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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族是一个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厚文化积淀的民族，其神秘的原始风情，传奇的迁徙旅程，独特的符号图腾，形成了充满想像的个性文化。遗憾的是，到今天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字，瑶族人民的心灵表达和礼仪习俗，一直藉由口口传播。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的扶持和关怀，瑶族人民的生活日趋稳定，民族文化得到传承和发展。瑶族之子黄爱平背负着本民族的传播责任和文化想像，使他的诗歌创作从一开始就处于高度的书写自觉和精神焦虑之中。 阅读黄爱平的诗歌，一个强烈的感受是：诗人努力展示的与其说是个人“小我”的心灵镜像，不如说他有一种迫切的“代言意识”和“载道情结”。换言之，诗人要执著表达的是一种瑶族历史文化的精神寻根，是一种瑶族人文关怀和身份追寻的现代性转述，是建立在乡村哲学和自然景观之上的对文化母语的道德想像，是理性与感性双重视域的诗性叙事与灵魂拷问。他带给读者的不仅仅是一种审美快感或文化消费，更是一种割扯不断的血缘亲情和民族大爱。 黄爱平孜孜以求的就是要为本民族代言，要自觉成为瑶族文化的薪火传人。他在诗中反复表述浓烈的“瑶山情怀”，他的诗歌文本陌生而清新、隔世而熟悉，既有较强的漂泊感，又有深层的归属感。这种民族眷恋和深情吟唱无疑是为没有文字语系的瑶族人文历史保存一种“民间记忆”，缝缀一处“文化补丁”，张扬一份“民俗清单”。他的创作理想，就是要展示瑶族人民的信仰崇拜和心灵秘史。他说，在个体大幅度的放逐和巨大的文化危机感里，他心灵深处积起厚厚的一份“愁唱”。如何释放这份愁唱，获得心灵的宁静?只有诗歌的光芒能够擦亮行进中的黑暗，只有诗歌的力量能够冲淡心灵的愁唱，使他满怀激情投身到民族身份的认同和文化想像的创作历程中。 著名诗人艾略特十分推崇“透彻”的、“跃出诗外”的诗。他说：“要写诗，要写一种本质是诗而不是徒具诗貌的诗……诗要透彻到我们看之不见的意义，而见着诗欲呈现的东西;诗要透彻到，在我们阅读时，心不在诗，而在诗之‘指向’。‘跃出诗外’一如贝多芬晚年的作品‘跃出音乐之外’一样。” 这段诗论与我国古代诗评家司空图所说的“味外之旨” 相类似。不过，司空图在诗论中所说的“味外之旨”其实来自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和禅宗。中国道家语言符号特别重视语言的空白，讲究虚实结合。写下的语言是实，未写下的语言是虚。 黄爱平对中西诗歌理论有着深刻的领悟，他在创作中努力寻求“跃出诗外”的符意指向和“味外之旨”的美学留白，这使得他的诗在状物写景上不仅仅停留在意义表层的所指上，而着眼于精神深处的语意能指：“你只顾低头握着/油黑粗大的辫子/默默地数着一丝丝羞涩/月亮什么时候掉进了水里/也不晓得”(《井边》)。这样的诗简单地读是爱情诗，但文字背后其实也有着同样的精神焦虑。诗人一直执迷于自己的文化想像，执迷于本民族情感表达时那种汉化之外的具象指归。换句话说，一个人长时间呆在井边，长时间看着自己，以至于忘记了天边的月亮。而美丽的月亮正是自己苦恋的对象。大而言之，这月亮又何尝不是对文化母语渴望的言外之意呢? 对于黄爱平的诗歌阐释，我们既要从传统的审美所呈示的物质层面上去把握，又要从汉民族的道家思想上，分析能够让诗人“去语障”、“解心囚”的精神路途在哪里，更要以一种解放的心灵去体验、领悟和发现诗歌中的意境和妙趣。 