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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构了一个民族一个世纪所走过的文学路线的企图是危险的，因为它很可能导致大而无当或者兼顾不暇，到最后也许只是出现了一个鞭长莫及、以偏概全的尴尬局面。但是这样的努力无疑极其诱人而又意义深远，同时要求始作俑者具有极大的理论勇气。路地、关纪新主编的《当代满族作家论》（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年1月）就是这样的一个尝试。它集中地收集整理了20世纪满族作家的文学创作评论，并在其中体现出民族文学批评在理论上的自觉，在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研究中多所创获。 满族作家文学则自清初满人学习汉文化的热潮中就渐有雏形，他们以刚刚掌握的汉文开始创作，书写建功立业的壮志、家国个人的感怀。经过宗室作家及普通旗人的努力，到了清中期就初步具有一定规模。永忠、纳兰性德、西林太清这样著名的词人诗家，其卓越的艺术实践较之汉人作家亦不遑逊色。及至后来，以文康、和邦鄂等为代表的旗人白话长篇小说创作吸收民间曲艺的优长，自成一格，开京味小说风气之先。关于清代满族文学史的撰述，已经有诸如张菊玲《清代满族作家文学概论》、董文成主编的《清代满族文学史论》等著作加以整理探讨，而20世纪满族文学的研究和探讨尚处于初级阶段，除了在综合性的少数民族文学史及史论著作中略有提及之外，专门性的著作几乎为空白。 20世纪，可谓是满族整个民族命运天翻地覆、东海扬尘的世纪。自19世纪下半叶开始，清朝的气数已经是日薄西山，鸦片战争的后果强烈的冲击了闭关锁国的王朝，以后随着殖民者的步步进逼、长驱直入，虽经洋务运动、维新变法，终究沉疴太甚、积重难返，即使某些优秀人物希望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也已经是回天乏力。辛亥革命之后，满族经历了从吃铁杆庄稼的皇家子民到无一技之长可以维生、受社会舆论排挤的八旗遗民的角色转换。伴随着民国初年军阀混战到日寇入侵，再到解放战争、新中国建立，在整个中华民族风起云涌的变迁中，直至文化大革命后的新时期的改革开放，满族始终随着社会变革的浪涛洪波涌起。 在这样起伏不定的社会变迁和命运扭转中，满族文学传统始终薪尽火传、不绝如缕，产生了为数众多的作家，他们各自用自己独特的人生体验和创作激情奉献出一大批饱蘸民族情感、密切关注实际、蕴涵哲理思索、深味文化甘苦的文学作品。如为人们熟知的、早已为文学史定论的现代文学六大家之一的老舍，在东北作家群里独树一帜的“大地之子”端木蕻良、名闻遐迩的散文名家黄裳、儿童文学著称的女作家柯岩，他们俱以自己题材、风格各异而艺术水准不低的作品充实了20世纪中华文学的园田。直至目前依然方兴未艾，创作势头正旺、时有佳作问世的孙春平、赵玫、关仁山等人，流波所及，余韵犹在。只是一般的读者或研究者在评价这些作家时，往往并没有注意他们的民族身份。满族因为入关统治全国数百年，可谓是汉化程度最深的民族，他们的作家文学也是用汉语创作并传播的，他们的创作是否还葆有本民族独特的气质风貌，或者仅仅是毫无个性的汉语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当代满族作家论》也许会对上述疑问提供一个思考与认识的基础。这本书由作家的民族身份入手，将他们归结在一起，凸现出满民族作家在现当代中国文学史上的贡献和地位，庶几可以算是对于20世纪满族作家创作状况整体的一个鸟瞰、总结和评价，是20世纪满族文学的一个写影。通过这种写影，尽管我们不可能对20世纪满族的作家文学完全把握，至少也可以有一叶知秋的认识。我们发现，主流的文化话语在不同程度上或多或少会影响乃至同化少数民族作家的写作，但是某种根深蒂固的族性血脉总是会穿越意识形态或者文化领导权的隙缝，与本民族文化的传统藕断丝连。这一点也许在满族作家的身上体现得犹为明显，满族作家在与时代主流话语共同合声高唱时代主旋律的时候，比如书写抗日救亡主题的端木蕻良、马加、李辉英等人的作品中，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浓重的满族文化的孑留。 《当代满族作家论》的特色之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视野宏通，兼收并蓄。全书凡五十余万字，参与撰写者50余人，共选论近百年来满族作家53人，容量巨大，厚重深沉。自有清一代至今，满族作家得到如此集中、立体、全方位的亮相、评论，本书是多来首创，在我国整个民族文学研究界也不多见。满族当代文学的研究到目前为止仍然处于起步阶段，系统地将20世纪的满族作家集中起来进行论述更是绝无仅有。因此，本书就具有开榛辟莽、以启山林的意义。书中所选的作家基本上以时代先后为顺序，兼顾性别、地区、职业身份、文体风格等各种因素，从世纪之初的老舍等老一辈满族文学先驱开始，到21世纪仍然方兴未艾的庞天舒、巴音博罗等文学新秀结束。论述对象既包括久负盛名的大家，也有有待更多研究挖掘的作家；既有一直身居北方的马加、路地等人，也有久在南国港台地区的李辉英、林佩芬；有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倾向的孙春平，也有通俗的悲情武侠的一代宗师王度庐，还有满族文学的著名评论者、学者关纪新……大致囊括了当代满族文学创作及评论的重要人物。作为作家个体他们的气质品位、审美风格、艺术价值取向上未必全然一致，但是共同的族性气质依然或隐或显地体现在其作品中。满族学者、北京大学教授孙玉石为本书作的长篇序言，可以当作导言来读。 