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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注]直到晚近，西方学术界一直试图建立一套“准则”，只有符合它的一些文学作品才值得纳入严肃的学术研究。一些诗人、剧作家、小说家的作品，被认定为最重要的和最有价值的作品。作为其结果，学术的研究和学院的课程都集中在这个做了狭隘限定的“准则”上。在最近的20到30年间，学者们尝试打破这一“准则”，例如将更多的女性作家和非西方作家的作品囊括进来。在这篇专论中，弗里强调的是更为基本的扩张——在全球范围内从书面文学向口头传统挺进，并进而强调口头传统作品在数量上比我们的所谓“文学”要巨大得无可比拟，而且对世界文化多样性的鉴赏和认识，也只有在充分估价了口头传统的语言艺术之后，才是可能的，为了说明文本影响力的局限，弗里比较了三件事物：口头传统、亚力山大图书馆和因特网。古埃及的亚历山大图书馆是西方世界中的第一个实体的图书馆；托勒密预见到了它的发展，在当时尽可能地收藏世界上的手稿和图书的副本。与收藏实物不同，口头传统和因特网依赖浏览路径从一个资源到另一个：史诗歌手使用的是语言和意义关联的途径，而因特网通过联网的点击获取信息。任何依赖路径而不是实物的交流系统，都不能由一个固定的“准则”所包容。以口头传统和因特网而论，我们应当关注的是对隐藏在“产品”背后的过程的理解。 ——约翰·迈尔斯·弗里(John Miles Foley) 虽说行吟歌者也终有一死，却赢得荣耀、尊敬与知音； 为他们指引创作道路的，是掌管文艺与音乐的缪斯女神； 她对行吟歌者情谊深沉，神圣的爱温暖着每位歌者的心。 ——荷马：《奥德赛》[①] 在当今时代，Canon在很在大程度上已是个多义词。语源学研究证明，Canon与Cannon(大炮、火炮)可溯源于同一古词，两者之间存在着同源嬗变的复杂关系。[②]古往今来，大炮从未停止轰鸣；如今，“典律”被否定的事例也越来越多。在新的千年来临前夕，人文学科各领域内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典律”已成为战场的标志，成为受围攻的理性堡垒和文化格斗主战场的标志。我们已得知，其理由当然是很充分的，人们认为我们为语言艺术博物馆(the Museum of Verbal Art)选择的文学作品很不完整，带有地方观念的狭隘性，甚至带有偏见。实际上，长期以来被我们选中的那些拟向公众展出的作品，相对来说，几乎从未引起过他们的关爱，一向被束之高阁，落满尘埃。我们本可以对这些展品重新包装、贴上鲜艳的新标签，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改变参观者的看法。然而，这些越来越令人绝望的策略都未能道明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在收集馆藏品过程中，一代代管理人员没有尽到他们的责任。依据关于构成文学研究专题要素的那些未经检验过的设想，他们非但未能开阔人们的眼界，反而使人们的视野变得更狭窄了。实事求是的评价者都会承认，直到不久前，该博物馆管理人员的日常工作基本上都是重复性劳动：通过将那些足以体现选择馆藏品的美学标准的作品置于显赫、骄矜的位置，我们一如既往地继续赞美着一向受到赞美的东西。 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许多领域都取得了戏剧般的有益进展。人们要问，那此久未露面的女作家们到哪里去了?在全国，整整一代学者为把妇女文学列为高等院校的正式教学内容而辛勤工作，并使这辆马车在飞驰中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了选集编纂与文学研究的实际空间，超越了全国各地课堂教学的范围。人们还要问，为什么久未听到美国黑人与土著作家令人激动的声音了?答案同样是令人满意的：今天的学生和学者往往像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詹姆斯·鲍尔温(James Baldwin)、莱斯利·马门·西尔科(Leslie Marmon Silko)、路易丝·埃尔德里克(Louise Erdrich)或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巴尔扎克(Honore de Balzac)、列夫·托尔斯泰(Leo Tolstoy)一样，为人们所熟知。这些领域以及其他领域的学术研究一旦进入边缘地带，学科领域的边界便会得到实实在在的扩展。许多新的声音出现在研究讨论会上，支持这种或那种学说的人纷纷加入到辩论中来，在许多学生和老师看来，有些人以维护先辈作家及其作品的地位为己任，也是件有益于为人文多样性传承注入新活力的好事。现在，语言艺术博物馆已是个很值得一看的地方，无论个人前往或带领学生一起参观都将不虚此行。 但令人尴尬的是，即使我们当中最有想象力的管理人员，在对潜在资源的开发方面仍然处于基本上无所作为的状态，而这些潜在的资源在数量和多样性方面，甚至使整个博物馆全部馆藏也会相形见绌。为获得和展出从已知(文学)世界各个角落搜集来的抒情诗作，长、短篇小说及其珍品，我们采取过许多大胆而重要的步骤，可是却一向忽略了对大量优美、动人的言语艺术珍品的收集工作[③]，这些言语艺术品唯一的缺点是它们对口头表达的偏爱超过了以文字将其表达出来的兴趣。 尽管此类传说的存在已赢得人们的普遍赞许，但它们仍极少得到语言艺术博物馆的承认，难以与目前的馆藏展品平起平坐。 我们的博物馆从未更主动、认真一些地反思那些所谓历史新发现的现有馆藏品，研究这些藏品与它们产生的源头、出处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毫无疑问，到目前为止，古籍管理人员在这方面的表现最差：在口头传统对荷马、赫西俄德(Hesiod)等古希腊作家的影响引起学术界与日俱增的探讨兴趣的情况下，周期性地反复陈列杰出文人学士肖像的作法，显然难以持久地继续下去。随着人们对于从一个时代流传到另一个时代的一个条目又一个条目的口头传统的深入和重新发现使负责中世纪展品收藏的管理人员也很难安于现状了。关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民族史诗《贝奥武甫》(Beowulf)的陈列已被要求充实、更新，以使古老的传说重放光彩，古法语的《罗兰之歌》(Song of Roland)、中世纪西班牙的《熙德之歌》(Poem of the Cid)、古斯堪的纳维亚人的《萨迦》(Sagas)等展台也被要求充实、更新。上述口头传统的共同特点使它们成为一座座描述刚强不屈人性的文学丰碑，而且过去人们对其价值的认识一向是明确和肯定的。