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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读者看来，索引只不过是指出什么样的材料可以在什么样的书刊里找到，大都不过是编纂工作而已。”[1]但是对于民间文学的研究者不同，类型和母题索引不仅仅具有资料学意义，而且它也是科学研究方法的基本工具。 一 民间文学的研究，一般认为缘起于1846年汤姆斯建议使用“Folk-lore”一词代表“民众的知识”，而民间故事情节类型的编纂从19世纪下半叶就开始了。当然此“民间故事”属于广义范畴即民间叙事或口头叙事之意，它涵括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童话等。从其缘起的时期，亦可见它在民间文学学术史中的意义。最初索引的编制芜杂多样，不同学者因研究对象、研究地域、研究视角与研究立场不同，编制了不同的情节类型索引。这些索引因为没有共通性，难以在世界范围使用。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10年代。随着20世纪初，芬兰学派的兴起，类型索引的编制达到顶峰，1910年安蒂·阿尔奈（Antti Aarne,1867-1925）出版了《故事类型索引》，该成果后经美国学者斯蒂·汤普森（Stith Thompson,1885-1976 ）补充修订，1961年形成了在世界范围内通行的《民间故事类型》（The Types of the Folktale ）一书。这就是学界通常所说的“AT分类法”。刘守华认为，“这部‘索引’给民间故事研究者在世界范围内搜寻检索同类型故事提供了极大便利。它起着如同‘动物志’、‘植物志’那样的作用，不论在微观与宏观研究上都有重要的实用价值。同时这部‘索引’也有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尽管多次增补，对某些重要国家和地区的民间故事仍然反映的不够或者根本没有反映，就拿中国民间故事而言收录的很少。此外，关于民间故事范围界限的确定，民间故事所含类别的划分以及类型编排的顺序等，AT分类法也有许多不够合理之处。尽管这一‘索引’存在缺陷，它仍不失为一部具有很大概括性和较高科学价值，能帮助我们检索世界民间故事的工具书，它的实用价值已得到各国学者的公认。”[2]国际上对于类型索引也是众说纷纭，尤其是1960年代以后，民间文学研究开始注重语境、文本、展演（performance）、地域性、文化多样性等，它受到了学界较大批评。但正如汉斯·约尔格·乌特（Hans-JörgUther）所言，“至1997年，全世界的故事类型索引大约有100部（具体数目依不同标准而变化），绝大部分集中于欧洲，是对欧洲已出版故事集的分类整理。”[3] 而此分类整理都是在“AT”分类法的基础上形成。直到1990年代，乌特进一步修订了AT索引后形成了《世界故事类型：分类与书目》（共三卷），这就形成了新的通用分类体系ATU（Aarne-Thompson-Uther）。 可见，类型索引的编制与民间文学的研究动态密切相关，它的编制呈现了民间文学研究思潮的变迁。随着民间文学研究思想旨归的变化，它也会因研究需求不同而发生相应变化。随着大家对民间故事类型分类武断、分割生硬，脱离故事情境，去地域化、民族化等的批评，世界各地编制了《中国民间故事类型》、法国《神奇故事类型索引》等，地域、民族、故事情境等开始纳入类型索引的编纂中。类型索引编纂，其核心词是“类型”（type），类型是世界各地、各民族所流传的类似或类同的故事情节研究的基准。“一种类型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传统故事，可以把它作为完整的叙事作品来讲述，其意义不依赖于其他任何故事。当然它也可能偶然地与另一个故事合在一起讲，但它能够单独出现这个事实，是它的独立性的证明。”[4]但是用类型划分民间故事或口头文学的情节还是过于宏观与粗疏，其用于比较则显得不够精细与确当。他提出了比“类型”更小的情节单元“母题”（motif）。“母题”从18世纪起，文艺理论研究界就对其进行过种种界定，如歌德曾将母题定义为界定为 “人类过去不断重复，今后还会继续重复的精神现象”，这一界定笼统而不清晰，直到20世纪20年代，前苏联理论诗学著名学者鲍里斯·托马舍夫斯基(Томашевский Б.В.)将其具体化为“作品不能再分解的主题称为母题，实际上每个句子都有自己的母题。”[5]他对主题与母题的关系阐述不一定全面，但是他对于母题之界定却较为具体。之后文学领域在一定时期对其界定掀起了讨论。而在民间文学领域，对于母题的界定与使用则较为统一。汤普森“一直在十分宽松的意义上使用它”（always in a very loose sense）。汤普森在《世界民间故事分类法》中认为：母题是“构成传统叙事文学的元素”（the elements which make up traditional narrative literature），包括“叙事结构中的任何元素”（to include any of the elements of narrative structure），具体而言则是“一个母题是一个故事中最小的、能够持续存在于传统中的成分。要如此它就必须具有某种不寻常的和动人的力量，绝大多数母题分为三类。”[6]并通过《民间文学母题索引》将其固定化。当然“最小的”“持续存在”的叙事文学元素等难以准确定位，这后来遭到阿姆斯、普罗普等的驳斥，普罗普强调以功能作为母题划分标准等。但是无论无论如何争执或者辩驳，“类型”“母题”始终是民间文学文本研究索引编纂的关键。只是在不同时代语境中，民间文学“类型”“母题”索引的编纂标准、编纂目的、服务范围、适用语境相异。 二 中国民间文学类型、母题索引的编纂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目前所见最早的应是对中国民间故事进行分类的the Folklore of China，该书中将民间故事分为8类17型，“依照过雅科布斯的型式应用到中国民间故事上去，不过只是一个发端。”