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从史诗的定型流变、游牧文明与海洋文明的自然审美差异、社会的转型和个人意识的觉醒、深刻的命运观等四个方面对东方的蒙古和西方的希腊这两个不同民族的史诗进行比较性探析，以期探索史诗作为人类早期文化文本的基本特质，借以揭示蒙古和希腊两个民族文学不同的审美走向，并在跨文化视野中解读史诗中所蕴涵的文化差异和文化特质。 【关 键 词】史诗/民族/文化/比较 史诗，作为人类审美行为中从语言过渡到文字的特殊文本，是一种古老而宏伟的文学体裁，是人类文明进程宏观而形象的概括，也是人类文明反思的启示录。一部优秀的民族史诗是一个“民族精神标本的展览馆”[1]，各民族都把自己的史诗视为民族文化的象征。在世界文化的大范围内，蒙古民族和希腊民族都拥有悠久辉煌的史诗文化传统。希腊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和蒙古族史诗《江格尔》因其对古代希腊和蒙古民族社会生活的全面反映和文学建构，一直为后人所称道，成为他们民族文化的精髓。这几部史诗作品都取材于两个民族历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以传说中的英雄为原型，既反映错综复杂的社会斗争，又表现鲜明的时代精神，并以丰富广阔的画面，智慧地揭示出人性的振幅，真实地记录了文明前驱的轨迹。各民族的史诗文化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虽然分布于不同的文化区域内，分属于不同的民族范畴，但人类生存方式的相同或相似使人们在生理和心理结构上存在着极大的共通性。此外，人类的进化与发展也经历了大致相同的历史进程。人们对客观世界往往产生相同或相近的理解与感知。人们之间的审美观虽有差异，但本质上是切近的，所以，各民族的史诗文化也总是表现出相同或相近的特征。但也要看到，各民族史诗毕竟是不同民族在不同历史和文化背景下的创作，所以反映出的文化内涵和文学品质也并不完全趋同。蒙古和希腊这两个民族的史诗，在审美理想、文化精神、文学表达方面，还都存在明显差异。在不同的民族心理、文化环境、宗教信仰影响下，两个民族的史诗创作又各具特色，具有鲜明的民族和地域色彩。史诗的同质特征带来两个民族之间文化上的认同，异质现象则突显出各个民族独特的精神个性。 一、史诗的定型流变 史诗是长期积累、流传、聚集、积淀而不断扩充、丰富的民族文化结晶。原始民族史诗一般都起源于民间歌唱，经数代演唱者以口头吟诵的方式传承下来，它不是在较短时期内创作完成的，而是经历了漫长的创作与传播。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经过民间艺人的不断加工，史诗情节才逐渐增衍，内容日益完善，艺术上也日趋成熟。在这一过程中，不同时代的人们往往会将时代的宗教意识、思维理念和生活形态刻意地填充进去，并依据不同的审美喜好对其进行增删修改。一部民族英雄史诗，从产生到形成，到最后定型往往会经历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时间。 我国的少数民族史诗《江格尔》是在各地区蒙古族民众中以口头形式流传着的英雄史诗，在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演说版本。它从产生到现在依然处于流变之中，仍然属于“活态”史诗。口头传承是《江格尔》史诗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演唱英雄史诗《江格尔》的民间艺人，蒙古语叫做“江格尔奇”，他们是《江格尔》这部不朽的英雄史诗的保存者和传播者。