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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史缘“情” 钱锺书言“史蕴诗心”,史传亦是史官的心灵史。这一点在司马迁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司马迁的家族是世袭的史官,父亲司马谈虽然为封禅出谋划策,却未能跟随汉武帝出行,只能一遍遍无奈地感慨“是命也夫,命也夫”,最终心绪不畅,气郁而终。司马谈“不愿与粪土同捐,烟烬俱灭”,在弥留之际仍叮嘱司马迁“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的超越之处在于,记史时不局限于平铺直叙,既要“通古今之变”,还要“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太史公自序》)。如刘鹗《老残游记》言:“《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司马迁可以称得上古代中国最伟大的“自然主义的浪漫派”史学家。 尽管一直秉持据事直书的信念,但在司马迁看来,史传不仅是对历史的整理和记录,也是对现实的态度,是价值体现的一种途径。他以诗性叙述,展示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展示了历史强大的生命力。例如《刺客列传》中饱含深情地刻画了刺客这样一类人物,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高渐离,一个个有血有肉、肝胆相照,淋漓尽致地诠释了“士为知己者死”的价值观、人生观。 历史记录的本质是人类文明痕迹的捕捉,史官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要与历史人物进行心灵的对话,他的使命就是饱含着深情把已经逝去的人物写出生命,把已经发生的事件写得生动,最终呈现出鲜活的人物、鲜活的历史,让跳动的生命气息绵延不绝。 所谓“物以情观”,是将饱含深情的情感体验注入直观感受中,“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要“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文心雕龙·神思》)。就如同司马迁所言“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史记·孔子世家》)。直觉、想象、移情,都是历史研究中不可缺少的要素。诗性思维是通过直觉,深入到事物最深层次去用心灵感受和认知。 史传作者的“情”不同于抒情诗人的“情”。诗人多聚焦于一时一刻的客观世界和主观意志;史官有更加广阔的胸襟,不仅关注当代,也关注过去的人和事,在动态的社会和人生中表情达意。诗歌的情是静中显情;史传的情是动中传情。诗歌字里行间传递着诗人的情感;史传则是表面上有意避之,实则处处传情。 梁启超说:“迁、固两体之区别,在历史观念上尤有绝大之意义焉,《史记》以社会全体为史的中枢,故不失为国民的历史;《班书》以下,则以帝室为史的中枢,自是历史乃变为帝王家谱矣。”《汉书》代表的是官方正统思想和立场,客观描绘了汉代大一统社会的成就和弊病。《史记》和《汉书》一有情志,发心之所想;一无情志,唯写史之所写。从历史记述来看,加入“情志”可以让历史更丰满,也使后人读史时更好地体会历史进程和史官的情感指向,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倾向性。金毓黻言:“夫私修之史,易精而难成,官修之史,易成而难精。”曹魏开始,史学渐盛,史书多是奉敕编修。到了唐朝,统治者对史学越发重视,开设史馆,集众人之力共同修撰国史。修史则成了官方行为,私人一度被禁止修史。自此以后,史书的数量连年攀升,史学逐渐蓬勃兴盛,卷帙浩繁的史学著作越发多起来,抒发情志的史作却不多。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