然而，一直有人低声议论着，在流动性很强的展出中，给予像乔叟(Geoffrey Chaucer)那样的精英作家以更体面、更显赫的位置是无可非议的，乔叟的作品有多种语言的文本，他作为语言大师、文章里手的地位毕竟早已得到公认。类似的不幸也困扰着负责印度、阿拉伯等东方艺术品的收藏与展出的管理人员。现在，不仅源于各种口头传统的诸如《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④]那样的史诗、故事仍在流传，即使与口头传统“较少”亲缘联系的一些史诗、故事在民间的穷乡僻壤中看上去也仍然保持着它们的活力。至于犹太教一基督教的圣经《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更是植根于口头语言，经过后人稳妥、可靠的加工而形成的。[⑤] 虽然已感受到关于现存口头传统的第一手考察报告，以及对作为许多基督教经典之源的口头传统的再发现与深入研究，给博物馆工作所带来的压力，但语言博物馆从未进行过任何根本性的变革，没有重大的发展规划或改革方案，范例也从来没有更换过。人们不难找到造成此种状况的原因：典律(the canon)具有历史的深厚根基和政治上的力量。而语言艺术领域内一旦出现总体上缺少作为一种文化所必需的作者、作品和读者或因其背景而在某程度上成为另一类作品的陪衬的情况时，新设施的出现几率便的确微乎其微了。更重要的是，就我们目前的意图而言，为教学服务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无论多么有能力的老师或解说员，在引导观众参观博物馆时，都必然受到现有馆藏品和展台的限制，正是这些藏品与展台构成了参观路线。谁也不会向人请教或解说人们未能见到的东西。即使参观者有幸得到曾受过该博物馆所体现的学术范围以外的专业训练的解说员的服务，那种专业知识仍然不可能得到开发和应用。 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着手改善上述状况呢?为使语言艺术博物馆能适应下一个千年的要求，管理人员应具备哪些方面的学识和战略眼光才能获得有价值的作品?我们应如何确保该博物馆的参观者能领略到被大大扩展和丰富了的语言艺术真作的魅力?这些真作应能如实地反映出语言艺术的绚丽多彩，尤其能如实反映在全世界范围内口头传统和依靠口头传统而产生的各种著作的丰饶。 从亚力山大城图书馆到因特网 首先让我们尝试着将两个未必能相提并论的“储存库”并列起来作一考察。其一是大名鼎鼎并带有神秘色彩的亚历山大城图书馆，[⑥]它是古代世界的奇迹；其二是该图书馆的当代类似物——因特网，它是现代世界的奇迹；并在并列比较中展望一下我们这个被人寄以至福千年的期望的馆藏典律的前景。亚历山大图书馆和因特网这两个给人印象深刻的庞然大物，分别出现于镌刻手书记事走向衰落和传统印刷术日显陈旧的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成为知识存储与传通技术发展史上两个不同时期，有着不同内涵的分水岭。然而，它们之间不仅存在形态差异——前者是一座宏伟壮丽的有形建筑，有其空间表现；后者则是电子脉冲网络，只是一种虚拟表现——而且有根本性差别：亚历山大城图书馆由信息、资料组成，因特网则是由通往信息、资料源头的线路所构成。[⑦] 虽然从久远的古代起，关于亚历山大城图书馆的历史的探索，便成为人们依据相互矛盾的证据而争执不休的一个困扰人的课题。但是，就是这样一部在被重构的过程中存在诸多争议的历史，也足以使我们有充分把握地认定，该图书馆始终坚持的核心目标是要把当时天下所有已被写出的书(写于纸莎草纸上的卷子)全部收藏于它的屋顶之下。[⑧]该图书馆在古埃及托勒密王朝统治时期落成之初，每年须向王朝报告图书收藏计划的进展情况：目前已收藏多少卷，今后拟收藏哪些新作，“船上卷子”(“ship scorlls")的征集与收藏情况如何，[⑨]在这种可称之为文献编目帝国主义(bibliographical imperialism)的鼓励下，此种进展中必然隐含着一种令人震惊的想法：既然书目中的条目都是有一定数量的，是有限的，那就让我们把它们都找到，并把它们变为我们自己的。这一目标对于20世纪由作者、读者以及被客体化了的语言艺术作品所构成的文化来说，听起来并不完全陌生；在旧式图书馆大楼中一向充斥着同样的精神，并扩散到馆外，导致人们对脱离信息源的信息存储设备(off-site storage facilities)的需求，从而对数字图书馆的出现可能起了促进作用。 为实现建立世界级图书馆的梦想，托勒密王朝在收集藏书方面事实上当然不存在资金限制问题。然而，与鼓鼓的钱袋相比，对其计划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对某些必然联系——例如被我们称为荷马者与完整或部分地记录了《伊里亚特》和《奥德赛》的大量卷子之间的那种作者与作品之间必然联系——怀有坚定的信念。但这种信念中也包含错觉，其一是“客体错觉”(the illusion of object)，即使在今天，人们对客观事物认识上的错觉在现实生活中也常常影响人们的行为，尽管电子传媒每天都使我们对有形客体的构成的认识变得更富有想象力。亚历山大城图书馆的馆员们实际上是将荷马与那些卷子等同看待的，就收集目的而言，人们也很难将作者与作品完全区分开。这种等同由于下述两个相关联的事实的存在而更加引人注目：其一是口头创作、传播和表演至少在亚历山大城图书馆建成初期，仍在使用希腊语的一些地区内继续进行着，因此很难说存在某种标准文本；其二是，被列人亚山大城图书馆“卡片目录”中的荷马作品的单独文本不少于131种。[⑩]然而，正是关于语言艺术作品都是可收集客体的错觉，使亚历山大城图书馆的建立和存在下去成为可能。 与将作品视为客体的假设(the work-as-object assumption)性质相同的是关于静态平衡的错觉(the illusion of atasis)。只有当作品具有静止客体的持久性和价值时，它才值得图书馆加以收藏。这第二种错觉必然有助于消除人们面对百余种荷马作品文本所产生的困惑：如果有些已达到静态，便有理由认为它们适合作为图书馆的收藏品。然而，正如我们前面已提到的那样，在亚历山大图书馆征藏图书进程中的早期阶段，可以肯定地说，荷马的诗作仍在不同的地方被不同的诗人反复表演着，其效果当然也不相同。(从交替出现的异文和文本同集于一种版本中，不难作出上述判断。)[11]一代又一代编辑们可能曾面对各种各样的卷子沉思，然后删掉某一行或某一段，或以其他本子中的某行某段取而代之，而他们能见到的语文学上的竞争还仅限于已通过文本处理审查、符合要求的那些竞争者的手抄本原稿。