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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文化史上，慧遠影響主要集中於三個方面：第一，在佛教方面，不守門戶，融會諸法，僧伽提婆之毗曇，鳩摩羅什之三論，馱跋陀羅之禪法，均賴其宣揚而廣布南方；且期生淨土，建立齋社，成為淨土宗之初祖。第二，在文學方面，不惟自己不廢俗書，辭氣清雅，善屬文章，見重於世，且與文人過從甚密，其思想與文風不僅影響了東晉文學，對後代文學也產生較為深遠影響。第三，在人格方面，德行淳至，精神卓絕，棲心佛教，心無旁騖，不屈身降志，為世人推服；卜居廬山三十餘載，不復出山，對息影山林、人格貞靜之士影響尤深。 然一代宗師，形跡不彰。《高僧傳》、《出三藏記》、《蓮社高賢傳》、《佛祖統記》、《淨土聖賢錄》等歷代文獻之敍事，多不依年月，次第失序，且互有抵牾。雖 晉成帝咸和九年（公元334），慧遠1歲。 慧遠，張野《遠法師銘》作惠遠，生於雁門婁煩（《出三藏記集》卷十五《慧遠傳》作“樓煩”），家世冠族。其姑道儀、其弟慧持並棲心佛門。 樓煩隸屬何縣，學術界聚訟無已，一曰山西代縣；二曰山西寧武縣；三曰山西原平縣。考《魏書·地形志》載：“雁門郡有二縣：原平縣、廣武縣，原平縣有樓煩城。”可見，“雁門樓煩”屬於雁門郡原平縣。今原平縣如嶽村樓煩寺有《大明正德碑記》記載：“雁門之前三十餘里，彼有古刹，其名樓煩，即東晉匡阜遠公法師之故里也，北鄰如嶽，東近大芳，川平境秀，物勝地靈。”亦可證。 其生卒年，史籍記載有異。《高僧傳》卷六《慧遠傳》曰：“釋慧遠，本姓賈氏，雁門婁煩人也。……以晉義熙十二年（公元416）八月初動散，至六日困篤，……乃命律師，令披卷尋文，得飲與不，卷未半而終，春秋八十三矣。”[1]《世說新語·文學》劉孝標注引張野《遠法師銘》亦謂其“年八十三而終。”據此則生於咸和九年。其後之《蓮宗寶鑒》卷四曰：“師慧遠……生於石趙延熙甲午歲，為晉成帝咸和九年。”然謝靈運《廬山慧遠法師誄》序：“予志學之年，希門人之末，惜哉，誠願弗遂，永違此世。春秋八十有四，義熙十三年（公元417）秋八月六日薨。”據此推算，則當生於咸和八年。 筆者認為，慧遠卒年當以《高僧傳》、《世說》為是。第一，謝靈運另有《廬山慧遠法師碑》曰：“春秋八十三，命盡絕嶺。”故《廬山慧遠法師誄》所言當為後人鈔錄或翻刻之誤。第二，據《高僧傳》卷六《慧持傳》記載，遠與慧持同年出家，是年遠二十一，持十八，可知二人相差三歲。又據《高僧傳》慧持本傳：持“以義熙八年（公元412）卒於寺中，春秋七十有六。”逆推之，則生於公元337年。遠既長持三歲，當生於公元334年。 又《世說新語·文學》劉孝標注引張野《遠法師銘》曰：“遠世為冠族。”《高僧傳》慧持本傳曰：“釋慧持者，慧遠之弟也。……年十八出家，與兄共伏事道安法師。……持有姑為尼，名道儀，住在江夏，儀聞京師盛於佛法，欲下觀化，持送姑至都，止于東安寺。”又《比丘尼傳》卷一《何后寺道儀尼傳》曰：“道儀，本姓賈，雁門婁煩人，慧遠姑也。……聰明敏哲，博聞強記。誦《法華經》，講《維摩小品》，精義達理，因心獨悟。戒行高峻，神氣清邈，聞中畿經律漸備，講集相續，晉太元末至京師，住何后寺。”[2]道儀至都，初居東安寺，後止于何后寺。 晉成帝咸康三年（公元337），慧遠4歲。 是年遠弟慧持生。 《高僧傳》慧持本傳：“釋慧持者，慧遠弟也。……以義熙八年（公元412）卒於寺中，春秋七十有六。”逆推之，則生於公元337年，即晋成帝咸康三年。 晉穆帝永和元年（公元346），慧遠13歲。 隨舅令狐氏遊學許、洛，博覽儒道典籍，思致深刻，見重于宿儒英達之士。 《高僧傳》慧遠本傳作“年十三隨舅令狐氏遊學許洛。故少為諸生，博綜六經，尤善莊老。性度弘博，風覽朗拔，雖宿儒英達，莫不服其深致。”然《世說新語·文學》劉孝標注引張野《遠法師銘》則曰：“年十二隨舅遊學許洛。”《出三藏記集》本傳、《蓮社高賢傳·慧遠法師》[3]所載均與《高僧傳》同，故依《高僧傳》說。 晉穆帝永和六年（公元350），慧遠17歲。 是年慧持十四歲，始學。 《高僧傳》慧持本傳：“沖默有遠量，年十四學讀書，一日所得，當他一旬。善文史，巧才製。” 晉穆帝永和十年（公元354），慧遠21歲。 是年，遠先欲南渡江，就范宣子隱居讀書，因中原寇亂，道路阻隔，而不得。後與弟慧持去太行，就道安，聞安公宣講《波若經》，豁然開悟，落髮出家。 謝靈運《遠法師銘》載：“年二十一，欲南渡，就範宣子學，道阻不通。”《高僧傳》慧遠本傳亦曰：“年二十一，欲渡江東，就范宣子共契嘉遁。值石虎已死，中原寇亂，南路阻塞，志不獲從。”范宣，字宣子，東晉高士，家于豫章，以講誦為業。《晉書》有傳。《世說新語·棲隱》曰：“范宣未嘗入公門，韓康伯與同載，遂誘俱入郡，范便於車後趨下。”劉孝標注引《續晉陽秋》曰：“宣少尚隱遁，家于豫章，以清潔自立。” 《高僧傳》慧遠本傳曰：“時沙門釋道安立寺於太行恒山[4]，弘贊像法，聲甚著聞，遠遂往歸之。一面盡敬，以為真吾師也。後聞安講《波若經》，豁然而悟，乃歎曰：‘儒道九流，皆糠粃耳。’便與弟慧持，投簪落彩，委命受業。”又《高僧傳》慧持本傳曰：“釋慧持者，慧遠之弟也。……年十八出家，與兄共伏事道安法師。” 道安，姓衛氏，常山扶柳人。家世英儒，早失覆蔭。年十二出家，後受戒，遊學至鄴都，入中寺，事佛圖澄為師。先居樊、沔十五載，每歲講《放光波若》；後居長安五重寺，大弘法化，僧眾數千。生於晉愍帝建興二年（公元314），卒于晉孝武帝太元十年（公元385）二月八日，年七十二[5]。 晉穆帝永和十一年（公元355），慧遠22歲。 遠苦讀無資，沙門曇翼給其燈燭之資。 《高僧傳》慧遠本傳：“既入乎道，厲然不群，常欲總攝維綱，以大法為己任。精思諷持，以夜繼晝，貧旅無資，縕纊常缺，而昆弟恪恭，始終不懈。有沙門曇翼，每給以燈燭之費，安公聞而喜曰：‘道士誠知人矣。’”以理推之，此當是出家不久，開席弘法之前，故系之是年。 曇翼，《高僧傳》本傳：俗姓姚，羌人也，或云冀州人。年十六出家，事安公為師。後承師命，杖錫南征，締構長沙寺。年八十二，義熙中卒[6]。 晉穆帝永和十二年（公元355），慧遠23歲。 遠佛理精進，為安公所激賞。 《高僧傳》慧遠本傳曰：“遠藉解於前因，發勝心於曠劫，故能神明英越，機鑒遐深。安公常歎曰：‘使道流東國，其在遠乎！’”又《出三藏記》慧遠本傳曰：“無生實相之玄，般若中道之妙，即色空慧之秘，緣門寂觀之要，無微不析，無幽不暢，志共理冥，言與道合。”[7]慧遠二十四歲開席弘法，從出家到開席弘法之間當是其積學儲寶、佛理精進時期，故系之是年。 晉穆帝升平元年（公元357），慧遠24歲。 遠開席弘法，以道家之理闡釋佛學。 《高僧傳》慧遠本傳：“年二十四，便就講說。嘗有客聽講，難實相義，往復移時，彌增疑昧。遠乃引《莊子》義連類，於是惑者曉然，是後安公特聽慧遠不廢俗書。”