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的学者”钟敬文教授 (1903-2002) 世纪老人、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奠基者钟敬文先生在其近作《拟百岁自省》中写道：“历经仄径与危滩，步履蹣跚到百年。”这多少有些悲凉的诗句，使我联想起世界上许多伟大的科学家，几乎都是从“仄径与危滩”中走过来或没有走过来的，像伽利略，像布鲁诺，像达尔文，像培根……相比之下，在“连续不断的重大事件的惊涛骇浪中飘渡过来的”钟敬文先生，到晚年终于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1] 也终于实现了多年萦回于心的平生夙愿：建立全国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机构、培养一批民俗学高级人才、建立起中国式的民俗学理论框架。 本文的任务是描述钟敬文先生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1987年5月经批准改名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关系。要声明的是，笔者撰著此文，仅以亲历和从其他渠道得到的材料为据，并对所用资料和阐述的观点负责。不当和失实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参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组建 20世纪40年代末在香港达德学院文学系（后改为文哲系）任教的钟敬文，应中共中央的邀请，与在港的一大批进步文化界人士，于1949年5月4日乘苏联的轮船转道天津，回到祖国。到达北平后，在南河沿东亚旅馆住下后，便迅即投入了全国第一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在茅盾的领导下参加起草国统区文艺活动的报告（后未采用）。三天后，从东亚旅馆搬到了翠明庄（即现在的翠明庄组织部招待所）。在参与起草报告的过程中，钟敬文萌生了倡议组建一个全国性民间文艺工作机构的想法。文代会开会前五天，即6月27日，他在驻地翠明庄写下了一份大会发言稿《关心民间文艺的朋友们集合起来》，这篇发言稿刊登在《光明日报•文代会特刊》（7月11日）上。文章最后说： 数百位本来分散在各地的文艺工作者，由于人民解放军全国的胜利，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个文化的名城（北京）来。他们当中，对于民间文艺，有的曾经做过长期的工作，有的具有深刻的认识和浓厚的兴味。在个别的接触中，我已经听到好些朋友对于这方面工作的热诚和期望的声音。个人没有机会碰到，而心里一样怀着这种热诚和期望的朋友，想更是不少的。 赶快集合起来，一切关心民间文艺的朋友们！我们更多交换意见，互通经验。我们要热烈讨论，周详计划。或者建议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大会，在新“文联”中把这方面的活动做为经常工作的一部分，或者在“文代会”外成立一个全国性的学会（可以叫做“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之类），长期有组织地、有计划地来干这方面的工作。我们的条件是那样优越，时机是这样良好，只要我们大家集合起来，共同策划，共同努力，成功是有充分担保的！ 正如他在发言稿中所说，在文代会期间，曾与许多代表就成立民间文艺机构问题交换过意见。特别值得提出来的是，他曾同来自解放区、在延安帮助过说书艺人韩起祥整理说书的广东籍诗人林山交换过这方面的意见。在文代会上，钟敬文被选为全国文联候补委员及中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后改为中国作家协会）的常务委员。这时，战争还没有结束，广东等省还没有解放，文代会闭幕后，广东籍的一些代表，纷纷随人民解放军南下。林山就是其中之一，因此他没有能够把他们酝酿的事付诸实施。欧阳山、符罗飞等人邀请钟敬文一道南下，但钟敬文因要组建全国性的民间文艺机构，便婉言谢绝了他们的好意，在北京留了下来，并接受北京师范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黎锦熙的聘请，自同年的8月1日起，担任了该校教授。 在悼念周扬的文章中，钟敬文回顾这段往事时写道：“建立一个专门搞民间文艺工作的机构，虽然是我个人的夙愿（解放前我在广州、杭州等地都参与创办了这类学术活动机构），但是，这时具有这种愿望的人却不只限于我一个。例如在延安曾经帮助过说书艺人韩起祥的诗人林山同志，就是很热心的一位（可惜因为工作关系，在次年这种机构成立时，他已经不在北京了）。我们这种愿望不但在学术上是有理由的，在现实上也是很有可能的。因为自从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其实还可以上溯到《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发表后，重视民众固有文学、艺术，乃至他们的整个文化，差不多已成为延安以及国统区进步文学艺术界的一直认识和共同态度。此时，又是在新中国就要宣告成立的前夕，一切有利于广大人民文化的活动或事业，只要条件许可，都可能举办，都可能由设想变成事实。这是我当时的想法，也是赤热的希望所在。”[2] 在文代会期间，钟敬文向当时担任文化部副部长、又主持文代会筹备事务的周扬提出了成立民间文艺专业机构的建议，在座的冯乃超和邵荃麟二位也从旁帮腔，他们二位都是从国统区来的著名文学家，邵荃麟是在香港工作时文化界党的领导人，他们与钟敬文都是熟人。钟敬文回忆说，他的倡议，在文代会后很快得到了周扬的答应。周扬指派了当时在文化部艺术局工作的翻译家蒋天佐跟他一道筹备。“1949年晚秋或初冬的一天，蒋天佐同志带着送我的寓言集，到石駙马大街北师大宿舍看我。这时他提起了周扬同志要我协同筹备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事。我当然没有迟疑地答应了。此后我们就一起进行筹划工作，一直到该研究会成立。”钟敬文还在“附记”里说：“今年（按：1990年）四月下旬，在《民间文学》第4期上，读到贾芝同志的《民间文学在春天中萌发》，才知道在我建议设立民间文艺研究会之前，周扬同志已经和吕骥同志商谈过这类事情。……可惜的，当时我没有机会参与他们的商谈，以后也没有听见周扬或别的同志谈及。这样有关我们事业的倡议，直到四十年后才能知道，而倡议者已经弃我们逝去了！”他还写道，蒋天佐是自始至终参加了筹备工作，希望蒋天佐能出来写些史料情况的回忆，他能把一些有关的事情讲得更清楚准确。[3] 可惜，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筹备史料，不仅当事者之一的蒋天佐没有写出只言片语，研究者们也还没有做更深入细致的调查与研究，以致使这段筹备工作的一些细节，至今还不能不是若明若暗。 钟敬文作为组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主要倡议者和筹备者之一，在1949年的冬季，曾多次参加了在东四头条文化部召开的筹备会议，商讨研究会的对象、参加的人员、研究会的章程、以及研究会的办公地点等。刚从美国回国的老舍，也被邀请参加筹备会议，在他得知未来的研究会办公会所时，主动表示把他自己的私人住宅提供出来做会所（未被采纳）。经过一番筹备， 1950年3月29日在京召开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大会。据《民间文艺集刊》所载《本会成立经过纪要》称：“本会经过两月余的筹备，于本年3月29日举行成立大会。到会会员及来宾200余人。大会主席周扬报告筹备经过后，郭沫若、茅盾、老舍、郑振铎相继讲话。大会通过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章程》和《征集民间文艺资料办法》，决定总会设于首都，各地可依具体情况并遵照会章规定设立分会。最后选出正副理事长三人，理事47人。4月12日召开第一次理事会，会上议决设立常务理事会，选出常务理事11人（正副理事长在内），并暂定各组组长人选。本会遂正式开始工作。”[4] 郭沫若被选为理事长，老舍和钟敬文被选为副理事长。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筹备和成立，是在周扬一手领导下进行的，周扬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致开幕词。他说： 今天我们开这个会，召集了许多文艺界的朋友。成立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是为了接受中国过去的民间文艺遗产。