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并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新理论，中国艺术（或文艺）的发展实际上从党的十八大召开（或自2013年）时起就已经置身于这个“新时代”了。当代中国艺术的发展同中国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的发展状况相比，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指出的那样，诚然自有其特殊规律或不平衡方面，但从根本上说，在总体上还是与中国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发展状况相一致或相互共振的。有什么样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总体上就应当有什么样的艺术与之相适应或大体适应（诚然其中的不平衡或偶然因素也应重视）。由此，准确理解和把握这个新时代五年来中国艺术发展的特点并展望其未来趋势，对于继续推进新时代中国艺术创作、理论、批评和人才培养等环节的工作，就十分重要了。
    理解业已置身于新时代之中的中国艺术（以下一律简称为新时代中国艺术），首先需要就概念问题略加梳理。新时代中国艺术，与中国艺术新时代之间存在明显的不同。中国艺术新时代是指中国艺术本身已经进入一个足够新的发展时段，其突出的表现在于艺术媒介、艺术体裁、艺术形式、艺术形象、艺术思想、艺术情感等几乎各方面都呈现出足够新或全新的要素，以致有时可以从中拈出某些要素来简明扼要地指称一个艺术时代的特征，例如人们习惯于用唐诗、宋词和元曲分别指代唐代文学、宋代文学和元代文学所具有的时代特征。而新时代中国艺术，则不过是指新的社会发展状态对艺术发展发出新要求，也就是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状态时要求艺术做出能动的反响。梁启超发动“三界革命”（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以来的中国艺术史，往往突出地表现为时代的演变、巨变或转型导致艺术发展出现巨大转折。现代中国艺术史的特定历程告诉我们，往往首先是社会发展对艺术发展发出需要或召唤，迫使艺术内部做出变革，从而使得艺术成为社会进入新时代时的艺术反响。至于艺术新时代本身的完整呈现则要缓慢得多：往往首先是社会的时代精神作用于艺术并迫使其发生变革，进而才缓慢地诱使其艺术媒介、体裁、形式、形象及体制等要素逐渐发生这样那样的深层次变革。尽管如此，相信新时代中国艺术终将迎来中国艺术新时代，或成为通向它的有力台阶。不过，就眼下来说，当务之急还是首先尝试理解新时代中国艺术的新趋势及其新特征。因此，这里主要是在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而对艺术发展提出新要求的意义上，使用新时代中国艺术这一概念，并且尽力简赅地描述这个新时代所赋予艺术的一些主要特征。
    首先应看到，中国艺术获得了新的时代角色。新时代中国艺术的特征，突出地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当前中国艺术发展做出新规范或赋予当前中国艺术发展以特定的时代角色：当前中国艺术应牢牢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一沃土之中，并且成为它的充满审美魅力的象征性形式。这个新时代的突出特点之一在于，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相适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中国梦”成为国家发展目标及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并相应成为中国艺术家的艺术表达的核心主题。与此同时，“筑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文艺高峰”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当前中国艺术家的自觉追求。倘若脱离这个新时代的高标准和新要求，就必然无法准确地和完整地把握当前中国艺术状况的根本点及其新的发展趋向。由这种社会发展上的新时代视野回看近五年来中国艺术发展，可以看到，《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北平无战事》《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等电视剧，《战狼2》《湄公河行动》《智取威虎山》等电影，都已经成为传播这个新时代之时代精神的激动人心的号角。