宗曉《樂邦文類》曰：“（遠）年二十四，大曉經論，凡諸疑難，莫不條析。”《佛祖統紀》卷二十六載：“（遠）至二十四，大善講貫。” 晉穆帝升平二年（公元358），慧遠25歲。 遠隨道安，還冀都鄴城，住受都寺。 《高僧傳》道安本傳：“至年四十五，復還冀部，住受都寺，徒眾數百，常宣法化。” 晉穆帝升平四年（公元360），慧遠27歲。 遠隨道安避亂于王屋、女休山。 《高僧傳》道安本傳曰：“迄冉閔之亂，人情蕭索，安……遂復率眾人入王屋、女休山。”《出三藏記集》道安本傳：“四方學士，競往師之，受業弟子法汰、慧遠等五百餘人。及石氏之亂……遂率眾王屋、女機山。” 道安避亂于王屋、女休山，是避鄴城之亂，而不是避冉閔之亂（或曰石氏之亂）。冉閔之亂發生在晉永和六年至永和八年（公元350-352），此時慧遠尚未師從道安。據《晉書·載記》：“永和六年，（閔）殺石鑒，……僭即皇帝位於南郊，大赦，改元永興，國號大魏，復姓冉氏。”[10]冉閔，石虎之養孫，本姓冉，後從石姓，篡後趙建魏後，復原姓。永和八年，為前燕慕容儁所殺。故《高僧傳》、《出三藏記集》所記皆誤。 升平元年（公元357），慕容儁遷都於鄴，道安還鄴。升平四年，慕容儁病危，不久，病故。鄴都又陷於混亂之中，“是時兵集鄴城，盜賊互起，每夜攻劫，晨昏斷行。”[11]道安避亂于王屋、女休山，當於鄴都又陷於混亂之後，故系之是年。女休山，一名女林山或女機山，在王屋山附近。 晉穆帝升平五年（公元361），慧遠28歲。 遠隨道安渡黃河，依陸渾山。 《高僧傳》道安本傳曰：“迄冉閔之亂……遂復率眾人入王屋、女休山。頃之，復渡河依陸渾山。”陸渾山，亦號方山，乃伊水所出。具體時間無考，晉哀帝興寧三年（公元365），慕容恪掠河南，晉將陳佑率眾奔陸渾山，道安率徒眾離開陸渾山，則慧遠依陸渾山當在360年與365年之間。而上文有“頃之，復渡河依陸渾山”，時間當在避亂于王屋、女休山之後不久，姑系是年。 晉哀帝興寧三年（公元365），慧遠32歲。 隨道安南投襄陽，途經南陽、新野，後止襄陽。 《高僧傳》道安本傳曰：“俄而，慕容儁逼陸渾，遂南投襄陽，行至新野……乃令法汰謁楊州，曰：‘彼多君子，好尚風流。’法和入蜀，‘山水可以休閒。’安與弟子慧遠等四百餘人渡河，夜行值雷雨，乘電光而進。”從語氣上看，安公投襄陽，因慕容儁逼陸渾，其實不然。道安投襄陽後，立檀溪寺，弘法十五年，於太元四年（公元379）入長安，見下文所考。據此推算，當於是年入襄陽。是年，道安年五十二，與《名僧傳鈔》所云，安公在襄陽立檀溪寺，年五十二，相合[12]。又據《晉書》，慕容儁死于晉穆帝升平四年（公元360），距此已六年。而慕容恪於是年掠河南，進逼陸渾山，故“慕容儁”當為“慕容恪”之誤。習鑒齒於是年四月五日《與道安書》云：“又聞三千得道，俱見南陽。”[13]從而，遠隨道安於是年離開陸渾山，南下襄陽，途中經南陽、新野。 晉廢帝太和元年（公元366），慧遠33歲。 遠受安公遣，與弟慧持下荆州問疾於竺法汰，居荆州上明寺。 《高僧傳》卷五《竺法汰傳》曰：“（汰）與道安避難行至新野，安分張徒眾，命汰下京。……於是分手，泣涕而別。乃與弟子曇一、曇二等四十餘人，沿江東下，遇疾停陽口。時桓溫鎮荆州，遣使要過，供事湯藥。安公又遣弟子慧遠下荆州問疾。汰病小愈詣溫。” 考《晉書》、《資治通鑒》等，桓溫並無鎮荆州事。《資治通鑒》卷一〇一曰：“大司馬桓溫移鎮姑熟，（興寧三年）二月，乙未，以其弟桓豁監荆州、揚州之義城、雍州之京兆諸軍事，領荆州刺史。”[14]桓溫當是桓豁之誤。而桓豁 “遣使要過，供事湯藥”，當在其鎮荆州之後。慧遠先隨師入襄陽，再下荆州，當盤桓有日，故系之是年。 遠弟慧持同行。 《高僧傳》慧持本傳：“乃安在襄陽遣遠東下，持亦俱行，初憩荆州上明寺，後適廬山，皆隨遠共止。” 慧遠於荆州難沙門道恒，力破“心無義”之說。 又《高僧傳》竺法汰本傳曰：“時沙門道恒，頗有才力，常執心無義，大行荆土。汰曰：‘此是邪說，應須破之。’乃大集名僧，令弟子曇一難之。據經引理，析駁紛紜。……慧遠就席，設難數番，關責鋒起。恒自覺義途差異，神色微動，麈尾扣案，未即有答。遠曰：‘不疾而速，杼軸何為？’座者皆笑矣。心無之義，於此而息。” 竺法汰，東莞人，少與道安同學。與道安別後，因疾居荆州上明寺。晉文帝時，離荆至京都，止瓦官寺。太元十二年（公元387）卒。所著《義疏》，與郤超書《論本無義》，並行於世。 是年支遁卒。 《高僧傳》卷四《支遁傳》：“支遁，字道林，本姓關氏，或云河東林慮人。……以晉太和元年四月四日終於所住，春秋五十有三。”道林年二十五出家，善玄理，注莊子《逍遙遊》，群儒舊學，莫不嘆服。注《安般》、《四禪》諸經及《即色遊玄論》、《聖不辯知論》、《道行旨歸》、《學道誡》等。與王洽、許詢、孫綽、王羲之等東晉名流過從甚密[15]， 對東晉文壇影響甚遠。 晉孝武帝寧康二年（公元374），慧遠41歲。 竺法潛卒。 《高僧傳》卷四《竺法潛傳》：“竺潛，字法深，姓王，瑯琊人，晉丞相武昌郡公敦之弟也。年十八出家，事中州劉元真。……以晉寧康二年卒於山館，春秋八十有九。” 晉孝武帝寧康三年（公元375），慧遠42歲。 是年四月八日,道安在襄陽鑄丈八金銅無量壽佛像，次年冬完成。 《法苑珠林》卷十三載：“東晉孝武寧康三年四月八日，襄陽檀溪寺沙門釋道安盛德昭彰，擅聲宇內，于郭西精舍鑄造丈八金銅無量壽佛。明年季冬嚴飾成就。”[16] 晉孝武帝太元元年（公元376），慧遠43歲。 是年冬，道安所鑄丈八金銅無量壽佛像完成，遠作《襄陽丈六金像頌》。 道安寧康三年四月在襄陽鑄丈八金銅無量壽佛像，次年季冬完成，慧遠之頌文當作于佛像鑄成之後，故系之是年。“丈六”或為“丈八”之誤。 是年，慧永至尋陽廬山。 《佛祖統紀》卷二十六《十八賢傳》載：“（永）於恒山與慧遠法師同依道安法師，期結宇羅浮。及遠師為安所留，師乃欲先度五嶺。太元初至尋陽。刺史陶范素挹道風，乃留憩廬山，舍宅為西林。”[17]刺史陶范舍宅而造西林寺，事在太元二年，詳下文所考。 慧永，河內人，潘氏，或作鄱氏，繁氏。年十二出家，事沙門竺曇現，初習禪於恒山，後居廬山西林寺，義熙十年卒，春秋八十三。 晉孝武帝太元二年（公元377），慧遠44歲。 初，慧遠隨師道安去江陵暫住，三月或稍後，又隨道安返回襄陽。 《高僧傳》道安本傳曰：“（安）既達襄陽，復宣佛法。……時征西將軍桓朗子鎮江陵，要安暫住，朱序西鎮，復請還襄陽。”可知，道安在居襄陽期間曾應桓朗子之邀，去江陵暫住。然《高僧傳》所載“征西將軍”則為“征西大將軍”之誤。考《晉書》卷九《孝武帝紀》，桓豁（即桓朗子）遷征西將軍在寧康元年七月，太元元年正月遷征西大將軍。而寧康三年至太元元年十一月（季冬），道安在襄陽督造金銅無量壽佛象，故在桓朗子任征西將軍期間不可能去江陵。桓豁卒於太元二年七月。因此，桓豁“要安暫住”當在太元元年十一月至二年七月之間，此時桓豁已遷征西大將軍。