目前，在新疆卫拉特地区，仍然有多位大师级的“江格尔奇”在传唱这部伟大的史诗。这些演唱者，不仅是史诗的演唱者，而且在演唱的过程中还参与了史诗的再创作，影响了史诗的流变。在演唱时，他们会对原有诗篇进行一定的修改和补充，以适应不同地区有着不同审美倾向的听众的需求。所以《江格尔》从产生到现在拥有众多的译本和抄本，它们与早已定型的希腊史诗不同，是始终在民间流传的活态史诗。 一部英雄史诗定型的快慢，和一个民族社会发展的进程密切相关。希腊史诗的定型是比较早的，我们今天看到的最早的荷马史诗抄本，大约形成于公元前10世纪左右。到公元前6世纪中叶，在雅典执政官庇士特拉妥的领导修订下，史诗内容趋于完整。公元前二、三世纪间，经亚历山大城几位学者最后一次编定之后，史诗就有了定型本，基本形成为一个相对稳定的体系，此后内容就少有改动了。这与希腊奴隶社会高度发达的历史文化有关，社会的发展，部族间的不断融合，国家的统一必定会带来文化上的认同。而蒙古族史诗经历的流变时间远比希腊史诗漫长，具有庞杂的口头体式和手抄本，直到印刷本出现后，史诗的面目和内容才逐渐相对稳定下来。其漫长的流变与甚晚的定型主要是由社会生活和宗教传统的特殊性决定的。此外，蒙古游牧民族的分散状态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文化的统一。 此外，区域文化空间的不同也是促使史诗流变的重要因素。希腊民族是海上民族的代表，他们对异邦文化总是怀着比内陆文明大得多的好奇心和宽容心。在希腊神话和史诗创作中，可以明显看到东方，特别是古埃及和古巴比伦的影响。频繁的海上战争和海上贸易扩大了希腊人的视野和胸襟，使他们易于摆脱狭隘的地方性偏见和传统习俗。面对众多的异文化参照，古希腊人在进行文学创作时更善于取舍和调整，在不断地否定与接收中渐趋完善。他们一方面继承了希腊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又大量吸收了古代近东的优秀文化遗产，创造出辉煌灿烂的文化成就。而《江格尔》是产生和流传在阿尔泰山和额尔齐斯河一带的蒙古族卫拉特人中的游牧文明史诗。史诗的创作者和传播者长期生活在内陆深处与世隔绝或半隔绝的文化状态里。在这种文化区间中，很难形成航海民族广阔的文化视野和宽广的文化包容心，因而构成较封闭的文化体系，所以蒙古民族在固守自己民族传统文化方面，比希腊民族要坚决得多，这种文化和生活心态使他们很难扬弃固有传统，批判和否定精神也没有希腊人那么强烈。具体到蒙古史诗的创作，在史诗的流变过程中，新的宗教和道德理念不断涌入，但旧的观点始终没有被扬弃，因而导致了其内容体系的庞杂和定型的困难。 二、游牧文明与海洋文明的自然审美差异 古代的先民对自然有很大的依赖性，与自然的关系极为密切。每一个民族都有独特的对美的感受和表达方式，自然环境对民族审美意识的形成会产生深刻影响。从史诗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描写中，可以反映出一个民族和其他民族迥异的审美思路和文化心理。 在蒙古族史诗《江格尔》中，有许多对自然生命饱含深情的描写，再现了古代蒙古游牧草原的自然风光。草原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家园，是他们生活、繁衍的乐土。“成群的野兽到处出没;走到平原上眺望，肥壮的牛羊到处游走。那里有绿油油的草原，长着马群喜欢吃的博特格草，绵羊喜欢吃的白山蓟，驼群喜欢吃的东格草，山羊喜欢吃的矮蒿草。额尔其斯本巴乐土，有无数条河流，还有三个蔚蓝的大海。