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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看像个逃荒的， 近看像个要饭的， 仔细一看，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 不知是谁给贾芝先生编了这首顺口溜。在一次聚会上，贾芝先生当众朗读，有板有眼，十分得意，看来他对这顺口溜是认同的，至少没有反感。 这顺口溜的“作者”也真会编，看似贬，实为褒，意思是说贾芝先生生活朴素，平易近人；工作上要求高，生活上要求低；地位变了，仍保持简朴的本色。这是人们对贾芝先生的最高评价。 我与贾芝先生相识快半个世纪了。1957年我背着一大包我搜集的白族民歌，从遥远的祖国边疆来到首都北京时，第一个拜访的就是贾芝先生夫妇。贾芝先生的结发夫人李星华女士(李大钊烈士之长女，已故。)我在云南大理就见过，跟贾芝先生则是第一次见面。他们热情地接待了我。此后我一直在贾芝先生的领导下工作。 哥俩红与黑 贾先生属牛，原名贾植芝，今年93岁，1913年生于山西襄汾县南侯村。他与其弟贾植芳先生都是有名的文化人，在上个世纪一“红”一“黑”，演出了一幕幕人间悲喜剧。 旧时襄汾，贾家算得上是个富家，其祖父是个精明的山西商人，早年曾在北京大栅栏开估衣店；父亲务农，为人忠厚，常做善事。贾先生说，他小时候常见父亲将从北京买回的药品及家中钱粮送给村里人。他的伯父经商，办的是洋务，见多识广，贾先生曾一度过继给伯父。在贾先生身上，有父亲的影子，也有伯父的影子。 贾芝兄弟俩少小离家闯荡四方，全仗伯父支持。伯父重视教育，眼高志远，使兄弟俩有幸在少年时代受到一流的中西文化启蒙，因而他们与生俱来的天赋得到充分的发展。兄弟俩都酷爱文学，他们差不多同时都做起了文学家之梦。贾芝先生善诗，曾被艾青称为“布谷鸟诗人”，同时他法文也好，译过不少诗文；贾植芳先生秉性聪敏，被称为“神童”，他精通俄文，英语、日语也很好，国学基础堪称上乘，是我国最早的翻译家之一。1931年，18岁的贾芝先生自费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水磨集》，不久贾植芳先生也出版了译文集《契诃夫手记》，贾氏兄弟从此崭露头角，步入文坛。 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1937年，贾芝先生从中法大学孔德学院毕业，本来想到法国(里昂大学)留学继续深造，但由于“七七”事变发生没有去成。为参加抗战，贾先生于1938年8月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秘密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到延安后先在“抗大”学习，后入“鲁艺”文学系学习，然后在延安中学、延安大学等单位工作。1949年到北京后，先后在文化部、人民文学出版社、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民研会做党的工作兼研究工作，贾芝先生“吃过小米扛过枪”，当然是革命作家。 贾植芳先生的命运却完全相反。他从19岁就开始过第一次监狱生活，他一生坐过四次监狱：北洋政府的监狱、日本人的监狱、国民党的监狱，第四次入狱的罪名是“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 所以当时人们说，贾氏兄弟走的是两条道路，一个走的是“红”道，一个走的是“黑”道。其实，这是历史的误会。现在已经真相大白，贾氏兄弟都是革命战士，革命作家：贾芝先生自不必说，他是从延安走出来的老革命；贾植芳也是革命的，解放前他曾介绍许多进步青年到延安去，解放后他作为进步知识分子先后在上海震旦大学、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授、系主任，讲授苏联文学。贾植芳说：“当年复旦的教师，陈望道翻译马克思《共产党宣言》，我翻译恩格斯《住宅问题》，此外再没有第三个人翻译过马恩的东西。”然而1955年在批判 “胡风反革命集团”时，人们指控他翻译马列著作是“披着红色外衣”，这一指责似乎给贾植芳先生留下了“后遗症”：前年贾芝先生买了两件红色茄克衫，一件自穿一件送给弟弟，但弟弟一直束之高阁。学生问他为什么不穿?他答：“这是红色的外衣，不能穿。”这诙谐回答在校内一时传为佳话。 贾芝和贾植芳感情甚笃，但因为政治原因曾一度失去联系，粉碎“四人帮”后贾植芳获得彻底平反，1979年贾芝先生之妻李星华女士逝世，贾植芳来北京奔丧，我代替贾芝先生到北京站接站，领他到了演乐胡同贾宅，兄弟俩25年不见，相见时激动欣喜之状让人难忘。 民间文学就是他的生命 有人说，贾芝先生如果从政前程不可估量，这话似乎不无道理。因为论资历，贾先生是从延安走出来的老革命；论学历他是老革命干部中为数不多的大学生；论社会背景他是革命烈士李大钊的女婿，又是几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李鹏委员长等)的老师，但贾先生不长此道，他淡泊名利走冷门：民间文学，他成了民间布衣文学家。贾先生说：到民间文艺研究会工作是党分配的但也是他的志愿。贾先生原是写诗的，到民研会后行政工作多了，写诗的事自然又要中断，大家很为他惋惜，然先生却说：“我不写诗还有人写诗，但民间文学我不搞就很少有人做了，民间文学多重要啊!” 贾芝先生对民间文学真是情有独钟。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许多部门都被砸烂，他自己也成了“革命对象”，但他仍然念念不忘他的民间文学。记得60年代末中国文联大院里贴满了大字报，那时贾芝先生还戴着“走资派”、“反动权威”等帽子，但他满不在乎。他在大院扫地时看到《民间文学》编辑部的资料丢得满地，他就一篇篇地拾起来看，心疼得不得了。我看到了说：“什么时候了，你还弄这个?”