不妨看看《春天的虫子》—— 我的这一点点土地/隐藏的根/充满一个孤独者永恒的深情/……/而鸟已说自己的名字/从去年的粮仓探向大地/农事的节拍和对话/是从后院开始的/那儿，两个老田头正交谈/旁边几棵大树，在沉默中/双鬓上沾满阳光和土/这就是春天给我最初的印象/关于它，我知道得/并不比地下的虫子更多/我感到心头一阵微痒/一些小东西，正打着哈欠/缓慢走出 在这首诗中，诗人利用未定位、未定关系、或关系模棱的词语语法，使读者获得一种自由充分的观、感、解读的心灵空间，诗人引领我们在物象与物象之间作若即若离的指意活动。文字清澈、玲珑、活跃、简洁，不但具有绘画意味，还极具电影的镜头感，甚至包括雕塑的意味。波兰诗人契斯拉佛·米沃什曾经说过，作为诗人，“他翱翔于空中。从那里俯视地球，俯视着底下的河川、湖泊、森林——也就是：一幅地图。他一方面是从远处看，一方面却又看得具体。”这段话的意义与艾略特、司空图等人的审美追求有着相似的精神血脉。 必须注意的是，黄爱平对自己的民族身份十分敏感，他用细腻的笔触展示心灵的脆弱和难忘的记忆。在《怀念父亲》中，他丰富的情感在苦涩中发酵和沉淀：“五月的花香是这样浓郁/对我是伤害，也是抚慰”。岁月流逝了，父亲的模样已模糊不清，但心灵深处，却无法抹去对“吃鱼事件”遥远而甜蜜的追忆：“鱼刺卡在喉咙/父亲抱着我匆匆穿过黑夜/我望见天空中一轮弯月/在父亲头上摇来摇去”。自己不小心的“受伤”因为浓浓的父爱反而成了一种温馨的记忆，成了连结自己与父亲的精神纽带：“在五月，我就想摸摸/时间的厚度/让一个人听一听鸟的啁啾”。父亲去了，代表父亲那一代的文化也随之而去。这是多么的无奈，又是多么的令人怅然。 福莱(Northrop Fry)认为，神话是一切文学作品的铸范典模，其中心神话是追求(quest)，包括金羊毛、圣杯(Holy Grail)或中国的唐僧取经式的。尼采说：“一个没有神话的人也是一个无根的人。” 同时，神话和文学都需要“诗一般的信仰”(poetic faith)，一个民族如果丧失了这种信仰，就会成为“没有根”的民族。梁启超也郑重指出：“拿神话当作历史看，固然不可，但神话可以表现古代民众的心理……从神话研究，可以得着许多暗示。” 瑶族有着自己的神话，但不少神话因为岁月的流逝而消失。黄爱平不愿让自己成为“没有根”的民族，但在追寻“诗一般的信仰”的精神旅途中，他只能依靠当下生活中的文化想像来形构自己心目中的神话。例如，《稻草人》就是这样的一个范例：“稻子隐藏在稻穗里/稻草人从话语里/站出来。童年，我/曾独自一个走向空旷之处”。我喜欢这样的诗，喜欢这样带有质感、意象饱满而清新的诗：“磨亮的镰刀，在丰收之外/稻草人的空间比人要大/并且每一次，它都先于我/抵达某个地方，让我徒自眺望”。这样的诗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现代气质。类似的诗还有：“有多少落叶，就有多少秋天的手/使劲敲打风/并伸入诗歌内部/掏空我们的五脏六肺”(《落叶》)。透过诗歌的意象，我们不仅感受到秋天的力量，更感受到诗人内心的隐痛和对生命之根的沉重追问。 “时间每走一步都伤害着你/这和爱情一模一样/时间慢慢会露出它的本质/这也和爱情一模一样/不同的是——/时间会忠实地陪伴你/而爱情，常常在半途中/拍下满身灰尘，转身走了”。(《时间和爱情》)如果仅仅从哲理的角度来分析这首诗，就会让诗歌应有内在的张力和丰富的表现丧失大半。事实上，这样的诗歌语义不仅仅表现在文字之上，它深层的意蕴更多的隐含在文字之下。像海明威的“冰山理论”一样，意义的显露会根据不同的人、不同的受众对象、不同的个体经历而变化。这种变化是多义的，是不确定的。确定的东西总是有肤浅、单扁和线性的感觉。诗歌的丰富性恰恰在于意义的朦胧，它引诱读者参与其中的创作，使意义呈现最大化。 总之，作为瑶族文化的传唱人，黄爱平忠诚于自己对时代的观察和感受，也忠诚于本民族的文化想像。他的诗歌比较蕴藉含蓄，重视内心的开掘，而又与身份追寻的精神焦虑息息相通。我很高兴地看到，诗人秉持自己的创作理想和审美追求,努力承续源远流长的瑶族血脉，彰显独特的艺术个性。这样的诗歌，不仅是本民族的，更越过了本民族的地域局限，走向新的更高的领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