那里没有干旱的春天，只有丰硕的秋天;那里没有风沙的灾害，有的是肥壮的畜群;那里没有严寒的冬天，只有温暖的夏天”[2]。史诗生动地描绘出蒙古草原的独特风光。蒙古民族重视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大自然在蒙古民族的心里是充满亲情的，是人格和心灵化的象征。草原哺育了世代在那里生息繁衍的人们，它的苍茫、辽阔也塑造了蒙古民族独特的个性。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更加造就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交融，铸就了内涵深刻而丰富的草原文明。在广袤的大地上、无垠的草原、奔腾的河流、飞驰的骏马、洁白的羊群、千姿百态的花草，赋予了蒙古民族无与伦比的自然美景，这就使得蒙古民族对自然怀有崇敬之情，热爱自然生命的审美意识非常强烈。史诗对自然景色精心出色的描写，表现出蒙古人民对自然的敏锐感受力和强烈的自然崇敬心理。史诗对江格尔理想王国宝木巴的塑造和描绘更充满了对自然美境的礼赞，“江格尔的乐土，辽阔无比，……。巍峨的白头山拔地通天，金色的太阳给它撒满霞光。苍茫的沙尔达嘎海，有南北两个支流，日夜奔腾喧笑，闪耀着璀璨的光芒。……在芬芳的大草原南端，在平顶山之南，十二条河流汇聚的地方，在白头山的西麓，在宝木巴海滨，在香檀和白杨环抱的地方，矗立着江格尔的宫殿”[3]。从史诗中，我们可以领悟到蒙古民族对自然美丰富而细腻的审美情愫。在他们心中，自然的永恒神性和人类生命的神圣性一样，同是长生天的创造，同是宇宙最高和谐原则的显现。 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荷马史诗》与蒙古族史诗不同，更多描写的是与自然的对立，强调对自然的征服，表现的是海洋文明的文化因子。在对强大冷峻的自然威力的描写中，体现人与自然距离、隔膜的对立心态。首先，多次写到了洪水、旋风、暴雨、巨浪、水灾、雪灾等当时还无法完全战胜的自然灾害。如在《奥德赛》中描写到“阵阵强劲的西风，扫过一大片密密沉沉的谷田，来势凶猛，咆哮呼喊，刮垂庄稼的穗耳，摇撼着茎干”[4]。自然的强大破坏力使人们对其充满了敬畏。其次，表现出人与自然的抗争，反映了古希腊人在极为恶劣的生存环境下，对自然的神秘和伟力积极探索并不甘示弱的精神，体现出他们既膜拜自然又企图征服自然，既把自然神化又要支配自然的复杂心态。在《奥德赛》中，自然经常幻化为妖魔或神祉作为人的对立面存在，而人类强烈的生命力便在战胜和征服种种神魔中显现出来，如奥德修斯与魔女基尔克、海怪斯库拉和卡律布狄斯之间的斗争。在与自然的争斗过程中，人的内在力量进一步增强，更多的智慧因素渗透进来，人开始成为自然的主宰，而不再仅是弱者和失败者。如史诗描写到，赫耳墨斯执行宙斯的命令时，“他踏临皮厄里山脉，从晴朗的高空，扑向大海，贴着浪尖疾行，像海鸥搏击惊涛，穿飞荒漠大洋的骇浪，捕食游鱼，在咸水溅起的泡沫里振摇翅膀，跨越伏连的浪水”[5]。英雄穿梭于自然之间，流露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征服自然的昂扬精神和自信。面对狂风巨浪等自然灾难，人们已不再认为它无法战胜，而把这些自然灾害，看作搏斗后可以征服的对象。人们在对自然的敬畏中，又不断冲撞着自然，渴望凌驾于自然之上。 从蒙古族和希腊的这几部史诗中，我们可以看出，身为游牧民族代表的蒙古民族与自然有强烈的依存关系，对自然怀有崇敬的心理，积极地寻求与自然的对话，追求物我同一。而孕于海洋文明的希腊史诗则侧重表现人与自然的对立，强调对自然的征服，在对抗中寻找和谐。总之，以自然美为切入点来解读两个民族的史诗，我们不但能体味出他们与自然迥异的关系，而且也能感受到这两个民族独特的审美文化心理。 