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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金庸在《射雕英雄传》一书中，浓墨重彩地描绘了“蒙古人生性质朴，敬重英雄好汉”的理想品质，但是，这些蒙古想像并不出自金庸对于蒙古文化以及蒙古生活的现实了解。金庸的蒙古想像更多地是出于郭靖的英雄形象塑造之需要。因为需要塑造英雄形象，所以需要有各种陪衬形象来完成这一塑造，于是，有了各种对照人物的出现。同样，因为需要塑造英雄，所以需要有适合英雄品质生长的土壤。金庸选择了蒙古作为英雄生成的土壤，自然也就只能按照英雄的生长条件对于这一土壤的要求来对蒙古进行艺术想像。可见，《射雕英雄传》中的蒙古想像，主要是出于结构的需要，而不是对于现实的临摹。 金庸小说深受民间文学的影响[1]。以小说中的人物配置而言，金庸往往使用对照（对立）模式，成对成双地构建人物谱系，然后再把对立双方从不同的方向调往同一活动场面，使他们相遇并展开矛盾冲突。这种对照模式下的人物形象，往往个性鲜明，相映成趣[2]。 在《射雕英雄传》中，围绕小说的英雄主人公郭靖，金庸配置了一系列对照（对立）的人物形象。这种人物设置的对照模式，可能体现在人物的内在品性方面，也可能体现在人物的外部体貌方面，或者体现在其它许多方面，其鲜明的对照（对立）特征总是会在读者的阅读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如郭靖/杨康（憨厚的少年/奸诈的少年）、郭靖/黄蓉（傻女婿/巧媳妇）、黄蓉/华筝（机敏的南方姑娘/淳朴的北方姑娘）、黄蓉/穆念慈（受追捧的女孩/受侮辱的女孩）、铁木真/完颜洪烈（智勇双全的蒙古首领/工于谋略的金国王爷）、北丐/西毒（玩世不恭的正派武林高手/雄心勃勃的邪派武林高手）等等。 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打地洞”。为了突出英雄形象的典型色彩，同时赋予其“合理”的可能性，金庸对典型人物成长环境与成长过程中的诸多要素进行了艺术调配，或者说虚拟设置。本文着重谈论的是，为了塑造郭靖/杨康这对矛盾人物，金庸对他们的成长环境进行了怎样的想像加工？并借此探讨金庸小说对照模式的结构法则。 一 少年郭靖与少年杨康，两人的先天条件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1． 同是将门之后。杨康是杨家将的传人，郭靖是水浒英雄赛仁贵郭盛的后代。 2． 家庭出身几无差别。两家比邻而居，家境相似，其父辈武艺相近、品性相合。 3． 有指腹为亲的兄弟关系。两人差不多同时出生，同是全真道长丘处机给取的名字，两人名字合在一起，意思是“不忘靖康之耻”。 但是，两人的后天成长环境却因战乱而错开，且形成鲜明对照。 金庸选择了把少年郭靖培养成为正面形象。于是，为了让郭靖成长为一个正直、淳朴、诚实、守信、坚毅、不畏强权的英雄，金庸首先必须为他选择一个适于此一品性生长的社会环境。 金庸选择了蒙古。 小说中写到李萍从战乱中存活下来，野地产子，漫无目的地走入了大漠草原。茫茫大漠，风沙如刀，母子俩死生未卜，幸而遇到两位不知名姓的蒙古牧民，从此，金庸把郭靖这颗英雄种子撒在了这样一片土壤之中： 蒙古人生性好客，怜贫恤孤，见她母子可怜，就邀她到蒙古包去饱餐了一顿，好好睡了一觉。蒙古人以游牧为生，赶了牲口东迁西徙，追逐水草，并无定居，用毛毡搭成帐篷以蔽风雪，就叫做蒙古包。这群牧民离开时留下了四头小羊给她。（金庸，P99）[3] 当时的蒙古人尚无文字，风俗粗犷，却是最重信义礼节，尤其尊敬客人。蒙古人自来不说污言秽语，即是对于深仇大寇，或在游戏笑谑之际，也从不咒诅谩骂。客人来到蒙古包里，不论识与不识，必定罄其所有的招待，而做客人的也决不可对主人有丝毫侮慢，如不遵主客之礼，皆以为莫大罪恶。