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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孕育了马丽华深重的“苦难情结”，苦难美是她生命美学的核心。她的“大散文”从文化人类学的视域，全方位地展示了西藏的“大风景”，作品具有文化人类学史料般的价值。这是她的散文有别于他人散文的独特魅力所在。在藏25年，她经历了走过春秋的创作心路历程。 上世纪末，马丽华以她的《走过西藏》作品系列，带给了文坛一份意外的惊喜，这部被人类学家格勒博士誉为“在文学与人类学两座高耸的悬崖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1]的书，以其恢宏的画面，翔实而又鲜活的材料，一位“在场”的田野调查者的目光，给我们描绘了雪域高原的壮美景致，展示了藏区迥然相异的生活场景。作品以独特的地域魅力和人文内涵，赢得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交口称赞，给世纪末那斑驳而带有一抹颓暗色彩的中国文坛，吹进了一股清新的藏区高原之风，为当时正在勃兴的“西藏热”加足了一把旺火。时到至今，她已从世纪末写到了世纪初，依然以一年一本的速度推出她的作品系列，文采依然，魅力依旧。当我们被如诗如画的“马丽华的西藏”所倾倒的同时，不禁对“西藏的马丽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笔下的大风景与她异族小女子的身份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是什么力量支撑着她走遍了西藏120万平方公里的山山水水？她那“大散文”绵绵不绝的文思神采从何而来？这人类生存极限的雪域疆原以何种魔力吸引了她，让她25年如一日沉迷其间乐不思蜀？笔者试图从文本的字里行间，探寻马丽华创作的心路“原型”。 一、“苦难情结”与“个人无意识” 如同三毛痴迷于撒哈拉大沙漠一样，马丽华深情地眷恋着藏北高原这片冻土。但三毛是陶醉在沙漠里爱情的绿洲，而来自黄海之滨的马丽华在这风雪弥漫的雪域究竟在寻找什么呢？她自己如是说：“其实并没有刻意去找什么，只不过听凭了直觉的引领罢了，喜欢过这样的日子罢了。”[2]而什么样的“直觉”“引领”了她，让她喜欢在“一年四季的风雹雪雨……忽而风沙骤起，忽而冰霰纷飞，晴也苍茫，雪也苍茫。”[3]的生存极地过着甘之如饴的日子呢？还是让马丽华自己来回答吧，马丽华多次声称，她是一个“苦难美至上主义者”，[4]她曾对友人言：“我对幸福未曾心醉神迷过，苦难却常使我警醒。我始终认为，缺乏苦难，人生将剥落全部光彩，幸福更无从谈起，要是有一百次机会让我选择，第一百零一次我仍然选择苦难。”[5]“警醒”通常来自于缺乏安全感；“光彩”来自于荣誉感，一个缺乏安全感而又崇拜荣光的女子，希望通过苦难的帮助来达到精神上的升华。“对于自己，也如此渴望和召唤着苦难——‘渴望暴风雪来得更猛烈一些，渴望风雪之路上的九死一生，渴望不幸联袂而至，病痛蜂拥而来，渴望历尽磨难的天涯孤旅，渴望艰苦卓绝的爱情经历，饥寒交迫，生离死别……最后，是渴望轰轰烈烈或是默默无闻的献身。’”[6]透过这诗意表述的浪漫，你依然会震惊马丽华为何对苦难如此地情有独钟，有着这等强烈的“苦难情结”。笔者不得不试图将笔触去探寻作者的潜意识深处。 弗洛伊德将人的心理结构划分为意识、前意识、无意识（即潜意识）三个层面，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著名的“个人无意识”理论，其核心是强调个人童年受压抑的性本能欲望对人一生潜移默化的巨大影响。