三、社会的转型和个人意识的觉醒 社会的转型与个人意识的觉醒，是史诗得以产生的基础，共同主题往往在这一时期内生成。在史诗发生的时代，社会的激荡演进带来人类思维意识的空前活跃，而这又必然丰富人们的形象思维能力。人们开始由对自然奥秘的探索和远古生活的追忆，扩大到对广阔现实生活的观察体会和感悟中。在对旧意识的扬弃和对新意识的建构接纳过程中，人类开始意识到自身力量的强大。人类不再完全沉浸在泛神论或图腾意识的古老信仰中，而是开始由神祉崇拜转向英雄崇拜，对人自身给予更多的肯定与赞美。在这样一种社会历史背景之下，口传诗人们开始以大量的神话、传说和古老的英雄故事为原始素材，来创作歌谣赞颂英雄，并借此反映历史现实，抒发民族的精神信仰与审美追求，于是史诗文学由此产生。虽然众多蒙古族史诗和希腊史诗的产生时间并不完全一致，但大体都是基于这样一种文化发生基础。 蒙古民族和希腊民族的史诗创作都产生在社会过渡转型的漫长历史时期，因此，有许多相同或相近的因素蕴于其中。它们都通过战争反映了各民族社会制度交替时代的动荡现实，基本素材都来自于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以及由此演化出的英雄传说。《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产生于公元前12世纪—公元前8世纪的民间创作和艺术加工。史诗中所表现的社会生活，是古希腊历史上的米诺斯—迈锡尼时代。蒙古族史诗《江格尔》同样取材于历史传说、英雄歌谣和神话传说，它描绘的是卫拉特蒙古历史上激烈的军事斗争和社会生活，反映的同样是部族之间的战争。 这两个民族的史诗都歌颂了历史转型期和民族形成过程中的英雄人物及广阔复杂的社会生活。社会文明的发展，特别是民族文明的发展，受到部族内部和部族之间多种矛盾的牵制，而史诗主人公，作为社会矛盾的承担者，往往居于各种矛盾纠葛的中心，因而社会的复杂性在其身上得以更集中的凸现。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个人意识不断扩张，个体思维逐渐从集体意识中分离出来，个人的价值得到了彰显;另一方面，人越来越多地受到多重社会关系和社会强权的限制，个人意志与社会意志间的矛盾经常使英雄主人公举步维艰，因此，命运观开始生成，并越来越强烈地注入人的意识和行为中。从这种意义上说，史诗既是社会冲突、文化转型的产物，也是人类意识新发展的表现。作为史诗的主人公，蒙古族史诗中的江格尔、洪古尔、萨纳拉，希腊史诗中的阿喀琉斯、赫克托尔、奥德修斯，大都是社会转型时期新兴阶级的代表，是民族道德审美情操和审美理想的集中体现者。在他们身上既保留了神话的浪漫，例如超凡的神力，又表现出更多的现实主义色彩。一方面，他们积极追求个体情欲的满足和个人价值的实现，他们的英勇奋战和冒险行动，固然有维护部族集体利益的作用，但他们行为的深层动因却往往由于个人荣誉和利益受到了侵犯;另一方面，面对强大的自然和社会异己力量，这些英雄主人公既表现出对命运的困惑与畏惧，又表现出对命运的拒斥与抗争。 英雄主人公是民族文化多层次的结构体，是民族希望的形象显现，闪烁着民族审美理想的光辉。史诗叙述只有在它能和一个人物最紧密地融合在一起时，才能够达到史诗的生动性。蒙古和希腊两个民族，都致力于塑造本民族的英雄形象，这些英雄人物按照当时人们的思想、信念和意识去行动，他们不仅能把整个时代的生动性展示出来，还能辐射出民族独特的精神气质。史诗的创作者将全民族的审美理想都寄托在英雄主人公身上，使其成为民族心理—文化的缩影和理想的寄托。人物的个性是由他所处的时代和民族精神决定的，阿喀琉斯的狂怒、奥德修斯的狡黠、江格尔的英勇、阿拉坦策吉的智慧都有这样的意义。