（金庸，P115－116） 有了好的土壤，还要有好的浇灌者。许多评论家都注意到，作者在《射雕英雄传》中着力塑造的真正英雄是铁木真，而不是郭靖，正如《鹿鼎记》中的真正英雄是康熙而不是韦小宝一样。但由于铁木真是个不可再生、无法模仿的天才人物，他不是郭靖所能学习仿效的人物类型，因而也不是郭靖这颗英雄种子的浇灌者。小说中对郭靖英雄品格影响最大的蒙古英雄，一是哲别，一是拖雷。 哲别是郭靖的箭术老师。郭靖第一次见到箭无虚发的黑袍将军哲别，就有惺惺相惜的崇敬，后来更是舍命帮助哲别躲避铁木真部众的追捕。哲别为了回报这个一面之交的小朋友，居然在与博尔术的生死决斗中，以饶博尔术一箭为条件，请求“一命换一命”，不惜以牺牲自己的生存希望来保全郭靖的生命。 这种舍己为人的气概后来也出现在了郭靖的行为中。当成吉思汗攻破撒麻尔罕城，下令屠城之际，郭靖放弃了自己为之努力很久的和黄蓉的爱情与婚姻，请求以自己的破城之功，换取成吉思汗“饶了这数十万百姓的性命”（金庸，P1352）。郭靖身上所表现出的许多阳刚、豪迈气质，都可以从哲别的身上找到其原始影像。 拖雷是与郭靖共同成长的少年伙伴。英雄的阳刚精神和男性自我意识、英雄气概的培养，往往需要置身于一个同龄的男性团体之中，才能得到最充分的发挥和肯定。在金庸笔下，拖雷充当了这一同龄团体的突出代表。拖雷在小说中的初次出场是与郭靖“结安答”，郭靖给他一块母亲自制的红色汗巾，他回赠了一个黄金项圈。接着，在与都史等人的群殴中，两人从最初的恼怒、害怕，到奋起反击，不屈不挠，再到拖雷单挑群少等等，无疑对郭靖的性格成长形成巨大影响。这一出小儿群殴中拖雷的出色表现，甚至可以视作郭靖与杨康“比武招亲之战”的一次预演。 小说中哲别和拖雷形象塑造，显然都是为郭靖而设置的。一个是“英雄老师”，一个是“英雄同学”。金庸有意把郭靖种植在这样一块崇尚英雄、盛产英雄的土壤之中，无非是为了把郭靖培养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作为郭靖的对照形象杨康，其生长条件却与郭靖的条件截然相反。为了把杨康培养成为一个奸诈的机敏少年，金庸选择了大金王子完颜洪烈的王府作为他的苗圃所在，让他以完颜洪烈养子的身份出场。 杨康的养父完颜洪烈在金庸笔下是一个阴险狡猾、虚伪奸诈的典型。此人每一举手、一投足、一张口，无不透露着阴谋与险恶。他甫一出场就阴谋制造了一桩牛家村血案；一到蒙古就开始挑拔桑昆与铁木真的关系。他处处离间朋友，设局害人。 完颜洪烈的种种卑劣行径，堪为杨康榜样。小说中写到，完颜洪烈兄弟初入蒙古，就以其轻浮的人品，与铁木真等蒙古英雄形成鲜明的对照。完颜洪烈的哥哥完颜洪熙，在金庸笔下更是轻浮得拙劣： 完颜洪熙见郭靖等许多蒙古小孩站在远处，睁大了小眼，目不转瞬的瞧着，便哈哈大笑，探手入怀，抓了一把金钱，用力往小孩群中掷去，笑道：“赏给你们！”他把金钱撒得远远地，满拟众小孩定会群起欢呼抢夺，那时既显得自己气派豪阔，且可引为笑乐。（金庸，P115） 相比之下，淳朴自尊的蒙古儿童，却并未如其所料，“欢呼抢夺”金人抛出的钱币： 这群小孩都是蒙古兵将的儿女，年纪虽小，却是个个自尊，对掷来的金币没人加以理睬。完颜洪熙讨了个老大没趣。（金庸，P115） 完颜兄弟骄奢淫逸的大金兵将，也与铁木真战无不胜的蒙古军队形成鲜明的对照： 这时太阳刚从草原远处天地交界线升起，铁木真上了马，五千人队早已整整齐齐排列在草原之上。金国兵将却兀自在帐幕中酣睡未醒。（金庸，P118） 在金庸的想像中，蒙古人有崇高的荣誉感和极为坚定的处世原则，而与之相对的金人和汉人却总是不择手段。在一次围剿铁木真的战斗中，完颜洪烈麾下的四名汉族武士先后围攻郭靖，却被完颜洪烈的的蒙古盟友所耻笑： 山下蒙古众军突然大声鼓噪，呼喊怒骂。须知蒙古人生性质朴，敬重英雄好汉，眼见这四人用车轮战法斗郭靖已自气愤，再见二人夹击一个空手之人，实非大丈夫的行径，都高声吆喝，要那两人住手。