特别是今年上映的影片《建军大业》，并没有简单地就事论事地只讲述南昌起义事件本身，而是以大历史视野在上下前后左右一连串历史事件链中去处理该核心事件，例如大幅度增强毛泽东在这一特殊历史事件中的历史性地位和作用，凸显其“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党指挥枪”等思想对后来中国革命历史的深远的历史性作用。试想，假如没有毛泽东毅然独自返回湖南领导农民起义的独特道路选择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就不可能有与朱德部队的井冈山根据地会师一事，也就不可能有南昌起义后来所发生的深远的“第一枪”的历史性意义。而这种显著的美学调整策略，恰恰出于当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讲述现代革命史故事的新要求。
    还应看到，传统根基得以树立。进一步考察新时代中国艺术的特征可见，过去长时期受到忽视的中国文化传统元素已成为当前中国艺术的倍加重视的鲜明特质了。五年来中国艺术界的又一显著变化在于，首次明确地以“文化自信”的姿态去吸吮本土文化传统的源头活水以及“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不妨重温这些论述：“中华美学讲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讲求形神兼备、意境深远，强调知、情、意、行相统一。”这意味着重新激活和回溯几千年来中国古典艺术与美学传统，并让其成为新时代中国艺术的导引。相应的，“中国精神”“中国文化基因”“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等与中国文化自信及中国传统紧密相连的思想，成为艺术家和观众所同时秉持的自觉意识。这只要约略提及近年来《中国诗词大会》《中国成语大会》《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中国民歌大会》等节目在中国传统领域的深入人心的传承效果就行了。
    再有就是确立“深扎”原则。理解新时代中国艺术，还应看到，过去长期坚持的艺术的生活源泉这一基本原则已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确立起“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这一艺术创作的指导思想。艺术家们认识到，只有深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热潮去体验，也就是紧贴亿万人民群众的新的生活“活剧”去创造，才能真正寻到中国艺术的深厚源泉及其根本的人民性特质，从而才有可能创作出名副其实地以人民为中心的艺术精品。《父母爱情》《老农民》《马向阳下乡记》《温州一家人》等电视剧，《中国合伙人》《亲爱的》《百鸟朝凤》《搬家》等影片，都是发自当代中华大地普通人生活的新的审美创造。
    艺术精品的“三精统一”标准也引人注目。说到艺术精品，这个新时代中国艺术终于明确了“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这一以“三精统一”为标志的艺术精品标准。“三精统一”命题与过去引发质疑的“三性统一”（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的统一）相比，从艺术美学上捋顺了艺术精品的内在逻辑标准：思想精深成为艺术精品的精神统领指标，艺术精湛则是艺术精品的感召之源指标，制作精良属于艺术精品的品质保障指标。这样的新阐述，为艺术家、艺术企业家及艺术管理者等做好艺术精品保障工作，为观众欣赏艺术精品提供了有力的可操作的理论依据。同时，为了实现这种“三精统一”标准，就必须坚持艺术创新与艺术原创这两个基本方向。只有艺术创新，才能满足观众的日益增长的新的审美与艺术需要；只有艺术原创，才能在艺术史链条中打造出新的链环而非仅仅满足于重复前人。再有就是“扛鼎之作、传世之作、不朽之作”这一“三作”标杆的提出，及时回答了艺术界有关何为艺术精品的普遍性高度关切：“扛鼎之作”应是那种及时回答当今时代社会重大或敏感问题的不可多得的超级力作；“传世之作”则成就更高一些：它应当是那种既成为当今时代标志而又可传诸后世的具有跨时代意义的非凡力作；“不朽之作”无疑属于最高级：它应当是那种可以流传久远乃至流芳百世的稀世杰作。这种“三作”标杆无疑十分高远，但正是它的提出让当代中国艺术界有了明确的奋斗目标。
    长期困扰中国艺术界的艺术的精神性与商业性的关系问题，得到明确回答。这个新时代中国艺术的另一特征在于，首度准确回答了艺术的精神品位与商业性的辩证关系。一方面，当代中国艺术发展需要市场，需要遵循经济规律和市场行情，从而艺术品难免体现出商品属性，与资本、金融等因素发生这样那样的必然联系。而这正是这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所无法避免的和必须借重的方面。但另一方面，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去考察，当代中国艺术无疑更需具有必备的精神属性或品质，特别是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的导向或制约作用。这就明确要求艺术家自觉地以坚决不做市场的奴隶的姿态去抵制流俗、庸俗和媚俗，自觉追求更高的精神境界，从而在客观的社会效果上成功实现艺术创作和艺术生产的社会风气的一次大扭转。