以现代视角观之，我们可以将此种集体的变更(colletive variation)解释为保罗·扎姆瑟(Paul Zumthor)所称的mouvance，即任一作品由一种文本表现变异为另一种文本表现的历程。(参见扎姆瑟著《口头诗作》第51—52页)但是，就当时、当地的条件而言，托勒密王朝的国王们及其办事人员他们辛辛苦苦积聚起来的那些静态客体所发挥的最重要的作用，不过是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资料记载，将思想宝藏变成了书面文字，其本身便是一套完整的档案。就此而言，亚历山大城图书馆也收藏了第一个原版真作的语言艺术博物馆。 于是，盛行了二千多年的一种样板、模式被创制出来，而被其排斥的东西犹如被其包容的东西一样重要。任何文字的东西都值得搜集，任何未被写出的东西则被界定为非客体存在。亚历山大城图书馆志在覆盖全世界是因为它所设想的世界性仅限于各种文本的原著。当时的人们受到对客体的错觉和静态错觉的双重影响，认为真作才是可信的，也正是这两种错觉使图书馆馆员的资格认定和语文学的出现成为可能，文化上的自我定界也在一定程度上与这种错觉的影响有关。由于口头传统作为一种表演行为，既谈不上客体性，也不具备静态特点，用当代术语来说，它们并非物质实体，因此不可能有资格成为各种具体项目总馆藏目录中的条目(entries in the grand inventory of concrete items)。而口头传统在当时的馆藏真作中也并非如同在图书馆中无法上架那样不受欢迎。[12] 现在让我们重新回到当代世界，回到刚刚出现的信息高速路——因特网上，它许诺将使人们有可能空前接近理论上是无限的知识与认知领域。就其勃勃雄心而言，此种宣称听起来似乎是托勒密王心声的反响，而作为储存库的亚历山大城图书馆和因特网也的确具有某些共同的特点。虽然因特网上每个单独的网站(single site)只能起到一种支持作用，但整个系统——作为一个不受地域或其他有形物质的限制的图书馆——旨在包容一切。而“一切”当然不仅仅指各种图书。现在，高等院校已经把文本、手稿摹真电子档案库的建立，以及其他在经济上和技术上尚无法实施的出版或拥有以传统印刷形式印制的学术工具书纳入专题研究项目。学术机构也已纷纷保证支持建立各学科网上漫游系统。[13]很多人在家中实实在在的环境中已经将自己设置的代码输入因特网卡片目录中个人“家庭网页”上。就总体而言，这一计算机驱动系统现在已将无数项目、条目置于它的“屋顶”之下，并由于越来越多的机构与个人用上因特网以及因特网的使用更加便捷，因此，因特网所拥有的在线信息、资料数量之巨是举世无比、前所未有的。 然而，使因特网远非一个亚历山大城图书馆所能相比的既非前者在纯数量方面占有绝对优势，亦非前者在所存“卷子”的多样性方面明显地压倒后者，而是在于因特网使人们获取信息资料的手段变得空前简捷，举手之劳，便可上网。总之，使因特网与众不同的是被编人其网络之中的往来关系，即一条条“热线”，你只需搜索一下，这些“热线”便可将你引入一个非物质的知识世界。您想浏览一下中世纪孤本杰作《凯尔斯》(Book of Kells)手稿的光彩吗?那就先启动浏览程序并输入指令：乔治敦大学莱伯林斯档案馆，其网址为WWW．georgetown．edu/ Labyrinth/．这时，你不仅能看到该手稿的网页，而且，整个中世纪都会根据你的指令呈现于你眼前，任凭你毫不费力地在不同的世纪、使用不同语言的不同作者的不同本中漫游、浏览，使你对《凯尔斯》一书的时代大背景形成全景式的认识。我们不妨将此过程与实际访问都柏林特里尼提学院(Trinity College，Dublin)的情景加以比较：《凯尔斯》的手稿即保存在该学院一座与一般的大学图书馆毫无二致的图书馆中，在一道充满发霉的气味的走廊尽头，人们只能在昏暗的灯光下细细查看一两页原稿。或许你更喜欢单独的影印本，它们将手稿影印在纸上并装订成册，加有封面、封底，使人一下能翻阅数页，但此种版本通常印数有限，一般图书馆不一定能有幸得到这种影印本。而且，无论是前往都柏林的旅行或是到当地图书馆进行的研究性远征，都不可能提供通过最佳状态的因特网上的考察、研究所能获得的大量的直接的、最贴近需要的资料及多维的相关背景信息。此外，无论是特里尼压提学院或是当地最近的图书馆都可能根本没有你所需要的信息、资料，而此种情况与其说它们缺少你所需要的资料，不如说它们缺少那种使人随时能轻而易举地访查到所需资料的、活跃的道路网络。 这些联系线路或(通往信息源的)道路还具有其他方面的一些特点，正是这些突出的特点使在因特网上的互动性漫游，与在藏书之丰富甚至可与亚历山大城图书馆相媲美的某一图书馆中查阅资料的感觉完全不同。首先，在电子迷宫中任何一条路线上的漫游，绝非仅限于对内置资料的标准化的、反复的游览；根据无论由何人所建立的特定站点可供选择的关注与评论项目，该路线犹如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通常会做的那样，能自动地按预置程序将人们引向对大量附属性相关题目的访问。另外，即使在访问者已经启动预想的访问路线后，也可以在中途随时更改自己的访问计划。同样，因特网上每个网站有关某一具体事件或经验的信息也总是不断更新的，从而能够为进入这座虚拟的大厦中的每个人在每次使用网上资料时都能有新的收获，得到新的启迪。即使在关于同一题目的各网站多次更新后，通过试选新的通道，或以不同程序沿同样的线路检索，或通过从不同深入程度上从这里或那里进入分支通道，总会有机会使你最熟悉的环境被明明白白地显示出来。的确，逐次访问因特网图书馆的指令在一定范围内是经常变动的，而不是以死记硬背的重复来解决问题。对因特网上述特点的观察所得，正如我们后面将加以探讨的那样，也可以用于对口头传统的描述。[14] 道路与典律 在想象古希腊吟游诗人如何走出传说故事的迷宫方面，荷马也谈到到道路(oimai)问题。例如：他曾描述奥德修斯(Odysseus，一译俄底修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奥德赛》即以他的经历为题材。——译者)在一次盛大的宴会上为向受到人们赞颂的歌者德谟多克斯(Demodokos)表示尊敬，而向这位歌者献上了一块最精美的野猪肉，以及作为本文开场白的那几句赞词： 虽说行吟歌者也终有一死，却赢得荣耀、尊敬与知音； 为他们指引创作道路的，是掌管文艺与音乐的缪斯女神； 她对行吟者者情谊深沉，神圣的爱温暖着每位歌者的心。 (本文作者所译：《奥德赛》英文本8．479—81) 应当注意的是，缪斯传授给歌者的并不是各种文本，即支持对客体的错觉和静态错觉的条目(items)，而是路线、道路、实现目的的手段。她所做的并不是从故事档案中借几卷给歌者，而是为演出的歌者(以及并未明确指出的观众)建立了通往成功、赢得观众欢迎的沟通线路(links)。