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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燕新 摘要：在承前人编集经验的基础上，殷璠《河岳英灵集》将选诗与品评结合，扩大了诗选本的功能；通过在选本前撰写《叙》、《论》，有效的构建其诗歌批评理论；采用文体划限，使诗歌选本具有辨析诗歌体裁之特征；以时代划限，使该集较好的反映了一个特定时期的诗歌面貌；以职官品级划限，将遴选对象界定在一个特殊的诗人群体中，使该集体现出较强的个性化特色，同时，这一方法乃《珠英学士集》以后，唐人选本诗歌批评方法中值得关注的新变化。 关键词：《河岳英灵集》 体例功能 理论构建 一 引论 殷璠，丹阳人，生卒年不详。今知其编撰的诗歌选本有《河岳英灵集》、《丹阳集》、《荆杨挺秀集》。《荆杨挺秀集》二卷，久佚，仅见于《河岳英灵集》卷下储光羲条评语[1]，以及《日本国见在书目录》[2]。《丹阳集》今存残卷，整理本见《唐人选唐诗新编》（增订本）[3]，该集体现了殷璠的地域文化思想。《河岳英灵集》二卷，选24人诗230首，是有唐诗歌选本最具有价值的一种。自唐始，该集就受到关注。如高仲武编《中兴间气集》，就受到《河岳英灵集》很大的影响。又如，《唐诗纪事》卷七〇“郑谷”条载：“谷…… 喜殷璠《河岳英灵集》，尝有诗云：‘殷璠鉴裁《英灵集》，颇觉同才得旨深。’” [4]当代学者研究《河岳英灵集》成果颇为丰硕。除傅璇琮、李珍华合撰《〈河岳英灵集〉研究》，尚有王克让《〈河岳英灵集〉注》[5]、王运熙《〈河岳英灵集〉的编集年代和选录标准》[6]、张海明《殷璠〈河岳英灵集〉诗学思想述略》[7]、卢盛江《殷璠“神来、气来、情来”论——唐代文术论的一个问题》[8]以及拙文《〈河岳英灵集〉的选诗心态》[9]，等等。 综观学界对于《河岳英灵集》的研究，其主要成果集中在殷璠的诗学思想、《河岳英灵集》的选本特征等领域。但是，《河岳英灵集》不同于其以前的《翰林学士集》、《珠英学士集》、《国秀集》等诗歌选本。如《翰林学士集》、《珠英学士集》虽有职官题名，但仅限于职官介绍；《珠英学士集》、《国秀集》以官班为序，但未有品评、小传。虽然每一部诗歌选本均融汇了编选者的选本编选观、社会文化观、诗歌批评观等多方面观点，正如《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八《集部总叙》所说：“总集之作，多由论定。” [10]这个“论”，从某种意义上，即总集编撰者所预设的选本批评。相比之下，《河岳英灵集》诗歌批评愿望更为强烈、诗学观点更为全面中肯。正是由于这些原因，该集长期受到学界的关注。然而，殷璠在《河岳英灵集》中是如何实现其诗歌批评构想的？这一问题，尚乏全面研究。探究全集，殷璠主要通过以下五种方法达到其诗歌批评之目的：一、选与评结合；二、撰写《叙》、《论》；三、文体划限；四、划定时限；五、职官划限。探讨这一问题，无论是对选本编集史，还是对诗歌批评史，抑或是唐代文学史等领域的研究，均具有较重要的意义。 二 选评结合的体例与选本功能的扩大化 唐以前编辑诗文总集的体例，据傅刚《〈昭明文选〉研究》考证，主要有四种：一是以作品收集的时代划限；二是不录存者的体例；三是在内容上采取“以类相从”的体例；四是书名下系作者小传[11]。据拙著《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研究》考察，唐人在借鉴学习前人编集经验时，又做了积极的创新探索。