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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物是如何炼成的？ 记者：打开《山海经》，首先进入人们视野的都是些稀奇古怪的神、怪、动物、植物。《论语》说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庄子》也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可是古人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部怪物充斥的怪书呢？ 刘宗迪：确实，一般人，包括学者，打开《山海经》这本书，首先看到的就是那些怪物，鲁迅在他的散文《阿长和山海经》中就说，小时候他读此书，就是觉得其中那些 “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三脚的鸟、生着翅膀的人、没有头而以两乳当作眼睛的怪物”十分有趣。其实，早在汉代，司马迁在《史记》中就说：“《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了 。 但是，我相信，世间本无怪，违背自然规律的怪物，现在不存在，过去也不可能存在。 记者：问题是，既然不存在，古人为什么又讲得头头是道，有鼻子有眼，仿佛亲眼所见呢？也就是说，《山海经》中怪物究竟是如何来历呢？ 刘宗迪：对于《山海经》中怪物的来历，神话学者和民俗学者一般的解释是，认为《山海经》中的那些怪物并不存在，而只是古人出于对自然的恐惧和无知而凭空捏造的，比如说，人对遥远的外部世界非常陌生，对那里充满了恐惧，因此就会想象那里盘踞着很多令人望而生畏的野兽和怪物。这种观点否认自然界中有怪物，而把《山海经》的“怪物”归结于人的精神世界。我同意它的前半截，因为我也相信世上本无怪，怪皆由人心生。但我不同意它的后半截，因为这种观点把《山海经》的怪物归因于古人的无知和“原始思维”，认为古人的思维和我们存在着根本的区别，不会向我们这样实事求是地看待世界。但是，这种认为古人幼稚、无知的想法纯粹是现代人的傲慢和偏见，而且，《山海经》成书的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思想空前活跃、知识高度发达的年代，那是思想大师辈出的时代，很难相信那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还停留在“原始思维”的阶段。况且，你只要全面通读一下《山海经》，尤其是其中的《山经》，你会发现其中的叙述，即使是关于那些牛头马面、人首兽身的怪物的叙述，都是极为头绪分明、条理清晰的，体现出一种强烈的理性精神，很难想象，一个对世界充满恐惧和无端想象的头脑，会把话说的如此条理分明、头头是道。 记者：那么，在你看来，《山海经》中的怪物，既不是源于古人的主观世界，又不存在于客观世界，那么，它们究竟是如何来历呢？ 刘宗迪：没有什么别的来历，原因就在《山海经》本身。 实际上，只要我们不是把目光仅仅盯着那些怪物，而是从整体上着眼于《山经》的叙述体例，就会发现，《山经》的那些怪异记载，其实只是《山经》作为一本博物学著作所不得不采取的一种记载方式。《山经》是一本典型的博物学著作，记载的是一些栖息于荒山野水中人们平时很少见的生物，试想，一个第一次看见某种动物的人该如何向其他人介绍这种生物呢，比如说一个人该如何向从来没有见过猫的人介绍猫呢？他只有借人们所熟悉的动物的样子来对猫进行比方，比如说，用《山经》的口气，他大概会这样形容猫的样子：“有兽焉，其状如兔而虎文，人面而虎爪，其音如婴儿，是可御鼠。”在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猫又不明白《山经》语言风格的人看来，这番话所呈现出来的无疑是一个三分像人三分像虎三分像兔子的怪物。人们在《山经》中看到的那些怪物，大致都是如此来历。举个例子，比如说《南山经》中有一个“怪物”，“有兽焉，其状如马而白首，其文如虎而赤尾，其音如谣，其名为鹿蜀。”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一个半马半虎而且还会唱歌的怪物，知道的，一眼就看出这不过是一种身上长着虎斑纹、身材像马的蹄类动物，大概是一种鹿。 记者：《山经》中还有很多长着多个脑袋、多个尾巴、不止两只耳朵、不止四只爪子的畸形怪物，对此，又该如何解释呢？ 