[7]中国国内对于民间故事类型研究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开始，杨成志和钟敬文合译出版了《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这是他们所译博尔尼（C.S. Burne）《民俗学手册》的附录，对于这一译介学人评价各异，正如钟敬文先生所说：“有些人珍爱备至，常用以为写作民谭论文索引的‘坟典’。但有些人，却很鄙薄它，以为全无用处，甚至把它视为断送中国民俗学研究前途的毒药。”[8]可见当时，民间文学、民俗学领域对于类型研究方法毁誉参半。但是之后，类型研究法还是引起了学界较大的关注，也是学界的主要研究理论与方法之一。迄今为止，在学界引起反响较大的故事类型编纂主要有： 1937年德籍学者艾伯华（Wolfram Eberhard）编纂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9]。艾伯华曾来华两年，回国后一年他编纂了此著，他是在欧洲故事类型索引的基础上，借鉴钟敬文《中国民谭型式》完成。他虽然遵循阿尔奈的《故事类型索引》的标准与理念，将中国民间故事纳入这一分类体系；但是他将中国民间故事视为不同于欧洲的故事体系，同时考虑到了中国的文化传统以及中国的民族特性，这具有划时代意义，并对世界范围内中国民间故事研究具有积极推动意义。他的故事类型编纂在类型之下设置了母题，并标明资料来源、故事出处等，这些对于中国民间故事比较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因此它不仅是重要的学术著作，也是必要的工具书。或许正由于艾伯华的“外来者”身份，他关注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不同于欧洲故事类型之处，在他的编纂中彰显了这一跨文化研究及交流的特性[10]。1978年美籍华人丁乃通编纂了《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他根据AT分类法编码体系编制了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的索引，他的编制更加完整和全面地向世界呈现了中国民间故事的全貌。他所搜集资料既包括中国古代的民间故事，也涵括五四运动之后，尤其是新中国的民间故事资料；另外特别值得提到的是他搜集的资料包含少数民族的民间口头叙事如少数民族长篇叙事诗等。正如刘魁立先生所说：“丁乃通先生用功最勤之处，也即此索引特长之处，在于资料出处罗列详尽，因而令使用者极感检索之便。”[11]因此，丁著除了为中国民间故事研究提供了一个较为全面的工具书外，更是为中国学者提供了历史类型学和“区域性类型学”（aicotype）的研究理论与方法。当然他的研究也有其局限性，他所选定的民间故事不包含神话、传说等，也就是他所指涉的民间故事属于我们的狭义界定。这与艾伯华极为不同。这就造成了他的编纂与他所遵循的“AT分类法”之广义的民间故事，即口头叙事内涵相违背。2000年金荣华编制了《<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类型索引》（一），他这一故事类型索引，主要针对20世纪80年代开始兴起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中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完成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虽然是在搜集基础上的筛选、编辑，被誉为“科学本”，但是他所反应的中国民间文学新发展与全面性是其他民间文学搜集工作无法替代的。“它按AT分类法来编排中国故事类型，却又改进了丁乃通索引的一些不足之处，给所有类型重新命名，并一一撰写生动简明的情节提要，还增列了几十个新类型。总之，它在借用AT分类法时，更充分地反映出中国民间故事的特点，读者使用起来也更为方便。” [12]之后，又有刘守华《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和祁连休《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研究》等。此外还有专门有关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故事类型的编纂，比如关于蒙古民间故事类型索引，早在1979年，匈牙利学者拉兹罗·吕林茨出版了《蒙古民间故事类型》（László Lörincz, Mongolische Märchentypen, Akadémiai kiadó, Budapest 1979），该著作归纳出443个蒙古故事类型，并写出了它们的情节提要，在资料来源部分列出相关的书目、卷次、页码等。另外西北民族大学斯琴孟和教授发起编纂了“蒙古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与数据库”等 从上述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编制史的梳理过程，可以看到由于编纂者和编纂时代以及所涉及资料不同，它们的适用范围以及在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思想史上的意义亦大不同。