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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是以田野工作为基础，以未开化社会的研究为出发点而发展起来的一门学科。而科学的人类学田野工作的研究方法，是由被誉为社会人类学之父的马林诺夫斯基所奠定的。在马林诺夫斯基以前，虽然也有过一些民族学的调查，不过，从他开始才确立了科学的调查方法。这种方法在他的名著《西太平洋的远洋航海者》中的序论"本研究的主题、方法、范围"中有详细的论述。该书指出，所谓科学的方法，是指研究者自身在原住民中生活、以直接的观察、详细充分地验证的资料为基础，参照专业的规范来确立法则和规则性，进而论证这一民族生活的实态和规律。以往的民族学对于所收集起来的各个资料，究竟在何种条件下观察得来的没有明确的纪录，也难以分清是直接观察的结果还是根据研究者的常识和推论而得来的解释。如果是物理学或者是化学的实验研究，如果不详细地说明、正确地记载实验的手段、所使用的器具、观察的方法及其次数、花费的时间、测定的近似度等，其结果的科学性就值得怀疑，其结果就毫无用处。民族学虽不像物理学和化学那样是非常精密的科学，但是，在进行观察时，只有明确记载、搜集当地的情况，对此进行记载的民族学资料，才同物理和化学一样，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这方面，马林诺夫斯基最初所专攻的物理学、数学的经历，对于新民族学(后来被称为社会人类学)有着积极的作用。社会人类学能有这样的创始者确实是非常幸运的。 田野工作(Fieldwork)也常被翻译为实地调查、野外调查等，这里所说的田野工作对于研究者来说，较为理想的状态是研究者在所调查的地方至少要住两年左右，以特定的社区为中心，集中地、细致地调查这一社会。为什么要呆那么长时间呢?如果读一下前面提到的马林诺夫斯基的序论，就能够充分地理解。在这里我想谈一下这样做的理由。 首先，社会人类学是对不同社会的比较研究，其中田野工作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最理想的调查地是与研究者成长的社会完全不同的社会为研究对象。例如，对于日本的研究者来说，至少主要的田野要在日本以外的地方进行。关于这一点在后面还要涉及到，不过这里要说明的是社会人类学的研究者和民俗学以及社会学的学者有着很大的不同。这是因为社会人类学者以掌握调查对象的社会的语言为必须的条件(通过翻译的调查在调查中不能获得好的材料)。所以，即使在调查前已花了很长时间来学习那种语言，但在调查地若能自由地使用，至少还需要花相当长的时间。另外，为了了解人们生活的全部节奏，至少以一年为周期是非常必要的。开始的时候，对于那个社会背景的了解还不充分，容易把很多的东西搞错，即使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再次重复这个调查周期也是非常必要的。事实上，对于社区的人们来说，研究者成为非常自然的社区中的一员，社区的人们已非常习惯研究者要得到的资料，要达到这一目的，至少需要半年的时间。 因此，社会人类学的调查，像在社会学中经常使用的问卷法、在民俗学中经常采用的那种听取一般称为知识渊博的人(这种人不管在什么样的社会都有)的口述的话语的方法，并不是主要的方法。不用说要避开这样的方法。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社会人类学是根据把握研究对象的整体生活，对于特定的问题进行深入考察为目的的，尽可能地避免单一的直接提问，由于把具体的事项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考察，所以，这一方法对于调查者非常迫切想了解的事情，是非常理想的方法。也就是对方不用虚构，而是自然地表露出的过程中，这是获得非常好的资料的方法。 另外一个长期呆在调查地(或者经过数年多次呆在调查地)非常有必要的理由是，对于有关集中调查社区的更大的社会(地域全体甚而像国家这样的大的单位)的状况和知识，一定要有基本的认识和了解。微观研究以宏观为背景，能更明确地把握问题的性质。