民间文艺是一个广阔的富藏，它需要我们有系统的有计划的来发掘。在“五四”时期曾有些爱好民间文艺的文艺工作者，出版过不少各种的关于歌谣的刊物。在我们解放区也曾有过地方戏剧的研究，如今天优秀的歌剧作品，都是研究民间文艺的成果。但我们觉得最出色的民间艺术还没有发掘出来。今后通过对中国民间文艺的采集、整理、分析、批判、研究，为新中国新文化创作出更优秀的更丰富的民间文艺作品来。 不仅让对民间文艺有素养的文艺工作者来参加，还让那些只爱好民间文艺并非文艺工作者来参加。我们的民间文艺专家要和广大的民间文艺采集者紧密结合。 周扬不仅与有关方面协商决定了即将成立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大人选（钟敬文以民间文艺专家身份当了副理事长），而且通过会章和开幕词，规定了即将成立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性质和工作：“为了接受中国过去的民间文艺”。不知为什么，他的这篇主旨讲话，当时没有在很快就出版的《民间文艺集刊》上发表。三十五年后，在他已经不能视事后于1985年出版的《周扬文集》第2卷里，收入了这篇几近被埋没的文献。[5] 从香港回国后，钟敬文进北京师范大学当教授，同时在北京大学、辅仁大学兼课，如今又兼任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副理事长，并被指定负责主持研究会的会务。这样一来，他就不能不把在全国如何开展民间文学工作放在心上。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之后没过几天，5月6日，他就着手改定了一篇在文代会前夕草拟的关于搜集工作要求的文稿《谈谈口头文学的搜集》。[6] 这篇文章既讲了搜集口头文学的一些原则，也为搜集者（个人和集体两类搜集）设计了一些具体项目和细节，是一篇实用性很强的搜集工作指导手册。接着，和研究会的人员一起，着手编制《民间文学丛书》的编辑和出版计划，同时，于1950年10月（？）创办了一份以理论研究为主的不定期刊物——《民间文艺集刊》，第一册由新华书店出版发行。[7] 第一册上除了发表郭沫若在民研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我们研究民间文学的目的》和老舍的讲话《老百姓的创造力是惊人的》外，还发表了钟敬文的长篇论文《口头文学：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遗产》。 钟敬文对于他所兼职主持工作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是充满热情和恪尽职守的。那个时期，他在报刊上（如《光明日报》的《民间文艺》周刊）写的民间文艺文章很多。民研会成立半年后，1950年9月18日，他写了《一年来的新民间文艺学活动》，从民研会领导人和学者的双重角度，从组织机构的发展、资料的整理和出版、理论研究等三个方面，总结了一年来所取得的成绩。他写道：“这个会（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现在有会员二百多人。会中设有民间文学、民间美术、民间音乐、民间戏剧、民间舞蹈和编辑出版等组。半年来主要的工作是计划并实行编辑《民间文艺丛书》（按：应为“民间文学丛书”）和《民间文艺集刊》等。自从这个全国性的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后，各地（例如上海、西安、广州、四川等）的文艺界同志都准备成立分会。他们有的正在酝酿，有的已经在积极筹划。西北人民艺术学院的教职员和同学中，对这方面工作已经有相当成绩或抱很大兴趣的共30余人。他们在今年8月24日开过一个座谈会，讨论成立分会、进行搜集、研究工作等。其它，希望成立分会或小组的地方、文艺工作团体也当不少。”“由于条件的便利，资料集的整理和出版也越加兴盛起来。在这种出版物中比较优秀的，要算去年11月出版的、安波编辑的《蒙古民歌集》。这不但是介绍我们兄弟民族（蒙古族）民歌的第一个集子，而且就它的数量或质量看，也都是值得我们称许的。除新编印的以外，也有把已经刊行过现在再加以整理或增补出版的，例如田星编的《民间故事选集》、李束为等记录的《水推长城》、董均伦编录的《单辨郎》等。至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所编辑的《民间文艺丛书》共十二种，它们的名称，有《陕北民歌选》、《东蒙民歌选》、《定县秧歌选》、《北京歌谣选》、《民间故事传说选》、《云南民歌选》、《陕西梆子音乐》、《西北少数民族歌曲选》等。这些资料集，有的早就付印，有的已经整理完毕，有的还在编辑中。今年底将印出一部分来。此外，还有一些性质比较特殊的著作，例如袁珂的《中国古代神话》，是把我国那些著名的古典神话加以编写的；又如边垣的《洪古尔》，是用纯诗体去改写兄弟民族的民间传说的（据说原文是有唱有白的弹词体），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民间文艺学方面的新尝试。”他在总结理论方面的成绩时说：“严格说来，这方面并没有很大的成绩。”但他还是实事求是地做了分析：第一，“现在已经有了一些比较精细分析的文字。”如严辰等写的一些关于歌谣的短论。第二，“谈论的对象也扩大了。”“过去几年，大家谈论到秧歌、民谣、故事、窗花、门神等，近来，大家注意和探讨的对象是更加广泛了，莲花落、相声、灯影戏、道情……这些名目都上了‘论坛’。这是我们民间文艺探究范围的一种开拓。”第三，“不断出现了许多工作经验的总结报告”。他还特别提出了《民间文艺集刊》的编印。过去的民间文艺集子，大都是资料的集子，为着补救我们学界这方面的缺陷，研究会的同仁决定编印一种集刊，“它当然还负有别的任务（如反映会务，沟通消息等），但是理论研究无疑是它所负担的一种主要任务。创刊号编好了，理论方面的文字，共有十多篇。我们希望这个集刊逐渐发展下去，能够成为民间文艺理论研究方面的一个中心园地。这在整个新民间文艺学运动上无疑是很需要的。” 他还指出了民间文艺研究会以及民间文艺界所存在的缺陷和问题，提出了一些批评和要求。比如，他说，全国性的搜集研究机关是建立了，但由于这个机关的负责的同志大都是兼有别的职务的，因此，“在工作的设计和实行上，不免有些滞涩。”在资料的编辑、整理、出版上，固然有了可喜的成绩， “但是，有好些做这种工作的同志，在见解上多少还存在着偏向。例如对于民间文艺作品的采录和编印，只抱着一种狭窄的功利主义，即单纯的‘从民间来、到民间去’的思想，没有周全地考虑到人民创作一般的历史、社会的意义，没有考虑到它对于当前文艺及一般学术、文化可能发生的多方面的作用。因此在材料的弃取上，在记录的方法上，都可能发生某些问题。有许多本来有用的材料，因为不合于那‘直接还给人民’的标准而被抛弃了。又因为记录者的目的只限于编辑大众读物，对于某些材料就不免加以删削或增益。这些做法，从民间文艺的广泛的意义和作用看，是值得商量的。自然，采取人民自己的创作，并加以严密的审订，然后还给人民，这是我们今天文艺界应该做的一件工作，而且是相当重要的一件工作。肯去担任这种工作的人是我们应该尊敬的。但是，我们要记住：这种做法，只是处理民间文艺‘资产’工作的一部分，而决不是它的全部。此外，还有别的同样重要的做法。例如把比较有意义的和有价值的民间文艺资料忠实地、丰富地采录起来，并给以印行，去供给一般文艺工作者学习、研究。这也是这方面整个工作的一部分。而在这种工作中，即使有些局部带有缺点的材料，也不妨收录（不必说，完全健康的当然更好）。至于为供给历史学者、社会学者们的参考而集录的材料，自然界限更加宽大了。总之，民间文艺的意义和作用是多方面的，我们对它的看法和处理也不要单单限于某一面（尽管那一面是怎样重要）。” 除了对民间文艺工作者和本会工作人员中存在的缺点和问题外，钟敬文还对当时文艺界、文化界某些人对民间文艺的不正确的态度和看法，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说：“有些人对于神话、童话等的看法，就有些不正确的地方。他们一看到这类作品中有着‘超自然的’的人物和情节，就轻率判定它是迷信的，甚至于是反动的。他们不明白那种天真的想象，大部分是文化没有发展成熟的人民在精神上的自然产物。真正由劳动人民自己的头脑产生的虚构性的作品，在根底上往往是唯物主义，是现实主义的（自然，这是朴素的唯物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它在一定社会阶段上尽着一定的社会作用，而且在今后的社会里也还是有意无害的艺术品。这跟统治阶级、宗教骗子们所伪造的东西，是形貌相近而实质不同的。这些道理，在马克思和高尔基的论著中是说得相当清楚的。可是，文化界和文艺界中有些同志，对这些还没有相当透彻的理解，……”[8] 钟敬文在这篇建国一周年时写的民间文艺工作的总结性文章里所发表的两个批评性观点，在正常学术环境中纯属学术的见解，现在看来无疑是正确的。