除了丁著是狭义的民间故事范畴外，其余都是关涉口头叙事即包括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由于在中国民间文学研究学术史上，民间文学的体裁或称为文类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早在20世纪20年代，研究者就把“民间叙事”（folk narrative）分为神话（myth）、故事（logos or anecdote）、传说（saga or legend）、童话（fairy tale or mӓchen）等。在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上，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童话等也都分割清晰，正如丁乃通所说：“真正研究中国故事的学者中，多数是熟知不同种类之间的区别的。”[13]因此在具体的研究中，既有民间文学专门史如故事史、传说史、神话史等的梳理，也有宏观意义上的民间叙事耙梳。在“AT分类法”或“ATU分类法”中没有专门区隔民间故事、传说、神话等，但是在中国民间文学类型、母题研究中，学者将其细化。尤其是在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上发展较为成熟的神话学领域，学者专门编纂了神话母题索引。这可以说是中国学者进一步将类型、母题研究中国化的践行，同时也是为了适应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新形势。21世纪10年代之后，中国的民间文学研究迅速发展，尤其是伴随新的传播媒介如互联网、影视等，民间文学的研究也超出传统文本范畴，积极与当下语境对接，并介入民众的日常生活。神话学尤其如此，他们不仅关注影视媒介中的神话故事，而且关注“神话与中国文化传统重写”等。神话学领域还为了研究者便利以及推进新的研究方法，开始发起中国神话母题索引的编纂。 2013年杨利慧编纂了《中国神话母题索引》，此著是要 “将世界上浩如烟海的民间叙事文本进行分类。而分类，不仅是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其深入发展的基本前提。母题的划分以及母题索引的编纂，就是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13]搜集资料覆盖了索引类、古代文学、综合性的现代口承神话资料集、“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故事集成”的资料、其他参考资料，并根据上述资料抽绎出神话母题，这些神话文本涉及了22个省（市、自治区）和41个民族中流传的神话。同年，王宪昭则编纂了《中国神话母题W编目》，把中国56个民族的神话文本作为研究对象，提取出3万3千余个神话母题的三级编目。并以此为数据来源，2016年出版了《中国人类起源神话母题实例与索引》。他的编纂除了上述编纂史梳理中意义外，突出之处就是这一索引编制与当下数字化、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变革等直接相关。 三 《中国神话母题W编目》[14]，此“W”既是作者的姓氏“王（WANG）”的缩略，同时也与国际通行的“AT分类法”“ATU分类法”契合。同时编纂者在书中列举了汤普森母题项，这使得读者了解中国神话在世界的位置以及它与世界民间叙事的关联。同时编纂中所标注的关联项使读者在所有中国神话类型中建立通道。如该书列举的“W2412.6.1 伏羲女娲兄妹婚生人”实例中，同时设置了8个关联项，即“① [W0682.2.1]伏羲女娲兄妹婚；② [W2022.1.2.1]最早只有伏羲女娲兄妹；③ [W2046.1.1.2]伏羲女娲兄妹婚不能生育造人；④ [W2046.3.1.2]伏羲女娲兄妹婚后嫌生人太慢造人；⑤ [W2074.2.1]伏羲女娲兄妹造人；⑥ [W2187.8.1]伏羲女娲兄妹种的葫芦生人；⑦ [W2639.2.1]伏羲女娲兄妹婚生磨刀石；⑧ [W2639.5.2]伏羲女娲兄妹婚生磨石”。[15]我们从中亦可看出编纂者之研究期望。 编纂者企望在此编纂过程中，力所能及地集成中国神话母题的数据。此数据集成的主要目的则是：推进当今信息技术与数据库建设背景下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创新，通过中国各民族神话数据体系的逻辑归类与数据体系建构，建立起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间神话比较研究以及神话与历史、文化、宗教、人类学等多学科之间的信息通道项目。“中国神话母题W编目神话数据集成”，共有“W0～W9”10部构成，目前已形成文本性数据2000余万字，实例4万余条。图片与音像数据将在今后数据平台建设的推进中逐步得到充实与完善。 《中国人类起源神话母题实例与索引》是“中国神话母题W编目神话数据集成”中的“W2：人与人类起源”类型。本书序列编号是[10-3]W2，涉及的实例所反映的核心是人类起源神话。“人类起源”又可以划分为“人与人类起源”与“人的特征”等主要类型。同时，根据人类起源问题的关联性，此类型还涵盖了“怀孕与生育”“与人的产生相关的母题”以及“与人相关的其他母题”等母题类别，以便读者对人类与人类起源问题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这类母题是人们通过神话叙事实现自我观照的重要元素。其编纂目的是：实例与索引是一部以人类起源神话为专题的神话母题数据资料集成，同时兼有中国各民族人类起源神话精华集萃的特点，可以作为神话研究与欣赏的工具书。编纂者企望通过对神话中“人类起源”“人类特征”等母题系统编码和实例展示，旨在帮助神话研究者或欣赏者宏观了解中国各民族神话对人类起源与特征的多角度阐释，藉此发现其中的文化共性及文化创作规律，积极推动神话学、人类学等学科发展。将其视为中国神话母题综合研究资料，可以从某些角度验证中国神话母题W编目的客观性与真实性，并为建构神话母题学提供实证范例。