以单个作家为脉络，通过对于这么多风格各异、成就有别的作家的评论，在进行评论时把他们与时代的命运以及文学史整体构架结合起来，这就使我们不仅了解了满族作家文学在20世纪大致的风貌，更对其在文学总体格局中的位置有了概括的把握。比如革命者金剑啸的诗歌创作，可以看作是早期的革命文艺刚刚兴起时的创作。九一八事变以后，出现了第一个抗日题材小说的作者李辉英和他的“抗战三部曲”——《雾都》、《人间》、《前方》，出现了东北作家群，如舒群、端木蕻良等人。胡可是解放区的戏剧创作，关沫南则代表了伪满地方的进步文学。解放后，胡昭的诗歌可以说是那个时候对新生国家的吟颂者之一，经历了文革后，又是”归来者的歌唱”中的一员。叶广芩经历的一般京味文学创作到回归本民族文化的“家族小说”心史书写，关仁山、孙春平参与的现实主义冲击波的文学思潮建设……满族作家在他们的创作中是与时代的步伐相吻合的，并以自己的实际创作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文学的发展，这种梳理未必精审详赡，但是其粗线条的排列和勾勒也可以使我们见微知著地鸟瞰20世纪满族文学的发展线索和基本运行轨迹。 二、不拘一格，各呈特色。本书体例是作家个案研究的文章汇编，兼顾了评论对象的层次，对于小说家、诗人、评论家都有涉及，评论者同样来自全国十几个省市自治区，各写一章，文有专攻，所以保持了全书比较高的学术水平。其中既有具有理论深度的专题论文，也有作家自叙传（如丁耶的《我的创作之路》），还有的仅仅是作家的某一个作品的评论（如马云《论〈科尔沁草原〉》），这样的不同体式，也反映出编选者不拘一格的视角。这样开阔的视野，加上众多参与者学术在思维、评价角度上的各有专擅，正同当代满族文学创作上的百花齐放、争奇斗艳的总体格局相当，这本书可以说是二十世纪满族文学创作和评论实绩的展示，也是满族文学研究最新成果的汇编。 满族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后裔，在17世纪之出以一个新兴勃起的民族拥有的开拓进取、刚健有为精神，建立了清朝这个统一全国达二百余年的中央集权国家。有清一代，满族以海纳百川的魄力广收博取、为我所用，积极学习、吸收汉民族及其他外来文化，而形成了具有精致典雅、雍容优美的文化品性。所以有人认为满族尤其是以入关以后的旗人为代表是个富有审美情趣和创造力的艺术化了民族。同时，它原先的文化发源之地关外东北的满族依然葆有了祖先的那种浑厚沉雄、朴实粗犷的文化特色。可以说，京旗满族和关外满族两种形态优异而内在血脉相连的文化类型构成了满族文化在近现代的呈现形式。 而对于满族作家来说，他们所代表的情况则又不光为这两种文化形态所局限，实际情况显然要复杂的多。因为，在从19世纪中叶以来的现代性冲击下，加之20世纪下半叶全球化的趋势中，不少满族作家不可避免甚至刻意地淡化了身上的民族特质。而另一部分满族作家则守护着民族文化的家园，重新挖掘渐渐濒临危机的满族文化传统，惨淡经营以求以民族化走向世界化的道路。后者在创作风格和文化扬弃的形态上又分别有侧重京旗文化与回归关外满族文化源头两种不同的类型。对于这种纷繁复杂的文学状况，本书没有刻意的强调某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而是以一种平等的态度对之，只是客观地将之铺陈在读者眼前，展现出他们自身的文学实绩，让他们各显特色，至于是非、功过、高下、喜恶，则由读者自己品评，体现出编者全面综合、客观冷静的治学态度。 三、爬梳剔抉，重新评价。百年来出现的满族作家何啻数百之众，作品更是不计其数，本书编者在大量的原始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爬梳剔抉，取精用弘，具有独特价值的地方在于关注了一直以来被评论界所忽视的一些重要的作家。如通俗小说大师王度庐，在许多文学史中是个被忽略的对象，而本书中李忠昌的《论王度庐的文学史地位及贡献》从武侠小说的发展轨迹、王度庐的创作实绩、王度庐的文学贡献等几个方面重新定位了其文学史上的地位。当代满族重要的作家朱春雨也一度被评论界遗忘，而实际上他作为一个早先以主流话语的军事文学创作成名，而后来却转向了对于本民族文化的书写，计划创作“浪漫的满洲”三部曲，完成了堪称杰作的长篇小说《血菩提》。这实在是个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一个意味深长的个案，为此主编关纪新特邀中国作协研究员何镇邦对《血菩提》作了较有深度的评论，给予其高度的评价，足见编者的慧眼独具。老舍研究是现代文学的显学之一，而关纪新却能在众多研究者中独出机杼，探讨其满族身份和文学创作的联系，进而确立了他作为“民族文学的光辉旗帜”的地位，则是老舍研究中的一个重大创新和突破，并为后来的民族文学研究者开辟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论。书中同时也给予了许多并不出名的作家诗人如田贲、白金以一席之地，从而使20世纪的满族文学风情画卷更加完整充实。所以本书资料性与学术性并重，既可以当作了解当代满族文学创作状况的概观来读，也是一部满族作家个案研究较有学术价值的论文集萃。 当然，金无足赤，本书的缺陷也是明显的。主要体现在编者对于编选文章的体例没有统一的规划，有的文章只是书信或随笔性质的札记，这样就造成了文章质量的参差不齐。另外，编者统一的逻辑思路体现得也不明显。满族文学作为一个族群性的文化现象，它独特的文化特点或者内在的文化传统没有得到统摄性的展示。当然，但开风气不为师，作为一个开创性的著作，编者的筚路蓝缕之功是不容抹煞的，对于满族文学研究的深入、满族文学理论体系的逐渐形成和发展都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