另據同書所載，太元二年三月，朱序由兗州刺史遷為南中郎將、梁州刺史，監沔中諸軍，鎮襄陽。朱序西鎮，請安公還襄陽，當在太元二年三月後。 是年，陶範為慧永造西林寺。同治《德化縣誌》載：“（西林）寺在白鶴鄉廬山麓。晉太元二年，太府卿陶範為慧永創建第一寺。”[18] 晉孝武帝太元三年（公元378），慧遠45歲。 是年二月，苻堅遣子苻丕率兵圍襄陽。當時，道安為朱序所羈縛，不得離開襄陽，於是分散眾徒，慧遠別安公東下，與法遇等居江陵長沙寺。 《高僧傳》慧遠本傳曰：“偽秦建元九年（公元373），秦將苻丕冠（按：“寇”之誤）斥襄陽，道安為朱序所拘，不能得去，乃分張眾徒，各隨所之。”又《高僧傳》卷五《法遇傳》曰：“後襄陽被寇，遇乃避地東下，止江陵長沙寺。”又《名僧傳鈔·法遇》：“晉太元二年秦符丕圍襄陽，（法遇）與曇徽、曇翼、慧遠等下集江陵長沙寺。”《高僧傳》、《名僧傳鈔》記年均誤。苻丕初寇襄陽的具體時間，《晉書》不載。《資治通鑒》卷一百〇四載：“太元三年二月，乙巳，秦王堅遣征南大將軍……丕、武衛將軍苟萇、尚書慕容暐帥步騎七萬寇襄陽。” 晉孝武帝太元四年（公元379），慧遠46歲。 是年二月，苻丕陷襄陽，道安、朱序為丕所執，送長安。道安長安住五重寺，弘揚佛法。 《高僧傳》道安本傳曰：“苻堅素聞安名，……後遣苻丕南攻襄陽，安與朱序俱獲於堅……既至，住長安五重寺，僧眾數千，大弘佛法。”又《晉書·載記》曰：“太元四年，……苻堅陷襄陽，執南中郎將朱序，送于長安，堅署為度支尚書。”[19]可知，道安與朱序至長安是太元四年。 晉孝武帝太元五年（公元380），慧遠47歲。 遠與弟慧持及弟子南適荆州，住上明寺。 《高僧傳》慧遠本傳曰：“秦將苻丕冠（寇）斥襄陽，道安為朱序所拘，不能得去，乃分張眾徒，各隨所之。……遠於是與弟子數十人，南適荆州，住上明寺。”慧遠別道安後，與法遇等人先集江陵長沙寺，盤桓經年，後南下荆州。具體時間當在太元四年至太元六年入廬山之間，姑系之是年。 又《高僧傳》慧持本傳曰：“乃安在襄陽遣遠東下，持亦俱行，初憩荆州上明寺，後適廬山，皆隨遠共止。” 晉孝武帝太元六年（公元381），慧遠48歲。 先欲往羅浮山，途經廬山，見廬峰清淨，遂棲止之，始住龍泉精舍。 《高僧傳》慧遠本傳曰：“後欲往羅浮山，及届潯陽，見廬峰清靜，足以息心，始住龍泉精舍。”《水經注》卷三十八：“廬山之北有石門水……其水歷澗逕龍泉精舍南，太元中沙門釋慧遠所建也。”均未載年月。《蓮社高賢傳·慧遠法師》曰：“太元六年至潯陽，見廬山閑曠，可以息心，乃立精舍。”李演《廬山法師影堂記》、陳舜俞《廬山記》、彭希凁《淨土聖賢錄·慧遠法師》、《淨土立教志·始祖廬山辯覺正覺圓悟法師》[21]均記載為太元六年。黃宗羲《遊記》作“太元八年”，《蓮宗寶鑒》卷四作太元九年，均誤。 龍泉精舍，後改名龍池寺，據《嘉靖重修一統志·九江府》載：“龍池寺，在德化縣甘棠湖北。舊名龍泉精舍，晉僧慧遠建，明洪武十一年改今名。” 是年正月，孝武帝“初奉佛法，立精舍於殿內，引諸沙門以居之。”[22] 晉孝武帝太元七年（公元382），慧遠49歲。 僧濟來廬山從慧遠受學。 《高僧傳》卷六《僧濟傳》：“晉太元中來入廬山，從遠公受學。……遠每謂曰：‘共吾弘佛法者，爾其人乎。’”僧濟太元中適廬，具體時間無考，姑系之是年。 晉孝武帝太元九年（公元384），慧遠51歲。 桓伊為慧遠建東林寺。東林寺始名神運殿，因在慧永之西林寺東，故名。 《高僧傳》慧遠本傳：“時有沙門慧永，居在西林，與遠同門舊好，遂要遠同止。永謂刺史桓伊曰：‘遠公方當弘道，今徒屬已廣，而來者方多。貧道所樓褊狹，不足相處，如何？’桓乃為遠復于山東更立房殿，即東林是也。”又《蓮社高賢傳·慧遠法師》曰：桓伊“乃為建刹，名其殿曰神運。以在永師舍東，故號東林寺。” 關於東林寺始建時間，宋王象之《輿地紀勝》謂“寺晉武帝太和十年建”[23]， 誤。因為“太和”為晉廢帝年號，象之謂晉武帝，其誤一也。太和年號僅六年，並無太和十年，其誤二也。若依太和元年下推九年，則為公元375年，時慧遠僅44歲，尚隨道安在襄陽，不可能在廬山建東林寺，其誤三也。考《晉書》卷八十一《桓宣傳》，桓伊任江州刺史是在桓沖死後，復考《孝武帝紀》，桓沖卒於太元九年二月，桓伊於是年二月任江州刺史，並改治所為潯陽，故此寺當建於是年。《金石萃編》載唐李邕《東林寺碑記》云：“晉太元九年慧遠法師之所建也。”又《廬山志》引明喬桑《廬山記事》、同治《德化縣誌》均載：“寺為晉太元九年慧遠開創。”[24]亦可證。 晉孝武帝太元十年（公元385），慧遠52歲。 曇邕來廬，從慧遠受學。 《高僧傳》卷六《曇邕傳》曰：“釋曇邕……太元八年，從苻堅南征，為晉軍所敗，還至長安，因從安公出家。安公既往，乃南投廬山，事遠公為師。”《高僧傳》云“安公既往”，誤。《出三藏記》卷十五《道安傳》記載苻堅南征，為晉軍所敗，“單騎而遁，如所諫焉。堅尋為慕容沖所圍。時安在長安城內，以偽建元二十一年二月八日，齋畢無疾而卒。”據此可知，苻堅南征兵敗時，安公一直在長安，直至去世，不可能有“安公既往”事。苻堅南征敗於肥水是在太元八冬十月，曇邕出家事安公，當在此後。後南投廬山，從慧遠出家，當在道安去世之後，即前秦建元二十一年（晉太元十年）二月八日後，故系之是年。 晉孝武帝太元十一年（公元386），慧遠53歲。 東林寺落成。 《蓮社高賢傳·慧遠法師傳》曰：桓伊“乃為建刹，名其殿曰神運……時太元十一年也。”《蓮社高賢傳》所載非為東林寺始建之時間，而是東林寺建成之時間。《蓮宗寶鑒》卷四曰：“江州太守驚其神異，奏立東林寺，名其殿曰神運。太元十一年寺成。”今人將東林寺落成之時間誤為始建寺之時間。 慧遠於寺內別立禪林。 《高僧傳》慧遠本傳曰：“桓乃為遠復于山東更立房殿，即東林是也。……（遠）復於寺內別置禪林，森樹煙凝，石筵苔合。凡在瞻履，皆神清而氣肅焉。” 慧遠迎文殊菩薩金像于東林寺，並作《文殊瑞像贊》。 《高僧傳》慧遠本傳：“昔陶侃經鎮廣州，有漁人於海中見神光，每夕豔發，經旬彌盛。怪以白侃，侃往詳視，乃是阿育王像，即接歸，以送武昌寒溪寺。……及遠創寺既成，祈心奉請……於是率眾行道，昏曉不絕，釋迦余化，于斯復興。既而謹律息心之士，絕塵清信之賓，並不期而至，望風遙集。”《高僧傳》謂阿育王像，誤。《法苑珠林》卷十三：“檢其銘勒，乃阿育王所造文殊師利菩薩像也。”[25]《蓮社高賢傳》、《佛祖統紀》卷二十六均記載是文殊像，阿育王所造。《蓮社高賢傳·慧遠法師傳》又謂：“迎至神運殿，造重閣以奉之，因制《文殊瑞像贊》。”[26]亦可證。 晉孝武帝太元十二年（公元387），慧遠54歲。 處士戴逵與慧遠書，並呈所作之《釋疑論》，文中引世俗經典以難佛教因果報應之理。慧遠作《與戴處士書》，並附上周續之《難釋疑論》。 慧遠與戴逵往來書札的具體時間不詳，然考《晉書·戴逵傳》：“孝武帝時，以散騎常侍、 晉孝武帝太元十三年（公元388），慧遠55歲。 