比起马林诺夫斯基所调查的特罗布里特岛那样的被大海所包围的小社会来，对于在大陆的微观研究，特别是今天开发非常快速的国家，以及有着长久的历史，文献又很丰富的社会的研究，显得更为重要。此外，如果没有特定村落的研究，但对于在相邻地域、已经有的社会人类学的调查以及其他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历史学者的研究等的文献的阅读是非常必要的。在这个意义上，像在下文中将要谈到的那样，田野工作所具有的位置，在今天可以说和马林诺夫斯基时代的背景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由马林诺夫斯基所确立的微观社会的调查方法本身，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因此，今天关于和我们的观点相关的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工作的意义进行一些基本的思考是非常有必要的。 我认为，社会人类学与其他的社会科学相比较，确立其自身非常强的独立性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能够保持距离。即社会学者和经济学者其研究对象主要是在自己的社会中，而社会人类学在创立初期，其研究对象可以说是未开化民族，研究者所探求的是在地理上、文化上与西方社会相距最远的人们和社会。因此，可以说研究者对于研究对象能够比较容易具有客观性的立场。在以与近代文明隔绝的人们为科学的研究对象时，由此也就产生了舍弃自己所处社会的社会常识和价值观，彻底地对研究对象的区位进行观察的方法。这种方法与其说与社会学者接近还不如说与生物学者、动物学者这样的科学研究者的方法更为接近。在这个意义上，马林诺夫斯基的特罗布特岛民、埃文斯•普里查德的努埃尔族、雷蒙德•弗思的蒂科皮亚岛民等，与我们的东亚研究者、对于东南亚村落的人们有着本质上的不同的感触和条件。在田野工作过程中，他们个人与调查对象如果过于亲近，那就绝不会找到客观的观察的感觉。其实，正是由于这种文化距离的(detachment)(对象和自己分离)，才是产生优秀科学研究的条件。 在条件这个问题上，早期的人类学者和现在的人类学者不同。早期的文化人类学者在调查现场之外，同调查对象之间是游离的，很容易从所研究的对象中出来。除了调查之外，没有任何具体的关联，不受任何制约。调查对象和研究者之间，在文化上、历史上都相差很远。被调查者几乎没有可能来读研究者写的论文。当然，对于像这样的科学研究者而言，他们具有优越的条件--这也是当时西欧人类学者的特权，在今天这些大洋孤岛的社会确实已成为了过去。但是，这个时期的研究对于社会人类学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我甚至在思考，如果没有这个过程，就不可能形成社会人类学这一学术的(科学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些调查，只以我们实际生活中的人们为对象，就不会有这些冷静的观察，而且也不能从这一研究中发现获得独特的知识的运作方法。在这里也不能把他们单纯归结为是西方帝国主义的产儿。不言而喻，他们还不能说完全自由地从当时西欧人对于原住民的人种偏见和优越感中脱离出来。但是，其研究越是科学(或者具有丰富的知识)，就越能反映自身，而把有碍研究价值的危险可以降到最低限度。这种危险与其说存在于早期的优秀的人类学者中，还不如说最近由于人口的增加，大多出现在二三流的人类学者中。偏见和优越感，不用说与轻而易举的共鸣和过度的同情一样，把自己置于优越的位置，而对研究对象看得过于简单，这就不符合刚才所指出的detachment。初期的优秀的人类学者，由于对于对象具有这一detachment，出现了非常多的重视力足于经验主义分析的科学的观点，确立了社会人类学的基础。 田野工作的典型，特别要提到的是，其奠基人马林诺夫斯基在特罗布里特岛所从事的调查和其弟子雷蒙德•弗思的蒂科皮亚岛所做的调查。后者是把前者的方法进一步发展的继承者中的第一人(实际上，也是大学里职务上的后来的继承者)，他把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工作更有系统地予以发展，1953年又再次对先前的调查地进行了调查。