持久的生命力。《格萨尔》史诗丰富的思想精华具有历史借鉴作用、教化作用，他让人心灵共振，自发产生爱国热情，民族自豪感等正能量油然而生。其中的正义感、慈悲心，无疑是劝诫人们规范行为，去恶从善的最好教材。格萨尔就是一段历史、一个民族梦想的集合体。格萨尔梦体现了为满足人们渴望安宁、创造幸福的理想。这就是原始的民族梦想，与今天的中国梦一脉相承。追寻着这个脉络，我们才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梦，共筑中国梦，实现中国梦。格萨尔梦就是善于追梦的精神和向往。因此，他呼吁学界应崇尚格萨尔梦，追逐格萨尔梦，推广格萨尔梦。 学科建设仍举步维艰 虽然在各方的努力下，格萨尔学建设取得了斐然成果，但是，宁院长表示，《格萨尔》学科的建设仍然举步维艰。《格萨尔》学科在国家教育部学科目录中处境尴尬。作为民间文学，可归到社会学一级学科下的民俗学(含民间文学)，或归到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中，也可归到文化遗产学一级学科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其结果是，在申报学位点等时只能作为其他学科的材料支撑和陪衬，名不正言不顺，严重阻碍了学科的发展。 已经进入古稀之年的降边嘉措研究员谈起格萨尔研究取得的巨大进展时十分欣慰，但转而神情严肃而又有些黯然地讲起其中的诸多障碍和困难。首先是基础差，底子薄，起点低;其次，如果横向比较，格萨尔的认识和研究远远跟不上中央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形势，也跟不上群众实际需要，学界研究力不从心，课题跟不上形势。现在经费充裕，但是人才匮乏，翻译与科研的水平有待提高。此外，部分狭隘的学术利益之争也给学术的积极发展设置了人为的障碍。一如足球有黑哨，学术界有时也有黑票。又比如课题经费被乱挪用，实际成了福利和变相的工资。这些基本问题不解决，何谈走向世界? 作为活形态的史诗，格萨尔由民间艺人传唱，然而随着艺人们“人亡”，“歌息”现象突出。如果不及时抢救，许多传承千百年的民族史诗，就会随着他们的辞世而永远消失，英雄的格萨尔王的故事也许会变成仅仅记录在纸上的干枯文字。长期关注土族《格萨尔》的西北民族大学王国明教授不无担忧地指出，土族《格萨尔》如今依然面临严重的濒危状况，土族《格萨尔》史诗的抢救与保护应该采取多样化的传承渠道以及制定长远规划，作出进一步的探索和尝试。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所李连荣博士对安多型《格萨尔》史诗别有研究，他大声疾呼:“尽管安多地区的《格萨尔》史诗有了新的发展，但是像上安多地区杰出的艺人昂仁、格日尖参等，对他们的保护和资助还远远不够。昂仁艺人已于去年去世，他所能说唱的94 部史诗，我们只记录了8 部。绘画艺人阿吾噶尔洛也在年初去世。他们的去世，何止是带走了一座《格萨尔》史诗的图书馆。现在仍然健在的杰出艺人格日尖参等，我希望能够得到重点保护。” 格萨尔史诗版本的规范问题虽然是一个老话题，但是《格萨尔》始终没有完整的规范本。玉树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原州长杨学武指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陷。格萨尔的抢救工作基本完成之后，在掌握大量资料的基础上，综合各地版本，尤其是艺人说唱本的优点，编辑出版一套较为完整的格萨尔史诗规范本，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艰巨任务。现在格萨尔版本已经出版了一百多部，书与书之间打架现象很普遍，矛盾多，处于很混乱的状态。对格萨尔史诗的宣传也不够，现在格萨尔成了专家脑子中的格萨尔，成了书店里的格萨尔。格萨尔是人又是神，格萨尔史诗许许多多的故事，其他民族和外国人还不了解。 学科整合建构迫在眉睫 格萨尔作为一门学问，其系统、完整的学科体系尚未被建构。犹如一座大厦，其构件或要件、材料不少，但没有被整合、建构。经过国际学界两百多年的辛勤耕耘，诸要素或成分足以支撑起这一学科大厦庞大的躯体了，现在应该到了整合建构的时候了，而且迫在眉睫。终日为格萨尔研究奔走的诺布旺丹研究员表示，格萨尔研究正在面临几个方面的机遇和挑战，并高屋建瓴地提出了他的构想: 1.转换学术范式的问题。