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本文以钟敬文先生与中国巧女故事研究的关联为研究对象，在回溯相关学术史的基础上，分析了钟先生类型学研究方法与文化学探究视角对中国巧女故事研究的深远影响，以及由此引发地对民间故事传统研究模式的反思 在歌谣学运动的高潮之后，中国现代民俗学有一个对民间文学各种体裁、各类作品逐步拓宽的研究过程。中国的巧女故事，因其传承时域的广远[①]和女性主人公的聪慧，成为这一过程中被多位学者关注和讨论的对象。钟敬文先生就是其中最早与中国巧女故事研究结下不解之缘的一人。严格来讲，巧女故事从未成为钟敬文民间文艺学研究中的独立客体，但却始终栖身于他的类型学研究和文化学思索之中。 一、结缘：民间趣事的类型学研究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30年代，随着近代西方学术思想的引入和民主思潮的日益盛行，中国现代民俗学开始起步并逐渐扩展，一直处于学术边缘位置的民间文化逐步被纳入到学界主流的研究视野之中。许多文化先驱开始关注为民众口耳相传的民间故事，试图通过故事的研究，去认识民众精神与民间文化的精髓，以便从中寻找中国文化与社会问题的契合点，从而推进思想界的民主化与科学化。出于对这种反思意识的自觉回应，搜集和研究民间趣事成为这一时期中国民间文学界的热点之一。当时的巧女故事研究，虽然尚未单独列入学者的日程表，但已经囊括在民间趣事的搜集与研究整体之中了。 30年代由上海北新书局发行，林兰编选的民间故事丛书是这一时期搜集成果的代表。这套丛书近40种，故事总数千篇左右。其中收录有巧女故事的集子约14种，大多集中在民间趣事部分[②]。另外，还有一些单行本中也收录了巧女故事，如娄子匡、陈德长编《绍兴故事》（1929）、娄子匡编《巧女与呆娘的故事》（1933）、清水编《太阳和月亮》（1933）等。这些具有学术价值的搜集成果的问世，为后来的巧女故事研究带来了可能。 钟敬文与中国巧女故事的结缘就源起于他对民间趣事的类型学研究[③]。1927年底，钟敬文与杨成志合译了《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向中国学界介绍了民间故事的70个不同类型。这次译介经历促使他开始在自己的民间故事研究中大量地运用类型学的研究方法。他曾明确表示：“民间故事的类似的比较的研讨，是十分有意义的事……我现在也是大半用这个手术来写我的小文”[④]。《呆女婿故事试说》应当是较早的一篇佳作。若以历史的视角审视，钟敬文在此文中对类型学研究方法[⑤]的运用，只能算是一种初步的尝试。但这种尝试表明，作者已经知道从传播学的角度去探讨民间故事的产生与传承，并认识到这种研究方法的价值。正如他在文章开篇处指出的：“如果我们依照西洋人的方法，要把中国民间流行的故事，区分为若干类式（Types），那末，谁也不容否认，呆女婿故事是其中的一个，并且很占重要的。” [⑥]这篇千余字的短文，虽然没有直接触及巧女故事，但却开启了钟敬文与巧女故事类型研究的结缘之门。 真正直面巧女故事，应该是在《中国民间故事型式》[⑦]（1931）的探究中。钟敬文所归纳的45个型式里，关于巧女故事的有三个：顽皮的儿子（或媳妇）型，择婿型，说大话的女婿型。从民间故事研究发展史看，这篇文章在类型的设定和使用资料的充沛程度上未必全然完善，但作者能够秉持民族化与本土化的原则，在对中国民间故事整体的把握中，进行巧女故事类型的归纳[⑧]，这不能不说是类型学研究的典范之作。先后两篇力作对于巧女故事研究而言，最直接的贡献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明确了巧女故事的归属问题，将巧女故事划归在与徐文长、呆女婿故事同类的民间趣事范畴中，侧重于强调故事蕴含的趣味性。其次在研究方法上做出了突破性的尝试。比较法和分类法被大量应用到故事研究领域，使巧女故事的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考察同一母题或类型的故事在不同地域的变异情况上。这些研究不仅为后来探索民间故事的学者们提供了比较研究的新取向，而且引发了他们对故事分类问题的重视和按照类型研究传说故事的传统。这种类型研究的传统模式一直渗透在其后的巧女故事的研究实践中。 从丁乃通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1978）、祁连休与冯志华共同编著的《中外机智人物故事大鉴》（1993）[⑨]到台湾学者金荣华撰写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类型索引㈠》（2000）[⑩]，基本都沿袭了钟敬文在30年代的类型学研究模式。