他们俩人的田野，都是西太平洋的孤岛社会，人口又少(例如，蒂科皮亚岛岛民1929年时为1300人)，把握整体社会并不那么困难，是微观研究能取得最好研究成果的田野。即使是今天，尽管有很多的社会人类学者在各个地方进行过田野工作，但在细腻和精致方面，还没有人超过他。两人都具有作为人类学者最合适的天赋，而且，前者论述充满了魅力，后者文章又独具匠心，所以，他们的研究已成为经典之作。 这些先前的田野工作，作为社会人类学的必要条件而被继承下来。这一方法，对于大陆诸社会的研究，当然，也有一些不足之处。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即使在大陆，还存在着比较孤立的小社会，这种微观研究的方法是可行的。实际上，就像在下面的章节所叙述的那样，社会人类学的理论分析，由于在非洲诸社会进行田野工作的社会人类学者的努力，而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是，这一方法，当把历史悠久的亚洲诸社会作为研究对象时，不管怎么说还有一定的限度。在早期，即使对于这些亚洲诸社会的研究，也主要以边境的各民族社会为研究对象。如印度称为部族的各民族、中国云南省山岳地带的少数民族、越南的山地民族、缅甸的克钦族、印度尼西亚的米娜恩卡巴族等。 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亚洲、非洲诸地域，新兴国家逐个诞生，由于各自国内的形势、对外政策的变化、以及人口的增加，民族问题等开始凸显出来。越来越多的地方，对于外国人类学者来说获得调查的许可非常困难，未开化民族的调查受到很多限制。同时，从人类学的研究立场来看，曾经是统一的部族的未开化社会被新的国家组织所整合而开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成为了流动的开放的社会，因此，对于这些社会进行把握的方法也显得不很容易。 在这种世界形势下，人类学者的关心点逐渐地从对于未开化社会的研究，开始转向有历史的复杂社会的研究。这些社会不用说，是历来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以微观研究为惟一长处的社会人类学者，在扩大其研究对象之前，以特定的村落(或村落的一部分)进行田野工作，是一普遍的方法。但是，对于具有从数百万到上亿的人口、地域广阔、地方之间的差异性又大、阶层差别又大的社会的理解，以对于从数百人到2000人左右的社区规模的社区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怎么能有可能理解整体社会呢?这一疑问一直存在着。如果是同质性的小型社会，一个村落的研究对于社会整体结构的把握，会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但是，在如此大的规模的复杂的社会中，这一理论就显得不很完善了。村落层次的微观社会的研究怎样同整体社会的结构联系起来呢?不论是在方法论上还是理论上，这是继承未开化社会的研究中取得成果的第一代社会人类学者之后的下一代社会人类学者不得不直接面对的课题。 尽管如此，现在社会人类学的研究不只是在欧美即使在亚洲各国也很兴盛，研究者的人数也不断增多，大多数的研究，还是花费相当的精力，完成落套的村落调查的研究报告。这种研究不用说积累了非常多的社会的有关村落层次的信息和资料。但不论这些专题论文和研究如何详尽地进行细致地描述，与原来的(经典的研究：译者注)以田野工作为基础的论述相比较的话，还是缺乏那种生动、活泼、明快的手法，不用说是一般读者，就连同行的研究者也没有太大的兴趣。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第一，这一社区仅仅是更大的复杂社会中的一小部分，其社区本身自觉不自觉地受到来自各个层次的网络的影响。即使比起都市来稳定性较强的农村，中央的行政、政策、产业、商业等国家层次或多或少都会对其发生影响，使得农村社会成为一个有联系的开放性社会，然而，在对这一农村社会进行论述时，却仅仅以封闭社会研究的模式进行研究，其结果导致这种研究报告或论文缺乏那种生动、活泼、明快的特点。