郭靖虽是他们敌人，大家反而为他呐喊助威。（金庸，P230） 二 金庸对蒙古形象的描写，寄托着他对质朴人性的呼唤。他笔下的蒙古人是理想化了的英雄群体。尽管金庸也谴责铁木真铁蹄所到之处的血腥与残暴，但这种谴责更多的是道德概念、精英意识的形象化表现，是小说中的插曲，而不是金庸小说的本意和主旋律。洋溢在小说中的更生动、更明快、更拨人心弦的，是金庸对蒙古式淳朴民风和蒙古式豪迈英雄的想像和向往。同时，他把这种想像当成了小说英雄生长的坚实土壤。 与这种讴歌、向往的态度相对照的，是金庸对“南人”（包括金人）气质的失望与无奈。在《射雕英雄传》中，蒙古人与非蒙古人的品性有着天然的差别：出于对比的需要，非蒙古人被金庸描绘成了说话不算数、人性险恶、机巧难测的“南人”。 根据小说的安排，郭靖十八岁成年之后，就得离开蒙古，到另一个舞台上去成就他的英雄事业。拖雷在礼送郭靖南归时，金庸让拖雷说出这样的话来： 安答，南人说了话常常不算的，你可得小心，别上了当。（金庸，P238） 郭靖与杨康比武招亲一战，金庸更是直接以叙事者身份插入议论： 他（郭靖）天性质朴，自幼又与粗犷诚实之人相处，是以对人性之险恶竟自全然不知。……这时愤怒之下，又是茫然不解，真不相信世间竟有这等事情。（金庸，P268） 而与华筝的久别重逢，却让郭靖充满着喜悦： 蒙古人性子直率，心中想到甚么，口里就说了出来。郭靖与南人相处年余，多历机巧，此时重回旧地，听到华筝这般说话口气，不禁深有亲切之感。（金庸，P1304） 在金庸虚构的宝应之战中，当哲别、拖雷、博尔忽处于弱势的时候，面对强敌围攻，三位蒙古英雄争相要求断后，保护同伴，体现了死生与共的团结精神；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旦强弱形势逆转，本来如狼似虎的金兵与汉族武士却立即表现得“魂飞魄散，四下里乱逃”，三个首领中，“两人竟然背道而驰”，剩下一个“奔的却又是另一个方向”。（金庸，P590）蒙古英雄的牺牲精神与“南人”的贪生怕死形成鲜明对照。 在拖雷出使临安的故事中，金庸更把自己对“南人”品性的失望表现得淋漓尽致： 拖雷奉父王之命出使临安，约宋朝夹击金国。但宋朝君臣苟安东南，畏惧金兵，金兵不来攻打，已是谢天谢地，哪敢去轻捋虎须？因之对拖雷十分冷淡，将他安置在宾馆之中，迁延不理。……及后消息传来，蒙古出兵连捷，连金国的中都燕京也已攻下，宋朝大臣立即转过脸色，对拖雷四王子长、四王子短，奉承个不亦乐乎。至于同盟攻金，变成毫不费力的打落水狗，尚能乘机坐收厚利，又何乐而不为？……拖雷心中鄙夷，但还是与南宋订了同盟攻金之约。（金庸，P932） 但是，当时的蒙古人与大宋王朝毕竟还是对立的军事集团，当蒙古与大宋兵戎相见的时候，郭靖何去何从？其生命意义就成为“一个问题”。金庸在小说中借郭靖之去留选择，表达了这种难以言说的复杂情感。 拖雷劝道：“安答，你自小生长蒙古，就与蒙古人一般无异。赵宋贪官勾结金人，害死你父亲，逼得你母亲无家可归。若非父王收留，你焉有今日？你我兄弟情深义重，我不能累你做个不孝之人，盼你回心转意，遵奉大汗令旨。” 郭靖望着母亲，就欲出口答应，但想起母亲平日的教诲，又想起西域各国为蒙古征服后百姓家破人亡的惨状，实是左右为难。（金庸，P1138－1139） 三 金庸在写作《射雕英雄传》之前，从未去过蒙古[4]，他的蒙古想像是为了给武林英雄郭靖的品格形成营造一个合乎情理的成长环境。并以此与杨康的成长环境形成鲜明对照。也就是说，即使金庸不选择蒙古来作为郭靖英雄品格的生成土壤，而是选择了别的族群，出于结构的需要，金庸一样会按照自己的审美理想和英雄人物的塑造要求，将这一族群想像并描绘成另一个“蒙古”。 金庸《射雕英雄传》中的蒙古想像，是在有关蒙古历史传说的基础上，根据金庸自己的审美理想加工改造过的虚拟世界。