但相比之下，丁乃通更加注重比较中国和国际民间故事类型的异同。在他归纳出的17个类型[11]里，大部分都与A．T．相关类型近似或相通。而后两者更多地遵从了钟先生的民族化和本土化的倾向，依据中国的文化传统或习惯拟定了各故事类别和类型的名称[12]。 如果回顾钟敬文一生的研究，不难发现，对于民间故事基本型式、叙事形态的规律性变化等问题的关注和对类型学研究方法的坚守，一直贯穿在他的民间文艺学思想当中。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在丁乃通《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一书的序言中，还明确指出了类型研究在故事学研究整体中的重要位置： 从整个民间故事学的观点看，这种工作无疑是有意义的……类型索引的编著乃至根据这种观点、方法的探索，一般比较不重视故事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等的分析和阐明。它的注意力比较集中于故事梗概的共同点及相异点，比较重视探究故事的流变过程和原始形态。没有疑问，应该说这种探索成果，对整个故事学的建立是有益的，对我们的研究来说，也是有用的。……它是我们这门学科（故事学）发展的需要，是“面向世界”和未来的需要。[13] 正如前文所言，巧女故事在钟敬文的民间文艺学研究中始终没有成为独立的研究客体，但却从未远离他关注的目光。如果说，钟敬文与中国巧女故事确有不解之缘，那么此缘就缔结在他对民间故事类型的注目和研究之中。 [分页] 二、溯源：文化探索中的女性关怀 文化史与文化学的视角，同类型学的研究方法一样，在钟敬文民间文艺学的学术生涯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置。“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直到八九十年代，他的故事研究关注的核心，经常是这样一些问题：故事的基本型式是什么（从古籍文献和口头记录来看）？最初的发源地是哪里？从最初文本发展到今天，故事在形态上发生了哪些规律性的变化？这些变化发生的社会历史原因是什么？故事中的某些情节蕴含了人类社会文化发展历史的哪些文化现象（信仰、）社会制度、风俗习惯等？或者说，故事产生的社会文化史根源是什么？研究故事对于我们认识和了解人类社会文化史有什么意义？” [14]这一系列明晰的问题意识都源自他对民间文学与社会文化之间紧密关联的深刻认识。他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后的多篇文章中都谈到，作为一种承载民众思想、观念和情感的文化现象，“民间文学的搜集、研究与文化史以及文化学的关系，同样是密切的。文化史，特别是文化学，它在我们国家还是相当年轻的学问。文化史及文化学的探究、叙述，自然应该以世界的或民族的整个文化为对象，它既包括物质文化，也包括精神文化；既包括上层阶级的文化，更应该包括一般民众的文化。”[15]民间文学“是跟整个历史、社会的事象（各种社会制度、生产活动、风俗习惯等），和各种意识形态或亲或疏地联系着的。”“关于民间文艺起源的问题是这样，关于它的发展及变化问题也一样——不能不从那主要的社会生活中去找寻正确的原因。”不能“拿‘一般文艺学’的原理去解释和评价民间文学”，若如此，“往往就有些行不通，或不免‘削足就履’。”故而，应当采用民间文艺学的研究方法，“针对民间文学的特点，它本身独特的性质去探索，找出规律。” [16] 这种一以贯之的文化探索主张同样渗透在他的巧女故事研究上。譬如在《略谈民间故事》中，他曾经特别强调过，包括巧女故事在内的没有或较少幻想的民间故事，“尽管不是事实的照样记录，却尖锐地表现出产生和流传着它的那种社会的重要现象和实质。……另外（这在意义上是更重要的），它强力表现出过去时代中被轻视和践踏的所谓‘小民’，实际是怎样倔强、自信，是怎样具有智慧、计谋，是怎样富有各种真是的本领！”[17] 如果说，探讨民间故事的社会历史价值和现实教育意义是出自钟敬文文化探索的需求，那么，在库藏丰厚的中国民间故事宝库中，独独青睐于巧女故事又源自何处呢？记得前文说过，包括钟敬文在内的许多学者，之所以投身于民间文艺的搜集和研究热潮，或多或少地都带有新文化运动“重扶贫弱”的时代烙印。 中国悠长的男权社会使女性与民俗文化同样处在了社会的边缘。