[12]在唐人选本所采用的编集体例中，最值得关注的是殷璠《河岳英灵集》之选评结合法。这一体例，使该集凸显出《玉台新咏》、《珠英学士集》、《国秀集》等选本所不具备的诗歌批评功能。 《河岳英灵集》的诗学思想，研究成果颇多，本文不赘叙。殷璠选诗时品评诗人，除《叙》、《论》以外（详论见下文），其主要方式是在遴选诗人名下附以小传及品评文字。从内容特点上看，主要有三点： 第一，叙评诗人生平。《河岳英灵集》所遴选者，除了介绍诗人家世、生年、仕途、交游等，殷璠往往对叙述对象又加以评论。如评高适“性拓落，不拘小节，耻预常科，隐迹博徒，才名自远”，评王季友“白首短褐，良可悲夫”，评薛据“为人骨鲠，有气魄”，评贺兰进明“好古博雅，经籍满腹”等。其他，如常建、李白、孟浩然等，殷璠均采用了这一方法。据所举诸例可以看出，殷璠重点在于评论其所遴选者的性格特点、仕途概况以及追求爱好。殷璠此举之意义，一是在于追溯其所叙评者诗风形成的个人及社会原因，二是为了表明其对遴选者的情感态度。 值得关注的是，《河岳英灵集》在叙评诗人时，常常追溯诗歌史现象或选择相同相近的文士以比较论析。如叙孟浩然云，“余常谓祢衡不遇，赵壹无禄，其过在人也。及观襄阳孟浩然罄折谦退，才名日高，天下籍甚，竟沦落明代，终于布衣”；叙评卢象谓“象雅而不素，有大体，得国士之风”等。其他，又如叙常建，引潘岳比较；叙王昌龄以曹、刘、陆、谢比较；等等。这样，通过比较论析，殷璠《河岳英灵集》不仅从文化渊源上有效地论析其所叙评的文士，而且增加了选本的内容容量。 第二，品评诗人诗风。如评常建“建诗似初发通庄，却寻野径，百里之外，方归大道。所以其旨远，其兴僻，佳句辄来，唯论意表”，评王维“维诗词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泉为珠，著壁成绘，一句一字，皆出常境”，评刘眘虚“眘虚诗，情幽兴远，思苦词奇，忽有所得，便惊众听”，评崔颢“颢少年为诗，属意浮艳，多陷轻薄，晚节忽变常体，风骨凛然，一窥塞垣，说尽戎旅”。其他，又如评李白“率皆纵逸”、评高适“兼有气骨”、评岑参“语奇体峻"等。据所引诸例可见，殷璠品论诗人的诗歌风格，或着眼诗人风格流变，或注重论析诗人风格主要特点，或论述诗人风格的文学史意义。 品论诗人诗风时，《河岳英灵集》也常常采用比较法。如评李白“然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也”，评刘眘虚“顷东南高唱者十数人，然声律婉态，无出其右。唯气骨不逮诸公，自永明已还，可杰立江表”，评陶翰“历代词人，诗笔双美者鲜矣。今陶生实谓兼之，既多兴象，复备风骨，三百年以前，方可论其体裁也”等。据所引诸例可以看出，《河岳英灵集》采用比较法品评诗人诗风具有两个特点：一是注重艺术风格的诗歌史渊源，二是注重诗歌史上不同诗风的比较。这样，殷璠编集，虽以盛唐时期划限，但其所涉及的诗歌文化范围，远远超出了盛唐，因之，使《河岳英灵集》成为一部涵盖诗歌艺术风格流变史的诗歌选本。 第三，评析诗篇诗句。品评诗人的同时，《河岳英灵集》援引所遴选诗人大量的诗篇、诗句进行论析、品评。如引常建诗并评曰：“至如‘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又‘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此例十数句，并可称警策。