戴逵復作與慧遠書，並答周續之《難釋疑論》，慧遠作《又與戴處士書》復戴逵，後另作《三報論》對戴逵懷疑佛教因果報應說進行了系統辯答，從內容看，《明報應論》亦當作於此時。 遠《又與戴處士書》：“脫因講席之餘，粗綴所懷（按：即《三報論》），今寄往，試與同疑者共尋。”[29]戴逵作《釋疑論》及首次與慧遠書，在太元十二年秋，慧遠作《三報論》及答戴逵書，當在是年。戴逵與慧遠往來書札，並載《廣弘明集》卷二十。 晉孝武帝太元十六年（公元391），慧遠58歲。 僧伽提婆南止廬阜，慧遠請其重譯《阿毘曇心》、《三法度論》，慧遠作《阿毘曇心序》、《三法度論序》。 《高僧傳》慧遠本傳曰：“昔安法師在關，請曇摩難提出《阿毘曇心》，其人未善晉言，頗多疑滯。後有罽賓沙門僧伽提婆，博識眾典，以晉太元十六年，來至潯陽。遠請重譯《阿毘曇心》、《三法度論》，於是二學乃興，並制序標宗，貽于學者。”《出三藏記·僧伽提婆傳》亦作“太元十六年”，故系之是年。 僧伽提婆，晉譯眾天，或云提和。姓瞿曇氏，罽賓（今喀什米爾一帶）人。學通三藏，尤善《阿毘曇心》、《三法度論》。苻氏建元（公元365-384）中，在長安，宣流法化，生卒不詳。 是年，法莊出家，為慧遠弟子。 《高僧傳》卷十二《法莊傳》曰：“釋法莊，姓申，淮南人。十歲出家，為廬山慧遠弟子。……元嘉初出都，止道場寺。”莊生於晉孝武帝太元七年（公元382），卒于宋孝武帝大明元年（公元457），春秋七十六。以此推之，當於是年至廬。 晉孝武帝太元十七年（公元392），慧遠59歲。 是年，因律藏禪典殘缺，慧遠乃令弟子法淨、法領等往天竺求經書。 《高僧傳》慧遠本傳：“初經流江東，多有未備。禪法無聞，律藏殘缺。遠慨其道闕，乃令弟子法淨、法領等遠尋眾經。逾越沙雪，曠歲方反，皆或梵本，得以傳譯。”《四分序》曰：“壬辰之年，有晉國沙門支法領，西越流沙，遠期天竺，路經於填，會遇曇無德部體大乘三藏沙門佛陀耶舍，才豔博聞，明練經律，三藏方等皆諷誦通訓，……其壬辰年即秦建初七年也。”秦建初七年，即晉孝武帝太元十七年，故系之是年。 是年秋，與僧伽提婆復校《阿毘曇心》，以作為定本。 無名氏《阿毘曇心序》曰：“以晉泰元十六年，歲在單閼，貞於重光。其年冬，于潯陽南山精舍，提婆自執梵經[31]，先誦經文，然後乃譯為晉語，比丘道慈筆受。至來年秋，傳重與提婆校正，以為定本。”由此可見，《阿毘曇心》始譯於太元十六年冬，校定於太元十七年秋。 是年十一月頃，遠與殷仲堪論《易》。 《高僧傳》慧遠本傳：“殷仲堪之荆州，過山展敬，與遠共臨北澗論《易》體，移影不勌。見而歎曰：‘識信深明，實難為庶。’”考《晉書》卷九《孝武帝紀》，殷仲堪任荆州刺史在太元十七年十一月，過訪慧遠當在此時或稍後。殷仲堪《晉書》有傳。 晉孝武帝太元十八年（公元393），慧遠60歲。 鑿白蓮池，後人遂因此作廬山東林僧團結社之名稱。 《遠公年譜》（今佚）、宋陳舜俞謂此池為謝靈運所鑿。陳舜俞《廬山記》曰：“神運殿后有白蓮池。昔謝靈運既見遠公，肅然心服，乃及寺繙《涅槃經》。因鑿池為台。種白蓮池中，名其曰繙經台。”[32]誤。明但宗皋《征疑》駁之曰：“考《遠公年譜》，太元十八年癸巳（393），謝靈運鑿池種蓮，是時遠公已六十歲矣。至元嘉十年癸酉（433），靈運被刑，年才四十九，則當癸巳之歲，靈運特九歲耳。九歲豈能會見遠公，其可疑者一；考《高僧慧嚴傳》，翻《涅槃經》，故在宋元嘉中，而《遠傳》載靈運即寺繙經，可疑者二。”[33]但宗皋所駁極是。據清同治《德化縣誌》載：“白蓮池，晉慧遠鑿，因結白蓮社。”[34]故知白蓮池應為慧遠所鑿，因謝靈運曾在白蓮池臺上翻譯《涅槃經》，後人遂將此台稱之為“繙經台”，亦附會此池為靈運所鑿。 慧要立十二蓮葉，因葉流轉以定十二時。 《高僧傳》卷六《道祖傳》載：“遠有弟子慧要，亦解經律，而尤長巧思，山中無刻漏，乃于泉水中立十二葉芙蓉，因流波轉，以定十二時，晷景無差焉。”此蓮葉非蓮花之葉，而是黃銅所制，狀如蓮葉，名曰“蓮花漏”。《山堂肆考》卷一百四十七“刻漏”記：“慧遠在廬山以山中不知更漏，乃取銅葉制器，狀如蓮花。”又《佛祖統紀》卷二十六《始祖廬山辯覺正覺法師（慧遠）》謂刻漏之名曰“蓮花漏”。具體時間無考，姑系之是年。 晉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公元396），慧遠63歲。 竺道生及弟子道猷入廬山，曇順亦與是年入廬。 《蓮社高賢傳·道生傳》曰：“道生，魏氏，钜鹿人。幼從竺法汰出家，年在志學，便登講座。初入廬山，幽棲七年，常以入道之要，慧解為本。乃與僧睿、慧嚴、慧觀等遊學長安，從羅什受業。”[35]道生、慧觀等入關從羅什受業，在元興元年（公元402），詳見下文所考。上推七年，竺道生當於是年入廬，弟子道猷亦隨行。《高僧傳》卷七《道猷傳》曰：“釋道猷，吳人。初為生公弟子，隨師入廬山。” 慧持送其姑道仪至京师，居東安寺。 《比丘尼傳》卷一《何后寺道儀尼傳》曰：“道儀，本姓賈，雁門婁煩人，慧遠姑也。……晉太元末至京師，住何后寺。”[36]又《高僧傳》慧持本傳：“持有姑為尼，名道儀，住在江夏。儀聞京師盛於佛法，欲下觀化，持乃送姑至都，止于東安寺。”道儀至都，初居東安寺，後止于何后寺。 晉安帝隆安元年（公元397），慧遠64歲。 僧伽提婆離廬山，游于京師，講《阿毘曇心》。是年冬提婆重譯《中阿含》，次年夏完成。 《高僧傳》卷一《僧伽提婆傳》曰：“至隆安元年，來游京師。晉朝王公及風流名士，莫不造席致敬。時衛軍東亭侯瑯琊王珣，淵懿有深信，荷持正法，建立精舍，廣招學眾。提婆既至，珣即延請。乃于其舍講《阿毘曇》，明僧畢集。……其（按：《出三藏記》後有一“年”字）冬，珣集京都義學沙門釋慧持等四十餘人，更請提婆重譯《中阿含》等……至來夏方迄。” 晉安帝隆安二年（公元398），慧遠65歲。 僧徹來廬山，受學於慧遠。 《高僧傳》卷七《僧徹傳》曰：“徹年十六，入廬山造遠公，遠見而異之，又以問道之暇，亦厝懷篇牘，至若一賦一詠，輒落筆成章。……退還咨遠：‘律制管弦，戒絕歌舞。一吟一嘯，可得為乎？’遠曰：‘以散亂言之，皆為違法。’由是乃止。……遠亡後，南遊荆州，止江城內五層寺，晚移琵琶寺。”僧徹生於晉孝武太元八年（公元383），卒于宋元嘉二十九年（公元452），春秋七十。以生年推之，當於是年來廬。 道祖、僧遷、道流等入廬，依慧遠學，並受戒。 《高僧傳》卷六《道祖傳》曰：“後與同志僧遷、道流等，共入廬山七年，並山中受戒，各隨所習，日有其新。遠公每謂祖等易悟，盡如此輩，不復憂後生矣。……及玄輔正，欲使沙門敬王，祖乃辭還吳之台寺。有頃，玄篡位，敕郡送祖出京，祖稱疾不行，於是絕跡人事，講道終日，以晉元熙元年（公元419）卒，春秋七十二矣。”桓玄輔政，欲使沙門敬王，在元興三年（公元404），此年道祖離廬入吳，上推七年，當於是年入廬。 晉安帝隆安三年（公元399），慧遠66歲。 是年十二月，桓玄征殷仲堪，道經廬山，謁見慧遠。 《高僧傳》慧遠本傳：“後桓玄征殷仲堪軍經廬山，要遠出虎溪，遠稱疾不堪，玄自入山。