在新中国成立二周年时，他又发表了一篇类似的总结性的文章，在历数了民间文艺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后，再次指出了上面谈到的那些问题，特别是批评了根据当前的思想政策去窜改民间作品的思想和情节、拿现在流行的或个人爱好的文体去改变固有的叙述的不良倾向。[9] 如果当权者接受了他的这些正确的批评意见，对存在的偏向或缺点及时加以引导和纠正，我们的民间文艺工作肯定会沿着一条比较规范、比较健康的道路前进的，但由于他的批评意见牵涉到了当时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里担任某些工作的同志，所以种下了几年后在反右派斗争中遭到批判并被划为右派分子的种子，并被指责为“资产阶级民俗学”的“学伐”，从而酿成了他的命运的悲剧。 编辑《民间文艺集刊》第二册时，正值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刚四五个月，全国上下反美情绪高涨，钟敬文把原拟写作的《中国近代歌谣中的反帝意识》，改写成了一篇《民间歌谣中的反美帝意识》，发表在他所主持的刊物的这一期上。刊物初创时，是由新华书店出版发行的，从第二册（1951年5月15日出版）起，改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继续由新华社发行。第三期（9月1日出版）上，他又发表了一篇《从口头文学看武训与人民的距离》的文章。编者在《编后记》中允诺从下期起更多地发表民间文学作品，但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的原因，第三册出版后就停刊了。这份以推动理论研究为宗旨的民间文艺刊物，虽然前后只存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仅出了三期，但它团结了全国各地的许多民间文艺专家和有志于民间文艺的爱好者，收到了许多民间文艺工作者寄来的珍贵资料，对中国民间文艺学的研究和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尤其是在倡导科学的搜集和研究方法上，起了开拓性的导引性的作用。 事实上，编者也是把刊物当作推动工作发展和引导学术进步的重要工具和渠道。如编者在第二期的《编后记》里就当时民间文学的学术思潮发表议论说：“过去有些学者，把民间文艺比做古文化上的枯枝和落叶。这自然是极端错误的。相反的，民间文艺是一株古老而却永远年青的树，它每年都在添新叶，吐花朵。这是因为劳动人民永远是文化的创造者。特别是在社会处于大变革的时代，新的生活和思想，必然更加丰富和新颖的反映在群众自己的创作里。……当然，旧的比新的不知多好多倍，对于旧的，绝不应该存有任何的轻视心理，——我们的工作，正是要发掘多年的宝藏；但我们同时也非常希望各地的同志们注意搜集新的作品，而且也绝不要因为新的在技巧上不如旧的，一般比较的粗糙，也就随便轻视它。”这通议论，显然是有所指的。同一时间，钟敬文在给《光明日报•民间文艺》所写的一篇文章《对于民间文艺的一些基本认识》里，也说了意思大致相同的一段话：“过去，民间文艺，在人民的教养上，无疑是一个巨大力量。除了那些实际生活和风俗、习惯之外，在民间，尽着重要的教育作用的，就是它。一般民众，从摇篮时代起到进坟墓时候止，差不多都沐浴在民间文艺的江河里。它给他们教导，给他们鼓励，给他们扶持，给他们快乐和希望。它是生活的百科全书，是知识上、行动上多方面的教师、朋友和爱人。自然，今天，那些作品再不能担当起这种重任了。它的大部分已经随着‘社会的地震’而掉落了它的作用。但是，在今天，并且在明天，一部分优越的民间文艺，还是一种‘活的文化’。对于新教养，它还是个继续能够提供新鲜奶汁的乳房。”[10] 《民间文艺集刊》停刊后，以联络和指导为主要工作方式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失去了与各地民间文学工作者及其地方机构的联系渠道，事业的开展受到很大影响，会内人员只能把精力放在编辑丛书上。《民间文学丛书》的出版获得了相当的进展。 从1952年起，钟敬文又接连受命担任了北师大的副教务长；1953年起创建了人民口头创作教研室，开始招收民间文学研究生；1954年被任命为学校科学研究部主任。因此，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兼职，特别是主持会务，不能不陷入捉襟见肘之势。 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归属问题，长期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建会初期，隶属于文化部艺术局编审处，后编审处改编为人民文学出版社，民研会便成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下属单位。三年后，转到了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后又由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转到中国作家协会。时间不长，于1955年转到中国文联，这才算稳定下来。转到中国文联之后，对于飘摇不定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来说，创办一份新的定期杂志，加强同各地民间文学工作者的联系，自然成了最理想的选择。于是，《民间文学》月刊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包括确定方针、调集编辑等），便于1955年4月23日在北京创刊了。成立了由八人组成的编委会：钟敬文、贾芝、陶钝（以上是常务编委）、阿英、王亚平、毛星、孙剑冰、汪曾祺。当时没有确定并经上级领导机关批准主编人选。由于钟敬文是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主持会务的副理事长，所以刊物的工作，理所当然地由他负责主持。但因他是兼职，会内设有秘书组长之职，具体的编辑事务，也就由贾芝负责，还从《说说唱唱》调来汪曾祺担任编辑部主任。刊物的重要稿件，由编委会讨论决定。《民间文学》的《发刊词》，是由钟敬文执笔撰写的。由于《发刊词》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半官方文告的性质，包含着一些重要的原则和思想，所以它的发表，是受到民间文学界的重视的。它包含了有关民间文学的几个基本的观点： 第一，把民间文学定位为“人民口头创作”。人民口头创作是各民族创作的精神文化，而这种精神文化，在过去长时期中经常受着本民族或异族的统治阶级的鄙视和摧残。一个民族的优秀的人民文化，就是那个民族的文化的精华。 第二，人民口头创作有过去流传的，也有现在新生的，无论前者或后者，都具有教育的作用和认识的作用。“过去人民所创造和传承的许多口头创作，是我们今天了解以往的社会历史，特别是人民自己的历史的最真实，最富饶的文件。”“在这种作品中，记录了民族的历史性的重大事件，记录了广大人民的日常生活和斗争，记录了统治阶级的专横残酷和生活上的荒淫无耻，……作为古代社会的信史，特别是人民生活和思想的信史，人民自己创作和保留的无数文学作品，正是最珍贵的文献。” 第三个观点是，人民口头创作对文学艺术的批评和创作的意义和作用。 作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机关刊《民间文学》的《发刊词》，它所阐发的有关民间文学的一些基本观点，成为一个时期（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民间文学工作的基本信条，其影响，远远超出了一篇任何个人的文章，特别是对散布在全国各地的业余民间文学搜集者起着启蒙甚至指导的作用，对我国民间文学事业（尤其是搜集整理工作）起了推动作用。这篇文章既是官方性质的，又是个人的。作者采用“人民口头创作”一词，显然是从苏联的民间文学理论中借用而来的。当时钟敬文在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辅仁大学三校开的课程，也叫“人民口头创作”。这是历史的必然，是几乎很难超越的，因为那时是全社会都在“一边倒”。把民间文学定位为“人民口头创作”，有很强的阶级性，是建基于从原始社会的统一的文化进到奴隶社会之后，文化便一分为二，出现了与统治阶级的文化与人民的文化这个基本点上的。这种观点曾经在很长的时间里影响着我国的民间文学工作，起了积极的作用，其消极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有些学者和基层文化工作者强调“被压迫者的创作”这一观念，在搜集和整理民间作品时，为了突出其所谓的思想性和战斗性，往往任意拔高和篡改其内容，走到了反历史主义的斜路上去，并且成为我国民间文学工作的一大顽症。在这一点上，钟敬文的此文无疑为日后越来越严重的左的、庸俗社会学的民间文学思潮的泛滥，留下了可乘之机。 