她的传统口头史诗贮存库不是由存放在亚历山大城图书馆架子上的纸草卷子构成的，而是由为使用者提供的通往故事源头的道路、途径组成的，这些前文本时代的道路、途径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因特网的类似物。[15] 现在，让我们历史地、而不是单凭直觉臆测地对上述类似作一追踪考察。前面已经提到，荷马所说的oimai(道路)可与因特网线路相提并论，因此，由互联网站组成的网络对古希腊的口头传统来说，是一种比任何与单一、有形的文本世界相结合的东西更适合于它的认知模式。[16]当代的口头传统明确地证明了这一点。例如，南部斯拉夫人中前文字时代的史诗演唱者“古斯拉里”(guslari)们便特别注重这方面的切磋，他们关注的焦点并非事物本身，而是事物的过程。对他们来说，歌是动态的存在，它的演唱——它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流动，有些是可以预测的，有些则难以预言。在古斯拉里们的心目中，歌与作为纪念碑或衣冠墓的书毫无关系。[17]诚然，通过对某次演出进行记录，也能够制造出一个文本条目，一个可持久存在下去的物品，一个符合托勒密王朝的图书馆馆员们的要求、适合收集与保存的“卷子”。然而，次日，或对在不同的观念面前、抑或同一游吟诗人带着另一种心情的演出所进行的第二或第三次记录，将不可避免地出现某些与原先的记录不一致的地方，而此种不一致足以使任何一个本子的权威性受到质疑。作为一种具有无穷变化的可能性的系列，一个同时与无数未表达出来的假设及隐含的参照相连接而能为人们提供无数选择的道路网络，诗歌也活跃于任何一次单独的演出之外，而从不在意外界如何按某一记录或译本对它加以传播。即使我们有耐心坐下来观看一百次演出，我们也不过一百倍地更熟悉这同一个命题；实际上，没有任何一种记录是“该诗歌”本身，但所有的记录都以不同的方式包含了“该诗歌”的意思。既然谁也无法将因特网硬塞人封面、封底之间，口头传统当然也无法被典律化(canonized)。 现在我们可以讨论为什么说口头传统与典律观念根本不相容的第一个重要理由了。有鉴于语言艺术博物馆自然应收藏彼特拉克(Pertrarch)的十四行诗、蒙田(Montaigne)的散文、果戈里(Gogol)的小说，有鉴于不久前扩大了的该博物馆以展出莫里森的《被爱的人》(Beloved)和西尔科的《庆典》(Ceremong)为其新的特色，使该馆仍无展出口头传统作品的空间。而且，至少在目前这幢楼里，永远不会有展出口头传统的空间。这次不是由于管理人员过错，而是因为当代的教师和学者对文化多样性已有更多的了解，他们正在作出善意的和富有创新精神的努力来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而不是只听取被选中的、长期以来一直是我们的历史遗产的组成部分，并强硬地声称在构成我们的历史遗产方面享有排他的权利的极少数人与文化的呼声。现在的问题在于口头传统在本质上只是传播语言艺术的媒介与工具，事实上，一场演出也只能是一场演出。我们不可能像对待写在纸莎草纸卷子上的手稿或其他文学文化制品那样，将口头传统归档、加标题、编辑和加以解释，口头传统只存在于它的复数形式和多样性之中，有其自身的规则。它们具有奇妙的复杂性，任何想把这种复杂性简化为某一种本子，以便于上架保存的作法，都是对其艺术性的篡改，是在制作赝品。海神(proteus)是通过形态变幻体现其存在而拒绝任何规范形式的束缚的。 为了向全世界的口头传统提供便利的设备，我们的博物馆必须进行某些远非装点门面性的变革。首先以及最重要的是，全体工作人员必须找到某些能体现多元性以及多元性所支持的那些事物的有效办法。对现存的口头传统来说，单一性、典型性和权威性都是无价值的评判尺度；它们证实着对客体的错觉和静态平衡错觉并非实际存在的过程，也不能反映受规律支配的变化现实。当民俗学家坚持出版某一口头传统的多种不同的演出本时，其目的正是要展现出口头传统作品的多面孔特征，这恰恰可以作为我们采取首创性改进措施的向导。正如任何单独的网站相对于整个因特网来说，前者的重要性总是微不足道的——即使是最有价值的网站，如果将它孤立起来，其强大的实力也会受到破坏——同样道理，只专心于对任何一个单独的、曾经充满活力的口头传统的关注，必然淡化和分散人们对该传说赖以产生和存在的、自然的来龙去脉的集中思考。老师们为使学生强化这种集中思考，总是让学生对某一作品的两种、三种或更多的演出版本加以比较，体会它们之间的共同之处与差异，弄明白从一个本子到另一个本子的变动中哪些内容相对来说是固定的，从而了解该作品是如何以多种表现形式才得以多元地存在下来的，是如何作为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而不是作为一个产品存在下来的。在每一场单独的、却又是互相关联的演出中，口头传统永远不同而又永远是同一个传说，因此，与其说口头传统在内容上是独特的(uniquely contained)，不如说它们具有暗示性和场合性(implied and instanced)。[18] 还有其他一些方法可以借鉴，其中有些可以普遍地应用于教学工作中，有些在我们关于“图书馆学”(“library science")的争论中刚刚被提出来。例如，在论及美国土著人故事中，戴尔·海莫斯(Dell Hymes)要求我们承认原作品(与西方诗歌很不一致的)表达单位，因此(无论有用或者没有)在文本上应所体现，使之符合原作品的特点。与此相一致，丹尼斯·泰德洛克(Dennis Tedlock)也主张按照原作品的表演特点，包括惯例性特点和地方性特点，将停顿、音调转换、音量变化等，均按演出原貌在文本中详细地标示出来。这样，学生们很快便能了解和练习新手演出时应注意掌握的这些技巧，使表演具有再生力而不至于仍旧是或者成为人工制品。此外，电子文本档案正陆续进入因特网，学生和学者们通过深入访问各网站，最终将能探访到许多相似的演出，这些档案具有超文本的版本，必将使人们克服由于图书形式所固有的空间局限性给学术探讨造成的许多障碍。编辑们也不必再为如何将某一作品浓缩到一个有代表性的版本中而耗费精力，以致其他姐妹文本则只能不公正地作为附录、脚注或说明，被置于次要地位。随着多媒体革命的发展，口头传统也会被多维地加以表现；以视听手段记录和再现演出的真实情况将成为收集、保存和研究口头传统工作的一部分。[19] 对于现存的传说，我们至少需要为语言艺术博物馆增添一只新翅膀：一个互动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参观者不仅被激励着去看，而且会全身心地投入对展示品的思考与开拓，使参观者由观众变为参与者。这样的设备建设将向人们提供多种多样的机会：欣赏不同的演出；参加即兴的、“面对面”的交流；对目前的演出版式加以改动以使之更符合原作的思想、精神；聆听、体会现存言语艺术的风采(以及阅读在其基础上创作的不同文本)，等等。