如果金庸为郭靖选择的生成土壤是另一族群，那么，小说所要更换的只是与这一族群的历史传说相关的具体情节与事例，而金庸自己的审美理想则是不变的。换一种方式来说：具体情节和事例是可更换的，而这些情节和事例所要指向的目标是不变的。 具体到《射雕英雄传》的情节选择，金庸在该书《后记》中说到，他对于成吉思汗及其身边英雄事迹的想像主要源自于一本叫做《忙豁仑纽察脱必赤颜》的奇书。该书翻译成现代汉语，即《蒙古秘史》，这是一本“蒙古皇室的秘密典籍，绝不外传，保存在元朝皇宫之中。”（金庸，P1493）《蒙古秘史》是一本采自古代蒙古族口头传说的历史记忆[5]，这是一部充满着蒙古人自豪与骄傲的、对于自己民族英雄的历史记忆。它事无巨细地记录了从成吉思汗到窝阔台时期的许多历史与传说。书中突出了成吉思汗的家族历史、成长经历、征战立国等各种传说，记载了蒙古汗国南征并进兵中亚、远征欧洲的部分英雄历史。 但是，汉族民间文学中的历史记忆，却是基于受压迫民族的痛苦经历。在东南沿海各地以及内陆部分地区，盛传这样一类关于中秋节的传说： 元朝末年，汉人打算起来反抗蒙古人的统治，却苦于无从传递消息。后来刘伯温想出一条计策，到处散布流言，说有冬瘟流行，除非家家户户都在中秋节买月饼来吃，才能避免。人们买了月饼回到家中，发觉里面藏着纸条，上面写着：“中秋夜，杀鞑子，迎义军！” 于是众人纷纷起义反抗统治者，中秋节吃月饼的习俗就是这样留下来的。 无锡人中秋早晨一般都吃红烧玫瑰糖芋头，据说也与此有关。相传蒙古灭宋之后，民族压迫深重，汉人时刻都想反抗。有一年，大家约好中秋之夜一齐动手。为了厌胜，人们要吃红烧芋头，象征“鞑子”人头落地，这就是现在中秋节吃糖芋头的来历。 这个传说在潮汕各地则变异为：当时元朝统治者规定，每户潮人家都要住一个蒙古兵，受汉人供养，监视汉人的行动，并且只允许三家共用一把菜刀。老百姓恨极了，便趁着中秋节吃月饼的机会，把相约举事的纸条，放在月饼馅子里。潮人取芋头与“胡头”谐音，且形似人头，因此每至中秋，则以芋头来祭奠祖先，历代相传，至今犹存。 蒙古人与汉族人的两种不同的历史记忆是一组矛盾的对照（对立）文本。这种矛盾同样反映在了《射雕英雄传》一书中。 我们透过金庸的蒙古想像所看到的，正是蒙古族的民间记忆与汉民族的民间记忆之间的矛盾统一。一方面，是成吉思汗气呑万里如虎的英雄气慨；一方面，是成吉思铁蹄之下“成千成万座房屋兀自焚烧，遍地都是尸骇，雪满平野，尽染赤血”（金庸，P1353）的残酷。对前者，金庸表达了他由衷的敬仰与向往；对后者，金庸不能不借着郭靖或丘处机之口，予以谴责和劝谏。 四 对照模式是民间文学中最常见的结构模式，但是，作为精英文化的作家文学，如果一味照搬民间文学模式，把一种简单的结构形式拿来反复使用，也一定会变得面目可憎。 为了避免特定模式的简单重复，金庸小说始终在寻求变化。但这种变化并不是刘再复所谓的“性格的二重组合”——呈现为一种渐变的、“复杂”的、或者是模糊的状态。金庸小说的人物配置始终个性鲜明，体现着浓烈的民间色彩。在对照模式的应用上，他采用了“有限变异”的方式，通过在不同层次不同角度上的内外对照，不断变换对照技巧。 如果我们把整个的金庸武侠小说当作一个整体来看，那么，这种人物设置的对照（对立）模式在金庸的小说中，并不局限于一个层次或角度，而是多层次多角度的。 以“两兄弟型故事”(民间文学中的两兄弟型故事，一般都将哥哥设为反面角色，将弟弟设为正面角色)的对照模式而言，在郭靖/杨康这一对矛盾之外，还有陈家洛/乾隆皇帝、张无忌/宋青书、石破天/石中玉等许多相似的矛盾关系。 在这些“两兄弟型”的矛盾体中，作为人物品性的对照（对立）关系是比较稳定的，即“正直善良/邪恶奸诈”；而且，在金庸小说中，这一组矛盾显然可以明确地对应于另一组对照（对立）的成长模式：即“历经磨难的少年/纨绔少年”。 如果写成公式，可以这样来表达： 历经磨难的少年：正直善良/纨绔少年：邪恶奸诈 这一公式在金庸小说中基本上是稳定的、不变的。