这篇《发刊词》的发表，文艺界的反胡风运动正开展得如火如荼，作为一种半官方文件，作者没有超越、也无法超越这次波及全国的政治运动的阴影，况且多少年来钟敬文都是以左派学者和作家面貌出现于文坛上。因此，在此文中，对胡风把民间文艺说成是“封建文艺”的理论进行了批判。到20世纪80年代历史新时期，胡风的冤案平反昭雪后，钟敬文在把这篇职务作品收到自己的《钟敬文生平•思想及著作》一书中时，将这段批判的文字删除了。尽管对胡风的批判是建国后的一大政治冤案，现在已经彻底平反昭雪，我还是不能不表达这样一种观点，胡风关于民间文艺的观点仍然是错误的，但它属于学术上的一种观点，把他的民间文艺观点拉到政治运动中是不适当的。 好景不长 春花易谢 1956年，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宣告完成，国家进入了历史性的转变时期。党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总理做了知识分子问题报告。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钟敬文作为民研会的副理事长和作家协会的常务委员，积极参加了文联和作协举办的一系列活动。3月，中国作家协会召开第二次理事扩大会议，老舍在会上作了搜集、整理和翻译兄弟民族文学的报告；钟敬文也在会上作《回答新形势的要求》[11]的发言（3月6日），呼吁作家协会、高校的文学史教材要重视人民口头创作问题。这年的暮春，他又参加了中国文联组织的文艺界人士西北参观团，在陕西、甘肃两省的一些大中城市参观访问，8月底从兰州回到北京，又到西山碧云寺去写作和休息，前后住了个把月才回到学校。这时全国党组织整顿“三风”的运动已经开始了。 作为主持工作的民研会副理事长，在1956年整个一年中，钟敬文没有在民研会的刊物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大概也没有怎么过问民研会的事。这种情况的出现，当然是耐人寻味的。根据后来的（1957年10月之后到1958年上半年发表在《民间文学》上的）一些批判文章所提供的材料判断，在此之前和在此期间，他与在会里工作的党员负责人之间，产生了一些意见分歧。这些意见分歧，逐渐演变成为所谓党外人士向党内人士争权、甚至力图摆脱党的领导的一种罪证。 1957年的春天，“双百方针”得到继续贯彻，各民主党派充分发挥参政议政作用，畅所欲言，知识份子帮助党整风，大鸣大放。像许多知名学者教授一样，钟敬文在北师大、教育部等单位召开的帮助党整风的座谈会上发了好几次言，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破浪前进》的短文，在《文艺报》上发表了《为了我们高贵的共同事业》。 到了夏季，全国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6月初，反右派斗争开始了。在逐渐升级的反右斗争中，钟敬文在座谈会上的几次发言成了他向党进攻的罪证。他任教的北京师范大学，对他以及黄药眠、穆木天、彭慧、启功、李长之、陈秋帆、俞敏等好几位知名教授，口诛笔伐，把他们划为“向党猖狂进攻”的右派分子。这时，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也开始对钟敬文进行揭发批判。《民间文学》第10期发表了贾芝的长文《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方向——论民间文学工作中的两条道路》，把“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民间文学领域里的学术观点，划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条道路。文章虽然没有点名，行内人士一眼便知道，钟敬文便是作者所指的保留着“一套腐朽的学院派学术思想”、又代表着“资产阶级”方向道路的代表人物，并给他开列了六条大罪状。同期发表的，还有钟敬文当时最信任的学生、在后来的批判中被指责与他的老师划不清界限和钟敬文在民研会的“坐探”的张某的文章《民间文学能不要党的文艺方针吗？》，这篇批判文章，把钟敬文在建国一周年时写的《一年来的新民间文艺学活动》等的观点引出来加以批判，说他在根本上反对毛泽东的文艺方针，以表示他已与他的老师划清了界限。11月9——19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又连续在王府大街乙64号文联二楼会议室召开了三次会议，邀请部分理事、《民间文学》编委、民研会全体工作人员、北师大民间文学教师和研究生等参加，批判钟敬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12] 同期上还选发了在批判会上的几篇发言稿，它们是：林×的《民间文学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孙××的《活教材》和陈××、谭××的《钟敬文对于青年的毒害》。转过年来，即1958年的《民间文学》上，继续发表批判钟敬文的文章：贾×《再论民间文学工作的两条道路》（第1期）、毛×《钟敬文要的是什么权和什么样的尊重？》（第1期）、江×《钟敬文是个什么样的专家？》（第2期）。 在笔者与钟敬文先生多年的接触中，关于1957年的事，他一直悔莫如深，不愿谈及。研究者们也都忽略不计。但他在97岁时，在西山修养，静思中想起走过的近百年的坎坷历程，却还是禁不住要把真话写出来告诉读者，于是一发不可收拾，写下了一篇回忆录：《我与我们的时代•祖国》。在写到关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召开的那几次批判会时说道：“我的主要工作岗位是在北师大，批判（以后还要管制）活动的重点当然也在这里。但是，我还兼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管事的副理事长，就常理说，在这样大是大非的阶级斗争上，会里当然不能轻易放过我，何况还有其它的因素在加温呢？因此，在这一年冬天（我已被强制劳动），民研会特地为我召开了两天批判会。由于准备充分，加之某些领导的个人感情因素，其炮火的猛烈，比起北师大，实有过之无不及。批判会散场后，我在那里的职务、权利当然都被取消了。”[13] 钟敬文在回忆中含蓄地提到的“某些领导的个人感情因素”，实在是尽人皆知的。 由于钟敬文被认为是“反动学术权威”，所以在批判告一段落之后，北师大中文系的学生组织专门班子写作了一本专著《钟敬文文艺思想批判》（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笔者至今还收藏着一本。前些日子，钟先生的公子少华来借去翻拍复制，我得以粗略地翻阅了这本出版于40多年前的奇书的《结语》，那些杀气腾腾的话语跃然纸上：“解放后，他继续贩卖资产阶级民俗学的观点，顽固地坚持他的反动立场。他攻击党的领导和党员干部，攻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打起‘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旗号，贴着几个‘马列主义’的标签，到处招摇撞骗。1957年5月，在黑云滚滚的时刻，他也乘机兴风作浪，企图使中国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复辟资产阶级的民俗学。一声春雷天地动，反右斗争开始后，他的罪恶目的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一切隐隐现现的东西，新新旧旧的货色，都不可逃遁地呈现出来。历史就是这样不可凌辱，不可动摇。”[14] 他在回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组织的三次批判时写道：“为了批判我，某些人（包括后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一些同志）不但搜查了故纸堆，发表了口头批判和书面论文，还写作了专书（《钟敬文反动文艺思想》），在国家一级的书店里刊行。（那时跟我同样受到这种待遇的，记得还有王瑶同志，虽然他侥幸未被划为右派。）这样做，还嫌不够彻底，于是又组织了大学本科的优秀学生，大兵团作战，日夜鏖兵，编纂了一部数十万字的《中国民间文学史》（按：上下两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即进一步批判了我的‘谬论’。”[15] 的确，这大概是当代史留下来的一本奇书了！《中国民间文学史》的作者在《导论》中主要以郑振铎先生的《中国俗文学史》和钟敬文的民俗学理论为批判对象，除了学术批判之外，甚至把钟敬文说成是“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帝国主义的代理人”。