与当前博物馆学的发展趋势相一致，这种新的设备将会使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摆脱对客体的错觉和静态错觉的双重影响，从而在将读者转变为参与性观众和一个互动的群体的同时，使口头传统作品及口头传统的表演能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其最初的活力。[20]以不具备文本形式为理由而受旧式博物馆排斥的口头传统作品，在增置了新翅膀的博物馆中找到对它们来说最适当的归宿，以后文本时代的手段促进对前文本时代语言艺术的理解。 当然，语言艺术博物馆反映了世界文学概貌；然而，举例来说，参观这类博物馆的人可能根本没有借助多媒体访问有关资源的经验。而这些资源是与我们研究对象有关的现存口头传统。设法得到观赏一场场真实演出的机会，实在是一种难以办到的事情，而语言障碍也令人望而却步。但即使是在日常的课堂教学中，如果缺少引导听众参与的观念也会使教学效果难以提高，在为博物馆增添新设备后，教师只需强调一下这种新设备的内置性能，打开文本记录便可实现学生的参与。全班学生也可脱离文本进行表演，或依据文本中的舞台提示或另辟蹊径地进行再创作性的表演。通过对同一作品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的探讨，每个版本中所包含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每一版本所发现的该作品的基本精神便会越来越清晰地被展现出来。总之，试图说明源于口头传统的语言艺术的多样性的教学实践，以及语言艺术表演在消除在客体的错觉和静态错觉方面，都会因此而大大前进一步，并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引导学生们，按作品本身特有的价值对其作出正确的评价。 这些战略设想对于那些数量众多的、与口头传统相联系的文本来说也具有重要意义，由于人们认为它们具有文学和文本性质，它们已轻松地成为旧式博物馆的收藏品，但最新研究成果已表明它们都是植根于口头传统的，因此在博物馆的新设备中理应受到更多的关注。同样，这些作品与其说是产品，不如说是过程，因此，不能把它们完全规范化和典律化(canonizable)。在以现代方式展示这些展品时，我们必须十分仔细地去发现和传达每件作品产生与变化的背景和发展进程。它们被写出来仅仅是为了传递关于某一事件的信息吗?它们仅仅是(犹如录音手段出现以前被记录下来的口头演出那样的)关于某件事的文字记录吗?如果是这样，它们会要求得到(诸如我们在本卷中第二部分里所描述的)某些待遇。然而，即使在我们面对那些有作者署名的，非常接近我们大多数人通过训练所熟知的、可称为文学作品的文本时，作为博物馆管理人员，我们仍有责任去发现隐藏在这些文本中的历史，它可能具有的、(部分或整个地被改动过的)多种形式，以及它对口头传统的依赖性和依赖程度。除了前面提到过的荷马的《伊里亚特》、《奥德赛》、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贝奥武甫》、古代法语的《罗兰之歌》、中世纪西班牙的《熙德之歌》、古斯堪的纳维亚的《萨迦》、梵文的《摩诃婆罗多》、犹太教一基督教的《圣经》以及堪称“文学”天才的乔叟的作品等实例外，还应加上无处不在、人们耳熟能详的民歌、民谣——它们与口头传统以及文本一样一直久盛不衰。事实上，民歌、民谣为人们提供了据此强调口头创作与文学能够以无穷的、迷人的结合方式共存于同一文化或地区之内，甚至共存于同一人身上的机会，而过去人们曾认为口头作品与文学是互相排斥的两股道上跑的车。也就是说，口头传统无论在与书面文本并存发展中还是在融人书面文本之中后，都能继续保持它自身的特点，即使个人也完全可能流畅地运用这两种表达工具。 要理解与口头传统相关联的文本，以及个人的整个表达技能系统中渠道的多样性，关键在于认识上的转变，即从那种站不住脚的、关于口头与文字基本近似的粗略看法转向对语域、使用域(register)——这是个语言学术语，指用于特殊目的的、某种特殊的语言变异现象——进行更精细的区分。(参见弗里著《表演中的歌手》第49—53、82—92页)例如，人们能够很清楚地区分出南部斯拉夫人的史诗语域——其中点缀着大量古代词语，以及当地不同于其他的(往往是有敌意的)地理区域的方言形式——与流行于任何特定时代、特定的城市和农村中的某一集成一体的、单一方言的会话语域的差别。老师们通过让学生表演在三种不同的场合：向父母、向同学或系主任，如何描述同—事件或问题——可以是当地的某一政治丑闻，或一次校园演讲会或音乐会——很快就能将“语域”这一概念解释清楚。通过由内到外地认识到我们全部的表达技能中包括着许多语域；通过数码开关，我们在这些语域中进行选择，以适合于情景的要求；于是学生们便能更好地掌握讲话的传统口头方式在功能上的重要性。由此则可进而指出这样的表演语域(performance registers)是怎样被部分地下载到书面文本中的。如果某个特殊品牌的语言，在经历数十年或数百年磨砺后已被证明，独有它可以支持某种交流与沟通的话，人们又有什么理由在文本出现后便须将这种语言废止呢?的确，我们惯于设想书面语言是在一夜间突然轰动起来，并立即和永远地取代了进行语言交际的古老方式，这已成为作为文本商的我们现代文化自我中心的一种衡量尺度。而现在，我们已更懂得，也许有一天，我们不仅会聪明地停止将口头传统和与口头传统相联系的作品拒之于语言艺术博物馆门外的做法，而且会以足够的想象力设计出互动的翅膀，它能使每个传说和作品都能拥有具有观赏力的、有知识的观众，并能根据它自己的情况向这样的观众讲话。 呼唤数字、网址和传统的相关性 口头传统和因特网它们与其说是产品不如说是过程，与其说是典律不如说是道路，因此它们未能作为客体和达到静态的作品从而通过亚历山大城图书馆的检验。如果这样的话，那么，观众和使用者又是如何在他们那如海神般变幻无常的网上航行的呢?或者换一种说法，与文本互涉性相对立的内涵的能动性，归根到底是如何发挥其作用的?面对这一挑战，我们需要弄清口头传统与典律观念不相容的第二个重要理由。正如我们在前面已指出过的那样，在口头传统这种语言艺术中的任何实例或表演本身都必须带有片断性；使其构成为一个整体的是隐含于口头传统中的、未明确说出的传统，是众所周知的言语行为的语境关系(context of the speech act)。因此，要成为口头传统和与口头传统相联系的文本的适宜的听众和读者，要完成这种传达与沟通的循环，关键在于理解它们具有传统联想性(traditional referentiality)的特殊性质。(可参阅弗里著《内在的艺术》Immanent Art第6—8页及弗里著《表演中的歌手》第95—97页) 让我们继续进行我们的类比，思考一下虚拟图书馆中电子图书书架号码问题。