剔除其“泛性欲”成分，现代医学心理学已证实：童年的印记对一个人的影响是深刻而久远的。马丽华生于1953年，尚未来得及分享新社会的欢欣，她那坚信共产主义的父亲“早在建国之初就承受了一击，其后整整申诉了30年；母亲略短些，20年，直到80年代初，平反，双双落实政策。”[7]生于这样的家庭，注定了马丽华与“阳光女孩”无缘，命运过早就让她领略了苦难的含义。但她又幸而拥有宽容又坚强的父母，他们对苦难的承受和超越使童年的马丽华从被划入“另册”的父母身上感受到一种精神上的尊严，体会到苦难别样的涩味之美，并立下日后要让父母为己骄傲的决心。（《西行阿里》）“苦难情结”或许就这样地进入了她的“个人无意识”。而人在社会中的具体存在又注定了每一个人的“个人无意识”中必渗透有深厚的“集体无意识”。从社会环境的大背景上看，“优秀来自于苦难”几乎是人类的共识，中华民族更是一个崇尚苦难美的民族。被国人尊为亚圣的孟子早就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先必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8]的名言。中国文学里对苦难的赞美和讴歌更比比皆是：“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亡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9]中国人对苦难的承受并从苦难中升华已化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苦难是产生崇高与成功的原动力已作为“种族记忆”而烙入了中国人的心灵深处。马丽华成长的年代，正值建国以来的“多事之秋”，根植于民族心灵深处的对苦难的崇拜，实质上也是对崇高和成功的崇拜，伴随着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时代狂热，给当代年青人的理想涂抹上一层悲壮的色彩。“一句‘人往高处走哇’——我们一群就这么来了。”[10]“从路的这端走向那端，为时代所驱使，浑身满是时代的烙印。……我们走向西藏高大陆，缓缓行驶在青藏线上，一路洒下激情的歌，……理想主义火焰在胸中燃烧，不断地添加以浪漫主义的柴薪。”[11]在由“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孕育而成的“苦难情结”的驱使下，怀着积极入世的使命感，伴随着对神秘与遥远的好奇，带着对青春浪漫爱情的憧憬，马丽华就这样以23岁的青春年华来到了西藏。因为她要去“阅读风沙，阅读生生死死”，因为她认为“寂寞也是美，悲怆也是美”。[13]这就是她“苦难情结”的延伸：苦难产生美。 雪域疆原没有令她失望，她在这高原极地上发现了无以伦比的美的极至，产生了“审美眩晕”。（马丽华语）无论是在荒漠雪原面对狂风肆虐后“惊心动魄”的壮丽天象；还是在遭受暴雪灾后冻僵在冰湖中人与群羊冰雕般的英雄造型；在朝拜神山艰苦行程中分外愉悦的心态；在长江源头格拉丹冬雪峰，忍受着尾椎骨折和高寒缺氧的折磨，欣赏着大自然鬼斧神工般的冰塔林“熠熠烁烁，光彩夺目”的水晶仙境；在圣湖惊叹于湖心小岛通体灿烂金黄宛如“金枝”般的因病枯死的千年古松；甚至在大难临头的翻车时，还好奇地“忙瞪起眼睛目睹翻车景象”，体验死亡的感觉是“巨大的喜悦和满足”，因为“死亡之神在那一刻引领我窥见了端庄安祥的另一世界……许多种死亡，其实是人生所能达到的最高峰，是短暂生命交响诗中的华彩乐章。”[14]远离尘世的纷扰，不再背负“原罪”的十字架，自由自在地在高天阔地间行走，一边眺望雪域疆民在这块高大陆上“诗意地栖居”（海德格尔语）的剪影，一边饱览“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庄子语）的极地风光，马丽华心旷神怡，物我皆忘，“大乐与天地同和”，（《乐记》）几乎体察到庄子作《逍遥游》般的怡人心境。