[16] 这部书出版后，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联合或分别召开座谈会，进行讨论，在充分肯定学生们的革命精神的前提下，也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学生们又于1959年和1960年两次进行修订，并印出了修订本，但基本格调如旧，没有什么大的改变。 钟敬文的副理事长职务，在民研会召开的三次批判会后，就无形中被终止了。在1958年的“三面红旗”运动中，“浮夸风”刮遍全国，新民歌应运而生，风起云涌，自然也给以搜集民歌民谣为己任的民研会带来了大好机会。7月初，在北京召开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大会，报告人贾芝作大会报告《采风掘宝，繁荣社会主义民族新文化》，对钟敬文与胡风、冯雪峰再次进行批判和清算，把他定位为“修正主义逆流里的狂妄的野心家”，“五四以后提倡资产阶级民俗学的一个后起的代表人物”。[17] 这次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大会，实际上是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因为在会上产生了新的即第二届理事会和主席、副主席，郭沫若继续为主席，副主席为周扬、老舍、郑振铎。[18] 这次会议，钟敬文当然被取消了参加的资格，而且在组织上完成了撤消其副理事长职务的手续。从此，他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关系就切断了。 被划为右派、政治生命受到惨重的打击的钟敬文，被监管劳动。正式的文件是1858年2月下达的：“钟敬文，职务：研究部主任、人民口头创作教研组主任、校务委员会委员、师大学报编委、教授。处理意见：按五类处理，保留教授学衔，由一级教授降至三级教授（工资由345元降至245元），撤消研究部主任、教研组主任、校务委员、学报编委职务。”（见《北师大反右运动档案•1957年被划右派分子名单及其处理情况》）[19] 直到1962年才被摘帽。摘帽后，他又检拾起民间文艺的研究，在此期间，写作和发表了两篇关于晚清民间文艺学史的论文（《晚清革命派著作家的民间文艺学》、《晚清改良派学者的民间文艺见解》）。只有一次，他被邀请参加民研会的活动，即1963年春天，观看应邀来京的河北省乐亭皮影演出，并应《民间文学》编辑之约，写了一篇《看了乐亭皮影以后》的短文，发表在该刊第2期上。 历史新时期 文革中，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像其他文艺家协会一样，停止工作达十年之久。“四人帮”被粉碎后，各文艺家协会陆续恢复活动。1978年春夏之交，中宣部批准成立了恢复中国文联和各文艺家协会筹备小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也成立了筹备小组，钟敬文作为筹备小组成员参加了筹备工作，并参加了1978年6月初召开的中国文联三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他在一首小诗中表达了他当时的心情：“文物民权一扫光，四凶真比法西狂。到头魔垒旗终倒，日月重辉万乐昌。//服务文场与教坛，蹉跎已过古稀年。当兹世道云兴日，合作铮霞照碧天。”钟敬文在全委会上作了《用百倍成绩回击“四人帮”的野蛮迫害》的发言。[20] 他在发言中呼吁：一，经过一段时间的必要的筹备，早日恢复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二，各高校恢复民间文学课程并恢复和建立民间文学教研室或教研组；三，《民间文学》杂志尽快复刊。文联全委扩大会6月5日闭幕，恢复中国文联和各文艺家协会筹备小组负责人宣布第一批五个协会（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中国剧协、中国音协、中国舞协）恢复活动。（笔者当时在《文艺报》任职，文联全委会期间担任宣传组副组长，协助组长邹荻帆工作。恢复文联和各文艺家协会筹备小组开会听取民研会筹备组的筹备汇报后，认为民研会的筹备工作尚不成熟，本次全委会上暂不宣布恢复活动，留待第四次文代会时再议。） 在三届三次文联全委扩大会议期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于6月2—3日召开了常务理事扩大会议，就恢复民研会及《民间文学》刊物问题，进行讨论。《民间文学》先行复刊的建议，得到了上级的批准。钟敬文这时虽然不是民研会的常务理事，但他作为恢复民研会筹备小组的成员和民间文学专家，出席了这次常务理事扩大会。马学良作《扫除“四害”肃清流毒 让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大放异彩》的发言，提出成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的建议之后，在民研会常务理事会上再次重提这个建议，得到了钟敬文、傅懋勣、常任侠等学者的附议。周扬当场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并建议民委和社科院联合筹备。经过一年半的筹备，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于1980年1月25日正式成立了。 1978年是中国思想解放运动深入人心的一年。4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从而在全国思想界开展了一场大辩论，极大地推动了思想解放运动。年底，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理论务虚会，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为一个老学者，钟敬文跟上了时代的步伐。他在文联全委会后，到兰州参加少数民族教材编选和学术会议，并亲自召开座谈会，听取各地教师们的意见，决定并着手组织人马编著高校教材《民间文学概论》。 此时的文艺界，思想解放运动一浪高过一浪。但在文艺工作者中，心有余悸还很普遍，长官意志还所在多有，艺术民主还有待发扬。为了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推动思想解放，经中央同意，周恩来总理1961年6月19日在广州会议上所作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分别在1979年初的《人民日报》和《文艺报》（第2期）上发表。全国文艺界人士对艺术民主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钟敬文参加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召集的座谈会，并以《谈框子》为题在会上发言。他在破除“框子”的题目下，提出并分析了民间文艺界存在的一些“影响不好”、需要“打破”的“框框”，如：在为当前政策服务的口号下出现的把“古为今用”狭隘化；在文艺理论、民间文学理论上机械搬用苏联理论，等。[21] 这篇随笔，不仅是钟敬文政治思想的解放，更重要的是，是显示了他作为一个人文学者的思想跨越，他在民间文学界率先对一向被我国学术界奉为圭臬的苏联民间文艺学理论进行了反思和挑战，尽管是初步的。 一般认为，我国现代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肇始于1918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1979年正是“五四”60周年。60年的征程，特别是经过文革后，亟待总结和清理。周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作报告，提出了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学说。钟敬文也应邀在会上作《作为民间文艺学者的鲁迅》的报告。同时，钟敬文还在《民间文学》1979年第2期上发表《“五四”前后歌谣学运动》，他在这篇文章与《作为民间文艺学者的鲁迅》相呼应的文章中，试图对现代歌谣运动的起因、成就和局限进行思想的和学术的总结。钟敬文的文章是粉碎“四人帮”后最先论述歌谣运动的文章，在观点上，与五六十年代发表的那些将“五四”时代及倡导歌谣运动的代表人物划为“资产阶级学派”的文章，显然相左，旨在纠正民间文学界自1958年以来借政治运动和学术批判之机而占了主导地位的错误观点，以恢复歌谣运动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传统。但对“五四”前后的歌谣学运动的局限、特别是到30年代的后续发展中出现的缺点和问题，其分析和批评，则显得不够，在某些问题上没有达到他后来的认识。 