刘宗迪：从博物学的角度，对此类“怪物”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山经》作者有其特有的动物形态学术语，由于其时的动物形态学知识草昧初开，尚未形成如现代动物学那样一套完善的科学的形态学术语体系，因此，其对于动物器官形态的界定和分类尚有含糊、混乱的地方，因此，我们不应该用现在的形态学术语去理解《山经》的形态学描述，比如说，书中说南方的基山中有一种鸟，“三首六目，六足三翼”，其所谓“首”、“目”、“足”、“翼”可能并不是真正指的脑袋、眼睛、爪子和翅膀。 总之，《山经》中的“怪物”，其实并非怪物，只是因为我们对于它那套博物学的知识形态和语言形态感到陌生，因此才少见多怪。 失落的“天书” 记者：你这种说法可以解释《山经》中怪物的来历，实际上，你上面举的例子，也都是《山经》的，但是，正像你所说的，《海经》和《山经》原本是两部完全不同的著作，《山经》是博物学著作，而《海经》不是，那么，你如何解释《海经》中那些怪物的来历呢？ 刘宗迪：《海经》的荒诞色彩和神话色彩，与这本书的特殊来历息息相关，这本书的来历在古代典籍中是独一无二的，简单地讲，这本书是述图之作，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到的《海经》，先有图，后有书，书中的内容是对一幅图画中内容的写照。 《山海经》中的文字多静态的刻画，而少动态的叙述，多记空间方位，而少间时间进程，其述图特点可谓一目了然，其实，前人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最早指出这一点的是宋代学者朱熹，但前人在这一点上都有同一个误解，即认为整部《山海经》包括《山经》都是有述图的。实际上，像《山经》那样包罗万象的博物学知识是不可能在图中画出来的，更何况其中还记载了很多动物的声音、习性等等，这些内容又如何能用图画表现出来呢？除非古时候已经有了现在这样的多媒体技术。 不过，《海经》所凭借的图画早就佚失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山海经》中都有插图，怪怪奇奇，琳琅满目，那只是后人根据书中的内容想象增补的，与我说的古图完全不是一回事。 记者：那么，这是一幅什么图画呢？是地图吗？ 刘宗迪：我可以肯定地说，不是。《海经》古图不是地图，而是“天书”，即反映时间知识的月令图，其实就是后世使用的皇历、现在我们使用的月份牌或挂历的前身。对此，我在即将出版的专著《失落的天书》中有详细的论证。 《海外经》和《大荒经》所依据的是两幅大同小异的图画。《海外经》古图东、南、西、北四方各有一位四方神，即东方句芒、南方祝融、西方蓐收、北方禺强，它们其实就是《礼记·月令》中的四时神。《海外经》古图绘有这四时神，再明确不过地标明了这幅古图的时间属性，表明这幅图画其实就是一幅图画形式的月令，它从东而南而西而北，按照春－夏－秋－冬的顺序依次描绘了一年十二个月的岁时仪式、农事活动和物候现象，实为一幅图画月令， 《大荒经》古图的内容则稍微复杂，其中也有和《海外经》图类似的四方神，此外，其中还记载了四方风的名字和四方风神，同样的风名和神名也见于商代甲骨文和《尚书·尧典》中，古文字学者已经对这些风名和神名的时令含义进行了深入周密的考证，证明四方风其实就是四时风，本义是用一年四时不同的季候风现象标志不同的季节。四方风名在《大荒经》中的出现，毋庸置疑地表明了《大荒经》古图的时间属性。《大荒经》古图除了有和《海外经》图相同的月令内容之外，还描绘了四方群山，但《大荒经》图描绘四方群山的目的，并非为了俯察地理，而毋宁说是为了仰观天文，即根据逶迤四方的山峰观察日月的出入方位以确定季节和月份，这些山峰就构成了一个原始的天文坐标系。《大荒经》中那些被后人视为神话的记载，如夸父追日、烛龙、羲和生十日、常仪生十二月、昆仑山等，都与原始天文观测活动有关，是观象授时活动的反映。 想象的边界 记者：一般都认为《海经》讲的是海外大荒、遥远国度中的怪物、怪人、奇风异俗，而你却说它们讲的是岁时月令，是古人时间知识的反映，这种说法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实在新鲜。但是，你也许能够从《海经》古图的四方结构与《月令》的四时结构的对应，从整体上证明两者之间的渊源关系，然而，我们看到的《海经》中毕竟大量的内容是关于海外诸国比如结匈国、羽民国、讙头国、厌火国等等的人物形象的描述，你既然认为《海经》古图是一幅描绘岁时场景的月令图，与海外地理无涉，那么，现在我们在《海经》中看到的这些涉及海外地理和风情的内容又是由何而来的呢？ 