……玄出山謂左右曰：‘實乃生所未見。’”考《晉書》卷十《安帝紀》，桓玄征殷仲堪是隆安三年十二月，故初見慧遠當在是時。 是年，慧持從京師返回廬山，後辭遠入蜀。 《高僧傳》慧持本傳：“持乃送姑至都，止于東安寺。晉衛將軍瑯瑘王珣，深相器重。時有西域沙門僧伽羅叉，善頌四含，珣請出《中阿含經》，持乃校閱文言，搜括詳定，後還山。”又曰：“晉隆安三年辭遠入蜀。遠苦留不止，遠歎曰：‘人生愛聚，汝乃樂離，如何？’持亦悲曰：‘若滯情愛聚者，本不應出家；今既割欲求道，正以西方為期耳。’於是兄弟收淚，憫默而別。”持於太元末送姑道儀入京，返廬山具體時間無載。然衛將軍王珣請其校定《中阿含經》，必然盤桓有年。考《晉書·安帝紀》，隆安三年，加尚書令王珣衛將軍，四年卒。既稱珣衛將軍，持返廬時珣必已加官，而持辭遠入蜀亦在是年，故還山亦必在是年。以理推之，還山當在年初，辭遠入蜀或在歲末。 晉安帝隆安四年（公元400），慧遠67歲。 是年仲春，慧遠與徒三十余人游石門，並有和詩。 《全晉文》卷一百六十七佚名《廬山諸道人游石門詩序》云：“石門在精舍南十餘里，一名障山……釋法師以隆安四年仲春之月，因詠山水，遂杖錫而游，于時交徒同趣三十餘人。” 桓玄作《沙汰眾僧教》，慧遠與桓玄書《論料簡沙門》。 《高僧傳》慧遠本傳曰：“俄而，玄欲沙汰眾僧，教僚屬曰：‘沙門有能申述經誥，暢說義理，或禁行修整，足以宣寄大化，其有違於此者，悉皆罷遣。唯廬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簡之列。’遠與玄書曰：‘佛教淩遲，穢雜日久，每一尋至，慨憤盈懷。……此命既行，必一理斯得，然後令飾偽者絕假通之路，懷直者無負俗之嫌。世道交興，三寶複隆矣。’因廣立條制，玄從之。” 上文已考，桓玄經廬謁見慧遠，是隆安三年十二月，不久即作《沙汰眾僧教》，故當在隆安四年初。而《蓮宗寶鑒》則曰“晉隆安元年，桓玄勸帝沙汰僧尼”，誤。 後玄作《與慧遠書》，勸令登仕，遠《答桓玄書》堅拒之。 《高僧傳》慧遠本傳載：“玄後以震主之威，苦相延致，乃貽書聘說，勸令登仕。遠答辭堅正，確乎不拔，志逾丹石，終莫能回。”桓玄另有《與慧遠書勸罷道》，從內容看，亦當作於是年。桓玄文載《全晉文》卷一百十九，慧遠文載卷一百六十一。 王謐、王默等人，欽慕慧遠風德，遙致師禮。是年，慧遠作《答王謐書》。 《高僧傳》慧遠本傳曰：“司徒王謐、護軍王默等，並欽慕風德，遙致師敬。謐修書曰：‘年始四十，而衰同耳順。’遠答曰：‘古人不愛尺璧，而重寸陰，觀其所存，似不在長年耳。檀越履順而遊性，乘佛理以御心，因此而推，復何羨於遐齡，聊想斯理，久已得之，為復酬來信耳。’”考《晉書》卷六十五《王導傳》，王謐卒於義熙三年（公元407），年四十八。推之，謐修書與慧遠必在是年。 晉安帝隆安五年（公元401），慧遠68歲。 鳩摩羅什至長安。 《高僧傳》卷二《鳩摩羅什傳》曰：“鳩摩羅什，此云童壽，天竺人也，家世相國。……（姚）興弘始三年（公元401）……迎羅什入關，以其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至於長安。”羅什在長安譯經弘法，其成就之輝煌，影響之深遠，在中華之土無出其右者。《晉書·載記》曰：“羅什通辯夏言，尋覽舊經，多有乖謬，不與胡本相應。（姚）興與羅什及沙門僧略、僧遷、道樹、僧叡、道坦、僧肇、曇順等八百餘人，更出大品，羅什持胡本，興執舊經，以相考校，其新文異舊者皆會於理義。續出諸經並諸論三百餘卷。今之新經皆羅什所譯。興既託意於佛道，公卿已下莫不欽附，沙門自遠而至者五千餘人。”[37] 羅什卒年，《高僧傳》或云弘始七年，或云八年，或云十一年，不可定。僧肇《鳩摩羅什誄文》謂其卒於弘始十五年（公元413）四月十三日，肇為羅什弟子，應依此說。 晉安帝元興元年（公元402），慧遠69歲。 太尉桓玄與桓謙、王謐等書《論沙門應致敬王者》，又《與慧遠書》，重申庾冰令沙門致敬王者之議[38]，慧遠、王謐均答書駁之；桓玄又作《重與慧遠書》、《難王謐》、《重難王謐》、《三難王謐》，王謐作《答桓玄難》、《再答桓玄難》、《三答桓玄難》。 《高僧傳》慧遠本傳曰：“及玄在姑熟，欲令盡敬，乃與遠書：‘沙門不敬王者，既是情所未了，於理又是所未喻，一代大事，不可令其體不允。近八座書，今以呈君，君可述所以不敬者意也。此便當行之事一二，令詳盡想，必有以釋其所疑耳。’遠答書曰：‘夫稱沙門者何耶？謂能發矇俗之幽昏，啓化表之玄路，方將以兼忘之道，與天下同往。……又袈裟非朝宗之服，缽盂非廊廟之器，沙門塵外之人，不應敬王者。’玄雖苟執先志，恥即外從，而觀遠書，趑趄未決。”考《晉書》卷十《安帝紀》、卷九十九《桓玄傳》，桓玄出鎮姑孰在元興元年。又《蓮宗寶鑒》卷四載：“元興元年，玄又申庾冰之議，欲沙門盡敬王者，復以書辯論其事，遂免。”亦可證。桓玄文載《全晉文》卷一百十九、慧遠文載卷一百六十一、王謐文載卷二十。 是年七月，慧遠與劉遺民、雷次宗、周續之、宗炳、張萊民、張季碩等共一百二十三人，於精舍無量壽佛像前，建齋設誓，期生淨土。 《高僧傳》慧遠本傳曰：“彭城劉遺民、豫章雷次宗、雁門周續之、南陽宗炳、張萊民、張季碩等，並棄世遺榮，依遠遊止。遠乃于精舍無量壽像前，建齋立誓，共期西方。”劉遺民之文有“惟歲在攝提格，七月戊辰朔”之句，歲在攝提格，即庚寅年。明喬桑《廬山紀事》謂“建齋設誓”的時間是太元十五年，誤。黃宗羲《遊記》駁之曰：“十八人者，雁門慧遠、慧持、河南慧永、钜鹿道生、黃龍曇順、冀州僧叡、潁州道昺、廣陵曇詵、河東曇恒、瑯琊道敬、罽賓國佛陀耶舍、伽羅衛國佛馱羅、彭城劉程之、柴桑張野、張詮、雁門周續之、南陽宗炳、南昌雷次宗是也。據《紀事》謂遠公結社在晉孝武帝太元十五年庚寅（公元390），而道敬辛卯（公元391）出家，道生辛亥（公元411）、佛陀耶舍壬子（公元412）入社，皆與太元庚寅不合。《宋書·列傳》周續之景平元年癸亥（公元423）卒，年四十七；宗炳元嘉二十年癸未（公元433）卒，年六十九；雷次宗元嘉二十五年戊子（公元448）卒，年六十三。當太元庚寅，續之十四歲，炳十六歲，次宗五歲，皆無入社之理。予謂由蓮社《發願文》之誤也。”[39]黃氏所考正確，然謂“由蓮社《發願文》之誤”則非。太元十五年是上章庚寅年，此年也是庚寅年，故後人誤。 此次“建齋設誓，期生淨土”，後人認為是最早的佛教結社，稱之為“蓮社”（或白蓮社），亦為淨土宗之肇始也。然《高僧傳》只言“建齋設誓”，並未以“社”名。吳宗慈《廬山志》曰：“廬山佛教最高遠者，其事蹟輯合《蓮社高賢傳》，與梁釋慧皎《高僧傳》彙同標異，略有損益。……至《十八賢傳》之由來，其傳後跋云：‘始不著作者名，疑自昔出於廬山。熙寧間陳令舉舜俞粗加刊正。大觀初，沙門懷悟以事蹟疏略，復為詳補’云云，則《十八賢》固多傳述之詞。”[41]由此可知，慧遠初修淨土，雖同修者甚眾，並未以社名之。