因此，在田野工作中所看到的各种现象必须要从不同的维度把这一社区纳入到更广阔的视野中进行解释，才会具有生命力。在此前提下，以田野工作为契机，把所遇到的问题从理论上进行分析，这样才能出现新颖的、有影响的研究。其实出现上述的问题的关键并不是在田野，田野仅仅是探索问题做准备活动的场所。其关键是所调查的田野以何种形式而存在?如果仅仅以特定的村落为田野的对象，不考虑其他的背景，即使研究报告做得非常精细(当然这些是进行研究的基础)，但在此研究报告的基础上所写成的论文，其价值不一定很高。所以，要使田野材料真正具有科学的意义，应该把这些田野材料置于更广阔的视野之中，这样才能产生出具有一定理论水准和富有解释力的佳作。 如果从这方面来看的话，社会人类学的研究，研究者对于所进行田野工作的社会，具有广而深的知识、修养等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这也并非限于具有复杂历史的社会。以非洲的部族社会为田野，做出了非常优秀的经典研究的福特斯(Meyer Fortes)和格鲁克曼(Max Gluckman)等，都出身于非洲，另外进行蒂科皮亚调查的弗思是新西兰出身，这些对于他们的研究，无疑间接地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当我和这些英国的社会人类学者们谈到关于他们的田野以及其社会时，他们就好像在谈论自己的庭院一样。与此相并列的研究为斯瑞尼瓦斯(M. N. Srinivas)的南印度村落的调查和费孝通的江苏省的村落的调查。 有一种看法认为，在地理上远离研究者出身的社会、在文化上和历史上没有任何关系的田野研究，并不能赶得上本国的研究者的水平。但如果回到社会人类学的研究来看的话，绝不能如是而云。尽管不是出身、生活在那个社会，如果是优秀的社会人类学者，一定会拿出超出这一社会出身的人类学者的研究。 与这类问题相关联的一个看法，就是我接下来要谈的问题。在欧美的人类学者中，历来就反对亚洲和非洲的人类学者以欧美的社会作为田野来进行研究。但现实并非那样，这些看法看起来有些过于单纯。不用说，社会人类学就像其自身建立、发展过程中所清楚地呈现出来的那样，就是对"不同社会"的比较研究，对于非西方的人类学而言，把西方社会作为田野选择的候补对象，是很自然的，但这绝不代表整体发展方向。过去，西欧人类学者之所以着眼于未开化社会的调查，其主要原因是他们想了解、探究那个时期对于他们来说最不清楚的社会和文化。另外，对于今天的非西欧的人类学者来说，西欧比起其他的地域来，在他们的知识体系中是比较了解的地方(亚洲、非洲有代表性的人类学家几乎都有在欧美留学的经验)，在这个意义上是完全相反的。而且亚洲、非洲的人类学者们，处于与过去西欧的人类学者对殖民地社会具有的那种好奇心的时代完全不同的环境中。事实上也是，非洲、亚洲的人类学者，几乎把各自的研究对象都放在自己的国家内部，对于国内的问题报以最大的关心，并进行研究。以日本为首的东亚各国也绝不例外。 我认为，这些事实与其说是沿袭了历来西欧人类学者所关注的问题，还不如说，这些国家知识分子的传统及其所处的环境与西欧的人类学者有着很大的不同。第一，这些社会传统的精英和知识分子没有去外国的传统。就像印度的婆罗门没有飘洋过海那样，离开自己的国家不是上层(精英)的生活模式。当然，在近代化过程中的留学是一例外。就像留学所反映出来的那样，所谓国外是以西方为代表，对于非西欧的各国几乎仍然漠不关心，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这与把在国外的工作视为绅士的工作、高尚的工作所形成传统的建构出大英帝国的英国社会等完全不同。 第二，在这些国家中，所有的近代化、西方文化的输入都是通过精英层和知识分子而进行的。这些阶层的人们一方面促进了西欧化，而另一方面，在这一社会中，以与西欧文化完全没有关系的土著的传统文化为基础而生活的一般的民众和他们距离也拉大。这是因为受过西欧学术洗礼的都市的学者，对于西欧人类学所论及的问题，能在自己国内找出与之相对应的问题。对于这些学者来说，偏僻的农村的生活和自己有着很大的距离，在农村所看到的各种现象与西欧的人类学在未开化社会中所看到的问题有着一定的联系。