在全国声讨批判“四人帮”的第三阶段，钟敬文于1978年9月9日写了一篇《为孟姜女冤案平反——批驳“四人帮”追随者的谬论》的长文。但那时没有刊物可以发表。1979年1月《民间文学》复刊。他在完成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文章写作后，便着手对其进行了修改，并交给《民间文学》杂志发表。[22] 这篇文章，固然是对“四人帮”的政治批判，但它又是一篇有理有据的学术性很强的论文，不仅在当时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而且引发了顾颉刚先生早年的著作《孟姜女故事论文集》在他逝世后很快出版，钟敬文并为顾著写了序言。他在序言里写道：“这个传说学的研究成果还有些值得商榷的地方。如我在《为孟姜女平反》文里所指出的，对于杞梁妻崩城（或崩山）的故事转到孟姜女哭倒长城的故事，那情节大转变时期的断定，就是一个例子。但是，这种商榷的意见即使有道理，也是学术史发展上常有的情况，并不足为奇。如果一个学术上的问题，前人对它所写的文章，过了半个世纪（特别像我们所处这样的时代），还句句正确，没有一点可重新讨论之处，即使不是件奇迹，也是稀有的现象吧。”[23] 这篇序言，表现了钟敬文作为学者的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他并没有对亦师亦友的顾颉刚先生早年的著作采取全盘肯定的态度，而是在某些问题上提出了新说，修正他的看法，从而推动学术的进步和发展。他在注解里还说：“（顾先生对苏联汉学家李福清说）他写作那篇孟姜女论文时，年纪很轻，意思是对问题考虑可能不够周全，看来，他并不坚持他早年的意见。” 在1979年10月30日至11月16日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宣布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恢复活动；接着，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于4—9日套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作为筹备小组成员的钟敬文致开幕词，筹备组组长贾芝作报告。会议选举周扬为主席，钟敬文、贾芝、毛星、顾颉刚、马学良、额尔顿•陶克陶、康朗甩等八人为副主席。笔者从有消息可靠人士那里听到，四次文代会前夕民研会筹备组上报的名单中，钟敬文并不是列在副主席中的第一位。倒是作为文联负责人的林默涵火眼金睛，一看到这个报告，便大笔一勾，把钟先生勾到了前面。重新当选民研会副主席的钟敬文，以新的姿态和昂扬的热情参与了民间文艺研究会的恢复和民间文艺事业。他写道：“我像蜇伏多年的动物，这时顿感到‘龙抬头’的时候到了。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我的许多宝贵时间被糟蹋了，我的饱满的精力被销蚀了，我的学术作业被抹黑了。尽管如此，我那颗为祖国、为人民的雄心壮志犹活跃着。这在我处于那些黑暗时期所作的诗篇和论文中是可以得到验证的。我此时的心境正如曹孟德带着醉意所吟唱的诗篇所表白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为了恢复民间文学事业，为了重新建设民俗科学，我不仅在逾越古稀之年，孜孜写作科学论文，培养研究生、专业工作者，更孜孜致力于中央这类学术机构的恢复或新建——例如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后改称文艺家协会）、中国民俗学会。为了推动和协助各省市这类学科和机构的建立和发展，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十多年间，我北至辽宁的丹东，西至兰州、四川，南至广东、广西，东至上海、杭州及宁波；或参加成立学会大会，或参与科学讨论，或进行学术讲演……只要有利于民间文艺学、民俗学的建设与发展，而我的体力还能支持，我都不会放弃自己的责任。”[24] 钟敬文在代表大会上还作了题为《把我国民间文艺学提高到新的水平》的长篇发言。笔者在执笔写作这篇文章时重新阅读他20年前的这篇发言，与其说从中得到了许多民间文学的见解和知识，勿宁说感受到作者敢于说真话的可贵。在发言中，他没有因为重新回到文艺界、重新回到民间文学专业机构里来，而不顾一切地歌颂大好形势（他也讲了三年来取得的成绩），而是切切实实地讲了一些中国民间文学界存在的、有待克服和提高的问题。这些问题是： 第一，三十年和十七年的问题。“三十年”是指从建国到1979年的三十年，“十七年”是指文革前的十七年。这是整个文艺界在批判了“四人帮”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后，都在关注和讨论这个敏感的、甚至分歧很大的问题之一。其实，主要分歧的核心是，过去的文艺界是否有一条“左”的路线统治着的问题。1979年初，我所供职的《文艺报》召开全国文学理论批评工作座谈会，总结建国30年来的文艺运动，三十年和十七年的问题，就成为各地理论批评家们最为关注的焦点，而且导致了此后文艺界领导成员中的严重思想分歧。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和争论，在民间文学界也不例外，不过由于种种原因，争论没有展开、没有深入，正如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没有在民间文学界深入开展一样。钟敬文指出，在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方面，我们有较大的成就，特别是发现和刊行了许多兄弟民族的民族史诗。但是，在记录、整理的忠实性方面，始终存在着一些问题。至于研究、探讨方面，不足之处更大，专门的、比较有分量的著作寥寥可数。特别是兄弟民族的史诗，还很少见到比较认真的、有一定分量的研究著作。汉族的歌谣、故事，收集了很多资料，却缺少在质量上值得称赞、科学性较高的论著。 第二，教条主义和庸俗化的问题。钟敬文说：有的民间文学工作者“只满足于引用一些经典的名言隽语，以代替那种应由自己对具体事象进行艰苦的精神活动才能取得的结论”。更为普遍的是，“把包含无限丰富内容的马列某些原理或简明公式，在运用上加以简单化、庸俗化。”他举例说：“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经济上的私有制和家族制度上的家长制、男权主义等，产生了大量的家庭悲剧、姑媳不和、妯娌吵闹、兄弟反目等的民谣、故事。这种作品在理解中国长期封建社会各阶级的生活和思想、情感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在表现艺术上往往也相当成熟。因为它具体地、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但是，在研究上，以至在搜集、记录上，它得不到较大的重视，甚至于被忽视。那主要原因，是认为它没有直接反映贫苦农民对地主阶级或外族侵略者的斗争。它的社会、历史意义不大。这样把人民创作中所反映的社会历史的广阔现实，狭隘化为一两项预定的条目（尽管这种条目是很重要的），而在研究方法上又未必真能够寻根究柢，弄清这些条目所包含的现象的产生背景、起源和变迁过程等。这种对待具有广阔领域和深刻内容意义的人民创作的态度和方法，是值得我们认真反省一下的。”[25] 教条主义和庸俗化是五六十年代以来的文艺学和社会科学领域里的通病，钟敬文捕捉住了这种通病，并把民间文学领域里的这种错误倾向加以归纳和分析。 在这个报告中，还包含着其他一些重要内容和观点，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赘述。值得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这些观点，是站在思想解放的立场上评述建国三十年和文革前十七年的，有些地方或有些观点，无疑是针对着创造了民间文学界的“两条道路斗争”论者的。 此后的几年中，钟敬文一方面通过北京师范大学的民间文学教研室培养人材、开展学术研究、编写教材，一方面借助社会团体民研会组织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倡导民间文学的理论建设。他参加并主持了民研会组织的学术年会。如在第一届年会（1981年5月）上，他除提交了题为《论民族志在古典神话研究上的作用》[26] 的论文外，还向到会者作了题为《民间文艺学的科学体系及研究方法》的学术报告。[27] 钟本人对《论民族志在古典神话研究上的作用》一文相当看重，在后来好几篇回顾学术生涯的文章中都曾提及，如《钟敬文文集（民俗卷）》的《自序》说：“在‘四人帮’的王朝将临覆灭命运之际，我就奋力利用有关考古文物所提供的新资料，进行了一次神话学的新研究，那就是《马王堆汉墓帛画的神话史意义》。