它与金庸的主观意志，比如，固有的思想观念、审美理想等文化积淀有必然联系。 在这一公式的前提之下，若只以反面人物的成长环境而言，杨康的成长环境与宋青书的成长环境又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宋青书的成长环境又与石中玉的成长环境大不相同。杨康生长于污浊的帝王之家，是邪恶之家开出的邪恶之花；而宋青书却是成长于光明正大的武当世家，是名门正派培养出来的遗传变体；石中玉则是游走于玄素庄、雪山派、长乐帮等或正或邪的武林派别之间的天然恶少，看不出其与生长环境之间的必然联系。我们可以用公式表示为： 英雄少年/邪恶之家开出的邪恶之花//英雄少年/名门正派培养出来的遗传变体//英雄少年/游走于正邪武林派别之间的天然恶少 金庸只是改变了其中的一个因子，比如反面形象及其生长环境之间的联系方式，就能生出许多的新的变化。 当然，这一公式还可以根据变化因子的不同，生成其它更多的组合方式，因而这一公式是不稳定的、可变的。 由此可见，金庸小说人物配置的这种对照（对立）关系体现为一种既稳定，又可变异的“有限变异”模式。也就是说： 作为人物配置的对照关系是不变的，但其具体的对照方式却是可变的。 当然，在金庸小说中，除去这种兄弟品性的对立关系之外，更多的是兄弟品性的统一关系，如《书剑恩仇录》中的黑白无常、《笑傲江湖》中的桃谷六仙之类，但即使是这种统一关系，也可能在另一层面上构成另一种对照（对立），如黑白无常一黑一白的相貌就是一组鲜明的视觉对照。金庸小说人物配置的这种对立统一关系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多层次的模型，我们很难在这篇文章中一网打尽，因为它与蒙古文学与比较文学研讨会无关，本文也就不再深入讨论了。 [1] 可参见施爱东：《金庸小说与民间文学》（香港《纯文学》，1998年7月）、《从史诗英雄到武林英豪——金庸小说与民间文学关系之一种》（《2000’北京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英雄杀嫂——从“萧峰杀敏”看金庸小说对传统英雄母题的继承与改造》（《山西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武侠小说的民间性》（《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等相关文章。 [2] 金庸在小说人物塑造中，对照模式的运用是自觉的，他在《射雕英雄传·后记》中说：“《射雕》中的人物个性单纯，郭靖诚朴厚重、黄蓉机智狡狯，读者容易印象深刻。这是中国传统小说和戏剧的特征，但不免缺乏人物内心世界的复杂性。大概由于人物性格单纯而情节热闹，所以《射雕》比较得到欢迎。” [3] 金庸：《射雕英雄传》，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第99页。以下凡出自该著的引文均只引页码，不再详注出处。 [4] 金庸在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王志采访时说：“好像《射雕英雄传》，我写蒙古大漠，但是我以前蒙古一直都没去过，一直到1982年，我见了邓小平，他说你到中国去游历游历，希望到哪里去，我心里想《书剑恩仇录》写了新疆蒙古这些地方我从来没去，我没去的地方就去一下。” （http://www.cctv.com/news/entertainment/20050521/100520.shtml，CCTV面对面2005年05月20日周六新闻频道 晚20点10分播出） [5] 可参见白·特木尔巴根《<元朝秘史>写作过程考略》，《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