越是人迹罕到之地，她越精神抖擞；越是艰难困苦，她越神采飞扬。她在这严酷雄峻又美丽多姿的高大陆上发现了美的真谛：“无限风光在险峰”。（毛泽东语）艰苦的生活，壮美的景致，孕育了她浪漫的诗情，“在西藏，茅塞初开的年代，我首先发现了我自己”[15]于是她首先成为了一个“向着太阳歌唱”的诗人。 当她行了万里路，用双脚丈量了西藏的山山水水后，苦难给予了她丰厚的馈赠：在与雄奇的大自然多次亲密接触后，她参悟了生命的真谛，雄山丽水给了她宏阔的视野和宽和的心胸；她从生于斯长于斯的雪域疆民身上看到了生命的顽强与坚韧；她在老一辈科考队员的身上感悟了科学理性的智慧之光和默默奉献的崇高；她在新一代藏区及援藏干部卓有成效的改革中看到了西藏美好未来的灿烂前景；她以25年“纯粹的有效生命时间”（马丽华语）见证了西藏向现代文明前进的脚步；她用生命的精华凝结成200多万字西藏纪实作品系列，让我们领略了“马丽华的西藏”的奇丽风光；她成为了藏民们爱戴的“西藏的歌者”，国内外众人知晓的“西藏的马丽华”。苦难催生了成功与崇高，孟德斯鸠的一段名言，真切地表达了她及在藏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英雄群体的心声：“能将自己的生命寄托于他人的记忆中，生命就仿佛加长了一些；光荣，是我们获得的新生命，其可珍可贵，实在不下于天赋的生命。”16在马丽华的潜意识里，崇高与美就构成了对苦难最诗意的注解，苦难美就形成了她生命美学的核心。 [分页] 二、藏区镜象与“集体无意识” “集体无意识”理论是荣格在其师弗洛伊德“个人无意识”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荣格认为人的潜意识里不仅有“个人无意识”还有“集体无意识”。“集体无意识”是指“人类早期社会生活的遗迹，是重复了亿万次的那些典型经验的积淀和浓缩。”17荣格将“集体无意识”的内容命名为“原型”或“原始意象”，“根据荣格的解释，原型是‘自从远古时代就已存在的普遍意象’……原型作为一种‘种族的记忆’被保留下来，使每一个作为个体的人先天就获得一系列的意象和模式。”[18]用这一理论来解释西藏那人神交织的世界是最恰当的了。当马丽华踏上西藏高大陆之初，她先被“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终极风景”所震撼，继而又被弥漫着“集体无意识”的神佛文化景观所吸引：那遍及藏区的大小寺庙、名目繁多的众神系谱、随风飘扬的五色经幡、触目可见的玛尼堆，代复一代吟咏不歇的六字真言，年复一年磕着等身长头朝圣的香客……这异族异地的文化景观，对马丽华形成了神秘的诱惑。她以文学家的激情和诗意，用如人类学家田野调查式的方法，伴以既寻秘探奇又冷静思辨的理性目光，用她那枝生花妙笔，给我们描绘了一幕幕如梦如幻的“诗化西藏”的美丽镜象—— 镜象之一：人神交织的奇特世界 严峻的生存环境，历代的闭关自守，长达千年的政教合一的统治，使青藏高原仍保留有“英雄史诗”时代的浓郁遗风。这是一块源远流长的全民信教的土地。即使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文革”浩劫过后西藏所释放出来的巨大的宗教热情，也令到藏不久的马丽华惊叹不已，藏区大地“经幡飘飘，桑烟袅袅，六字真言不绝于耳，转经人流漫漫而行。田野上，村庄里，一年到头举行着来自古老时代的各种仪式，漫漫风雪长途响起了持续不断的磕头朝圣者手板磨擦大地的声音。”[19]而万物有灵、灵魂转世、神山圣湖崇拜就构成了藏传佛教中亘古不变的风景。