那些熟悉这类收藏并能加以浏览的人，都会利用像“http：//WWW…””这样一串字符，来打开随时显现出来的预定路线中的下一套oimai(“道路”)。在这样的漫游中，输入站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要打开任何一个网址下的、可能藏有珍品的宝库，都必须精确地将该网址——尽管它本身只是个名字——不走样地输入电脑中；任何小小的差错，即使只打错一个字母或多出一个空格，都会使上网过程中途停顿下来。当我们在常规图书馆中查阅图书时，往往只在相邻的几个书架前寻找我们感兴趣的有用的书，可是在因特网上，近似的网站名对于整个网络系统来说是毫无意义的，并使你无法访问你想找的网站。[21]这是因为“http：／／WWW…，”这串网站符号对于你所要寻找的网站的内容而言并无任何实质性意义，这串符号既不能(如同非电子图书馆内书架号码所能标示出的那样)指出图书所在位置，也并非按学科、主题或(如同图书馆各部分的空间位置示意图所标示出的)区域来分彼此。但是，因特网网址却可服务于一个绝非常规图书馆内书架号码所能相比的目的：它借助专门化的语言，并非说明性地、而是索引性地命名了一个网站。对于这种浏览的初学者来说，在他们能使用进行此种特殊的研究所必须学会的语言之前，像“http：//WWW…”这样的网址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任何启示性价值。虽然那种陌生的新语言最初会给人以强加于人的感觉，但是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了解了支配它的规则后，那些开始时很难理解的东西很快便会变得“很有意义”[22]和易于理解了。 口头传统作品中的地址与因特网上的站点地址相似，或者说至少在起索引作用而非说明作用这—点上是类似的。格林的《经常讲的故事》(Grimms" oft-told tales)——一本能使童年经历再现的书——可以作为一个简单的例子。其中的许多故事在我们阅读它们之前便早已耳熟能详了，通过那句有魔力的开头语“从前……”，口头传统的共同特征便被展示出来，它是个能唤起人们的想象力的开关：故事已经开始了；它是一条小路：准确无误地将人们引向故事发生的地点和情景之中。假如我们向孩子们讲故事时以“很久以前，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作为开头语的话，尽管它的意思与“从前……”大体相当，却能使我们符合客体性和静态性这两条标准，而正是这样的标准使亚历山大城图书馆，和后来继承了其缺席的那些机构，通过一个又一个世纪的、将一件作品转化为另一件作品的翻译、转写、注释活动而延续下来，并创作出一种新的卷子，这种卷子在从文本与条目的关联中，获得了权威性而在收藏中被视为神圣。然而，在讲述故事的体系内部，“很久以前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这样的开头语几乎没有或者说完全没有意义：这并不是因为这一作为代用品的短语本身未能充分地表达某种含意，只是因为它不能将人们引向任何地方。它是一个卷子，而不是言语行为。 在与口头传统相联系的荷马的作品中，也有些类似的地址和名词属性形容词值得关注。这位诗人通常借助于某些形式化的、看上去很华丽的、带有修饰性定语的名词属性形容词——例如：“飞毛腿阿喀琉斯(Achilleus)”、“灰眼睛的雅典娜女神”、“震撼大地的波塞冬海神(Poseidon)”等等——这并非因为荷马缺乏想象力，或受到他所继承的诗歌语言要求的束缚，而是因为这些短语意味着道路，它们可以把人们引向以这些短语命名的神话人物。通过拨通相当于“http：//Achilleus阿喀琉斯”这样的地址，荷马便能随同他的听众一起打开为这位“最了不起的英雄”所开设的网站，进入故事，在展示阿喀琉斯健步如飞的形象的同时，也将其被神话了历史——他的半神性、他唯一致命的弱点，以及有关他的一切——完整地吟唱给听众。这就是为什么甚至当阿喀琉斯在与阿伽门农争吵后愤怒地退出战斗，含怒不语地坐在帐篷里时，这位了不起的人物仍能被称为“飞毛腿”的原因，也是《伊里亚特》中不嫌累赘地、不下三十余次地如此称呼阿喀琉斯的原因。如果oime代表的是通达古希腊史诗传统网络中每一特定的故事情节中心点的各条路线的话，我们又怎么能认定它们是累赘、多余的呢?陈词滥调是客体、静态与典律的陪衬而非表演与互动传统的陪衬。对于完全掌握了《伊里亚特》和《奥德赛》创作中所用语言的听众和读者来说，这些带有修饰性定语的名词性合成词的作用与因特网软件中“书签”(“bookmarks”)功能是一样的。通过省略以前曾经访问过的网站地址，可以很实用地跳过通达这些站名的某些程序，从而缩短通向这些网站的路线，同样的道理，该路线既可以通向因特网上某一虚拟的档案库，也可以通往希腊神话故事库中一个个栩栩如生的焦点人物。只要提起“飞毛腿阿喀琉斯”，或诸如此类的修饰语“小红帽”(Little Red Riding Hood)，以此为标记的人物便会以明显的非典律的方式显现出来，这实在是一种无与伦比的、最经济的表达方式。 现代口头传统在对地址、称呼的依赖性弱于对地址、称呼的内涵的依赖性这一点上，并无区别。有时，标示道路的符号看上去似乎与其传统的相关性不一致，甚至完全相反，例如在南部斯拉夫人的口头史诗中na Markovac kieti[23]相对来说是个通用的套语，但有时也不受此拘束。查一下手边任何一本适用词典，我们很快就能弄清这一短语的意思；如果它出现在前南斯拉夫大街上人们的谈话中或出现在现代小说中，即意为“沿着该死的马尔科瓦兹朝下走”。总之，它指的是某地的方向和位置，而马尔科瓦兹这个地名显然如同一匹不顺从的马一样是“该诅咒的”、“该受到指责的”(kleti)。然而，当我们得知马尔科瓦兹是指南部斯拉夫人诗歌中大名鼎鼎的英雄马尔科王子(Prince Marko)神圣的出生地，而且赞美他的歌手们也很清楚这位英雄的诞生地表面上的确是匹“不顺从的马”时，不难想象我们是多么惊奇。我说“表面上”如此是因为在南部斯拉夫人史诗的语域内，“na Markovac kleti”这个短语中根本不含任何贬意。就周围的传统而言，它更类似于连接各个站点的线路网络而不是可以收藏到架子上的文本，“沿着该死的马尔科瓦兹朝下走”不仅不会引起人们产生消极的联想，而且由于它作为一条线路所具有的传统联想性而别具一格地充满积极的内涵。正如一位歌手被问及应如何解释字面含意与惯用语含意之间这种令人困惑的不一致时所回答的那样：“Pamora da se rekne”——“你必须那样说”。如果用因特网语言表达，他是在劝告你：你必须通过“http：//na Markovac kleti”这个网址才能到达那个站点。 