然一篇尽善者，‘战余落日黄，军败鼓声死’，‘今与山鬼邻，残兵哭辽水'，属思既苦，词亦警绝。”引綦毋潜诗并评曰：“至如‘松覆山殿冷’，不可多得，又‘塔影挂清汉，钟声和白云'，历代未有。”类似者，《河岳英灵集》中甚多。所评品的诗篇、诗句，或为该集遴选的内容，或为该集未选者。其特点，或品某诗的内容特色，或析某诗的艺术渊源，或论某诗的谋篇立意艺术成就，或评某诗某句的词彩特色等等。这样，《河岳英灵集》在遴选诗人诗什时，亦具有较强的论评诗歌的特征。 同时，也应注意到，殷璠品评诗歌与《河岳英灵集》选诗数量的关系。如选常建诗十五首，评诗两首、诗句四。选李白诗十三首，评一首。选王维诗十五首，评诗句八。全集评品数量最多者为王昌龄，评诗句四十又二，总计涉及诗什九首。这样，一方面，对于某诗人某些诗篇来说，殷璠以其审美观甄辨诗什，裁剪佳句，有效地避免了“逢诗辑纂” “诠拣不精”的弊端，从而达到“辨宫商徵羽"、“删略群才”、“知音”的选诗效果；同时，也使得《河岳英灵集》在不影响殷璠既定的遴选对象的基础上，有效地突破了诗歌选本载诗的规模。 此外，《河岳英灵集》评析诗篇诗句，涉及诗歌鉴赏方法等问题。如评张谓：“谓《代北州老翁答》及《湖中对酒行》……但众人未曾说耳，亦何必历遐远，探古迹，然后始为冥搜。”其所谓的“众人未曾说”、“何必历遐远，探古迹”，指出了鉴赏诗应当有的方法态度。这一问题，详论俟下文。 三 《河岳英灵集》的《叙》与《论》及殷璠诗歌批评理论的构建 《河岳英灵集》中，除诗人小传与诗歌品评，殷璠主要是通过在选本之前撰写《叙》与《论》的方式来构建其诗歌批评理论体系的。概括起来，其内容有以下四点： 第一，诗歌选本批评理论。殷璠对选本的批评，主要在选本编集史、选诗标准以及选本效果等领域。首先，通过《叙》与《论》，殷璠简要叙述了《文选》以还的选本史，并指出其中所存在的问题。其云：“梁昭明太子撰《文选》，后相效著述者十余家，咸自称尽善……且大同至于天宝，把笔者近千人……中间灼然可尚者，五分无二，岂得逢诗辑纂……其应诠拣不精，玉石相混……”殷璠谓《文选》以后“相效著述者十余家”，若仅仅以模仿《文选》的选本观之，查《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文选》后，可考仿效《文选》而编辑的诗文总集有孟利贞《续文选》十三卷，卜长福《续文选》三十卷，卜隐之《拟文选》三十卷，徐坚等《文府》二十卷，徐安贞等《文府》二十卷。因散佚等原因，有些总集是否仿效《文选》，今已难确定。但据孟利贞等人所编者观之，殷璠所论，或言之不虚。其次，通过《叙》与《论》，殷璠也论述到编集标准及编集效果问题。殷璠指出“夫文有神来、气来、情来，有雅体、野体、鄙体、俗体”，编集者要“审鉴诸体，委详所来，方可定其优劣，论其取舍”。同时，又指出他编选诗集旨在“赞圣朝之美”、“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等。明确提出其辨体、兼及新声与古体、并重文质以及崇尚“雅调”的审美标准。此外，在编集方法上，殷璠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指出诗文总集编纂者不能“逢诗辑纂”，而应当 “删略群才”、“伦次于叙”，并且做到“名不副实，才不合道，纵权压梁、窦，终无取焉”。据此可知，殷璠在批评前人选本的基础上，就选本的编选标准、编集方法、选本效果等问题，构建了一套体系完整的诗歌选本理论。 第二，诗歌声律理论。