因笃信万物有灵，藏民们从不以“万物之灵长，宇宙之精华”（莎士比亚语）自诩，而以大自然之子自居，平等地看待自然界中的一切物种生灵，与野生动物保持着友好的睦邻关系，对自养的牛羊更是惜杀惜售，即使受穷受冻也在所不惜；灵魂转世观念使他们世代紧握转经筒，把对美好的期盼寄托于来世人生，有虔诚者甚至终生幽闭于漆黑的洞穴中，希望以今生的苦修免去来世轮回的苦难；神山圣湖崇拜使他们敬畏自然中的一切，不敢去神山放牧，不敢上山挖虫草贝母，因为虫草是“山神的肠子”，贝母是“山神的心脏”；不愿下湖捕鱼，怕湖底的神怪水族发怒…… 经过长年的实地考察和理性归整，马丽华发现，不同的大地生态背景又使附丽其上的宗教文化景观不尽相同：在藏中南宜耕农区，这里盛行土地崇拜的“青稞文化”，有着繁琐的农耕礼仪和隆重的“为大地聚脂”的仪式；在藏东，大山大水的横断山的红山脉中，康巴汉子以走南闯北的见识和豪爽剽悍之气，兼收并蓄了各宗教流派，使藏传佛教世袭领地的横断山麓，也出现了“飞地”般的天主教堂；在风雪弥漫的藏北牧区，这是“牦牛文化”的故乡，人们热衷于神山圣湖崇拜和格萨尔王的英雄传说。对于这块遍地神话传说的冻土，马丽华在《藏北游历》中曾浓墨重彩地描绘过：“稍稍深入一下藏北，便会强烈地感到这里并存着两个世界：现实的物质世界和非现实，超现实的精神世界。在后一世界里，至今仍活跃丰富的不亚于人间的种群、神鬼、半神半人、半魔半人，水底生物……”[20]这些人格化的山神水圣“也争斗也杀戮，也爱情也生育，高尚的、卑微的、冷漠的、哀怨的……总之凡人间所可能有的全部情绪。”[21]这是雪域真正的“佛陀世容”（李泽厚语），这块地广人稀的褐白色的大地，既有“美丽得令人目瞪口呆”（马丽华语）的极地风光，又有令人难耐的生态环境。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缺氧高原，荒漠化与半荒漠化贫瘠的牧场，西风带一年有6个月在此呼啸而过，风雹雨雪轮番呈威肆虐。在这严峻的大自然面前，人类显得多么的无助与渺小，这是初民们神山圣湖崇拜的原始基因。世代与这美丽又顽劣的大自然相伴，形成了雪域疆民特有的“雪山精神”与“朝圣精神”，“即对威严、安详、神秘的崇尚”和“对忍耐、坚强、达观的认同与守护。” （周政保语）这俯拾皆是的神话传说，“是一种充实，一种美化，一种寄托，一种设想……没有了神话之光的照耀，游牧生活将黯淡许多，至少，人们会备感孤独。”[22]在这块美丽多艰的大地上生存，先民那脆弱又疲惫的身心需要精神上的慰安和美妙的寄托，给苦难又孤寂的生活涂抹上一丝眩目的色彩，为此，“西藏人臆想并架构了一个庞大繁复的神灵系统，他们需要它的存在并相信了它的存在。世世代代的人就生活在魔幻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23]在《苦难旅程》中，马丽华更进一步指出：“在西藏这样的艰苦地区，假如没有宗教精神的支撑，假如没有更好一些的来世的诱惑，生存也许更其艰难。对于这些地区来说，精神的皈依首先是对于安全感的寻求，在高层意义上，则是出于将个体卑微有限的生命融入崇高和无限之中的渴望。”[24]而藏区那因“种族记忆”而世代延续下来的宗教文化景观，也折射出雪域疆民们，将人生的苦难化为审美的愉悦的一种与天地共存的顽强的生存姿态。这一切令“场外”的马丽华深深地慨叹：“这个民族的精神领域永远值得惊异地注视。”[25] 镜象之二：逝去文明的空谷足音 随着对这块土地了解的深入，马丽华把目光投向了历史。她想从古书史籍、古风礼仪、土林废墟、原始壁画乃至地壳地貌及气候的演化中，聆听逝去文明的空谷足音，探究藏区古今之变，为现代社会提供一份思考与参照。她从青藏科考队提供的科学数据中获知，青藏高原从形成至今，在“晚新生代以来的4000万年中，它经历了三次隆起，两次夷平。