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几年前，一本西方学者的著作《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不胫而走。一时间，人们对此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文学研究”都到哪里去了?如果没有一定的事实依据，这看起来像是个伪问题。因为，我们的文学研究看似不但坚实地存在着，而且还可能是最富包容性、敞开度最大的一个研究领域。文化人类学早已在这里栖居，民族学、社会学也在这里找到了适当的位置。自从“文化研究热”以来，文学研究的视阈大大扩展了。文学不仅不再处于边缘，还很可能成为新的中心。没有文学作为材料和例子，文化人类学的论述怎能撑起来?社会学、民族学以及地域知识的最新问题又由谁来充当论据? 相关项目的基本统计数据 通过对近6年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和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的“中国文学”进行分析，可以大致发现相关研究的内容、走向等。 2006年，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中的“中国文学”共有96项，“当代文学研究”为15项，约占16%。“当代文学研究”中属于叙事、文体、审美心理、生命体验、价值观等范畴的有10项，跨学科研究的有5项。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以下简称“西部项目”)共有266项，“中国文学”为6项，约占总数的2%。其中，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文学、民间文学研究有5项，并几乎都属于跨学科研究。也就是说，研究少数民族文学、民间文学，其主题基本不出某某文学的发生学研究，某某地区作家群的成因和某某族口头文学、民间文学(文化)的文化透视等。 2007年，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中的“中国文学”共有110项，“当代文学研究”为13项，约占12%。“当代文学研究”中属于文学叙事学、作家群、审美、文学性别的有8项，跨学科研究的有5项。西部项目共有300项，“中国文学”为12项，占4%。其中，以跨学科研究“当代文学”的有7项，属于文学史论、批评史论、中西比较文学的有5项。除了在地域文化、少数民族心理文化受外来文化影响的研究中，间或涉及文学的人文特点以外，人物论、作家论和文学人性流变研究几乎不见踪影。 2008年，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中的“中国文学”共有128项，“当代文学研究”为25项，约占20%。“当代文学研究”中跨学科研究文学的有8项，标明文学流派、叙事特点、地域少数民族文学文体研究、翻译影响研究的有17项，后者中有一半名为“文学”，但其实不属于“文学”研究，如通过儒家文化精神研究某个时期作家、通过社会转型研究“90年代文学”的转向等。在此，文学作品或现象仅为例证之一，文化研究才是主体，严格说来，这种研究是文化社会学研究。西部项目共有305项，“中国文学”为11项，约占总数的4%，从用语、选题来看，其中，6项涉及少数民族地区的女性文学、民间文化、地区形象和社会现象、儿童文学等，其余5项若按照一般语文层面的表述分析，也仍无法判断究竟是文学为主的文化研究，还是文化研究中的文学因素。 2009年，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中的“中国文学”共有146项，“当代文学研究”为34项，约占23%。在“当代文学研究”中，除了2项清楚标明的跨学科文学研究外，与前三年相比，该年绝大部分的确属于严正的文学研究，如文学类型创作及其批评实践、前后期“关联性”研究、断代综述、文体题材和地域少数民族文学分类研究等。西部项目共有418项，“中国文学”为10项，约占2%。其中3项属于“当代文学研究”里的少数民族文学、文化研究，其余的7项都可称为“准社会学”、“准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文学”在这一年几乎被替换成了“民间文学”。按照一些权威论著对“民间文学”内涵的定位来分析，当文学被民间文学替换，就意味着文学或者当代文学已不是这一年课题所关注的对象，名之为文学的研究实则只是另一形式的泛文化、民间文化或大众文化研究。 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中的“中国文学”共有194项，“当代文学研究”约占18%。“当代文学研究”中22项属于常态文学研究，13项属于“准文化生态论”和“准文化产业、传播研究”，并且生态论、文化传播冠名下各种形式的“史论”也在增加，约占10%。