史诗的创作者把民族性格中分散在许多人身上的光辉品质都集中在主人公身上，所以他们的形象往往包含多重内涵。 蒙古和希腊史诗中的英雄主人公往往具有“神源”特征。《江格尔》中的主要人物多是半人半神式的英雄，他们有着超人的特征，例如可以变化身形、可以预知祸福、甚至可以起死回生。而荷马史诗中阿喀琉斯是帕琉斯和海洋女神芯提斯的儿子。神性与人性在这些英雄主人公身上经常交织在一起，他们往往既有凡人的喜怒哀乐，也有非凡的遭遇和经历。在史诗时代，人的理性意识开始萌发，但尚未全然摆脱原始思维状态，原始的畏惧心理始终存在，人们既对原始的神灵心存疑忌，又无法克制走出这种旧有状态的冲动，因此，为英雄安排了“神源”，使他介于神与人之间，这是英雄神源这一普遍现象产生的动机，我们姑且称之为“借神反神”。这样的安排为英雄的行为，特别是他们的反叛行为提供了合理性。所以我们说英雄的出现本来就是个人意识在社会背景下的张扬与显现。 史诗创作时期，人们依靠勇敢和武力来保全自己所在的集体，能征善战被视为高尚的美德，所以赞美和歌颂英雄主义和战斗精神就成了各民族史诗共同的主题。蒙古和希腊史诗都以生动鲜明的笔触勾勒出一系列英雄形象。古希腊人把战争看作部落争取荣誉和利益的事业，把英雄看作全部落的支柱和光荣。《伊利亚特》中出现了许多描绘战争的场面，史诗作者以赞赏的笔调描绘英雄们为部落而战的高昂战斗精神，赞美他们超凡的武艺、强健的体魄和惊人的智慧。在荷马史诗中，有关昂扬英雄主义、忘我战斗精神的描写随处可见，歌颂英雄是史诗最主要的内容。史诗塑造了以阿喀琉斯和赫克托尔为首的英勇善战的英雄主人公群像，尽管他们有不同的性格和经历，但都把战争荣誉看得高于一切。就像赫克托尔所宣扬的“我的生命是不能贱卖的，我宁可战斗而死去。不要走上不光荣的结局，让显赫的功勋传到来世”[6]。在史诗中，英雄们的骁勇善战、攻城掠入甚至剽悍任性、残忍凶狠都被当作美德加以赞扬，超凡的体魄和武艺被看作评价英雄的首要标准。在这种审美情愫影响下，不管是狂暴野蛮的阿喀琉斯，还是滥用职权的阿伽门农，都成为史诗歌颂的对象。在蒙古史诗中同样有关于英雄主义的生动刻画，史诗集中塑造了英雄的群像。在《江格尔》中，战争场面几乎贯穿于全篇，对战争的歌颂、对战争中英雄的歌颂是史诗最重要的主题。史诗中的正面人物几乎个个是能征善战、视死如归的勇士。“要是来了蛮横的敌人，正好驱散我周身的困盹，要是来了劲大的魔鬼，正好消除我手脚的酸痛!”[3] 面对敌人的侵犯，以洪古尔为首的英雄将领进行了殊死的反抗。即使在其被捉面对敌人酷刑时，依然能够不屈不挠、慷慨激昂，“难道我没有生死与共的伙伴，难道他们不会来报仇……受百年折磨也不哼一声，挨六年拷打也一句话不讲”[3]。这种不屈服的斗争精神和昂扬的英雄主义基调是对那个时代审美理想的最好关照。 这两个民族的史诗不仅塑造了勇猛善战的英雄形象，同时也都塑造了智慧型的英雄领袖。希腊史诗中奥德修斯，是一个追求个体生命价值的英雄主人公。他凭借个人的智慧、刚毅、勇敢，战胜自然敌对力量，并维护了私有财产及家庭的完整。他具有强烈的主体精神，不太听凭命运等偶然因素的摆布，而总是深谋远虑、冷静观察，不断进行冷静的选择。他的身上有浓重的社会色彩，也更具有理性色彩。他面对的是自然与社会的双重考验，既有来自大海的神秘威胁，又有社会对他家庭的冲击，他总是可以很好地处理各种矛盾。而在蒙古族史诗《江格尔》中，史诗的创作者也塑造了一批智慧型英雄群像，如智慧过人的阿拉坦策吉、擅长占卜圆梦的古恩拜以及雄辩家赫吉拉干。他们不仅英勇过人，而且还拥有超常的心智，敌人来犯时总是能够出谋献策、化险为夷。尤其是阿拉坦策吉，他是蒙古史诗中第一个智慧型英雄形象，“他能牢记过去九十九年的往事，他能预知未来九十九年的吉凶。