刘宗迪：《海经》古图是岁时月令图，但是，随着知识和文化背景的转变，这幅图画流传到战国时代，那时候的学者面对这幅异彩非常的图画时，却已经不了解它的本来功能和意义了，因见画面上有很多稀奇古怪的人物形象，都是平时所罕见的，因此就想当然地认为这是一幅写照远方国度风土人情的地图，基于这一理解，就把其中的那些原本是写照岁时活动或者天象物候的场景，望文生义地解释为海外方国的奇风异俗。叙述者并且还根据图中人物、禽兽的形象对其捏造的方国加以命名，如“羽民国……身生羽”，表明其图像是身穿羽衣的人物形象，当是仪式中饰羽而舞者；“厌火国……生火出口中”，表明其图像是口中吐火的人物形象，其所表现者或如后世的吐火幻术； “长臂国……捕鱼水中，其臂长”，表明其图中形象是一个长臂人物，画中人物的长臂并不表示其人天生有非同一般的长臂，这不过是绘图者为了突出其“两手各操一鱼”的动作而做的夸张而已。《海经》中的海外列国诸如结匈国、羽民国、讙头国、厌火国、三苗国、臷国、贯匈国、交胫国、歧舌国、三首国、周饶国、长臂国等等，大致都是这等来历。 正因为这位述图者根据画面形象和内容为海外“列国”命名，并对“列国”的场景（实为岁时场景）进行了简要而客观的描述，因此，我们现在尽管早已无缘看到那幅月令古图，但我们仍能够根据《海经》中的文字描述，一窥古图的真面目，并在一定程度上把这幅图的整体结构予以复原。 记者：比如说？ 刘宗迪：比如说，《海外东经》中记载了“虹虹”，并说它 “各有两首”，这其实就是彩虹，“虹”字在甲骨文中正做两首虫的形象，我们说过，《海外经》的东、西、南、北四方分别表示春、夏、秋、冬四时，《海外东经》对应于春季，而“虹虹”在《海外东经》的南端，大致对应于月令古图中季春三月的场景，《月令》说：“季春之月……虹始见。”可见，《海外东经》的“虹虹”其实就是春三月彩虹开始出现这种气象现象的形象写照。再如，《海外南经》有“歧舌国”，《大荒南经》作“反舌国”，古代学者曾经为考证这个“反舌国”的所在费过不少脑筋和口水，有人说所谓反舌国指得是南方人说话口音和中原不同，像是反着舌头讲话，因此被称之为反舌国，还有人言之凿凿地证明，这个反舌国就是现在的福建等地。这当然都是毫无根据的瞎猜。其实，“反舌国”根本就不是人，而是指的蛤蟆，《礼记》中的《月令》篇就提到“反舌”，它说仲夏五月：“小暑至。……反舌无声。”东汉学者蔡邕注释反舌就是虾蟆，《海外南经》对应于夏季，而“反舌国”处《海外南经》的东段，大致对应于初夏四月，四月，青蛙处于求偶期，故昼夜鼓噪不息，古图在四月画面中描绘“反舌国”，即蛤蟆，不过是表示初夏季节“青草池塘处处蛙”的物候。 记者：问题是，那些不了解这幅古图的本义的战国学者为什么偏偏要把它当作地图而不是别的图画来叙述呢？ 刘宗迪：这里面当然既有偶然，也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我们知道，战国时代是中国由诸侯割据的封建时代走向大一统的专制国家的过渡时期。那个时代，无论知识分子，还是各诸侯国的统治者，都有着强烈的统一天下的欲望和意志，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使命之一，就是为大一统的国家制定制度蓝图，而统一的国家制度首先要有统一的国土作为依托，国家的统一首先是国土的统一，先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才会有“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因此，为即将到来的天下一统勾画、想象和设计地理蓝图就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重要知识工程之一。那幅自古流传的月令古图正好为这一知识工程提供了绝好的凭借，这幅图画的四周描绘了一系列稀奇古怪的人物、动物和场景，在那些一门心思为一统江山设计蓝图、心中充满了对远方世界的想象的知识分子眼中，他会将这些怪人看作什么呢？那正是他们心中远方幻想的形象再现。于是，一幅月令岁时图就被“顺理成章”地误解为远方异国图。在那些满脑门“夷夏之辨”的战国文人看来，这幅图画中那些稀奇古怪的人物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殊”的蛮夷之族，他们居住海外，肆列大荒，环绕在华夏世界的周边，构成了华夏世界的地理和文化边缘地带，就像一道天然的屏障，维系着华夏世界的同一性。因此，他就理所当然地把他对这幅“地图”的叙述命名为《海外经》和《大荒经》。 重新发现《山海经》 记者：那么，在你看来，这本书对于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和政治产生了那些影响呢？ 刘宗迪：这一问题，就说来话长了，要讲透，至少要写一本书，这里我只能简单的谈几点。