典律与口头传统根本不能混为一谈。前者依赖于客体、静态及上架收藏空间；后者依赖于道路、表演及传统的联想性。前者只生存于被“文字”隔离起来的卷子中；后者则生存于继续保留着的、对于未明确说出却一向固有的传统的天生依恋之中。如果我们的语言艺术博物馆对于真正能体现人类文化多样性的作品任何时候都会加以收藏的话，那么我们这些管理人员必须打破那种典律观念，超越bibliotheke一词在语源学意义上的局限性，不仅向学生们传授文本上的知识，还要向他们讲述有关oimai(道路)的知识。因特网以其众多的线路、内在的联系和随时能显示出来的能动性，既为我们提供了口头传统的类似物，也为博物馆添置新的一翼提供了蓝图。我们可以帮助我们的学生和同事理解艺术不一定生来仅存在于文本之中的道理，无论该文本是多么精美和光彩夺目，并从这里开始我们的改革。事实上，有鉴于接受主义(receptionalism)、新历史循环论(new historicism)以及其他使文本的稳固地位受到冲击与震撼的各种态度与方法的盛行并已成为当代批判性思维中颇具影响的组成部分，应该说，讨论改革问题的时机现已成熟。 现存口头传统这种语言艺术生来即存在于表演场合以及表演所暗示的种种含意中。至于与口头传统的相联系的文本——正如我们已经论述过的，在这一范畴内确有许多出自世界各地的、极其重要的作品——教师的责任在于帮助学生们正确评价这些以文本形式包装起来的言语行为在继续运用道路、表演和传统联想方面达到了何种程度。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每一场单独的演出或每一种具体的文本所涉及的语境关系及所用词语的所指对象总是伸展于一个很大的外部环境中，即使是流传范围最广、内容最丰富的文本也是如此，正如它们的存在范围远超出亚历山大城图书馆及其在图书馆史上最雄心勃勃的收藏计划一样。荷马深谙此道，当他进入《奥德赛》的奇异网络后，他曾向托勒密王朝梦想不到的智慧源泉祈求道：“缪斯女神呵，宙斯的女儿，请把某地发生的那些事件，原原本本地告诉我们。”(1．10)什么事件?当然是奥德赛的全部冒险经历，从追猎野猪到特洛伊战争到重返祖国，夫妻团聚，这一切都被“写”入被称为nostos——意为“回归”的言语行为中。从哪里“回归”?当然是从神话的储藏库中“回归”。借助谁的帮助才能“回归”?当然须依赖处于宙斯帝盾保护下的缪斯女神的帮助，她是各条线路和传统因特网的守护神。这些线路和传统因特网向谁开放?这还用问?当然是向荷马开放的，也向缪斯女神所喜爱的所有行吟歌者和他们的观念开放，至少也会向我们和我们的学生开放。 引证书目： Aarne，Antti，and Stith Thompson．The Types of the Folklore：A Classification and Bibliography．Folklore Fellows Communications 184．Helsinki：Suomalainen Tiedeakatemia，Academia Scientiarum Fennica，1973．Bloomington: Indiana UP，1987． Abrahams，Roger D.，and Alan Dundes．“Riddles．”Dorson，Folklore and Folklife 129-43． Alexanda，Ronelle．“So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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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印欧语系中的Kanna一词在古希腊语中演变为词形和发音十分相似的两个词：kavvn(芦苇)和kdvwv(杆、尺)。前者拉丁化为canna(芦苇、芦管)并演变为意大利语中的cannoe，有了Cannon的含意，指粗大的管子或圆管，进而用该词指称使用火药发射的武器。后者拉丁化为canon(测杆、尺子、样型)，并被中世纪法语所采用，最后形成canon一词，它保留了拉丁化时该词的意义，指基督教会或教士们须遵守的教规，后来也用于泛指世俗人应遵循的各种法规、准则和礼教习俗等。 [③] 不赞成这一政策的一个受人欢迎的例外是最近出版的《哈珀·柯林斯世界文库》 (Harper Collins World Reader)，其中一章标题为“当代口头文学”(Oral Literature Today)，该章的作者为考斯和普雷德加斯特(Caws and Prendergast)，见该书第2591—2596页。另可参见该卷中哈林(Haring)撰写的关于“真正的比较文学”的论文。 [④]一译《玛哈帕拉达》。印度古代梵文叙事诗，意译为“伟大的婆罗多王之后裔”，约于公元前200年写成。——译者。 [⑤]有关重新发现隐含于(或并存于)大量基督教经典中的传说中的口头传统的历史过程，可参见弗里(Foley)著Theory of Oral Composition(该书有汉译本，朝戈金译，名为《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另可参见弗里著《口头程式理论》(Oral-Formulaic Theory)，这是一篇带注释的书目提要，已见刊于《口头传统》(Oral Tradition)杂志并已上网，网址为http：／／WWW．missouri．edul-costtime.。有关荷马的资料，可主要参阅爱德华兹(Edwards)的著作；另可参阅弗里《口头传统》。关于此段中谈及的那些文学丰碑的更详细的论述，可参阅收入本卷中的以下作者的文章：马丁(Martin) (论荷马)，奥吉夫(Okeefe)与奥尔森(Olsen) (论《贝奥武甫》)，维茨(Vitz)(论《罗兰之歌》)，泽姆克(zemke)(论《熙德之歌》)，林戴尔(Lindahl)(论乔叟)、帕塔萨拉提(论《摩诃婆罗多》)，以及杰菲(Jaffee)与凯尔伯(Kelber) (论《圣经》)。 [⑥]该图书馆是“希腊化”时代亚历山大博物馆的主要部分。公元前3世纪(托勒密王朝)初建于埃及的亚历山大城。馆内藏有名家手稿逾五十万卷(纸草卷)。各地学者云集，研究各种学科，为当时国际性的学府。公元前48年被罗马统帅凯撒焚烧过半。残余部分毁于公元七、八世纪。——译者。 [⑦]我很清楚，大众传播媒介的加速发展肯定会使本文中有关因特网的描述中的很多细节不久便会显得陈旧与过时。不过，除了那些仅表现在特定时间段内的特点外，对信息资料与分享信息资料的途径之间的根本差别的认识，还是应当坚持的。 [⑧]参见坎弗拉(Canfora)有关亚历山大城图书馆的论著，作者依据一些古怪和令人费解的零散证据，对该图书馆进行了富于想象力的重构。