‘四人帮’倒台后，我即精神饱满地写作了《论民族志在古典神话研究上的作用》、《刘三姐传说试论》等论文。在民俗史方面，我陆续写发表了《民俗学的历史及今后的任务》、《我与浙江民间文化》、《浙江民俗学的历史、问题和今后的工作》、《中大民俗学运动及其成果》及《六十年的回顾》（纪念中大民俗学会诞生60周年）等长篇讲词或论文。这一组讲话、文章，是对我国现代民俗学运动史提供的比较可靠的资料，也是试图对它们做一些科学的评价。从我个人的学术活动史说，它们是对60年代前期写作的那组民间文学史论文的继续和发展。”[28] 在年会上，他还对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工作提出了四点意见：一，对民俗学要引起重视；二，民间文学有两重任务，除了作为文学读物外，还要作为科学资料；三，要开展全国性普查；四，要编辑出版《阿诗玛》的科学资料。 在第二届学术年会（1983年4月）上，钟敬文提交的论文是《建立新民间文艺学的一些设想》。他开宗明义说，新民间文艺学的特点，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从实际出发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系统的民间文艺学”。[29] 钟敬文的这篇学术报告，实际上成了这次年会的主旨报告，与会者对其进行了讨论，并纷纷表示：钟的报告“为建设新的民间文艺学奠定了理论基础，描绘了蓝图，希望不要把他的报告仅仅当成一次学术讲座，而应当迅速采取有效的措施。”[30] 据笔者推测，这篇报告，也许就是在两年前第一届年会上所作而又未能发表的《民间文艺学的科学体系及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加以修改和发展而成的，至少二者是在思想上承前启后、一脉相承的。这篇文章发表后，曾有人在“新民间文艺学”的“新”字上大做文章，说钟敬文的这个“新”字，否定了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在中国民间文学史上的地位。这种观点，显然是十七年时流行的“左”的观点的残余。其实，钟敬文提出建立新民间文艺学，前面有四个定语：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从实际出发；有中国特色；学科要有系统性。在此四个定语中，重点当然是“中国特色”，根本不存在否定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历史作用的问题，况且任何伟大的文件都是一定历史的产物，也仅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上才是真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是一篇对中国文艺发展（包括民间文艺工作）起过重要作用的指导性文件，有些观点，在今天也还是适用的，但有些观点，在今天可能已失去了真理的价值，这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 荣任民研会主席 1982年前后，由于领导人的问题，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几乎有一年多的时间处在瘫痪之中。时任中国文联主席兼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主席的周扬，不得不分心于1982年12月14日在家里主持召开民研会主席团扩大会议，解决民研会领导人的问题。他对民研会出现的问题，感到痛心，却又没有精力再过问，在他的主持下成立了一个包括笔者在内的临时领导小组。因为他在文革后因思想解放而在文艺界常受到某些人士的批评和攻击，特别是1983年3月7日受命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大会上所作的报告《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受到了胡乔木组织的批判，[31] 心情极端沮丧，无法再顾及民研会的工作了。1983年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在北京西山八大处举办第二次学术年会，正值钟敬文先生80大寿。当时在《文艺报》工作的笔者，给周扬写了一封信，告诉他钟敬文先生80岁寿辰的事，建议他写封信给先生，以表示祝贺和关怀。周扬果然给钟敬文写了一封信，称赞他是：“成绩卓著，人所共仰”。笔者去西山参加研讨会时，又超乎自己的职责，向会议主持者建议为钟举办祝寿仪式，并得到了他们的同意。我通过电话报告了周扬，他欣然应允。我又约请了中国文联的领导人林默涵、赵寻，钟的老友、对外文委的林林等，新华社的名记者郭玲春等到会。由于我的自作多情的建议而导致的这个仪式，老寿星钟敬文既感到出乎意料，又十分高兴。出席祝寿活动的文坛老领导、老作家、老朋友热情的祝贺和温馨的赞誉，使钟敬文得到了从来没有得到的愉快和荣誉。 在回城的路上，周扬要我乘他的红旗车一道走。他同我谈话，说服我到民研会工作。此后，又以口头和写信的方式对我们表示，要求辞去民研会的职务。我到民研会后，尽其可能地按照主席周扬的思路工作，特别尊重民间文学专家钟老的治会意见。我去请教钟先生时，钟先生跟我半开玩笑说：“民研会是个火坑，你来会里，是跳到火坑里啦。”作为副主席，他对民研会长期处在瘫痪状态，已感到无奈和厌烦，因此也很支持我这个新来的中年干部提出的整顿意见，况且我关于加强理论研究的意见，正是他多次在民研会的会议上反复讲过的思想。于是定下来1983年12月8—11日召开民研会的三届二次理事会，讨论加强理论研究问题。开会前我到周扬同志家里向他汇报，他对我们的意见表示赞同。会议由钟敬文副主席主持并致开幕词，他还另外作了一个长篇报告，阐述加强民间文学理论建设的有关问题。我代表书记处宣读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民间文学新局面》的报告。会议当中，周扬抱病来到会场，由秘书小丁扶着走到主席台上，向大家发表讲话。大家很受感动，深情地聆听了抱病前来、也是最后一次出席民研会理事会的周扬同志的讲话。[32] 经过周扬一讲，与会者很快统一了意见，会议作出了加强理论的决定，其主旨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间文艺学理论，为了实现这个战略设想，要培训队伍、组织力量、编制课题，召开各类学术讨论会，围绕着“三套集成”开展全国普查，创造开展理论研究的环境。会议圆满结束，贾芝副主席致闭幕词。关于周扬在民研会的情况，我已在《回忆周扬二三事》一文中写过了。[33] 在中央宣传部和中国文联党组的领导下，经过协调与筹备，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于1984年12月召开了第4次代表大会。尊重周扬的意见，卸去他的民研会主席的担子，并选举钟敬文接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第四任主席的职务（他的实际任期是1984、12—1991、5）。钟敬文任民研会主席后，由我充任他的副手，协助他的工作，使我有五六年的时间，能直接向他学习和请教，近距离地了解这位著名学者。 毕生献身于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钟敬文先生，在他81岁时，被选为中国民研会的主席，心情自是十分高兴。他在致答词中说： 我小时候读过苏东坡的《赤壁赋》，有一句话是‘渺沧海之一粟’。他把世界和宇宙比做一个大海，个人只是一粟。我感到自己在民间文学的沧海中也只是一粟。大家推举我担任本届主席，实在是一种厚爱。尽管我年事已高，但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民，一个国家干部，就有责任在他活着的时候，尽自己绵薄的力量。[34] 他还特意就为什么要加强民间文学的理论研究作为重点，做了解释和说明。担任主席的六年间，称得上是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历史上最兴旺发达的时期。他领导和参与的大事，概括起来有几项：一，首要的是推动民间文学的理论建设，编制理论研究课题，提倡加强专题研究，办好理论刊物。二，“三套集成”上马，亲任总编委会（常务）副总主编，并主持召开了第二次编辑工作会议。三，主持召开了四届二次常务理事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决定把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更名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现略述如下： 1984年5月22至28日，民研会在四川峨眉山召开了有18个省市自治区的近60位民间文学专家参加的民间文学理论著作选题座谈会，讨论如何加强理论研究工作，提高学术水平，制定民间文学理论著作选题计划。