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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杂居的地区,在新世纪里,这种历史文化基因已经内化为一种相对稳定的作家文化意识,以一种或隐或显的方式存在于当代西部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中。西部少数民族作家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解读着这片土地的文化形态,用自己的心灵去体悟着这片土地上民众的生活和性格。本文拟从三个方面来解读这种鲜明的文化意识所表现出的文化特征。 一人物形象:“先赋角色”和“自致角色”的互动 每一个生命降生之初,就开始了其社会化的过程,对此,人类学有这样的表述,“就每一个人类个体而言,其诞生之初不过是一个与世界上林林总总生存着的动物相差无几的生物体。欲使这个生物体演变为符合社会要求的文化人,人类群体便要施加种种社会文化的影响。这样一个后天教育的过程, 在人类学中被称做文化濡化( enculturation) ,其基本含义为:‘人类个体适应其文化并学会完成适合身份与角色的行为的过程。’(许木柱著《心理人类学研究晚近的发展趋势》,载于《思与言》13卷5期,台北, 1976年。)这个过程是极其曲折漫长的,对每一个个体,可纵贯其整个生命历程。”①综观少数民族作家的生活历程,可以看到,相对于汉族作家来说,由于宗教、历史、地域、经济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少数民族作家的濡化过程是比较复杂的,他们经历着多种文化的选择、学习、继承和运用过程,而承载着这些文化的语言又是多样的,这样一种复杂的状态,导致了作家们角色意识的混杂,在文化场域中,他们的“先赋角色”和“自致角色”形成了互动的局面。这种状态,正如裕固族作家铁穆尔在其散文集《星光下的乌拉金》自序中所说“我是一个受现代汉文化教育的北方游牧人的后裔,我属于游牧在夏日塔拉的尧熬尔鄂金尼部落,从小接触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生活在不只是一种历史、一种群体、一种文化中。”角色是一个习得的过程,文化人类学将人的角色大体上分为“先赋角色”( ascribed role)和“自致角色”( achieved role) 。具体来说,“先赋角色”是“指一个人不是通过后天的努力,而主要因出身、性别、肤色等先天因素所获得的角色地位。”②“自致角色”( achieved role)是与先赋角色相对的概念,指的是“依靠自己的努力和行动而获得的角色地位”。对于西部少数民族作家来说,“先赋”的是童年时受到的民族民间文化教育,而“自致”的是成人后受到的学院精英教育。两者在不同的时段以不同的方式濡化着作家,在写作过程中,这两种文化背景同时制约和影响着他们的思维,构成了一种动态的写作场域,这一点,在尕藏才旦的长篇小说《首席金座活佛》中有鲜明的体现,而作者的这种角色意识,其实非常明显地体现在了人物形象的身上,如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吉塘仓活佛,在作者的笔下,他既是藏区德高望重的活佛,又是一个深谋远虑的政治家,而且,还是一个非常有经济头脑的商人,所以,他在藏区具有很高的威信和口碑:“吉塘仓交际广泛,来的客人很多,有内地请来观光旅游做买卖的汉、回、蒙各界人士,更有草地各部落的土官头人,还有吉塘仓所属神部拉德的教民,前来朝香拜佛、供经供饭或到金鹏镇出售土特产的农牧民朋友。”与此同时,作者还将吉塘仓描写为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意的正常男性,细致地刻画了他和恋人云超娜姆凄婉动人的爱情故事。因此,在这个人物身上生动地体现出作者双重角色的互动。作者并没有单纯地去表现人物的“神性”,而是将其置身于历史的场景中作最贴近实际的表现,可谓融神性与人性于一体、神圣与世俗于一体。正因为进行了这样一种处理,使得作品中的人物既超越又亲切,既高尚又随和,在神性的辉映之下,充满了人性的光彩。