我国(日本)初期的民族学者的研究最能反映出这一特点。其中，使民俗学得以发展的柳田国男、受马林诺夫斯基研究的启发并对日本的农村社会学产生很大影响的有贺喜左卫门，对民族学的建立和发展做出贡献的涉谷敬三等的立场和关心的问题，就可见一斑。此外，在韩国也有同样的现象，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主要由专攻韩国文学的"两班"的学者开始研究的。而《中国农民的生活》的著者费孝通所完成的这一著名的论著，他的调查地以太湖南岸的农村为背景，书中的照片是当时一典型的北京的读书人的样子，穿着纯白的长褂的地道的中国服装，站在那里，这是非常有象征意义的照片。 同一国家的这些学者和被调查者的距离，在印度表现得非常极端。不只存在着与调查者有着不同语言圈的地方上的地理距离，以及处于具有种姓之间的社会距离的不同的集团，而且，还存在着与一般的印度教的人口有着完全不同的风俗习惯、几乎没有任何往来的很多的未开化民族的社会，在这些社会进行调查的人类学者，是与他们在社会上有着最长距离、具有西欧修养的上层种姓的出身者。所以，从这个意义说，印度不仅仅有着丰富的人类学的资源，而且也是大量接受西方人类学流派的国家。这一点，可以说和非西欧社会的东亚有着完全不同的条件。 今天的日本，在我看来，作为社会人类学者(文化人类学)的最低条件，仍然至少应该具有在国外有两年左右的田野工作经验，在此基础上才能拿出学术论文。对于生活在像日本这样的社会的人来说，日本几乎所有的人口，从古代开始在语言(不是方言)、社会制度以及价值观等方面没有完全不同的各个集团，所以几乎没有认识所谓"不同的社会"方式。不管你怎样去学习社会人类学、积累和社会人类学有关的知识，研究日本传统的节日和习惯，并且也多少有在国外学习生活的经验，所有这些都被纳入到日本式的思考体系之中，所以，要领会不同社会的制度体系并非很容易。吸收学习作为知识的社会人类学的成果和进行社会人类学研究是不同的。所谓社会人类学的研究，并不是采用固有的理论框架，而是用一定的方法，把未知世界的体系通过自己的经验研究进行探讨，进而把它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把自己暴露在不同的社会，受到了在日本本土得不到的知识的刺激，这样才能使自己的思考本身不断地完善、成长起来。这当然并不限于日本的研究者。 在纽约召开的社会人类学国际研究会上的讨论中，英国社会人类学权威之一，福特斯对美国年轻的人类学者说道："你们还没有弄脏手呢?"(没有做田野工作)，这是靶心。那些年轻的人类学者好像非常自信地、热衷于从理论角度进行发言，不过从有丰富田野经验的人类学者看来，非常明显地能感到他们的不足。我在东京大学的文化人类学科硕士课程一结束，就去国外做田野，如果不这样做，怎么也写不出博士论文。事实上，从田野工作的地方一回来，就感到了知识的厚重。在我曾经学习的伦敦经济学院的雷德蒙•佛思的研究生院的席位上，没有进行过田野工作的人没有资格参加。实际上，由于具有田野工作的经验的共同的感受的这种知识上的认同，人们之间也不问国籍、不论田野如何，但是就是这个田野工作是把社会人类学者在国际上联结在一起的主要原因。而通过田野工作的训练，就像成为社会人类学者的入会式那样，它成为具有社会人类学的研究特色的基础。这与画家所受的素描的训练一样，将来这一社会人类学者即使未必根据自己的田野来写论文，但有没有在异国的田野工作的经验，在其研究中会自然地表现出来。 简而言之，田野工作不仅仅只是收集资料，它还是没有研究室进行思考的训练场所；此外，它虽然也不是验证理论和假设的场所，不过，在理论和假设的构筑过程中，田野工作是不可缺少的。要把握好田野工作的质量，就要非常好地受过有关社会人类学的各种概念、体系的训练，从理论的角度进行梳理解释。当然要注意马林诺夫斯基所提醒的："要充分地进行理论的训练，所得到的结果并不意味着介入了先入观。……调查地问题越多，就越能从事实中建构理论，如果形成不断地探讨事实和理论的关系的习惯，那么他就能够适应、适合于做野外调查。" 【作者系东京大学名誉教授】 转引自《世纪中国》（http://www.cc.org.cn/）上网日期 2001年07月16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