除诗歌品评外，《河岳英灵集》探讨声律，首见于《叙》：“至如曹、刘诗多直语，少切对，或五字并侧，或十字俱平……责古人不辨宫商徵羽……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次见于《论》：“昔伶伦造律，盖为文章之本也。是以气因律而生，节假律而明，才得律而清焉。宁预于词场，不可不知音律焉……夫能文者匪谓四声尽要流美，八病咸须避之，纵不拈二，未为深缺……故词有刚柔，调有高下，但令词与调合，首末相称，中间不败，便是知音……璠今所集……既闲新声，复晓古体……论宫商则太康不逮。”概括起来，殷璠的声律理论至少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前朝声律观的批评；二是对盛唐流行平仄律的研究；三是接受沿用了“当时极为流行的平仄律所不能兼容的一个音律标准”[13]。关于殷璠的诗歌声律理论问题，下文亦将论及。 第三，诗歌史理论。除品论诗人诗歌所及者，殷璠关于诗歌史的观点主要见于两处，其《叙》云：“且大同至于天宝，把笔者近千人……中间灼然可尚者，五分无二……自萧氏以还，尤增矫饰。武德初，微波尚在。贞观末，标格渐高。景云中，颇通远调。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其《论》云：“自汉魏至于晋宋，高唱者十有余人，然观其乐府，犹有小失。齐梁陈隋，下品实繁，专事拘忌，弥损厥道……而沈生虽怪，曹王曾无先觉，隐侯言之更远。”联系《河岳英灵集》论评诗人诗歌可知，殷璠关于诗歌史的论述有以下几个特点：一，其所论述的诗歌史范畴起先秦，迄天宝。二，殷璠重点论述了萧梁至天宝这一历史时期的诗歌发展史，将之解析为“萧氏以还”、 “武德初”、“贞观末”、“景云中”、“开元十五年后”五个阶段。三，殷璠指出了魏晋时期“尤增矫饰”、“观其乐府，犹有小失”、“下品实繁，专事拘忌，弥损厥道”等文学弊端。 第四，诗歌鉴赏与接受理论。《河岳英灵集》品评诗人时，常常论及诗歌鉴赏与接受问题。除上文所引，集中尚有数处。如评贺兰进明云：“员外好古博雅……又有古诗八十首，大体符于阮公……”品评王湾云：“湾词翰早著……张燕公手题政事堂，每示能文，令为楷式。”其所云“符于阮公”、“令为楷式”等，指出了贺兰进明等人对他人的诗歌风格的接受。《河岳英灵集》的《叙》与《论》也有数处谈到鉴赏与接受的问题。如其所谓“岂得逢诗辑纂，往往盈帙”，“编纪者能审鉴诸体，委详所来，方可定其优劣，论其取舍”，“然挈瓶庸受之流，责古人不辨宫商徵羽，词句质素，耻相师范。于是攻异端，妄穿凿，理则不足，言常有余，都无兴象，但贵轻艳”，“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据此，知殷璠所论，其针对的问题主要在三方面：一是诗歌总集遴选删汰过程中鉴赏与接受问题，二是创作理论的接受问题，三是诗歌鉴赏方法问题。 综上，殷璠通过撰写《叙》与《论》，使《河岳英灵集》具有强烈的诗歌批评理论特征。其内容涉及到诗歌选本及选本理论、诗歌声律理论、诗歌史理论、诗人风格及诗歌特点、诗歌鉴赏与诗歌接受理论等多方面；其方法，是以《叙》、《论》为理论表述重点，辅之以诗人诗歌品评以及选诗裁剪，从而完成其诗歌批评理论构建的。 四 文体划限与辨析文体意义 诗文总集和文体辨析有密切关系。据《隋书·经籍志》四：“晋代挚虞……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14]可见，这些总集汇集众多文体，均有文体辨析意义。