……当240万年前大高原上升到2000米临界高度”[26]时，出现了人类。当时，这块大陆还是温暖湿润适合人类居住繁衍的。现代考古学已证实，三至五万年前，青藏大地就有史前人活动的遗迹。这些“遗留在遗址和石器上的信息，诉说着青藏高原在遥远的史前时代，就曾存在着与华北华南、与印度上游流域地区间物质文化的交流和渗透。”[27]在距今“3500年前，迄今已荒寒的昆仑山区还有森林分布，还有人类活动遗迹可供发掘。”[28]而横贯中亚零落婉延伸展了万里之长的青藏原始壁画，无不在生动地展现出当年亚细亚游牧文化的古朴风采，折射出古四大文明都曾在此或先或后光顾照临。有学者提出除现已有定论的三条东西方文化商贸交流的“丝绸之路”外，还有第四条从青藏出发的“麝香——丝绸之路”。位于藏西南边陲的阿里，就是这条路的交汇处。当年的古阿里，毗邻南亚，位接青海、新疆，是东西方交流的十字路口，多元文化在此交汇，商旅驼铃，丝路花雨，回荡着异域的芬芳。阿里因此有了象雄古国的兴盛。在象雄兴衰之后，在卫藏又有吐番王朝的崛起，并铁骑突入中原，扼守丝绸之道百余年之久。“这个民族曾经所向无敌地强盛过，曾经流行过尚武精神，他们的铁马金戈也曾威震长安。但后来他们便口诵六字真言，将自己锁进寒冷的雪域之中。”[29]是什么造成如此的变迁？是地理气候变化之故，还是宗教纷争所然？马丽华在《西行阿里》中，一直在孜孜以求地探寻答案，她想从文明的残片中拼贴出古史之地的遥远印记。但吐番王朝雄风一去不返，继古象雄后古格王朝鼎盛后也神秘消失。阿里的历史隐身于冰封的冻土层中。唯有土林废墟上的王宫城堡在无言地诉说着往日的尊荣，唯见刻在石壁上的岩画仍灵动地呈现着悠远的历史文化。今日的阿里，礼仪、服饰依然古风袭人，有别于卫藏。 破译历史的密码，是为了目光更清澈地看待今天。马丽华对藏区历史特别是对地处南亚边缘阿里历史的关注，是因为她想了解这样一个地处伊斯兰教半包围圈中的民族，最终为何皈依佛教，并对其进行本土化改造为喇嘛教（藏传佛教）而使其在雪域上扎根千年并顽强生存至今，他们的历史、宗教、文化演变的轨迹对当今有何启迪和意义。诚如藏族人类学家格勒博士在《西行阿里•序》中所指出的那样：马丽华“借助于对地域特色、风土人情、历史典故、神话传说、自然风光等的精心描写，执拗地追求一种特定文化价值的参照，从中探溯藏民族文化的内涵、价值及其对当代人类的意义。”[30]为此，马丽华不惜用双脚丈量了西藏的山山水水，对藏区大地进行了“田野作业”式的调查，并从文化人类学的视域对其进行理性归整和提升，使其作品具有文化人类学史料般的价值。正在此意义上，格勒博士将马丽华称为“人类学散文作家”。而这也正是马丽华的散文有别于当时文坛上流行的张梅、南妮、素素们的“小女子”散文，有别于张承志、张中行、余秋雨、周涛等的学者散文的独特魅力所在。 [分页] 镜象之三：时风吹拂下前行的身影 当马丽华“从诗意和文采中下凡”，她就不仅停留在对“终极风景”的赞叹、对民俗文化的好奇、对藏史的寻踪探秘上，而将目光聚焦于当下藏区生活的现实，并用笔忠实地记录下西藏近二十多年来特别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以来的发展进步历程。 1997年，马丽华重访告别了10年之久的藏北时，发现她在《藏北游历》中所描绘过的许多景物“诸如冰天雪地的朝圣者、糜费惊人的火葬，神山圣湖的传奇，以及‘灵魂的幻想’等等之类，大都已成昨日风景。”31取代的是过去从未有过的新气象：过去磕头朝圣的人群不见了，牧民把生意做到了公路边；过去神山崇拜，虫草是山神的肠子动不得，现在挖虫草是脱贫的有效措施；科技之光也惠及了这片冻土，光纤通讯已使海拔最高的那曲小镇，在信息电讯方面与世界先进地区同步；在藏区及援藏干部的帮助下，在草原深处办起了学校，建起了白绒山羊基地，办矿采黄金采石油，建立了野生动物保护区，进行了旅游开发，更可喜的是进行了草场改良，让千百年来逐水草而居的牧民迁入了定居点，在连年的暴雪灾中保持不死一人的惊人记录…… 在古史之地阿里，“在荒凉如月球的不毛之地营造了大片太阳房，在荒僻的高原县城，建成了超现实的光电站。”