因而，在民俗文化的传承当中，女性不仅是文化本体的主要部分，而且也是文化传承与传播的重要承继群体。对女性的关注，早在北大的歌谣研究中就已显露端倪。当时不少学者的歌谣搜集与研究中，都有相关问题的涉及。如顾颉刚在《吴歌甲集》中的歌谣分类里，便有两类半与女性有关——儿歌、乡村妇女的歌、闺阁妇女的歌、男子（农工流氓）的歌、杂歌（包括佛婆的劝善歌）等。刘经庵的《歌谣与妇女》也是一例女性歌谣的选集。可见，当时的学者在搜集和研究中不仅注意到了女性群体，而且作了不少相关工作。虽然没有更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但已经为后世研究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的视角。这种女性关怀视角，在钟敬文先生的研究中也占据一席之地。譬如在《歌谣与妇女婚姻问题》一文中，他就强调了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关注：“本文所要论述的，只是现代歌谣中所反映的旧时代和新时代妇女在两性结合及家庭生活上的一些真实情形和思想意识。作者希望从这个不完全的论述中，使大家能够更明白封建主义是怎样迫害和摧残妇女的，那些被害者又是怎样看待这种吃人的制度和伦理观念的，同时也使大家更明白妇女的真正解放和幸福，是怎样跟正确的革命运动分不开的。最后，还希望我的这种论述和大家的理解，对于当前贯彻婚姻法的宣传、教育运动能有些帮助。”[18]当然，我们从中能够发觉，钟敬文的这种女性关怀实际上是其文化史和文化学视角的延续，他最终的探究目的仍然是对民间文学的社会历史价值和它在民众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功用等问题。 [分页] 三、究远：对民间故事叙事形态与文化释义的思考 四年前，在博士论文搁笔之时，我最遗憾的是钟敬文先生将“巧女故事”这颗珍贵的种子交付给我，但当它长成一株幼苗，先生却无法为它的新绿而展露微笑。在钟先生离世五年之后，写下这篇文章，心中除了怀念的痛楚之外，更多的是在回溯了先生对类型学的执着和对文化学的坚守之后所引发的思考。 最初接触巧女故事，认为它所以值得研究是因为中国巧女故事的文本储量与研究成果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失衡。巧女故事的产生和流传经历了漫长的封建时期，这使它的传播范围几乎涵盖全国，也造成了这类故事文本储量的极大丰厚。但相对于故事文本的丰富性而言，巧女故事的研究成果是比较匮乏的。在20世纪现代民俗学的发展进程中，巧女故事虽然引起了包括钟敬文在内的诸多学者的注意，却没有获得足够的重视，与之相关的研究始终没有得到非常充分地展开，除类型方面的研究略为深入外，其它方面都是浅尝辄止的。 但在沉吟数年后的今天来看，巧女故事真正引人探究的原因，其实应该是故事想象与生活实际的悖反，以及由此引发对民间故事口头叙事特征的思考。在我求教于先生时，他曾特别强调巧女故事中对巧女地位及其智慧的强调，与女性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存在状态有着较大的落差。这种落差恰恰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值得考虑与阐释的问题。譬如，巧女故事对女性智慧的颂扬是勿庸置疑的，但巧女是作为一种负载文化含义的符号，还是具有独立意识的标识？巧女故事所传达的是女性在叙事中的权威，还是女性在文化上的权威，抑或是其背后还具有更深的文化意蕴？这一系列的问题既是吸引学者探究的要点，同时也是容易造成误读的关节。 二十世纪50年代以来，学界注重的是探讨故事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尤为关注民间故事的历史价值和它在民众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功用。在这种理念的观照下，以往的巧女故事研究，更多地运用了文学批评的方法来解读故事的文化内涵，并以此为据评判故事的思想价值。这种解读方法实际上带来了不少弊漏，尤其是，在以这种方法获得的结论中，更多地透射了研究者的主观思想，而非故事文本所传达的民众认知。研究者有可能将自己的解读视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不可避免的或随机的现象，从而夸大民间故事的社会意义或设想出某种脱离于历史的女性生活观。