我们可以将尕藏才旦称为“学者型的民族作家”,尕藏才旦也这样总结过自己的创作目的:首先他想把历史小说、叙事小说和文化小说的创作合而为一,《首席金座活佛》是初次尝试;其次,他认为藏传佛教是藏族文化的核心内容,通过对寺院、活佛等的叙述描写,张扬藏族文化的个性;第三是想探索安多地区的民族关系;第四是希望通过《首席金座活佛》反映安多地区藏人的历史生活,向读者展示藏人对生活充满信心、对万事西部少数民族文学中的文化意识万物感恩的心理,从而让更多的人热爱藏民族和他们生活的土地。③从他的这段自白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作者自觉地将双重角色内化在了他的写作之中。相似的例子出现在青海作家梅卓的短篇小说《出家人》中,在这篇小说中,作者塑造了生活在草原上的一对恋人,他们善良而痴情,作者用诗一般的语言展现了人间美好纯真的爱情:“洛洛的手里握着曲桑的手。男子的手里握着女子的手。两个不相干的世界在这个温暖的夜幕下,渐渐合为一个完美的整体。”然而,好梦却没有成真,最终男子选择了寺院作为自己终生的归宿,爱情将成为悲剧,作者这样描写了两个人分手的场面:“洛洛说:‘我能到寺里去看你吗?’‘那不行的,寺里不允许。’曲桑说着,伸手拭去洛洛脸上的泪珠。洛洛捋下左手腕上的一串木质念珠,把它塞到曲桑的手里,说:‘给你,拿去罢! ’曲桑知道这串念珠是洛洛家祖传下来的,他握着念珠,那上面尚有洛洛的体温。曲桑说:‘你已成我的施主啦’女孩儿紧紧拉住他的手,哭着说:‘别忘了我,你别忘了我’曲桑说:‘再见,洛洛,我们来世再相见吧! ’”读之令人肝肠寸断,想来却有着深长的文化意味,是作者对自己所置身的民族文化的一种理性的思索,宗教文化和人文关怀水乳交融。最可惜的是结尾处女主人公写给男子的信的丢失,用笔可谓残酷。总体上来说,作者写作时“先赋角色”和“自致角色”之间的隐秘互动使得作品体现出一种文化的张力。而这一张力是一股具有无限潜力的民族文学生命之水,将以其丰富的营养,孕育未来的文学之花。 二理性认知:“族群意识”和“人类意识”的整合 对于当代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作家而言,文化意识体现出鲜明的多元化特征。即一方面作家感觉到了比任何时候都强烈的民族文化所受到的巨大冲击,这使得他们自觉地用文学的语言去记述文化的实事,同时使得民族作家的族群意识空前觉醒,对于自己的族群身份有了鲜明的自觉和感知;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民族作家又不同于任何历史时期的作家,他们面对的是全球文化趋于一元化的大背景,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的强势文化形成了鲜明的优势,而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很多民族的文化甚至濒临于灭绝。然而,基于经济基础之上的强势文化却不一定能够拯救人类的灵魂,甚至使人类在精神上走向了荒蛮而不是现代。所以,一些作家开始对本土文化进行深入的思考,试图从族群的“草根文化”中寻求治疗人类精神疾患的良药,作家们的文化意识呈现出这样一种状态:“族群意识”和“人类意识”的整合状态。 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裕固族作家铁穆尔。铁穆尔是一个具有深厚史学功底和丰富的田野作业经验的散文作家,这样的认知结构使得他的作品在具有浪漫的诗性气质的同时,有着自觉的文化探索和思想追求。他力图从民族文化中提取一种积极的因素。从文本表象来看,铁穆尔心仪的是他的腾格里大坂下属于他自己的苍狼大地,所以他用自己所有的才华和热情在讴歌这片对别人来说完全陌生的土地。在《尧熬尔之谜》中,作者这样写道:“草原上的尧熬尔人多是一些好客、心地诚实善良和粗犷质朴的人们。酷热的气候,残酷的历史,貌似强悍、坚忍的人民,如果深究其本质,他们像是很多北方游牧人一样,绝对是温情、人性和浪漫的。”在《狼啸苍天》中他说,“阿妈每天都在帐篷边祈祷着,她在祈祷声中迎来日出送别晚霞。她在祈祷那云中的蓝峰、灿烂的北极星、汹涌的雪水河,还有那骑着棕色公山羊的火神祖先的亡灵赋予了高山大河以生命力,它会保护、援助我们,使恶魔、强盗和奸邪之徒远离我们。 我们的灵魂将在四季平安、幸福。我常久久地坐在山岗上,凝望远方蔚蓝的天空。朵朵白云向远方飘去,我知道在更远的地方还有许多草原、群山和江河湖泊。世界一片静谧、冷峭。”