[32]在藏东，康巴人更率先从红山脉的“茶马古道”中走出，或凭手艺挣钱，或经商致富。日常文化生活中也逐步与发达地区“接轨”，在昌都康巴艺术节，昌都县的农民服饰仪仗队，其价值连城的服饰令观者们为之瞠目。在藏东，千百年没有新鲜蔬菜食用已成为历史。不仅有国产优质蔬菜，连韩国萝卜，日本白菜也在昌都安了家。在高原蔬菜温室里，“茄子开紫花，户瓜开白花，西葫芦开黄花、青笋地里套种油菜、户瓜，西红柿地里套种苦瓜，小油菜。”[33]观念的改变，现代科技的引入，让雪域高原也呈现出了江南般的美景。“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实施，让历代伐木的山民也在植树造林。野生动物保护更深入人心，在尼果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视‘人’为最可信赖的保护者，”“每年5月繁殖季节，那些怀孕的食草类动物害怕食肉天敌的伤害，纷纷迁移到寺院周围产仔。”“尼果寺内外的野生动物犹如家禽家畜。”34这幅人与自然“天人合一”的和谐景象令人既欣慰又心醉…… 藏区的生活在变，藏区人民的思想观念也在变，藏民们正从“种族记忆”的“灵魂幻想”中走出，以积极进取的昂扬心态，用科学加苦干来打造现世的幸福人生。马丽华为此欢欣鼓舞，她看到自己多年前的期盼：“我们西藏高原的同类们应该享有参与世界的权利，享受人类文明发展至今的一切成果。”[35]正在逐步变为现实。她为此深感振奋和欣慰，并为自己是西藏这一历史进步历程的见证者、记录者和参与者感到由衷的自豪。 三、走过春秋的创作心路 从23岁进藏至今，马丽华在西藏已经渡过了25年的春秋。这位“用生命来写作的作家” 、“田野个案调查的作家”，以25年的心血凝成了200多万字的西藏纪实作品系列，向世人介绍了雪域高原的迷人风光。作家也从浪漫的青年走向了成熟的中年。借用加拿大文艺理论家弗莱的原型批评理论，以自然界的四季来对应马丽华的创作似乎也有相通之处。弗莱认为：春天是传奇、赞美诗和狂想诗的原型；夏天是喜剧、牧歌和田园诗的原型；秋天是悲歌和挽歌的原型；冬天是讽刺作品的原型。按这一标准来看，马丽华写于青年时代的诗集《我的太阳》和散文集《追你到高原》应属于春天时期的作品。在这一时期里，她“前所未有地发现了自然和自我，在这个朝向太阳歌唱的诗歌时代，我是激越的昂扬的。”[36]我们从她的诗歌和散文里也感受到了春天般的清新浪漫和纯美。这既与她青春的生理年龄吻合，更与她刚到西藏，初领略极地高原的大美风光，并以一个“边缘人”的视角张望他者的生活场景，满足了自己好奇心和神秘感的心态相吻合。 在写长篇纪实散文集《藏北游历》、《西行阿里》、《灵魂像风》、《终极风景》时，这是她创作的夏天。“走出自我，举目辽阔，我发现了这儿的土地和生活，在凝神于大地冥思的散文时代里，我悲壮地感受着苦难之美。”[37]如夏季里植物繁茂地生长一样，马丽华在创作的夏季里，以充沛的激情和“井喷”的写作速度，向世人捧出了“走过西藏”珍品系列。在她那激扬文采的生花妙笔下，那“诗化的西藏”仿佛是人类灵魂的最后净土，那壮美的极地景致，绚烂的异族文化，迥然相异的生活方式，仿佛天籁之音，醉倒了多少在喧嚣的红尘中扑滚得身心俱惫的世俗男女；她类似田野调查式的纪实描写，对高山大川、地质地貌、历史文物、民俗风情、宗教文化及当下社会生活等全方位的考据、考察和描绘，让多少社会学家、民俗学家及文化人类学家为之击掌叹绝；行万里路，写一本书，高天阔地的“大风景”给了她“大散文”磅薄的气势，她长袖善舞百科全书式的大手笔让多少文学家为之震惊与汗颜。