稱之為“蓮社”者，乃出自宋陳舜俞《廬山記》、《蓮社高賢傳》等後人所載，宋志磐《佛祖統記》卷二十六《淨土立教志》亦詳述蓮社七祖及十八賢之事蹟。 其實，慧遠修淨土之業亦非始於是年。《蓮社高賢傳·慧遠法師傳》曰：“及雷次宗、周續之、宗炳、張銓、畢穎之等同來廬山，遠公謂曰：‘ 是年，王喬之等作《念佛三昧詩》，慧遠作《三昧詩序》，闡釋念佛三昧之義。 《淨土聖賢錄·慧遠法師傳》曰：“（慧遠）乃造三聖像，建齋立社，令劉遺民著《發願文》，勒之石。時王喬之等數人，復為念佛三昧詩以見志。遠為作序。”[43] 慧觀、道生、僧叡離廬，入長安。 《高僧傳》卷七《慧觀傳》曰：“釋慧觀，姓崔，清河人。十歲便以博見馳名，弱年出家，游方受業，晚適廬山，又咨廩慧遠。聞羅什入關，乃自南徂北，訪核異同。”羅什入關為隆安五年（公元401）十二月，慧觀聞羅什入關而離廬，必在次年初，或稍後，故系之是年。又《蓮社高賢傳·道生傳》：“道生……初入廬山幽棲七年，常以入道之要，慧解為本。乃與僧叡、慧嚴、慧觀等遊學長安，從羅什受業。”後又依佛馱跋陀羅，佛馱因與羅什不合，遭秦主姚興擯棄，慧嚴、慧觀等又隨佛馱離長安適廬。《佛祖統紀》卷二十六曰：“（佛馱）師於東宮集眾說法，與羅什論色空義……往復數番，羅什無測，秦主興供僧三千，盛修人事，而師禪靜自守……因共擯棄，乃與弟子慧嚴、慧觀四十餘人俱發至廬山。”[44]陀羅入廬事在義熙七年，詳見下文所考。 晉安帝元興二年（公元403），慧遠70歲。 遠遠致書通好鳩摩羅什，後又作書咨詢佛教大乘法義。 《高僧傳》慧遠本傳曰：“孜孜為道，務在弘法。每逢西域一賓，輒懇惻咨訪。聞羅什入關，即致書通好曰：‘釋慧遠頓首。去歲得姚左軍書，具承德問。’”由“去歲得姚左軍書，具承德問”句可知：第一，慧遠致書羅什前，羅什已藉姚左軍致慧遠書轉致了對慧遠的問候。第二，慧遠致羅什書是在得姚左軍書後一年，而羅什來長安已是隆安五年十二月，姚左軍書不可能作於是年，至早亦是作于羅什來長安第二年，故慧遠致羅什書應在羅什來長安的第三年，即是年。 《高僧傳》慧遠本傳另有《重與羅什書》咨大乘法義。《高僧傳》卷二《鳩摩羅什傳》曰：“廬山釋慧遠學貫群經，棟梁遺化，而時去聖久遠，疑義莫決，乃封以咨什。”慧遠“封以咨什”當是在上文所引致羅什書後，具體時間無考。然據《高僧傳》卷六《曇邕傳》曰：“後為遠入關，致書羅什，凡為使命，十有餘年，鼓擊風流，搖動峰岫，強捍果敢，專對不辱。”可知，慧遠致書羅什書，均以曇邕為使，時間跨度較長，姑系之是年。另據《出三藏記》卷十二載，慧遠致羅什書咨佛學義理、羅什作答者有：《問如法性真際》、《問實法有》、《問分破空》、《問法身》、《重問法身》、《問真法身像類》、《問真法身壽》、《問法身應感》、《問法身非色》、《問修三十二相》、《問法身佛盡本習》、《問念佛三昧》、《問遍學》、《重問遍學》、《問羅漢受》、《問住壽》、《問後識追憶前識》、《問論神》、《問四相》[45]。 是年，遠作《廬山記》。 文載《全晉文》卷一百六十二。其文曰：“自託此山二十三載，再踐石門，四遊南嶺，東望香爐峰，北眺九流，傳聞有石井方湖，中有赤鱗踴出，野人不能敘，直歎其奇而已矣。”慧遠太元六年（公元381）適廬，作其文已至廬二十三年，故系於是年。 《全晉文》卷一百六十二另收慧遠《遊山記》殘篇，其文曰：“自託此山二十二載，凡再詣石門，四遊南嶺，東望香爐，秀絕眾形，北眺九流，凝神覽視，四岩之內，猶觀之掌焉。傳聞有石井方湖，足所未踐。”文字內容與上文重複，當為《廬山記》之節選。今見《遊山記》最早載于《太平御覽》卷四十一，而《廬山記》最早載於《世說新語·文學》劉孝標注，故當依劉注。其《遊山記》“自託此山二十二載”云云，或為誤鈔。 晉安帝元興三年（公元404），慧遠71歲。 桓玄篡位，下書謂沙門必致敬王者，慧遠著《沙門不敬王者論》。 《高僧傳》慧遠本傳：“有頃桓玄篡位，即下書曰：‘佛法宏大，所不能測，推奉主之情，故興其敬。今事既在己，宜盡謙光，諸道人勿復致禮也。’遠乃著《沙門不敬王者論》。”論分為五篇：在家、出家、求宗不順化、體極不兼應、形盡神不滅，全面闡述了沙門不敬王者的理由。考《晉書》卷十《安帝紀》，桓玄篡位在元興二年十二月，元興三年五月被誅，慧遠著論當在元興三年初。文載《全晉文》卷一百六十一。 是年五月，劉裕誅桓玄，遣使與前秦通好。 《晉書·載記》曰：“時劉裕誅桓玄，迎復安帝……劉裕遣大參軍衡凱之謁姚顯，請通和，顯遣吉默報之，自是聘使不絕。”[46]考《晉書》卷十《安帝紀》，劉裕誅桓玄在元興三年五月。故系之是年。 是年，姚興致書問候慧遠，贈龜茲國細縷雜變像。 《高僧傳》慧遠本傳曰：“秦姚興欽德風名，歎其才思，致書殷勤，信餉連接，贈以龜茲國細縷雜變像，以申欵心，又令姚嵩獻其珠像。”姚興致書贈像，具體時間無考，然據《出三藏記·慧遠法師傳》曰：“遠翹勤弘道，懍厲為法。每致書羅什，訪核經典，什亦高其勝心，萬里響契。”可知，因慧遠致書羅什“放核經典”，引起姚興欽德風名，歎其才思，故其致書贈像，當在慧遠致書羅什後。故系之是年。 晉安帝義熙元年（公元405），慧遠72歲。 安帝自江陵返京，何無忌勸遠公候覲安帝，慧遠稱疾不行。 《高僧傳》慧遠本傳：“及桓玄西奔，晉安帝自江陵旋于京師，輔國何無忌勸遠候覲，遠稱疾不行。”考《晉書》卷十《安帝紀》，桓玄西奔在元興三年三月，五月被誅。安帝自江陵返京在義熙元年三月。何無忌勸慧遠朝覲安帝，當在安帝返京後。是月，安帝遣使勞問慧遠，次月遠修書答謝，安帝並復致遠公書。 是年十一月一日，慧遠坐禪入定，至十七日出定。據傳，慧遠入定見阿彌陀佛紫磨黃金身。 《蓮宗寶鑒·慧遠法師傳》曰：“義熙乙卯十一月初一日入定，至十七日出定。見阿彌陀佛紫磨黃金身，遍滿空界。” 慧虔因慧遠在山，聲名過己，故出廬山，東游吳越，棲止嘉祥寺。 《高僧傳》卷五《慧虔傳》曰：“釋慧虔，姓皇甫，北地人。少出家，奉持戒行，志操確然，憩廬山中十有餘年。……羅什新出諸經，虔志存敷顯。以遠公在山，足紐振玄風，虔乃東游吳越，囑地弘通。以義熙之初，投山陰嘉祥寺。” 晉安帝義熙二年（公元406），慧遠73歲。 遠作《答姚興書》、《大智論序》、《大智論钞序》。 《高僧傳》慧遠本傳：曰：“釋論新出，（姚）興送論並遺書曰：‘《大智論》新譯訖，此既龍樹所作，又是方等旨歸，宜為一序，以申作者之意。然此諸道士，咸相推謝，無敢動手，法師可為作序，以貽後之學者。’遠答書云：‘……披省之日，有愧高命，又體羸多疾，觸事有廢，不復屬意以來，其日亦久，緣來告之重，輒粗綴所懷。至於研究之美，當復期諸明德。’”由“粗綴所懷”看，慧遠已經為之作序。又無名氏《大智論記》曰：“鳩摩羅蓍婆法師以秦弘始三年歲在辛丑十二月至長安，四年夏，於逍遙園中西門閣上，為姚天王出釋論，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乃訖。”[47]可知，即便姚興在《大智論》譯訖即遣使送論並遺書求序，也當於次年即弘始八年（晉義熙二年）才可到達廬山，故系之是年。 