但是,作者其实深知生活的现实并非如此,这里的草原只是他梦中的蓝图,所以他在浪漫中流露着理性:“夏日塔拉草原的冬天总是狂风呼啸,暴风雪遮天蔽日。我常听到一些熟悉的和陌生的尧熬尔人,在酒醉后因各种事故死去。”如果说,这是用一种写意的手法在表现人类的灾难,那么,在《歌谣的灵魂心灵的力量》中他直接写出了这一担忧:“还有多少多少宝贵的生命在那一个个超级灾难中丧身, 1986年4 月26 日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 2003年的非典等等还有那些无助的童工、雏妓”所以,我们可以说,作家是理性的,他并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在其思想的深处,有一种平民主义的立场和人道主义的关怀。他面对现实中的问题,在苦苦探寻解决的方式,祈求着人类社会的安宁与祥和。这一过程,可以说是少数民族作家的一种文化自觉,他们发挥自己熟悉两种文化的天然优势,自觉地去探索本民族文化中的进步成分,希望从中发掘出对全人类有益的精神营养。正如铁穆尔所说:“辨明自己的民族身份和文化根源,不要失去自己的特征是至关重要的。也就是在不丧失自己民族的独特性的前提下,一定要摆脱民族利己主义,自由地服务于全人类。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义务就是要充满同情和爱去努力了解别的文化,别的社会,然后去挖掘、表达和叙述。尤其是需要去了解那些被时下的人们所忽略和蔑视的文化和社区。当然,这样做也许很困难,但必须这样。”作为一个严肃的作家,他发下了一个做人民歌手的誓愿。应该说,在铁穆尔的散文中,传承着一种文化精神,而这种文化精神,正是族群意识和人类意识整合之后的结果。作出与此相类似的文化选择的是青海的撒拉族诗人马丁,在其诗作《穿过草原》中诗人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在那个雪夜,我们是迷途又饥寒的羊只/如果不是腰顶水桶的牧女停下脚步/如果不是母性的博爱与慈悲/我们怎么走向雪原深处的帐房/怎会有神话中的温暖和盛典/起初是酒,举过头顶/青稞的精髓高于一切/晶莹的露珠龙碗口沿/滴滴落下,落地无声(而滴在心上,却有纯金的颗粒滚落钢板的清脆之音) /而后是肉:整锅的绵羊肋骨/而后是奶茶、糌粑”作者以其诗性的笔触讲述了一个感人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我们看到作者的伊斯兰民族身份已经不是很鲜明,代之的是一种各民族和谐共存的视角,所以,与作者不属同族的藏族牧羊女因为一种互助的精神而闪耀出伟大的“母性的博爱与慈悲”。 从上述两个作家的创作我们看到了他们的文化意识带有鲜明的整合性特征。一方面,作家在作品中细致、真实地记载了大量的民族文化实事,力图让文本成为传承民族文化的载体,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文本讲述的是族群记忆;但另一方面,这种讲述又具有鲜明的人道主义特征,即作家的立场并不是只为某一个民族服务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试图在文本中探索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这种文化意识的终极目的是一种开放、宏阔的人文关怀。导致作家们文化意识整合的原因值得我们深入探究,但笔者认为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作家们知识储备中的宗教文化影响了这种文化意识的形成,因为,对于受过精英教育的作家们而言,宗教的文化姿态是知性的,也就是说,相对于普通的宗教信仰者,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们更多地从文化层面上去理解和咀嚼宗教文化,通过对宗教文化意义的探询,作家们更多地思考着宗教文化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这种哲学理念的形成,使得作家们将宗教文化的积极部分纳入了整个人类精神发展的蓝图之中,从而形成了比较宏阔的人类视野。 