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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20世纪80年代为参照，那么我们不得不承认以下这些现象确实存在：90年代以后，历史的统一论述被打破，知识分子也在分化中逐渐减弱在历史主体位置上把握世界的能力。反映在文学上，则是“思想事件”的消退和大批文本“思想容量”的萎缩，作家在大的变局之中又缺少应对多元冲突的思想能力;市场经济侵蚀了作家的理想并诱惑作家放弃对人文和审美的追求;尽管我们坚持认为文学在位置趋向边缘化的同时价值并没有边缘化，但事实是文学对现实和社会精神生活的影响力已经减弱;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之争落幕之后，文学内部失去了通过形式、审美创新的动力。我之所以说这是一些现象，是因为这些不同侧面的问题并不能拼贴成当下文学的全貌，甚至也不能由此轻而易举地洞察文学的真实处境，即便是从一个细微之处或者个案就可以举出与上列现象相反的例子。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这些现象何以产生，作家应对的方式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局限并影响到文学的思想品质。 文学与现实疏离 20世纪以后，中国文学的创造力或者进步性，在若干关键时期，通常都是以“破”而“立”的。比如，以“新文学”对“旧文学”;放弃“新文学”的概念，以“当代文学”对“现代文学”;以“新时期文学”对“文革文学”。这几个历史阶段当然是质的变化，但思想生产的机制却有类似之处。作为“新时期文学”一部分的“八十年代文学”，是在对历史的清算、批判之中开启来路的。在这一工作基本完成以后，作家与历史构成的紧张关系相对缓解(无疑，如何讲述历史在今天依然是个问题)，而如何处理现实问题则显得慌张、犹豫和无序。 我们已经习惯于在和某种对象的紧张关系中产生动力与思想，而90年代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文学和现实的关系也由于作家的不同选择而变得多样化。文学与现实保持了部分的紧张关系，但已经不再像当年在整体上与历史构成紧张关系那样，我们便会在松弛、减弱或转换的那一部分，发现作家思想能力的丧失。在这样的变化中，用观察“八十年代文学”的视角和方法来判断90年代以来的文学显然有所错位。当文学的处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作家介入现实的方式、思想取向、价值判断等都有了不同的选择。笼统地说，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或者说文学的思想状况如何已经无济于事。 在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主体建立起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宏伟目标中，80年代的文学理想是：摆脱对政治的依附，文学回到自身;建立起人的主体性，确立“个人”的价值意义;实现文学的现代化，走向世界。这只是一个简单甚至偏颇的概述。到了90年代以后，这样的理想已经逐步展开，但是其结构似乎又与我们期待的不同，甚至是相反。90年代由文学知识分子发起的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虽然无果而终，但反映了一部分坚持人文主义理想的知识分子对“历史进步”的警惕和忧思，而最终未能形成共识则足以表明知识分子道路的分化以及知识界、思想界已经出现无力解释现实问题的迹象。90年代在某种意义上也许是一个过渡时期，到了新世纪以后，文学与现实、世界疏离的问题差不多充分暴露出来。 作家缺失应对性“内在资源” 90年代以来的变化不是单一的，而是结构性的。因为，文学的处境和面临的问题发生了结构性变化。查尔斯·泰勒在《现代社会想象》一文指出，现代社会科学的头等问题就是现代性本身，而现代性是一次“大融合”现象，“‘现代性’指的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大融合(amalgam)，包括全新的实践和各种制度形式(科学、技术、工业生产、城市化)、全新的生活方式(个人主义、世俗化、工具理性等)以及全新的烦恼(malaise)形式等(异化、无意义、迫在眉睫的社会分裂感等)”。尽管现代性任务在当代中国尚未完成，后现代主义又在其中纷扰，但查尔斯·泰勒所说的这种“大融合”所引发的问题，正是当下文学的处境与困扰所在。 从审美的角度，我们通常把转型时期的文化形态分成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在此，我们无法仔细区分和辨析这三者的特征和它们间的相互关系，但我们无疑已经意识到，随着文化形态的变化，传统的文化等级秩序随之改变，由于市场的建立和发育，消费文化已在很大范围内居于社会文化、审美的中心。尽管无法用一种文化形态排斥另一种文化形态，但如何避免文学审美价值的衰退和被挤压，确实是文学创作以及当代文化建设中面临的问题。在工具理性弥漫的生存困境中，在实现物质解放的道路上，文学如何成为自我实现、自我拯救的重要途径，已经成为文学中典型的“中国问题”之一。在这个多元共生的文学时代，文化以及文学的诸种观念、形态、特征都以“共时态”的形式并存着。 在这样的语境中，我们发现作家缺少应对现实的“内在资源”。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一直没有丧失批判立场的作家与创作，虽然也取得了这样那样的成就，为什么文学的“思想状况”还不尽如人意，也很难产生“思想家”?对此，李欧梵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与文学的现代性及其问题》中有一段精彩的分析。他谈到了一些现代作家的“模糊性”特征：一方面，在公共场合拥有宏大的历史视野;另一方面，由于自身对现时的困惑和踌躇而缺乏一种持久的乐观主义，从而不同于狂热的意识形态主义者。“这种不确定的类型，为一种更主观的艺术表达模式提供了内在的资源。”或许，这正是当代作家思想容量偏小或者缺乏思想能力的重要原因。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