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在以往文化解读式的研究中，忽视了民间故事作为口头叙事文学的形态特征，以及文化内涵与形态特征之间的相互关联。 我们知道，民间故事的文本不是由书面语言建构而成的，而是民众口头讲述活动的结果。这就意味着，民间故事的讲述只能服从于民众口语思维和表述的特点，比如对故事事件的单线性叙述、对叙事话语或事件的重复等，民众必须经由适应于口头传承的模式化叙事结构，来传达自己意图展现的思想或欲求。换言之，故事文本所能传达出来的文化观念或其它相关的文化信息是受其叙事结构与形态特征限定的。但是，到目前为止，学界对巧女故事形态结构的把握，基本限定在情节类型的归纳上，但由于学术眼光、研究目的、以及材料范围等方面的差异，各类型索引所归纳的巧女故事类型体系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交叉、错位和缺漏现象。如果细品钟敬文先生对类型学的执着和对文化学的坚守，就会发现，先生指引给我们的民间故事研究之路应当是在理清故事的叙事特征与形态结构之后，再去挖掘接近于文本事实的、隐藏在文本深层的文化信息。如今，钟先生已经远行，但我相信先生希望我们“把眼睛盯着未来……” [19]。因此，如何更新或重建叙事形态的结构分析模式？如何在叙事形态研究与文化内涵研究之间构筑或寻求一种中介，使前者能成为后者的基础或前奏，从而将两种研究方向统合在同一个具体对象的研究实践里？好好解答这些问题，可能才是对先生最好的怀念。 [①] 巧女故事的流传范围是广泛的，就目前所掌握的故事资料看，它的范围几乎涵盖全国。而且，它的传承历史也是相当久远的，早在晋《裴子语林》上卷中记载了两则巧妇能言善辩而压倒文人的故事。 [②] 当时的民间趣事在分类上类似于今天的笑话。这些故事集主要包括：《徐文长故事》（1927，共5集）、《徐文长故事外集》（上、下集）、《新仔婿故事》（1928）、《巧舌妇的故事》（1928）、《民间趣事新集》（1929）、《三儿媳故事》（1930）、《穷秀才的故事》（1931）、《趣联的故事》（1932）、《贪嘴的妇人》（1932）等。 [③]在这一时期，学界对民间趣事的探究主要集中在徐文长故事和呆女婿故事两个系列上。譬如周作人（笔名扑念仁）、李小峰（笔名林兰）就在《晨报附刊》（1924年7月）上发表了许多关于徐文长故事的讨论文字。 [④] 钟敬文：《波斯故事略窥》，《民俗》，第1页，1928年，第21-22期。可以说，对类型研究方法价值的认识“导致了钟敬文在30年代初写下了《中国民间故事型式》、《蛇郎故事试探》、《中国的天鹅处女型故事》、《老獭稚型传说的发生地》等文章，特别是后二者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积极反响，并奠定了他在中国民俗学界的地位。这些论文已完全不是从审美的或文艺学的角度出发，除了对传说故事本身的演变进行分析之外，重要的是分析故事及其演变中表现出来的文化的、观念的、象征的含义。” 赵世瑜：《眼光向下的革命——中国现代民俗学思想史论（ 1918～1937）》，第129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 [⑤]类型学的研究方法，实际上就是歌谣学运动以来，所倡导的地理的研究方法（即同一母题的分类比较）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故事类型的研究往往就是地理的比较研究。这种研究方法成为其后故事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 [⑥] 钟敬文《呆女婿故事试说》，原载于《民俗》第7 期（1928年5 月2日），转载于《钟敬文文集·民间文艺学卷》，第576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 [⑦] 钟敬文《中国民间故事型式》，原作《中国民谭型式》，刊于《民俗学集镌》第1辑，1931年7月，转引自《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下），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342－356页。 [⑧] 在这一时期，钟敬文先生的研究并非是无独有偶的。德国学者艾伯华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1937）也是同期备受瞩目的类型学研究成果。