    要理解这个新时代中国艺术的特征，还需要看到，“德艺双馨”这一艺术家队伍建设标准以及艺术理论批评的不可或缺作用等方面受到高度重视。但仅仅从这些不完全概括的方面就足可见出，2013年以来至今新时代中国艺术同过去相比，确实一举而实现了精神振奋、风气扭转、气象一新、生机再现。当然，上面所说主要就新时代中国艺术的主流来看，但实际上的新时代中国艺术中既有主流也有支流，既存在中心也存在边缘，应当有其多样化、丰富性和复杂性状况，需要更全面而深入的具体分析。
    总结新时代中国艺术的特征固然必要，但相对而言更加要紧的，毕竟还是如何面向未来，即如何把握新时代中国艺术的未来。而新时代中国艺术的未来又是同新时代中国社会的未来这一整体紧密相连的：既是它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等整体过程的一部分，同时又是对这个整体过程本身的富有审美魅力的象征性形式。
    由此，新时代中国艺术正在面临一系列新挑战或新课题：首先，需要以活生生的艺术形象去象征新时代中国人的身体与精神状况。既然新的社会发展时代已经明确了其总任务，那么中国艺术就需要深入这种新生活中去体验和表现人民的建设热忱和发展愿景。其次，具体地说，其中一个重要而又迫切的新任务是深入理解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业已转变的社会主要矛盾在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按我的初步体会，这个有待于深入理解的新矛盾的核心点在于，一方面是人们的美好生活或幸福生活愿望越来越旺盛，这固然是来自人们与自己的往昔生活水平相比，更来自于与同一世界的先进国家生活水平相比，从而体现出开放时代人民美好生活愿望的愈益高涨的高标准；另一方面则是物质生产水平和精神生产水平的区域差异、城乡差异、群体差异、个体差异及国际差异等的继续存在或加剧，也就是社会发展中的种种差异依然存在。确实，带着美好生活的中国梦去放眼日常生活中的“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势必会激发起种种精神或心理层面的“不平衡”“不充分”体验，进而会推演出无数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的人生“活剧”，从而为艺术家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假如这种新矛盾必然贯穿于13亿人民的日常生活过程之始终，那就势必成为艺术家创作艺术精品和人民群众欣赏这些艺术精品的不竭的精神原动力。再次，创造出足以成为这个新时代的象征形式的艺术精品或艺术杰作，增强全民族的文化自信。未来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文艺高峰”，必然需要和期待有真正的“扛鼎之作、传世之作、不朽之作”问世，成为这个激动人心的新时代的标志。最后，特别要紧的一点在于，让中国艺术真正走出去、立得住和叫得响，产生真正能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等地位和声誉相匹配的一流艺术精品及其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品牌效应。特别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文艺高峰”虽然要由我们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去做自我评价，但假如能够在国际艺术界一定范围内获得普遍性公认，那必然更有公信度和说服力。这样的“文艺高峰”不仅仅是属于中国的，而且还应当同时也是属于世界的。而在这方面，中国艺术还有开阔的发展与影响空间有待于开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可谓任重道远，必须加倍努力。
    说到这里，作为艺术学界从事艺术理论评论及其人才培养工作之一员，我意识到自己更有必要立足于艺术学理论学科专业这个岗位去思考为新时代中国艺术做点什么。如何运用艺术理论、艺术史、艺术批评、艺术管理、艺术产业、艺术教育、艺术传媒或艺术遗产等领域的知识和智慧，去倾力捕捉和反思新时代中国艺术状况及发展趋势，并悉心探索它通向中国艺术新时代的美学征兆或可能性，为此而在其中做出自己的一份微薄的艺术学建树，恰是应当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