然而，《河岳英灵集》不同于《文章流别集》、《文选》等，殷璠以文体划限，专选诗歌。这种编集方法，从文体辨析角度看，又有着更为特殊的意义。 从对象上看，殷璠辨析的重点之一是因声律而形成的诗歌类别。如前所论，他强调“声律风骨”、“能文者匪谓四声尽要流美，八病咸须避之，纵不拈二，未为深缺”、“雅调仍在”、“词有刚柔，调有高下，但令词与调合，首末相称，中间不败”，据此可知，从声律角度分析，殷璠将诗歌分为若干类别。对此，傅璇琮、李珍华《〈河岳英灵集〉研究》认为：“在《河岳英灵集》里的‘调有高下’，应该可以解为抑扬律，而‘词有刚柔’，则不妨认为是所有像轻重、清浊、飞沉甚至平仄等有关声调方面用语的统称。”[15]可见，《河岳英灵集》依据其所构建的诗歌声律理论，提出了诗歌有“雅调”、“刚柔”、“高下”、“词与调合”、“首末相称”等若干类别。故知，《河岳英灵集》的诗歌剪裁，应当与殷璠的这种诗歌分类标准有着密切的关系。 《河岳英灵集》辨析诗歌的“刚柔”、“高下” 等类别，涉及到诗歌的风格问题。据傅刚《〈昭明文选〉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文体'一词，向来是含有两方面内容，体裁与风格并不可截然断开。”[16]魏晋六朝文章总集，除《文选》、《玉台新咏》等，绝大多数逸佚。据《晋书·挚虞传》“类聚区分”、《文选序》“又以类分”等分析，这些总集辨析文体，其重点在辨析文体类型。今存殷璠以前唐人编集的《翰林学士集》、《珠英学士集》等，据其存诗，很难看出其是否将辨析诗歌风格作为编集重点。相比之下，《河岳英灵集》旗帜鲜明地强调“神来”、“气来”、“情来”与“雅体”、 “野体”、“鄙体”、“俗体”，又强调“词有刚柔”等，这应当是诗歌总集辨析文体的一次突破。 殷璠重点辨析的另一对象是古体诗与近体诗。永明体产生以后，无数诗歌理论家都积极关注过古、近体诗问题。对这一问题，殷璠提出“既闲新声，复晓古体”、“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的理论观点。在选诗实践中，殷璠表现出极具特色的古、近体观念。这一点，可以和《国秀集》比较探赜。芮挺章《国秀集》选诗止于天宝三、四载（744、745）[17]，与殷璠《河岳英灵集》编集时间大体相近。然而，《河岳英灵集》选古体诗174首、近体诗56首，分别占全集总选诗数的75.7％、24.3％；而《国秀集》选古体诗36首、近体诗182首，分别占全集总选诗数的16.5％、83.5％。古体诗中，殷璠选得最多的是五言古诗，计129首，约占全集选诗总数的 56.1％；其次是七言古诗与杂体古诗，计45首，约占全集选诗总数的19.7％。近体诗中，殷璠选录最少的是七律，总计仅1首；其次是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诗，其数分别为12首、15首、 28首（上述统计，王湾《晚春诣苏州敬赠武员外》属于五言古体还是五言排律，有异议，存疑）。可见，近体诗的每一类体裁，殷璠辨析得相当仔细认真。古体诗中，殷璠所选重点为五言古诗。比较而言，七言与杂体古诗情况要复杂一些。《河岳英灵集》中既有常建的《古意张公子》、李白的《远别离》、《将进酒》、《蜀道难》等以七言为主的杂言体，又有王维的《陇头吟》、张谓的《湖中对酒作》等形式整齐的七言体诗。 从选本编辑史上看，《河岳英灵集》以文体划限，继承并发展了编选诗歌专集辨析文体的经验。