这部“马丽华的西藏”奠定了她“西藏的马丽华”的巨大名声。而也就在这一阶段，作家的思想也如夏天的云彩一般悄然地在起着变化，她从对“终极风景”的赞叹、对民俗文化的热爱对民间宗教的好奇进而到对现实社会的关注时，她的身份不知不觉地由观看他人风景者转入了“在场”者。“对于这片高地生活的继续参与和深入，当我从诗意和文采中下凡，当我注目于乡土文化之上的社会……我就踌躇不前了。”[38]她看到了美丽景致中那并不太美丽的生活，她不能把玩藏民那生存线上下的原始风景。她透过宗教的层层迷雾，看到了彼岸世界的虚幻，她不能熟视无睹地看着淳朴的藏民们将生命的年轮镌刻在玛尼堆上，“不赞同为了一个无人担保的来世作毕生的等待”（马丽华语）从而让宝贵的今生流逝于转经筒中。源于儒家那根深蒂固的入世教育和多年的红色经典教育，使她富于神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的良心不允许自己津津乐道于基本生存线上下的自然状态的生活，我不能心安理得地欣赏把玩那种愚钝和迷茫的目光。”39由关爱而产生了心痛，她的心态由原来观望者的愉悦转为了关注者的困惑和启蒙者的焦虑，乃至直言不讳地劝诫：你们“千百年来拼命抓住的维系祖祖辈辈生命和希望的绳子的终端空无一物”40作品的风格由春天诗意的浪漫，转为了夏日的火热与焦躁，从《藏北游历》到《灵魂像风》可看出这一转变的明显轨迹。以至作者将《灵魂像风》自评为是写得最不潇洒的一本书。 [分页] 写《青藏苍茫》、《十年藏北》、《苦难旅程》等书时，或许可视为作者创作的秋天。作品激情如昔，但客观的理性思考已取代了原启蒙者的焦虑和焦躁。近30万字的《青藏苍茫》一书是为国家青藏科考队树碑立传的力作，其“历史性、科学性、真实性、可读性、教育性”（李明森语）赢得了科学家们的认可，认为“没有说外行话”。风格类如编年史般的《十年藏北》主要是反映藏北在近十年间发生的巨大变化，并定下发展进步为此书的母题。作家为藏北出现了亘古未有的文明进步的新气象深感振奋，但她一方面对藏北这精神和物质上的巨变兴奋有加尽情讴歌，不惜用“数字瀑布”对各方变化加以佐证；另一方面，她由于写《青藏苍茫》与科学家们频打交道，直接或间接地了解了地质、地理学等方面的知识，知道青藏高原仍在剧烈地隆升过程中，藏北自然环境的恶化已不可逆转，认识到自然法则不可抗拒。并看到了与此互为印证的“屡扶屡贫”的“藏北工作公式”。沉潜的思考理性的观照使她认为，与其徒劳地如“西西弗”们（古希腊神话人物）为生存付出如此高额又毫无回报的代价，不如舍去让藏北人民转换另一个更好的生存空间。“作为作者，在辛辛苦苦地踏勘采访之后，在辛辛苦苦地罗列了藏北人民为生存与发展所作的努力种种后，也不知怎的，思路会自然而然地延伸到了始料未及的地方一种想要放弃的感觉”。[41]《十年藏北》是她为自己所诗情画意地描绘过的藏北所唱的一曲颂歌和挽歌，由原拟定的歌颂发展进步的主题到篇末理智而又痛苦地预言放弃，如此矛盾的心情，使她只能用“四不像”的文本来表达。与《灵魂像风》一样，文笔的生涩源身于思想上的困惑和矛盾，透过那些不忍卒读的枯燥数字，我们依稀可看到作者兴奋与失落交织，期盼与无奈同在复杂心理。 《苦难旅程》一书写于世纪之交，这是作者以在藏20多年的积累，写的一本关于宗教问题的书。作者对宗教的看法从书名中就可窥见一斑。她通过对世界四大宗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特别是对佛教的起源、流变的分析梳理中，发现“翻阅一部宗教大书，只见上写着‘苦难’两个大字”。宗教的实质马丽华认为：“宗教，其实是苦难生活的艺术，是对于苦难人生的艺术化安慰，以及试图超越苦难的指导和努力。”[42]而宗教的魅力在于“所有宗教所承诺的全都是人生百年后的美好。”