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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翔的散文充分地体现了散文求真的传统：真实、真诚、真切。他注重描写，叙事成分只是作为补充，细节上巨细无遗，所写的内容也都是极其普通的乡土事物。路、水磨坊、雪花、犁、麦草、苜蓿、烧柴、包包菜、麻雀、蜜蜂、羊、鸡、土豆、包谷、粪火、炕……这些细琐的事物出现在回忆之中，呈现出温馨的面孔。在大段的细致入微的观察中，显示出作者对于它们的迷恋，但这种迷恋本身并没有呈现出抒情的风貌，书写者沉浸于其中，并没有自觉要出乎其外、跃乎其上，而仅仅是为了呈现而呈现，让事物尽量以一种客观的面貌出现在读者眼前，尽管这种客观的面貌只是作者的主观。 如果与刘亮程同样写雪的《寒夜吹彻》做对比，钟翔的《雪花那个飘》就尤能显示出自己的特点。他并没有从物象与风土人情中抽绎出玄妙的哲思或者精妙的警言，而是以平实散淡的笔法，写到下雪、扫雪、铲雪、吃雪、滑雪、雪中捕猎的各种事情，让事物如其本然、自我呈现。它们之间内在并无逻辑关联，甚至也没有构成情感上的一致性，而只是由着作者意识流动的回忆视角散乱地铺陈开来。他放弃了隐喻的企图，所以“雪”与“人”都以其自身的、没有包含任何外在价值与意义的形象呈现出自己。因为任何一点人为主观的抒情都会缩减自然的厚度和内涵，而本然面目的现象学式的展示则最大限度地让生命和生活得以表现。这是一种不自觉的本然状态，钟翔和他笔下的乡村就是如此，让无目的性的存在成为主角。 比如《乡村里的路》写道：“村庄里的路，有宽，有窄，有山坡牛羊吃草行走的羊肠小路，有通向集镇去的宽敞的柏油马路，有田间纵横交错的农路，有拉运庄稼粮食的车路。还有许多的路是看不见的，是隐伏的，比如说一个农人心上的思路。他怎么想、到哪里去、干一件什么事、先迈左脚还是先迈右脚、脚印留下后能活多久、何时才能够返回来、路是否懂得他的意图，这些，都是他自己的事，是他自己按原初的想法，去尽心尽力完成的，实现的，与别人无关。”这是一种人与故乡未分的状态，他采用的不是惯常所见的陌生化的修辞手法，而是“熟悉化”。一方面，作者对他笔下的事物非常熟悉，另一方面，他的写法也是一个普通人最熟悉的思维方式。 钟翔散文的大多数篇什都是这种熟悉化的内容，经由类似普鲁斯特式的非意愿性的回忆联缀起来，因而我们会发现，那些在共时性的回忆过滤后呈现在文字中的乡村往事是无时间性的——它们可能是幼年的某个片段、少年时期的一件小事、现在偶发的感想，这些本来属于线性的人生长河中的人事，统统被消弭了彼此之间在时间上的差异性。因此，这些事物所组成的乡村是静态的、已经沉淀为记忆中鲜明意象性的存在，而不是处于急剧变革的乡村。虽然我们都知道，钟翔文字中的乡村在现实里正在经历堪称天崩地裂式的转型。但是作者的思维模式是前现代式的，所以乡村并不是因为对比于现代化的城市文明而表现出浪漫的怀旧般诗意，而是它本身就是抒情性的，无需通过对比去刻意强调。他是在忆旧，而不是怀旧。 因为这种抒情性的本质，所以钟翔的文字纡徐舒缓，其节奏与乡村那种不疾不徐、张弛有度的生命节奏息息相关，这是一种自然化的呼吸节奏，带有大地般的沉稳和厚道。乡村以其质朴的形象展现，没有被作者的文字风景化、客体化、对象化，书写者自身也与这种节奏契合，沉入其中，与乡村合二为一，而没有成为一个现代性的反思个体，疏离在乡村之外。 我们可以注意到，钟翔对社会关系很少描写，他书写的是一个并没有社会化的单纯而明净的乡村。作者的东乡族的族别与穆斯林的身份在文字里也退隐不见，虽然他也写到这方面内容，但因为较之于共通的内在乡土情感，这些外在的文化差异属性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乡土中国的本性，因而钟翔笔下的乡村具有普遍性，而不仅仅是他屡次提到的位于临夏州的故乡流川。它是作者的故乡，也是农耕文明的乡村，更是中国的乡村。 本文原载《文艺报》2015年3月9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