专选诗歌的选本，其滥觞可追溯至《诗经》。魏晋期间编辑了一定数量的诗歌总集，如《玉台新咏》等。殷璠以前，唐人编辑的诗歌总集有《宴乐》、《续诗苑英华》、《古今诗类聚》、《翰林学士集》、《续古今诗集》、《古今类序诗苑》、《珠英学士集》、《正声集》、《国秀集》等。这些总集和诗歌体裁的辨析的关系，如傅刚《〈昭明文选〉研究》所说：“总集具有辨析文体的目的……总集的辨别文体，反映了编者编辑用心，虽一种文体之编，也不例外。”[18]然而，同是辨析文体，不同的诗歌总集又有各自的侧重点。与《玉台新咏》、《国秀集》等相比较，《河岳英灵集》辨析文体的特点更为突出。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辨析文体的时间范围较宽。殷璠的辨析，上起先秦、下迄有唐天宝年间，其重点界定在盛唐诗歌领域（参下文论述）。二是殷璠强调“文有神来、气来、情来，有雅体、野体、鄙体、俗体，编纪者能审鉴诸体”，“词有刚柔，调有高下，但令词与调合，首末相称，中间不败”，将诗歌风格纳人辨析范畴。三是殷瑶称“委详所来”，“南风周雅，称阐今日”“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也”，将文体源流亦视为辨析对象。四是殷璠强调“既闲新声，复晓古体”，“审鉴诸体”，颇具智慧的将辨析对象划分“新声”与“古体”，然后，以人为次、分类区分，既辨析诗歌体裁，又辨析不同诗人在不同诗歌体裁中所取得的成就。因此，在文体辨析方面，《河岳英灵集》作了一次颇有价值的探索。 五 划定时限与盛唐诗貌的反映 《河岳英灵集》选诗，殷璠《叙》谓“起甲寅，终癸巳”[19]，《文苑英华》谓“起甲寅，终乙酉”[20]，甲寅为唐玄宗开元二年（714），乙酉为天宝四载（745），癸巳为天宝十二载（753）。无论《河岳英灵集》选诗止于何年，其时间界限一定在盛唐之中。即《河岳英灵集》选诗，时间起迄界定在盛唐时期之内，相应地，其反映诗坛面貌特点也在这一时期。殷璠以前，疑为杨恭仁妾赵方等集《宴乐》五卷，事见《旧唐书》卷三〇《音乐志》：“时太常旧相传有宫、商、角、徽、羽《宴乐》五调歌词各一卷，或云贞观中侍中杨恭仁妾赵方等所铨集……”[21]据集名以及《旧唐书·音乐志》所谓“词多郑、卫”、“近代词人杂诗”，知《宴乐》选诗，具有较强的限定性。因此，其选诗无法全面地反映初唐前期诗歌风貌。另有《翰林学士集》、《珠英学士集》，这两部诗集虽也具有时代划限特征，但其收录诗人限定在非常特殊的文士群体之中。 初、盛唐以时代划限、略同于《河岳英灵集》者，有《正声集》与《国秀集》。《正声集》，孙季良集撰，《新唐书·艺文志》四丁部总集类、《通志·艺文略》八诗总集类、《崇文总目》卷一一总集类均著录。据《唐音癸签》卷三一等知其以选初唐诗为主，惜该集逸佚。《国秀集》今存，据傅璇琮等编《唐人选唐诗新编》整理本[22]，知该集起李峤，迄祖咏，载85人诗218首。该集之杜审言，《旧唐书》卷一九〇上“本传”载：“……年六十余卒。”[23]宋之问《祭杜学士审言文》云：“维大唐景龙二年岁次戊申月日，考功员外郎宋之问，谨以清酌之奠，敬祭于故修文馆学士杜君之灵……”[24]故，杜审言卒于景龙二年（708）以前。其他诗人，如宋之何、沈俭期、李峤等，其主要诗歌活动均在初唐。因此，《国秀集》以选录盛唐诗人为主，时代划限范围上溯至初唐时期。 和《国秀集》等诗歌选本不同，《河岳英灵集》选诗起常建迄阎防，选录诗歌以盛唐为范畴限定。尤其是，殷璠对这些诗人均作出了合理的评析。