由于我国的格萨尔史诗的研究尚没有完全摆脱传统的学术范式，而且以往的学术主要以抢救、搜集和整理艺人的文本为主，以艺人和文本的研究为辅，一贯处于对文本结构、文本内容的分析和理解，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下把“社会反映论”的原则作为唯一的审美标准对文本的历史、文化、思想、艺术的元素加以解读，用实证主义方法分析艺人类型，很多时候忽略了文学艺术的主体性元素和主体性作用，也没有从比较和互文性审美意识对史诗艺人、文本和语境作全面的理性透视。因此，今天看来，以往的研究有许多值得反思和检讨之处。首先我们要在新的历史意识下进行学术范式的转换，借鉴和利用新的人文领域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对于包括格萨尔艺人在内的格萨尔史诗的一系列“问题”重新加以审视和判断，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下，作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正确结论。 2.跨学科综合研究视野的问题。和荷马史诗一样，格萨尔史诗的研究中也存在众多的学术谜团，不妨以“格萨尔诸问题”相称。这些问题主要包括在艺人、文本和语境三大要素之中，涉及到格萨尔人物原型及去历史化问题、史诗文本的形成问题、史诗书面化问题、史诗中的历史时空关系问题、艺人类型、艺人的创作之谜问题等。在过去近两百年的学术研究中，这些问题不断被关注，许多至今没有得到科学的阐释。这些问题的科学解释有赖于通过比较和互文性审美意识，以及应用跨学科、或新的相关理论方法来进行研究。需要借鉴和应用口头诗学、宗教学、符号学、象征学和文学的理论和方法，也需要应用心理学、认知学、神经科学、声学等跨学科综合研究。同时还要借鉴西方的史诗学科发展史，譬如借鉴“荷马诸问题”的学术史。 3.对已经形成的学术概念的检讨问题。概念术语是一个学科的基础。在以往的研究中对于艺人的分类及其称谓虽有诸多的解释，但也形成了基本的共识，然而当我们审视业已形成共识的概念时，发现一些重要的问题仍然需要重新考量，主要有三种:艺人的称谓问题，已有艺人类型的科学性问题和对部分艺人的界定与误读问题。分类和称谓上的误判或误读自然会影响到对不同类型的艺人的正确认识，重构、校正艺人分类中存在的问题是整个格萨尔研究领域中的基础性和根本性的问题，应该加以审慎和正确对待。 4.重视研究格萨尔文化的多样性和多重性问题。到底什么因素使《格萨尔》一反其他世界史诗在特定区域和地缘范围内传播的常态，在如此众多的民族中和如此广阔的区域内以如此多样性文类和学科方式传播开来?其中必定有某种重要的思想和价值与这些族群的文化观念相吻合，或《格萨尔》文化本身已经超越了一个文类或叙事作品的界限具有了某种普适意义的价值观使之自古延续至今且横向驰骋。目前一般学者认为，藏族《格萨尔》与流传在其他族群中的《格萨尔》是源与流的关系。如此一来，这一源一流必定有从源到流的传播过程。就多重化形态问题而言，作为流的其他民族和族群中的《格萨尔》和藏族史诗之间到底有何关系呢?它们是藏族格萨尔史诗佛教化之后的产物呢?还是之前就已经传到这些民族中?如果之前传到这些民族中，那么作为民间文学本体时代的《格萨尔》中又有何种因素导致了这种多重化形态的存在?这些民族中流传的格萨尔史诗如果是藏族格萨尔史诗佛教化之后的产物，那么.其中又有何因素使之超越民族、超越国界、超越地缘文化而广为流传呢?鉴于此，格萨尔的多重化形态存在问题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它可能不但涉及到文学、美学、口头诗学、民族志学等问题，而且涉及到历史、哲学、心理学和宗教学等问题。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5.在保护方面要坚持因地制宜、尊重规律。有人说“活鱼是要在水里看的”，因此，保护史诗、保护史诗的传承人，必须要先保护史诗赖以存在的原生态文化语境。然而，古人曰“水至清而无鱼”，当然也要谨防在原生态语境下的过度保护行为。这些原生态文化语境包括本土语境、口头传统和方言土语，因此格萨尔的保护，首先要重视本土语境，玉梅等艺人由于离开她原生文化环境移居都市才导致说唱能力削弱;其次，重视口头传统，格萨尔是藏族数千年口头传统的集大成、没有口头传统就没有格萨尔史诗;再次，重视方言土语，艺人必须借助他业已习惯的方言土语，方能在说唱时驾轻就熟、演述自如。忧患的文化情结、救赎的英雄梦幻、平和的理想愿景、拯救的历史担当，这就是“中国的荷马史诗”《格萨尔》的基调，这就是中国人的担当。“即使有那么一天，飞奔的野马变成枯木，洁白的羊群变成石头，雪山消失得无影无踪，大江大河不再流淌，天上的星星不再闪烁，灿烂的太阳失去光辉，雄狮格萨尔的故事，也会世代相传……&rdquo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