[43]但历经了沧海桑田，仍不见有谁人从彼岸世界中复归，向芸芸众生现身说法西天乐土的纯净美好。从几大宗教创建至今，两千多年过去了。本意在解脱人生苦难的宗教又制造了多少人间苦难。（诚然，有众多善良美好的信徒）当马丽华将目光投注于宗教（主要是藏传佛教）的现实人生风景时，她“长久地感到困惑难当”。（马丽华语）。 完稿于2002年的近30万字的纪实散文集《藏东红山脉》，标志着她进入了创作的冬天。已少有春天的浪漫和夏天的激情，新添了一份沉稳和宁静，娓娓道来的文笔，一如秋空般的舒朗而高远，这也与她人到中年览遍风景的诸多阅历吻合。但这份沉稳和宁静在篇末却被不意打破，她在对自己25年在藏经历所做的归结时，却无奈而不乏痛心地认为：自己追求差异，却“找到了更多的共同”；追求神秘，但神秘感却“最先消失”；“探求未知，未知就不存在了”。“转而想要参与这个社会，为这片土地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苦心孤诣却发现力不能及——‘既不可能请他们上车聊避风雨，也不可能跳下车去与他们风雨同行。’”[44]无论你作出了何等努力，你始终仍只是闯入别人生活场景的“他者”。一个人生长的大地背景对其影响是终生的，而马丽华这“边缘人”的身份，异族异地的生命基因和文化基因，注定了她不可能也无法全身心地完全融入雪域高原的这片冻土。这是令马丽华感到困顿和无奈的危机所在。不仅是她，所有外来的“进入者”不也感到同样的困惑吗？如张承志对于内蒙、新疆。贾布瓦拉对于印度。由此困惑引发了她“对个人25年西藏岁月的追问和反思，对于个人与其地之间关系的双向质疑。”[45]她甚至懊恼自己为何不以旅行者的身份和眼光，饱览了异地风情后愉快离去，给自己留下纯美的回忆。如美国的莎拉女士，观赏西藏时“除了美丽”“什么也看不见”。眷恋停留过久，“审美晕眩”变成了“审美过剩”，以至发展到审美麻木，“对世界一应美景都失去了观赏的兴趣”（马丽华语）而最终演化为了审美困惑：“我总是不相宜地看到美丽风景背后的东西，从而煞了风景。”[46]在作品的篇末，她甚至改变了以往那抒情而优雅，激扬而又理性的写作风格，带有一丝冷峭的反讽意味：“你们世世代代拼命抓住的绳子的那一端空无一物——我听见她很久以前对她所观照的群体说。”“你拼命抓住的绳子的那一端空无一物——我听见她对自己说。”[47]无怪乎她要将《藏东红山脉》作为她的封笔之作。她经历了由好奇观赏者到热情参与者再到理性思考者的心路历程，由春天的浪漫狂欢到夏天的执着火热再到秋天的宁静高远，现在她仿佛进入了困顿“两难”的冬天。再用弗莱的理论来照应也还相通，弗莱认为，冬天过去后又会是另一个春天，文学创作就象四季更替那样始而返复又螺旋上升，“对于‘旧’的终结，也许意味着‘新’的开始。”48马丽华会封笔吗？看来她不会。在经历过精神上的“涅槃”后，她会带着另一份的春光烂漫翩然复归，因为——她爱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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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5；[34] P200—201； [44]P420；[45] P418；[46] P299；[47]、[48] P421 17、马丽华•灵魂像风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35] P215；[40] P211 2003年11月于北京初稿 2004年元月于南宁修改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