钟敬文因年事已高，未能到会。会前，我去他家里听取了他关于加强理论研究的指示，并向他汇报了会议的开法。会议开始，首先播放了他的录音讲话，然后由我根据民研会三届二次理事会的精神作主旨发言，进行讨论。与会代表们集思广益，形成了一个《纪要》和《民间文学理论研究选题规划》。会上成立了中国神话学会，推举袁珂先生为会长。会议《纪要》中的一些设想，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领导班子有计划地逐项落实。首先由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中国民间文学理论建设丛书》：第一种就是钟敬文先生的《新的驿程》（1987年10月）。其他几种是：马学良的《素园集》（1989年5月）、姜彬的《区域文化与民间文艺学》（1990年12月）、刘锡诚的《原始艺术与民间文化》（1988月8月）。出版社编辑部拟定的出版计划中，记得大约有20余种，几乎囊括了当时稍有名气的老中青学者，后因为出版社被撤消而中断，实在是一桩令人惋惜的事。 钟敬文很重视办好理论学术期刊，曾在多次演讲中谈过，一种学科的存在与完善，有赖于学术期刊的培育。民研会主办的学术刊物《民间文学论坛》创刊于1982年，主编们根据钟敬文的意见，设立了“民俗之页”专栏，发表民俗学的文章。后来，民俗学在社会上蔚成风气，论文来稿越来越多，发表的数量也逐渐加大，有时份量甚至过半，只好取消“民俗之页”的栏目。钟敬文的许多重要论文，是在《民间文学论坛》上发表的。如《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序》、《关于民间文学集成的科学性等问题》、《新的驿程•自序》、《六十年的回顾——纪念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创立六十周年》、《评介一个苏联汉学家的神话研究——序李福清〈中国神话故事论集〉》、《从石龟到石狮子》、《中日民间故事比较泛说》等。有时他还向编辑部推荐他的学生（如何彬）的文章。到20世纪90年代，《民间文学论坛》不仅形成了自己的学术风格，也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可。 《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的编纂是一项宏伟的文化工程，全部完成后，大约有百卷之巨。这件事，从1983年民研会二次学术年会上开始酝酿讨论、起草文件，但始终还是纸上的事情。经多方敦请，直到1984年5月28日，文化部和国家民委两个国家部委才签署了108号文件，正式生效立项，开始实施阶段。此时，周扬同志却已躺在病床上，成了植物人，不能再视事了，由他担纲总主编，但必须有一两位德高望众、学富五车的学者出任常务副总主编，总揽其事，工程才能进行。经协商，钟敬文和周巍峙二人众望所归，出马担任了这个角色。在总编委会之下，成立了编辑部和办公室，“三套集成”终于走上了快车道。钟先生又兼任了《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的主编，任务繁重，要审阅地方上送来的稿件，发表意见，经他签署后才能发稿出版。他虽年逾古稀，事情繁冗，但总是都乐此不疲。1986年，全国普查搜集阶段近于结束，要及时部署下一阶段的编纂工作。周、钟二位领导到杭州主持了第二次全国集成工作会议，钟并在会上发表了讲话，即前面提到的那篇《民间文学集成的科学性等问题》。[35] 如今“集成”已出版了几十卷，故事卷也出版了十几卷（迄今已出版的有：辽宁卷、吉林卷、江苏卷、浙江卷、河南卷、福建卷、四川卷、北京卷、西藏卷、甘肃卷、陕西卷、宁夏卷），可谓成就卓著了，其中浸透着钟老先生多少心血汗水呵。 还要提到的一件重要的事，就是1986年10月末11月初，钟先生亲到成都出席并主持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四届二次理事会，并致开幕词。他在散文《成都去来》中写道：“几年前，中国人类学会，我们民间文艺研究会，就都在成都或其附近开过会，这些会是邀请过我参加的。虽然其中有些会期，恰巧碰到我临时有了别的事情不能抽身，但也不是全然如此。现在回头分析起来，主要原因，怕是由于心里没有一种‘非去不可’的迫切感。……这次，情形有些不同了。自己是会议的负责人之一，有义务去参加；附带的一种思想，年纪已经老迈了，往后外出的机会不是太多了。因此，我就决心走一趟。”[36] 会议学习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精神，号召实行学术自由、讨论自由、批评和反批评自由的原则，促进民间文艺学理论的发展，发挥民间文艺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以改革开放的精神开拓民间文学事业；通过了《1986—1990年民间文学规划草案》和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更名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向中央的建议。中央宣传部于次年5月批准了四届理事会关于更名的建议。 举办评奖活动是新时期以来出现的新事物，是促进民间文学事业发展的一项重要手段。1983年10月民研会举办了第一届全国民间文学作品评奖（1979—1982）活动，并在同年举行的三届二次理事会上颁奖。周扬主席担任评委会主任，钟敬文等任副主任。更名后的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决定于1989年9月，在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举办第一届中国民间艺术节，并举办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二届民间文学作品评奖（1983—1988）的颁奖活动。这次评奖由钟敬文主席担任评奖委员会主任。评委会评选出了获奖民间文学作品81部。年届86岁的钟敬文先生不辞辛苦，满怀热情地毅然去大连出席第一届中国民间艺术节和第二届民间文学作品评选颁奖大会，主持了这次颁奖活动。大连之行，钟先生兴之所至，还挥笔写下了《参加首届中国民间艺术节三绝》，以记其盛。[37] 1989年是“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前面说过，“五四”60周年时，钟敬文撰写了两篇大文章，今逢70周年纪念，又应邀将一篇《现代民间文艺学的登场》交给了《民间文学》（发表于第5期）。据笔者判断，这篇短文，可能是作者竣稿于1989年3月25日的长篇论文《“五四”时期民俗文化学的兴起——呈现于顾颉刚、董作宾诸故人之灵》[38] 的一个缩本或节本，后者无疑是作者多年来撰写的有关“五四”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的文章和思考的集大成者，而且郑重地创立并推出了他思考已久的“民俗文化学”这个学科名称。如果说，粉碎“四人帮”之初他所写的几篇有关“五四”民间文艺学的论文，更多地带有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色彩和旨意，那么，撰写这篇文章，却无疑意在“民俗文化学”及其历史发展的学科建设上。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建会40周年座谈会于1990年4月25日在中国文联大楼举行，钟敬文到会发表了一篇题为《新中国学术史上富有意义的一页》的发言，这篇文章事后发表在民革主办的《群言》杂志同年第8期上。[39] 这篇讲话历数了民研会所走过的道路和所取得的成绩，追忆了郭沫若、周扬等的历史功绩，隐含着作者复杂而难以言表的思绪和感喟。虽然不久后就要举行四届五次理事会宣告他所担任主席的四届理事会的结束，但我分明从钟先生的这个讲话中已经嗅出了一种类似告别演说的无奈。其时，我已像那些在中流里摇橹击水的梢公，正准备启航离开这个停泊了八年的滩头，因而也就没有亲耳去听他的高论，也无缘与朋友们分享那份喜悦与忧伤。当然，世间本来就没有不散的宴席。40年不算长，但其间充满了坎坷，道路上长满了荆棘。走过二十一年“仄径”与“危滩”的钟敬文，如今已是百岁老人，步履虽然不免有些“蹒跚”，但以其事业与学问的辉煌，而受到学人们的拥戴与祝福。 2001年11月30日 【附记】本文为钟敬文教授百年寿辰而作。全文发表于美国纽约出版的《中外论坛》中文版2002年第1、2期；节本发表于《民间文化》（北京）祝贺钟敬文百岁华诞学术专刊，2001年12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