慧遠《大智論序》今不存，今存僧叡《大智論序》。又因《大智論》百卷，帙繁義雜，慧遠钞摘要文，撰為二十卷，並作《大智論抄序》。文載《全晉文》卷一百六十二。 晉安帝義熙四年（公元408），慧遠75歲。 慧遠與蓮社諸賢游上方塔。 明喬桑《廬山記事》：“義熙四年，師與社賢游上方塔，患水遠，有虎跑石出泉。”[48] 晉安帝義熙五年（公元409），慧遠76歲。 遠作《沙門袒服論》，鎮南將軍何無忌作《難沙門袒服論》，慧遠又作《答何鎮南書》（按：《全晉文》卷一百六十二作《答何無忌難沙門袒服論》），對何無忌沙門袒服不合禮法的觀點進行詳細辯答。 考《晉書》卷十《安帝紀》，何無忌由輔國將軍加鎮南將軍在義熙五年元月。義熙六年二月盧循反，寇江州，三月何無忌戰死。故慧遠與何無忌往來書信當在義熙六年前，故系之是年。 晉安帝義熙六年（公元410），慧遠77歲。 是年二月，盧循過廬山謁見慧遠。 《高僧傳》慧遠本傳：“盧循初下據江州城，入山詣遠。遠少與循父嘏同為書生，及見循，歡然道舊，因朝夕音問。僧有諫遠者曰：‘循為國寇，與之交厚，得不疑乎？’遠曰：‘我佛法中情無取捨，豈不為識者所察？此不足懼。’”考《晉書》卷十《安帝紀》、卷一百《盧循傳》，盧循初陷江州在是年二月，謁見慧遠當在是月。 是年十二月，劉裕遣使致慧遠書，並贈錢米。 《高僧傳》慧遠本傳曰：“及宋武追討盧循，設帳桑尾，左右曰：‘遠公素王廬山，與循交厚。’宋武曰：‘遠公世表之人，必無彼此。’乃遣使齎書致敬，並遺錢米。” 考《晉書》卷十《安帝紀》，劉裕追討盧循並大破之，在是年十二月。 劉程之卒於廬山。 晉安帝義熙七年（公元411），慧遠78歲。 馱跋陀羅至廬，譯出禪數諸經。 《出三藏記·佛馱跋陀（羅）傳》曰：“廬山釋慧遠久服其風，乃遣使入關致書祈請。後聞其被斥，乃致書與姚主解其擯事，欲迎出禪法。傾之，佛賢至廬山，遠公相見欣然，傾蓋若舊。自夏迄冬，譯出禪數諸經。佛賢志在游化，居無求安。以義熙八年，遂適江陵。”由此可知，覺賢初至廬在義熙七年夏，次年離廬適江陵。 佛馱跋陀羅，晉譯覺賢，伽維羅衛人。少以禪律馳名，後至長安，大弘禪業。因法理與羅什有別，遂遭眾僧擯遣，門徒數百，驚懼奔散。應遠公所請，率侶宵征，南指廬嶽。佛馱跋陀羅生於晉穆帝升平三年，卒於元嘉六年（公元359-429），春秋七十一。 是年，謝靈運任衛將軍劉毅從事中郎，道出潯陽，登廬山，謁見慧遠。 《高僧傳》慧遠本傳曰：“陳郡謝靈運負才傲俗，少所推崇，及一相見，肅然心服。”其傳不記靈遠登廬的具體時間。考《宋書》卷六十七《謝靈運傳》，劉毅鎮江陵，以謝靈運為衛將軍從事中郎。又《晉書·劉毅傳》曰：“及裕討循，詔毅知內外留事。……尋轉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都督。”[49]復考《資治通鑒卷》卷一百一十六，劉毅以江州都督兼刺史，鎮豫章，在義熙七年四月[50]。 此前，靈運足跡未及廬山，此次隨劉毅入潯陽，道經廬山。謁見慧遠當於是年四月後。是時，靈運二十八歲。 對於謝靈運謁見慧遠，後人頗有異議。明但宗皋《征疑》：“靈運作《佛影銘》，但稱‘廬山法師，聞風而悅。道秉道人，遠宣意旨，命余制銘’而已，初不言面覲遠公也。惟作《遠師誄》有曰：‘志學之年，希門人之列。誠願弗遂，永違此世。’則是欲及門而未遂矣。”[51]清黃宗羲《遊記》曰：“遠公自太元癸未入山不出，康樂之為臨川內史，在元嘉八九年。遠公已死，康樂固未嘗得見遠公，故其誄曰：‘予志學之年，希門人之末，惜乎誠願未遂。’此正不見之證也。”[52]二人所舉證據均為靈運之誄文。而靈運之誄文只言以未得成為遠公門人為憾，並沒有說未見慧遠。其實，慧遠既遣道秉請靈運作《萬佛影銘》，必與靈運有所往來。因諸家對靈運事蹟失之詳考，故誤。 是年，慧遠講《喪服經》。 《高僧傳》慧遠本傳曰：“時遠講《喪服經》，雷次宗、宗炳等，並執卷承旨。”此言之“時”是指謝靈運初見慧遠之時，故系於是年。 晉安帝義熙八年（公元412），慧遠79歲。 是年五月，慧遠在廬山萬佛影台，刻萬佛影於此上，並作《萬佛影銘》並前序。 《高僧傳》慧遠本傳載其銘無序。《廣弘明集》卷十六載其銘，並有前、後序文。其前序曰：“遇西域沙門，輒餐游方之說，故知有佛影，而傳者尚未曉然。及在此山，值罽賓禪師，南國律學道士，與昔聞既同，並是其人遊歷所經，因其詳問，乃多有先征然後驗。神道無方，觸像而寄，百慮所會，非一時之感。於是悟徹其誠，應深其信，將援同契，發其真趣，故與夫隨喜之賢，因而銘焉。”其後序又曰：“晉義熙八年，歲在壬子五月一日，共立此台，擬像本山，因即以寄誠……至於歲次星紀赤奮若貞于太陰之墟九月三日，乃檢別記，銘之于石。”由此可知，慧遠作佛影及銘文均在是年五月，次年九月佛影刻成，並勒銘文于石，另作後序記其本末。 佛馱跋陀羅離廬山，適江陵。 《出三藏記·佛馱跋陀傳》曰：“佛賢志在游化，居無求安。以義熙八年，遂適江陵。” 道溫入廬山，從慧遠受學。 《高僧傳》卷七《道溫傳》曰：“釋道溫，姓皇甫，安定朝那人，高士謐之後也。少好琴書，事親以孝聞。年十六入廬山，依遠公受學。”道溫生於晉安帝隆安元年（公元397），卒于宋明帝太始初年（公元465），春秋六十九。以生年推之，當於是年入廬。 慧持卒于成都龍淵寺。 晉安帝義熙九年（公元413），慧遠80歲。 遣弟子曇邕入關中致書曇摩流支祈請《十誦》一部。 《高僧傳》慧遠本傳：“後有弗若多羅來適關中，誦出《十誦》梵本，羅什譯為晉文，三分始二，而多羅棄世，遠常慨其未備。及曇摩流支入秦，復善誦此部，乃遣弟子曇邕致書祈請，令於關中更出餘分，故《十誦》一部具足無闕，晉地獲本，相傳至今。”復考《高僧傳》卷二《曇摩流支傳》：“流支既得遠書，及姚興敦請，乃與什共譯《十通》都畢。研詳考核，條制審定，而什猶恨文煩未善。既而什化，不獲刪治。”可知，遠請得《十誦》在羅什棄世未久，羅什於是年四月棄世，故系之是年。 是年九月，佛影刻成，慧遠作《萬佛影銘》後序。謝靈運作《佛影銘》（並序）。 慧遠《萬佛影銘序》曰：“至於歲次星紀赤奮若貞于太陰之墟九月三日，乃檢別記，銘之于石。于時揮翰之賓，僉焉同詠，咸思存遠猷，托相異聞，庶來賢之重軌，故備時人於影。”上已考，慧遠之銘文勒石在義熙八年九月，眾賓“揮翰”於此時，故系之是年。靈運文載《全宋文》卷三十三。 晉安帝義熙十年（公元414），慧遠81歲。 佛陀耶舍來廬山，修淨土之業。 《高僧傳》卷二《佛陀耶舍傳》：“佛陀耶舍，此云覺明，罽賓人也，婆羅門種。……弘始十二年（公元410）譯出《四分律》四十四卷，並《長阿含經》等。……至十五年（公元413）解座。”又《歸宗寺志》曰：“考晉史，佛陀耶舍于安帝義熙十年甲寅（公元414）始至廬山。”[53]而《蓮社高賢傳·佛陀耶舍尊者傳》：“秦宏始十二年（410），譯出《四分律》四十四卷、《長阿含經》二十二卷，義熙八年（公元412）來廬山，入社後辭還本國。”