如前引其谓李白“故其为文章，率皆纵逸。至如《蜀道难》等篇，可谓奇之又奇”，评王维“维诗词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泉成珠，著壁成绘，一句一字，皆出常境”，评高适“适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故朝野通赏其文”，谓崔颢“晚节忽变常体”，谓王昌龄与储光羲“两贤气同体别”，谓李疑“诗鲜净有规矩”，等等。据所引诸例，可以看出，《河岳英灵集》评论诗人合情合理，品评诗篇颇有眼界，较好地反映了盛唐诗人的诗歌特点。 以诗歌体裁而论，如上文所述，《河岳英灵集》很好地反映了盛唐诗人在古、近体诗方面的成就。以五律为例，殷璠既选录了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王维《春闺》、崔颢《送单于裴都护》、薛据《题丹阳陶司马厅壁》等五言八句律诗，也选录了崔颢《辽西》、王湾《哭补阙亡友綦毋学士》、祖咏《清明宴刘司勋刘郎中别业》等十数句乃至二十多句的排律。就具体诗人而言，殷璠对他们在诗歌体裁方面成就的认识，也是下了一番功夫的。如其选常建15首诗，古体诗14首，仅五言古诗就有13首。其选李白诗13首，古体诗 12首，其中乐府就占了7首。选刘眘虚诗11首，全部为五言古诗。选崔国辅11首诗，近体诗就有7首。可见，殷璠对盛唐诗人在诗歌体裁方面的特点，颇有独到的见解，前文有论，此不赘述。 从内容上说，殷璠选录歌咏闲情逸致者如常建《晦日马镫曲稍次中流作》、王维《偶然作》、王季友《滑中赠崔高士瓘》、祖咏《清明宴刘司勋刘郎中别业》，感叹人生者如李白《咏怀》、张谓《赠乔林》等，抒写壮志理想者如李白《行路难》、王维《少年行》、卢象《送綦毋潜》，抒写离愁、思乡怀人者如刘眘虚《暮秋扬子江寄孟浩然》、李颀《送陈章甫》、崔颢《黄鹤楼》，批评当政者如李白《战城南》、薛据《泊镇泽口》，歌咏山水田园者如王维《人山寄城中故人》、刘眘虚《寻东溪还湖中作》、綦毋潜《春泛若耶》，抒写边塞题材者如高适《燕歌行》、陶翰《燕歌行》、崔颢《赠王威古》，咏史怀古者如常建《昭君墓》、张谓《读后汉逸人传二首》，等等。据所引诸例，可见，《河岳英灵集》以盛唐诗貌为重点，从山水田园到军旅边塞、从理想壮志到隐逸闲情、从关心下层疾苦到批判权贵、从思乡离愁到咏史怀人等等，从不同角度全面地反映了盛唐诗人所关注的诗歌题材特征。 从诗歌风格上说，《河岳英灵集》既选录李白《蜀道难》、王维《少年行》、高适《燕歌行》、崔颢《赠王威古》、王昌龄《从军行》等雄浑豪迈的富有阳刚美的诗篇，也选录了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李白《答俗人问》、王维《人山寄城中故人》、刘眘虚《暮秋扬子江寄孟浩然》、李颀《渔父歌》、岑参《茙葵花歌》、孟浩然《九日怀襄阳》、崔署《途中晚发》等冲淡清逸、具有阴柔美特征的诗什。又，如前文所论，殷璠针对诗坛现状，提出了“神来、气来、情来”、“雅体、野体、鄙体、俗体”、“词有刚柔"等，从文体辨析角度，对盛唐诗歌风格特点作了独具见解的归纳总结。因此，盛唐诗人派别、诗歌体裁及风格等，在《河岳英灵集》中均得到很好的反映。换句话说，《河岳英灵集》以时代划限，很好地反映了盛唐诗歌面貌。 六 职官品级划限与选本诗歌批评方法的新变化 据上文，《河岳英灵集》选诗时间上界定在盛唐时期。