西部项目共有330项，“中国文学”有16项，约占5%;其中，7项属于回族、藏族、维吾尔族、裕固族等民间文学或口头文学的整理研究，只有2项是真正的西部文学叙事、文体、题材等分块研究，另外7项则是宏观的外国文学流派、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等思想性研究。同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一样，这一年的西部项目，当代文学研究的选题完全是少数民族文学(民间文学或泛文化)，一些研究选题的内容甚至出现严重重复的状况。 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中的“中国文学”共有226项，“当代文学研究”为53项，约占23%。在“当代文学研究”中，25项的题目属于作家流派论、群体论(批评家群体论)、地域少数民族文学论，21项跨入生态学、网络媒介、影视、语言学等研究领域，7项属于文学理论的新建设研究。西部项目共有487项，“中国文学”有14项，约占3%。其中，8项涉及地区作家群、文体专门研究，6项属于民间文化、语言人类学范畴。 文学研究界限日趋模糊 对于散见于刊物的文学研究论文和未获立项而出版的相关著作，笔者尚未作仔细统计，相关兴趣、选题、研究风向自然不好说。但仅凭我个人的阅读印象，特别像《南方文坛》、《小说评论》、《当代文坛》、《扬子江评论》、《文艺争鸣》、《文学评论》、《当代作家评论》等刊物来说，它们仍把作家论、作品论以及人性论和现代性价值观等放在整个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位置，“文化研究”在整个文学研究方法中的比重没有超过一半。而且，有一个明显的阅读感受是，研究者、批评家对近30年来中国文学的研究，在不同程度上围绕人性演变、发展的轴心展开，因此，批评话语虽不时溢出审美、诗意而延伸到社会学、政治经济学领域，但学术眼光却仍然是关于文学性的。 比较而言，散见于刊物的文学研究论文和未获立项而出版的相关著作，至少在数量上和资助力度上，无法与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的导向匹敌。如果以上统计大体上不错，那么，我们的当代文学研究实际上正处在明显消解文学性的道路上。对以上统计结构进行大致归纳，可发现有以下基本特点。 首先，不管是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还是西部项目中的“中国文学”，少有对新时代讯息下人的完整感知体系的关注，关注人的完整性感知体系势必需要有对文学中普遍价值关怀的研究，“小”和“偏”的选题倾向在很大程度上则是西方后现代思潮一再抛出的碎片化、零散化的翻版。 其次，总论、史论逐步占据优势，个性化学术探索慢慢趋少。统计显示，研究角度的小和微观的程度，很大程度上只是申报者的一种策略，其背后的支撑是“文化”和“身份”。文学在小的、微观之处可能有的差异性，于是让位给了同一性。文学研究除了发掘一些稍显飘忽的民族风俗，论证一些似是而非的传统文化惯例、生活方式，少有其他东西。 再次，文学研究继续强化社会学研究、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的角色地位。本来，学术界就有关“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的利弊讨论已相当充分。应该说，现今的文学研究怎样看待文化研究，或者怎样处理作为方法的文化研究，不应再是一个问题了。但是，仔细辨析这6年来的立项课题发现，与开始阶段相比，现今文学的文化研究非但没有像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进行必要的辩证处理，反而从开始作为方法论的文化研究变成了现在的文学本体论。结果可想而知，“文化诗学”仍然缺席，真正起作用的还是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或民族学这些本不该是主体的主体。 套用乔纳森·卡勒的一句话说，“文学是什么”的研究，在于“是什么使文学作品区别于非文学作品?是什么使文学区别于人类其他活动，或者其他娱乐?”与此不同的是，我们的研究实践正好把区别文学作品与其他活动、娱乐的那个界限模糊了，而使文学作品变成了人类的其他活动和其他娱乐。统计表明，相关研究，要么是一大堆关于文学的信息;要么是“文学社会学”、“文学人类学”、“文学民族学”，或者反过来，是“社会学文学”、“人类学文学”、“民族学文学”，抑或二者兼而有之，但就是没有传统文学理论一再强调的“文学”。与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仍注重文学性相比，西部项目所表现出的文学性边缘化趋向非常明显，总项目在逐年增加，但“中国文学”却从未超过4%，其中，真正纯粹的文学研究则仅占1%—2%。 (作者单位：宁夏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