他掌管着七十个汗国的政教大权，他能迅速裁断任何疑难案件”[3]。他的形象的出现和塑造集中体现了蒙古民族追求理性智慧的理想，并开拓了史诗的文化内涵。在两个民族的智慧型英雄身上，表现出一种新的社会观和人生观，命运不再绝对凌驾于个人之上，人们是凭借智慧和武力的双重手段才获得了史诗结局中的和平与安宁的。 四、深刻的命运观 命运观是人类在对外界神秘力量难以把握，惶惑而无所适从时形成的思维观念。命运观具有普遍性，它贯穿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始终，是人类思维的基本观念之一。史诗是时代交替时期精神现象的结晶。处在文明过渡阶段的先民们，一方面，还折服于自然与神的威灵，需要借助命运来解释偶然事件;另一方面，随着人类自身能力的增强，尤其是在可以支配相当的自然力之后，人们敢于质疑和挑战的勇气也逐渐昂扬起来，因而史诗中反宿命的题材也反复出现了。 《江格尔》中参丹格日是一个不屈服于命运，勇于抗争，争取婚姻自由的女性主人公。她深爱着图赫布斯，并自愿与他结为夫妻。但英雄洪古尔也想娶她为妻，并且最终一怒之下打死了图赫布斯。面对民族的英雄领袖洪古尔，参丹格日丝毫也不妥协，她咒骂道：“你拆散了我命中的伴侣，让你迷失荒野，走投无路!”[3] 在参丹格日身上体现的是具有反神倾向的人类主体意识的觉醒，她对命运的强烈批判，昭显出了蒙古先民抗命的勇气。面对命运的不幸，人们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反叛精神。他们相信命运，但他们从不消极懦弱地屈从于命运。江格尔、洪古尔等英雄们从不消极待命，而是积极争取胜利，显示出古代蒙古族人民百折不挠的生命意识。这些英雄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热爱荣誉，视荣誉高于生命。对荣誉的热爱，体现了一种肯定自我、追求人生完美的感情趋向和维护个人尊严的坚强意志。为了维护个人的尊严与荣誉，面对再强的敌人也敢于和他搏斗。这种反抗命运的实质是人对命运的精神反叛，是人要掌握自己命运的决心。史诗在这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当时的社会风貌和价值取向，包含着人类最初的意识信念。史诗体现的英雄主义人生观是古代蒙古族文化中的重要方面。 在荷马史诗中，由于古希腊人对命运的担心和恐惧，所以希腊史诗命定的观念相当强烈，他们深刻地体悟到人的有限性。神已经决定了战争的结局，人在茫然中听命于神秘命运的支配，神操纵人的命运，决定战争的进程。命运是人所无法逃避的，阿喀琉斯无法逃脱命运，奥德修斯也必须服从命运安排的一切。荷马史诗极力宣扬命运观念，说一切事情均为“定数女神”或“命运女神”所规定，因而必然会按照预定的定数实现。这种定数是一种必然的天命，不仅凡人不可抗拒，甚至包括宙斯在内的诸神也无法改变。宙斯面对阿喀琉斯必死命运时也显得无能为力，他不是不愿挽救，而是不能改变命运。命运在史诗中表现为一种绝对力量，史诗宣扬了它的不可抗拒，曲折地表现出古希腊人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产生的妥协意识，体现出人类对自身力量及自身局限性的初步认识。在古希腊人的精神世界里，一方面是面对必然宿命毫不畏惧的人生态度。 另一方面则是深层次的对于人生快乐以及现世永生的追寻。正因为在命运苦难的世界里，荷马式英雄那种勇武以及视死如归的精神才显得格外悲壮。我们看到美好的人死得很早。阿喀琉斯在活着时就为他的死而哀叹，他无法逃脱命运，最终沦落为地府中的阴魂。特洛伊陷落后，老国王普里阿摩斯在自己的祭坛下被屠杀，妻女都成了俘虏。