他不说话却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从他的眼神中我仿佛看到他想说：“你也是吃这碗饭的，连你们这些人都这样，真让我失望!”至今思之，仍觉汗颜。 贾芝先生对民间文学事业可谓呕心沥血。他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外就是研究民间文学，有时甚至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并由此产生了不少的“贾芝笑话”： 笑话之一：贾先生携带户口本去邮局取包裹，附带寄信。结果他心里想着民间文学的事，把信和户口本一块丢进信箱里。没办法了他只好在那里傻等，待邮局工作人员来开箱取信时才把户口本拿回家。 笑话之二：一次贾先生到我家商量工作，慌忙之中把我女儿的书包背走了。我女儿追着他喊：“爷爷，爷爷，你背走的是我的书包。”贾先生呆了好一会儿才醒悟过来…… 笑话之三：贾先生出门，在火车上 得意地说，人家都说我丢三拉四，常丢东西，这回我可什么也没有丢!话还没说完，一挥手他把茶杯扔出窗外。 给“乡下老婆”让个座 贾芝是新中国民间文学事业创始人之一，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前身)成立之后，他一直是该会的领导者。“请给乡下老婆——民间文学让个座。”这是贾先生常说的一句话。贾先生说：“半个世纪以来，我的主要文艺活动就是为‘乡下老婆’争座位。我们成立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也好，创办《民间文学》《民间文学论坛》也好，不为别的，就是为这个。” 为“乡下老婆”争座位，贾先生身体力行： ——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后，由于受社会思潮的影响，中国民研会也几度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由于贾先生与民间文艺界几位同仁四处奔走，据理力争，终使中国民研会得以存在下来； ——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定位是抢救、搜集、整理、研究、保护民间文化遗产。贾先生不赞成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改名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直到现在，他还主张把名称改回来；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少数民族过去大都没有作家文学，民间文学就是他们的全部，长期以来，他们的文学不被重视，其传承者民间故事家、民间诗人、歌手没有社会地位。对此，贾先生食不甘寝不安，粉碎“四人帮”后，他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名义，与国家民委、文化部联手，给国家领导人写报告，希望引起重视。后来全国少数民族诗人、歌手座谈会召开，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大大地推动了我国民间文学事业的发展。 ——我国三大史诗《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的抢救整理工作也在不同时期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扰，也是在贾先生等老一辈的关怀下得到解决。 长寿老人 今年是贾先生93岁华诞。我说：“你岁数这么大，身体又这么好，有什么秘诀?”他想了想说：“秘诀倒没有，但我的生活经验有六个字：心宽、吃醋、洗脚。” 心宽容易理解，就是说没有什么想不开的事，贾先生心就是宽。贾先生说：“我从不悲观。天掉不下来，在我的字典中没有‘悲观’二字。”这是真话。我和他相处多年，没有看到他有愁眉苦脸的时候，他越来越像小孩，童心未泯，十分可爱； 吃醋，我可以将它擅改为“喝醋”，因为贾先生喜欢醋我是知道的。我和他多次一块出差，用饭时，不管吃什么菜他都要加醋，我只要辣椒，这充分表现了两人的生活习惯。“老西吃醋”众人皆知，老西喜醋笑话也不少。据说过去阎锡山部队的士兵都有两个宝贝：一是步枪，一是醋瓶，他们打败仗时只缴枪而不缴醋瓶。 对于洗脚贾先生特重视用热水，实际上是烫脚。“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贾先生宁可不喝水，也不可以没有热水洗脚。平常如此，战争时代也如此。据说当年在陕北，敌人进占延安，他随部队撤退到山沟里吃水很困难，每天晚上每人只能分到一杯开水，但贾先生舍不得喝，他就用这杯开水洗脚，将热水浇在脚趾缝里。像贾先生这样的洗脚癖，恐为天下仅有。 长寿秘诀还有一点贾先生没有说，那就是他有一位贤内助金茂年女士。金女士漂亮、脾气好，是贾先生工作上的助手，生活上的“饲养员”。贾先生自奉甚俭，早年日常生活的账都记得很仔细，连早点一个馒头多少钱都不漏过。孩子买菜回来，他问：“多少钱?”孩子说“两块。”他把两指一伸：“噢，两块?”然后从兜里掏出两块钱给孩子。这些家庭琐事耗费了他的很多时间。自从金女士来后，他就不必再操心了，吃什么，花多少钱，全由金女士包办代替。他和金女士感情深厚，相亲相爱，形影不离，日子过得甜蜜。他俩结婚已近20年了，但至今在贾先生面前提到他夫人时，他脸上依然闪烁着“罗曼蒂克”的光彩。 贾先生是幸福的，贾先生晚年生活幸福、身体健康，有金女士的一份功劳。  2004年秋贾芝先生在北京颐和园  贾芝出席黄永玉（右）画展，二人亲切交谈  贾芝为湖北宜昌青林寺题词  与台湾九族文化村排弯族老人合影  贾芝夫妇参加法国巴黎圣母院  贾芝与其弟贾植芳合影  贾老赴人民大会堂出席会议 编辑： 童丽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