三感情归依:“牧人情结”和“城市谋生”的矛盾 西部的少数民族作家大部分有着丰富的基层生活经验,他们早年的生活同以牧区为代表的田野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成年后因为求学、工作来到了都市或者小城镇,许多人便因此而永远离开了自己深爱的田野,成为“城里人”。然而,前期的牧区生活经验和后期的都市现实归宿之间并非是和谐统一的,相反,因为“牧区”和“城市”这两种文化的异质性存在,给作家的内心世界带来了深刻的矛盾。于是,对牧区生活的眷恋和对城市生活的无奈便成为他们写作中的一条主线。当然,这种眷恋并非现实中的,而只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虚拟想象,在这里,“牧人情结”只是一个美丽的人生理想,它给在城市深处苦苦挣扎的作家带来一种纯粹的心理安慰。 如藏族作家白玛娜珍的小说《拉萨红尘》中通过对拉萨和内地城市上海之间的空间比较来表现自己的文化理想。在上海这样一个金钱操控的城市里,雅玛,这个骨子里向往自由和真诚的拉萨女子却遭受了更大的人生打击。于是,这个霓虹闪烁的十里洋场,这个世俗女人梦中的天堂,却成为雅玛眼中的地狱:“坐在面黄肌瘦的一群病态的陌生人中,坐在呻吟、眼泪和死亡中间,她体味着被抛弃、被遗忘的孤苦。”在作者眼里,都市文化是缺乏生命力的,于是,作品中作者借徐楠之口,用一种近乎戏谑的口吻去描摹了都市女郎的行状:“他不由想到上海的那些女孩:衣着讲究,一丝不苟,在麦当劳或肯德基快餐厅,露出尖利的细牙,按鸡肉的纹路一条条把肉撕下来,嚼着。”这中间的喜好是分明的,来自藏区的作者喜欢自己所归属的游牧文化,张扬并赞美那份来自雪域高原的纯净生活,从内心深处对局促而斤斤计较的都市文化有一种天然的抵触。于是,拉萨成为作者心中的天堂,这里没有尔虞我诈的铜臭气息,只有通透清亮的拉萨河水流过世俗的生活,度化着时时有落入物质陷阱诱惑之险的人心。然而,作者却不得不常常和自己不喜欢的城市文化有着联系甚至于纠葛,于是,小说中挥之不去的是一种淡淡的感伤。在青海作家龙仁青的小说《人贩子》中有这样一段非常温暖的牧区生活场景的描写:“那一堆燃烧着的羊粪火上青烟袅袅,有着青草气息的羊粪的香味弥漫在院子里。尼玛的老婆达娃仍然忙碌着,那只不错的屁股依然向着尼玛高高地翘起着。尼玛悄悄走过去,朝着达娃的屁股轻轻拍了一巴掌。”而他们的儿子嘎玛的假期计划是“疯掉了玩,往死里睡! ”这样略带幽默而生活质感十足的句子写尽了牧区生活的温暖与和谐。从这一家三口的幸福生活中我们看到了牧人是如此的勤劳而易于满足。充分表达了作者在书写过程中对充满温情的人间生活的极度重视。可是,在异化了的现代物质生活中,尼玛让儿子嘎玛把别人捐献的小课桌让给了同学,而嘎玛只能冒雨去同学家写作业,于是,为了一张所谓大款捐赠的普普通通的学生小课桌,这个善良勇敢倔强的藏族小男孩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他的父亲尼玛,一个公而忘私的藏族村干部,在去城里购买小课桌以告慰儿子时,因为对儿子的过度思念,以致要拉着别人的儿子回家,最终的结果是尼玛被城里人误认为是人贩子,浑身是血地倒在了警察的拳脚之下这是都市文明对牧业文明的残酷嘲弄,是作者对两种文明的深度思索。 以上的文化意识是“有意味的”,它表明当代的西部少数民族作家试图在历史和现实、传统和现代、民族和人类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的结合点,这是一种积极的文化姿态,体现了民族文化在新世纪里文化适应的路径,表现出少数民族作家的才智和胆识、气魄和胸襟。但是,这似乎也是一个不容易突破的文学困境,承载着少数民族作家的渴望和困惑、挣扎和无奈。无论结果如何,这一以集体性方式呈现出来的文化姿态,体现出了当代西部少数民族作家在向现代性跃进的过程中所作出的一种可贵的文化努力,在当今世界文化生态整体恶化的大背景中,是一种相对积极的文学策略。这一策略的现实意义是重大的,但其过程肯定是漫长的,需要一代一代的少数民族文学工作者的努力,更需要不同文化之间的真正交流、沟通和深度理解。时下,文学生态的问题成为文化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而少数民族文学的繁荣和良性发展应该是文学生态环境中不容忽视的一个支点,值得去思考和探索。 （来源：当代文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