義熙八年耶舍尚在長安，當以《歸宗寺志》所考為是。 慧永卒于廬山西林寺。 晉安帝義熙十一年（公元415），慧遠82歲。 慧恭卒于廬山東林寺。 晉安帝義熙十二年（公元416），慧遠83歲。 是年 《高僧傳》慧遠本傳又載其為人曰：“遠神韻嚴肅，容止方棱，凡預瞻睹，莫不心形戰慄。” 此外，慧遠還首開宣唱法理，開導眾心的獨特說經方法。《高僧傳》卷第十三《唱導論》曰：“唱導者，蓋以宣唱法理，開導眾心也。昔佛法初傳，于時齊集，止宣唱佛名，依文致禮。至中宵疲極，事資乃悟，乃別請宿德，升座說法。或雜序因緣，或傍引譬喻。其有廬山釋慧遠，道業貞華，風才秀發。每至齋集，輒升高座，躬為導首，先明三世因果，卻辯一齋大意。後代傳授，遂成永則。” 《高僧傳》慧遠本傳又曰：“遠善屬文章，辭氣清雅，席上談吐，精義簡要。……所著論序銘贊詩書集為十卷，五十餘篇。”《佛祖統紀》卷二十六曰：“經論諸序銘贊詩紀凡十卷，號《廬山集》。”[54]今所存者，除上文所引外，尚有《與隱士劉遺民等書》、《三法度經序》、《廬山出修行方便禪經序》、《曇無竭菩薩贊》（殘篇）、《澡灌銘序》（《全晉文》卷一百六十一，卷一百六十二）；《報羅什法師偈》一篇（《高僧傳》慧遠本傳）；詩五首《廬山東林雜詩》、《游石門詩》（舊志誤為“廬山諸道人詩”，據《方輿紀要》定為遠公作）、《五言奉和劉隱士遺民》、《五言奉和王臨駕喬之》、《五言和張常侍野》（《慧遠法師文鈔》）。 参考文献： [1] 湯用彤校注《高僧傳》，中華書局1992年版。下引版本同。 [2] 《高僧傳合集》，第965頁（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影印本。 [3] 陶宗儀《說郛》（《四庫全書》本）卷五十七下。下引《蓮社高賢傳》版本同。 [4] 《尚書•禹貢》曰：“太行恒山，至於碣石，有恒水出焉，其下有祠。”恒山亦常山，《高僧傳》所謂“太行恒山”，指太行山之恒山寺，即常山寺。崔鴻《前燕錄》曰：“慕容儁壽光三年，常山寺大樹下，得璧七十二，圭七十，光色精奇，有異常玉。”即指此。參見《太平御覽》（卷三十九《地部四》）第一冊，第341頁，夏劍秋等校點，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5]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認為道安生于晉懷帝永嘉六年，卒于晉孝武帝太元十年，見該書第138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6]《高僧傳》，第198頁。 [7]釋僧祐《出三藏記》，第566頁，中華書局1995年點校本。下引版本同。 [8]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第138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下引版本同。 [9]房玄齡等《晉書》卷一百十，第2837，2838頁。中華書局，1974年校點本。下引版本同。 [10]《晉書》卷一百七，第2793頁。 [11]《晉書》卷一百十，第2842頁。 [12]湯用彤先生認為，《名僧傳鈔》云安公年五十二乃五十三之誤。湯先生考道安生于晉懷帝永嘉六年，若以此推算，興寧三年，安公亦應為五十四，而非五十三。湯先生考證有誤，此不贅考。 [13]《弘明集》卷十二。 [14]《資治通鑒》，第673頁，北岳文藝出版社1995年版。下引版本同。 [15]《高僧傳》，第159-163頁。 [16]《法苑珠林》，第110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影印本。下引版本同。 [17]《續修四庫全書》1287冊，第314頁。下引《佛祖統紀》版本同。 [18]吳宗憲等注釋《廬山志》（上），第114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下引版本同。 [19]《晉書》卷一百十三，第2901頁。 [20]方立天《魏晉南北朝佛教論叢》，第56頁，中華書局，1982年版。 [21]釋志磐《佛祖統紀》卷二十六。 [22]《晉書》卷九，第231頁。 [23]《廬山志》（上），第102頁。 [24]《廬山志》（上），第102頁。 [25]《法苑珠林》，第112頁（上）。 [26]項智源編《慧遠法師文鈔》，第73頁。江西出版局字（89）第（011）號。 [27]《晉書》卷九十四，第2458頁。 [28]《全晉文》卷一百六十一，第1762，1763頁。 [29]《全晉文》卷一百六十一，第1762，1763頁。 [30]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第246頁。 [31]按：《出三藏記》所載慧遠《阿毘曇心序》作“胡經”，是。據道安《阿毘曇序》載，僧迦提婆曾於建元十九年（公元383）在長安將《阿毘曇心》由梵文譯為秦語（胡文），故此次所譯當以胡經為底本。 [32]《廬山志》（上），第100頁。 [33]《廬山志》（上），第101頁。 [34]《廬山志》（上），第105頁。 [35]《廬山志》（上），第554頁。 [36]《高僧傳合集》，第965頁（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影印本。 [37]《晉書》卷一百十七，第2984-2985頁。 [38]庾冰《為成帝出令沙門致敬詔》，載《全晉文》卷三十七。 [39]《廬山志》（上），第106頁。 [40]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第240頁。 [41]《廬山志》（上），第559頁。 [42]《廬山志》（上），第106頁。 [43]《續修四庫全書》1286冊，第197頁。 [44]《續修四庫全書》1287冊，第318-319頁。 [45]按：《出三藏記》所載《問論神》、《問四相》二則並未記“釋慧遠問，羅什答”，但從體例上看，當為慧遠咨羅什之文，故錄於此。 [46]《晉書》卷一百十七，第2985頁。 [47]《全晉文》卷一百六十六，第1835-1836頁。 [48]《廬山志》（上），第108頁。 [49]《晉書》卷八十五，第2208頁。 [50]《資治通鑒》，第1176頁。 [51]《廬山志》（上），第101頁。 [52]《廬山志》（上），第106頁。 [53]《廬山志》（上），第370頁。 [54]《續修四庫全書》1287冊，第308頁。 [作者簡介] 劉運好，安徽師範大學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