另可参见艾尔—阿巴迪(El-Abbadi)的有关论著，纳吉(Nagy)著《荷马》一书第61—62页，以及普菲弗(Pfeiffer)的有关著述。 [⑨]根据规定，美国的国会图书馆可以强制性地征集和收藏美国出版的各种图书，相比之下，这仍属一种自由主义的政策，因为托勒密一世索特(Ptolemy I Soter)当时曾颁布命令“对前来访问亚历山大城的靠岸船只上的任何图书均须誊写下来，原书由亚历山大城图书馆收藏，抄本给原书持有人保存。这种收集藏品的方式于是得名为‘登船征藏’(‘ships’collection)”。(参见坎弗拉关于亚历山大城图书馆的论著第20页) [⑩] 据记载，到公元前300年时为止，被收藏的荷马作品至少包括13种被文人认可的注释本(kat’andra)、66种未署名的“城市”版本(kata poleis或hai polotikai)和52种公认的(koine)文本。(参见弗里(Foley)：《传统口头史诗》(Traditional Oral Epic)第24页)。但应注意，不可沉迷于对这些统计数字的带有时代错位的解释。这些文本以及管理这些文本的专家的存在是一回事；至于大量读者、甚至支撑此项事业的技术，也须从很多世纪以前的实际来考虑。不妨对在该图书馆很不友好的环境中使用纸莎草卷子的人与中世纪使用羔皮纸文本的“文本学会”(‘textualcommunities’)加以比较(参见斯托克<Stock>：《言外之意》(Implications)以及博雅林(Boyarin)更全面的论述；与这两种文本相关联的经济方面的情况与后古坦伯格(Post-Gutenberg)时期的进步以及由现代平装本书籍带来的支撑的广大读者群之间，也存在鲜明的区别。 [11]托勒密王朝初期纸莎草文本残片对论证此种判断尤为重要，从中可看出，甚至在亚里斯塔克(Aristariehus，约公元前217—前145年，古希腊文献学家，晚年任亚历山大城图书馆馆长，编订、注释过许多作家的作品，尤以整理荷马史诗著名——译者)和亚历山大城的其他学者在编辑方面付出大量劳动之后，更“生动的”本子仍不时问世。 (参见韦斯特{West}论著第11—13页)可与此相比较的是南斯拉夫人的口头史诗演出中轮流采用不同的本子所体现的那种固有的变化性。(参见洛德(Lord)：《故事的歌手》<Singer of tales>第30—98页；弗里：《传统口头史诗》第158—200页，第278—328页)，此外盎格鲁—撒克逊诗作的手抄“演唱”本(scribal “performance”)也比较重要。(参见道恩<Doane>、奥吉夫的有关论著；扎姆瑟<Zumthor>著《口头诗歌》(OraJ Poetry)中对此有更全面的论述。 [12]请注意，就语源学意义而言，bibliotheke是指一个“地方” (箱子、柜子或架子(chest or shelf)，源于theke，并可进一步溯源于tithemi<放置>)，指人们存放biblia(卷子)的地方。坎弗拉据此论证道，亚历山大图书馆“并不是一个图书馆，而是个遮盖了墙面的一个或几个架子，”(参见坎弗拉论著第77页)。如果他的看法正确，这便是又一个不顾时代错误地以现代范型强加于古代建制与机构的实例，这种作法铸成许多认识上的混乱。然而坎弗拉的论述并未改变我们将图书馆理解为有形制品收藏地的观点。 [13]一个引人关注的例子是国际性杂志《电子古风》(Electronic Antiquity)，它热衷于对古代世界的研究，其基地设在塔斯马尼亚大学(the University of Tasmania)，网址为：ccat．sas．upenn．edu/~awiesher/ea/contents．html．。 [14] 正如沃纳凯尔伯(Werner Kelber)在阅读了本文初稿之后所写回信中指出的那样：“凭借我们使用因特网的经验，看来延续了很多世纪的文本文化，似乎已开始呈现出作为一支插曲的特点，这支插曲即将把口头传统的生存道路与我们所处的电子传说的生存道路分隔开。 [15]当然，我们应注意到个人(或小团体)建立的因特网网站与凭借某一口头传统作品建立的网站之间是存在区别的，后者是经过一代又一代人，包括最新近的个人演出者的努力，才使该作品得以产生的。 [16]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当代关于文本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研讨的重要性，该词的前缀inter-(“在……之间”，“在……内”，“相互”，……)所表达的那种整合性及比较性的研究力度已足以表明开展此种研讨的重要性，但它关注的对象从根本上说依旧是在语言艺术博物馆中作为一个个项目可以实实在在地加以展示的那些文本。 [17] 表现出此种认知视差(cognitive parallax)的最明显的标示之一是南部斯拉夫人史诗演唱者中对“词语”(“Word”<rec>)的理解，他们认为小于一个诗行的词语都不是一句话(a word)，尽管他们也用此词—但以单数形式一指称一句话、一个场景，或一个完整的故事。在他们心目中，“词语”的意思是“说话的单位”，是“说话行为”，而不仅仅是字典上的一个词条。(参见弗里著：《传统口头史诗》第44—50页；另可参阅扎姆瑟著：《口头诗歌》第51—52页关于mouvance的论述) [18] 参见本卷中杜波依斯(DuBois)论民族志诗学的文章；本卷中还收入了法因(Fine)撰写的有关编辑和翻译口头传统作品的文章。关于对民族诗歌的比较研究以及此种比较研究在口头传统合成论中的位置，可参阅弗里Singer of Tales in Performance(《表演中的歌手》)第11—17页，第80—90页。 [19] 要了解人们在这些方面的尝试性努力，可参见乔尔·霍尔珀恩和巴巴拉·克茹斯基—霍尔珀恩(Joel Halpern and Barbara Kerewsky-Halpern)收集的南斯拉夫故事Udovica Jana的多媒体版。 [20] 请参照沃塞姆(Wertheim)的有关论述，他指出，电子计算机空间和模拟现实正在为解决由中世纪的学者们首次提出的描述或表演问题不断做出贡献。 [21] 这显然是一种威胁，它可能削弱人们进入常规图书馆查找图书的能力，由于人们怀疑现有的检索工具是否真的可靠，许多教职员工面对电子卡片目录已踌躇不前。 [22] 浏览软件的设计目的在于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或者说缓解人们在应付网址问题方面的需要，它很像常规图书馆中供读者查找具体资料时使用的标题检索设备或CD—ROM文献目录检索设备。 [23] 按照语境对这一短语的含意的更详细的叙述可参见弗里著《内在的艺术》第244—247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