艾氏概括的306个类型中，有关巧女故事的类型被划分在滑稽故事的第28和29型里，共包括13个亚型：机智的行为，完美的回答，她做衣服，解救丈夫，感动公婆，名字禁忌，拒绝，赛诗，猜来访者的名字，被猜中的谜，图画信，择偶Ⅰ、Ⅱ。 [⑨] 祁连休、冯志华编著：《中外机智人物故事大鉴》，知识出版社，1993年3月。 [⑩] 金荣华：《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类型索引㈠》，台北：中国口传文学学会，2000年1月。 [11] 在丁乃通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有关巧女故事的类型包括：851C﹡赛诗求婚，875聪明的农家姑娘，875B1公牛的奶，875B5聪明的姑娘给对方出别的难题，875D在旅途终点遇到的聪明的姑娘，875D1找一个聪明的姑娘做媳妇，875D2巧妇解释重要的来信，875F避讳，876聪明的侍女与求婚者们，876B﹡聪明的姑娘在对歌中取胜，876C﹡聪明的姑娘帮弟弟做功课，876D﹡巧妇思春，879C﹡巧女使兄弟免遭监禁，956B聪明的少女，在家只身杀贼，980A半条地毯御寒，1384﹡妻子遇到和丈夫一样笨的人，1441C﹡公公和儿媳。 [12]《中外机智人物故事大鉴》的重点是机智人物这个研究整体，因此，著者在划分机智人物故事类型时，没有明确标示巧女故事的类型，不过从其各类型解释中的故事举例判断，与巧女故事相关的类型包括：计惩色鬼型故事、公鸡蛋型故事、三解难题型故事、写寿屏型故事和智断牛案型故事。而在《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类型索引㈠》中与巧女故事相关的类型有：875巧女妙解两难之题，875B.1姑娘巧解公牛奶，875B.5巧姑娘以难制难，875D巧媳妇妙解隐喻，875D.1巧姑娘妙解隐谜，875D.2巧媳妇妙悟或妙寄家书，875F巧媳妇避讳，876巧媳妇妙对无理问，876B﹡姑娘诗歌笑众人，893酒肉朋友，980B跌碎饭碗劝婆婆，983少妇巧医单相思，1517我的东西更值钱。 [13] 钟敬文：《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序》，《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丁乃通著，郑建成等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7月，第5页。 [14] 杨利慧：《历史关怀与实证研究——钟敬文民间文艺学思想研究之二》，《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6期，第29页。 [15] 钟敬文：《民间文学述要》（1986），《钟敬文文集·民间文艺学卷》，第28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 第28页， [16]关于这一问题讨论文字，详见《把我国民间文艺学提高到新的水平——在中国民间文学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979）、《建立有中国特点的民间文艺学——在昆明〈思想战线〉编辑部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1980）、《建立新民间文艺学的一些设想——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第二届年会上的讲话》（1983）等文。录于《钟敬文生平·思想及著作》，第505-513页，杨哲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2月。 [17] 钟敬文：《略谈民间故事》（1955），《中国民间文学讲演集》，第289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 [18] 钟敬文：《歌谣与妇女婚姻问题》（1953），《钟敬文文集·民间文艺学卷》，第727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 [19] 钟敬文：《作者自序》，《中国民间文学讲演集》，第1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