编纂此索引的企望读者对象为神话研究者，以及对神话研究感兴趣的群体；所涉内容适用于中国各民族神话比较研究，也可以作为中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研究和传统口头文化研究的参考资料。 当下民俗学的研究主题已经转换为“数字时代的民俗学”，2015年国际民俗学者组织暑期学校（Folklore Fellows’ Summer School）专门探讨了这一话题，从民俗学的视角解读互联网时代民众生活之变革，并思考这些变革和新技术手段给学科伦理以及研究范式带来的深远影响。[15]《中国人类起源神话母题实例与索引》正是适应了当下媒介变革和新技术手段引起的学科伦理与研究范式之变迁。 《中国人类起源神话母题实例与索引》编纂中，母题体例的编排实现了用数字文本检索代替传统图书之检索，同时为使用者提供全面系统展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平台。此外，编纂者在母题索引编制过程中，设置了开放式神话数据资源，期望实现与其他人文学科的对接，激活神话文本在其他学科或领域的资源性意义。首编纂者所建构的层级性母题实例有助于系统分析文学创作规律；神话母题实例将为读者实现民族地理等全面比较研究；它可作为中国各民族口头与文献神话文本版本研究数据；树形结构的母题实例可为当代文化创作提供便利资源。 总之，《中国人类起源神话母题实例与索引》的编纂适应了数字人文领域的研究热点和数字民俗学未来的发展趋势，它的编纂模式适用于历史学、人类学等相关诸学科数据库之建设，是人文科学领域研究新方法的前行者。由于本编目出版时间尚短，其意义与价值尚停留在理论层面，不知未来的践行中，是否能全面实现。 毛巧晖，文艺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 [1] 丁乃通编著,郑建威、李倞、商孟可、段宝林译.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 [2] 刘守华主编.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C].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8-9. [3] Nicole Belmont, “Du Catalogue à L’ « Histoire Cachée » : A Propo de la Typologie Aarne-Thompson,”Cahiers de littérature orale, 2001(50).转引自鞠熙.法国故事类型索引编制史与民间文学研究思潮[J].民族文学研究,2016(2). [4] Antti Aarne, “The Types of the Folktale: A Classification and Bibliography,” Translated and enlarged by Stith Thompson, FF Communications ,1973(184). [5] 托马舍夫斯基.文学理论·诗学[M].莫斯科:莫斯科国家出版社,1928:137. [6] 汤普森.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499. [7] 赵景深.中国民间故事型式发端——应该谭勤研究的结果[A].民间文学论丛[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147. [8] 杨成志、钟敬文.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M]. 广州: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1928. [9] 艾伯华, 王燕生、周祖生译. 中国民间故事类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10] 董晓萍. 翻译与跨文化 ——解读（德）艾伯华《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的翻译经过、发现与意义（上）[J].西北民族研究,2016(2). [11] 刘魁立.世界各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述评[A].刘魁立民俗学论集[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10. [12] 金荣华.《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类型索引（一）[M].台北:台北“中国口传文学学会”,2000:20. [13] 丁乃通编著,郑建威、李倞、商孟可、段宝林译.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3. [13] 杨利慧、张成福.中国神话母题索引[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1. [14] 王宪昭. 中国神话母题W编目[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15] 王宪昭.中国人类起源神话母题实例与索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705. [16] 毕传龙、张志娟.数字时代的民俗学研究——2015年国际民俗学者组织暑期学校述略[J],民族文学研究,2016(6). 本文原载《平顶山学院学报》 2017年0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