《山海经》这本书，专谈怪力乱神，在今天的学人看来不是本正经书，其地位和影响是不可与儒家六经、诸子百家相提并论的，可以说，正是由于儒家六经、诸子百家的光环，吸引了人们回望历史的目光，才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包括《山海经》在内的一大批古老典籍的固有光辉，许多典籍甚至因此而逐渐湮灭散失，永远从我们思想的视野中消失了。 诸如《山海经》这样的著作，和儒家经典、诸子著述不同，它不是一家一派的著作，反映的也不是一家一派的非凡的思想、价值和观念，因此，也不会如那些思想家的著作那样非同凡响、引人注目，并因对一个时代的思潮和政治造成巨大的影响而成为众所共仰的圣书经典。《山海经》其书所反映的只是普通的实用性的知识，或者基础知识，比如说，《山经》反映的是关于山地资源开发利用的博物学知识，《海经》古图中所写照的是人们日常生活中须臾不可或缺的时间和空间知识。然而，恰恰因为《海经》知识的普通和平凡，它对于传统思想和知识的影响才更其深远。时空观是世界观赖以建立的基础，《山海经》对于古代思想和学术的影响，主要源于其中的时空知识对于中国古代世界观和思维模式的奠基作用。众所周知，“五行说”是古人构想和认知历史和世间万物的基本模式，而“九州说”则是古人想象世界地理的基本图式，这两种学说可以说构成了古代华夏世界观的基本架构，可以说，不了解这两个学说，就不了解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而追本溯源，“五行说”和“大九州说”的源头正在《山海经》的时空图式。 这些说来未免显得抽象和空洞，那么我不妨谈点具体的。众所周知，现在中国国土的疆域基本上在汉武帝时代就奠定了，汉武帝雄才大略，穷兵黩武，西征北伐，广开三边，为华夏子孙争下了这份江山基业。汉武每开辟或占领一个新的地方，都要对这个地方进行命名，这些名称有些是用的当地土著固有的命名，有些则是汉武赋予的名称。由于汉人深信《山海经》是大禹周流九州、治理大地时所流传下来的天下地理书，因此《山海经》就成为其为新地命名的重要依据。比如说，南方的“交趾”、“苍梧”、“桂林”等等地名，就是出自《山海经》。最有意思的是昆仑山的命名，“昆仑”一名最早见于《山海经》，但仅仅根据《山海经》的记载，我们无从断定昆仑山在什么地方，其实，根据《山海经》关于昆仑的描述，不难看出，它并不是一座山，而是一个坐落于高山上的人工建筑物，其实就是古人用来观象授时的观象台（古人称为明堂），其功能和结构，就相当于埃及和玛雅的金字塔，昆仑其实就是中国古代的金字塔。出使西域的张骞回来报告说，西方黄河源头有一座大山（其实，张骞所谓河源并非真正的黄河源头），汉武帝于是“案古图书”，将这座河源大山命名为昆仑，他所案的古图书，肯定是《山海经》，因为《山海经》是最早提到昆仑的古书，而且，“河出昆仑”在《山海经》中有明确的记载。 汉武帝参照《山海经》对昆仑和河源的实定和命名，是有史以来最早记载的黄河探源活动，由于黄河作为华夏世界的母亲河，而昆仑山作为华夏山脉的龙脉之首，因此，自从汉武时代以来，经唐代，到元代，直到清代，探索黄河的真正源头和昆仑的真正所在的努力，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而刺激这些探险活动的就是《山海经》中关于河源和昆仑的记载。应该指出的是，这些探险活动并非出于单纯的知识旨趣，它往往是和开疆拓边的军事远征同时进行的。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山海经》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学术和思想的范畴，而卷入到整个华夏历史的宏大进程之中。 《山海经》是一本奇书，关于《山海经》的研究也是一个饶有兴味的话题，这里一言难尽，只能简单地谈这几点，希望能藉此引起学界同行对于此书的研究兴趣，实际上，至今为止，我们的学术界还远远没有认识到《山海经》这本书的价值，《山海经》就像祖先给我们留下的一幅“藏宝图”，等待着我们去重新发现。 人物档案： 刘宗迪，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民俗学会理事。先后就读南京大学气象系、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和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2001年获博士学位。主要从事民俗学、神话学等方向的研究。研究《山海经》的专著《失落的天书：〈山海经〉与古代华夏世界观》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