就算是取胜的英雄，也只有在经历过许多磨难后才能还乡，虽然较之牺牲的人他们的结局幸运些，但也饱含辛酸。这种悲剧的意味，使希腊史诗的命运主旋律更加高亢、悲怆。但面对命运，史诗中的英雄不是消极等待，而是积极正视命运的残酷。人们凭借智慧与命运周旋，以坚定的意志与命运抗争。阿喀琉斯诞生时，神预示了他有两种命运：一种是过平平安安的日子，一生碌碌无为，但可以长寿;另一种是投身于战争，建功立业但会遭遇早逝，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他所表现出的这种勇于进取的积极人生态度是古希腊文化内涵的核心，也是西方乃至整个人类文化的精髓。主人公以顽强的意志和英雄行为鼓舞人们去面对厄运，以积极的人生观对待命运的残酷。虽然他们的抗争可能失败，但他们追求个体生命自由的斗争精神仍值得肯定，显示了强烈的反叛精神和主体意识。 近百年来，人类对自身的思考不约而同地走向文化溯源，人文学科研究普遍体现出文化哲学、人类文化学的倾向，以求通过文化反思，突显文化重建。而对于人文学科的发展而言，也面临着世界化的趋向。世界文化的交流与融会呼唤着对民族文化和民族特色的再思考与再认识，这种发展态势，使文化建设和文学研究面临着趋同化和求异化的双重选择。一方面，需要我们积极寻求民族文化间的交往、对话、沟通，避免文化相对主义所造成的文化孤立和隔绝，在对话交流中熔铸出具有新质的文化理念;另一方面，文化的发展又必须保持民族的独特个性，使民族文化在自己的特色中得到深化和传播。每个民族的文学中都会有体现自己民族精神、民族基本特色的作品。多种文化比照和对话的结果绝不意味着使这些独特的个体文化消亡，全球化也绝不会湮没民族文学的个性色彩，多角度的对比研究会使民族文学的特点得到彰显，不同体系的文化特色也将得到更深发掘而显出其独特魅力。在此情形下，对于蒙古和希腊这两种不同文化类型的史诗作品进行比较性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发现那些造就古代文明形态的基本要素，揭示东西方文化差异和文学审美的不同走向，从而为民族文化及民族精神的研究提供显性材料，并在跨文化视野中使史诗研究向纵深发展。 【参考文献】 [1]黑格尔. 美学[M]. 朱光潜，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2]江格尔：第1册[M]. 黑勒，丁师浩，译.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 [3]仁钦道尔吉. 江格尔论[M]. 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9. [4]荷马. 伊利亚特[M]. 陈中梅，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5]荷马. 奥德赛[M]. 陈中梅，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6]荷马. 荷马史诗[M]. 魏杞文，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基金项目]本文为内蒙古高校科学研究项目“西方文学与蒙古文学的比较研究”(NJ04029)成果之一。 【文章日期】2006-11-10 【作者简介】吴志旭(1978-)，女，山西大同人，内蒙古师范大学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研究中心讲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