除此，从遴选范围上说，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特点，即是殷璠对待所选诗人群体身份地位的问题。殷璠在《河岳英灵集·叙》说是“删略群才，赞圣朝之美”，然而，据拙文《〈河岳英灵集〉的选诗心态》考[25]殷璠所选24人，其开元、天宝前后，多为品级低下、仕途不达的文士。据《登科记考补正》[26]、《河岳英灵集》人物小传[27]、岑仲勉《唐人行第录》[28]、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29]、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30]、安旗与薛天纬《李白年谱》[31]、张清华《王维年谱》[32]、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注》附《高适年谱》[33]、《岑参集校注》附《岑参年谱》[34]、《孟浩然年谱》[35]、《孟浩然诗集笺注》[36]，可以看出，自开元十五年至天宝十二载前后，殷璠所选录诗人，所任职官最高品级在从五品下以上者仅三人，分别是： 王维：天宝十二载，在文部郎中任，从五品上。 崔国辅：天宝十一载四月，坐贬竟陵郡司马，从五品下。 卢象：约天宝四载，官齐州司马。转汾、郑二州司马，从五品下。 余者，常建、李白、刘眘虚、张谓、王季友、陶翰、高适、岑参、孟浩然、王昌龄等二十一人，职官品级均在六品以下。就殷璠所选职官品级较高的三位诗人观之，崔、卢二人，虽然曾任从五品下职官，但不过是州郡司马而已，且崔国辅官竟陵郡司马，乃坐贬所致。即使是王维，其职官品级也仅仅是从五品上。正五品及其以上且在盛唐诗坛享有才名的文士，殷璠一个也没有选录。可见，殷璠以职官品级划限，所选录者，均为盛唐时代政治地位处于中下层的文士。 关于职官品级设限问题，《河岳英灵集》的《叙》有两处论及：“且大同至于天宝……除势要及贿赂者……岂得逢诗辑纂……”，“如名不副实……纵权压梁、窦，终无取焉。”殷璠以职官品级划限的特点，从选本中品评诗人也可以找到旁证。如评常建“高才而无贵任……曩刘桢死于文学，左思终于记室，鲍昭卒于参军，今常建亦沦于一尉”，评高适“隐迹博徒，才名自远”，评孟浩然“余尝谓祢衡不遇，赵壹无禄……及观襄阳孟浩然罄折谦退……竟沦落明代，终于布衣”，等等。可见，殷璠选评诗歌过程中，其情感倾向，更多偏向才高不达的文士。《河岳英灵集》有些品评，虽然没有直接涉及到职官品级问题，但联系诗人生平以及殷璠品评言辞，仍可以看出殷璠对职官品级的态度。如评李白“常林栖十数载”、评刘眘虚“惜其不永，天碎国宝”、评薛据“自伤不早达……怨愤颇深”等，由此可见，殷璠对怀才不遇、仕途不达的文士是有一定认识的。 在唐代，文士看重职官品级，是有其特殊政治文化背景的。五品以上的文士，考核选拔等与六品以下不同。《通典》卷一五《选举》三云：“五品以上皆制授。六品以下守五品以上及视五品以上，皆敕授。”同书同卷又云：“其择人有四事…… 其六品以降，计资量劳而拟其官；五品以上，不试，列名上中书、门下，听制敕处分”。[37]《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二亦云：“凡内外官有清白著闻，应以名荐，则中书门下改授，五品已上，量加升进，六品已下，有付吏部即量等第迁转。若第二第三等人，五品已上，改日稍优之。六品已下，秩满听选，不在放限”。[38]五品以上，俸禄优厚，如《贞观政要》卷六“贪鄙”第二十六录唐太宗语云：“……至如内外官五品以上，禄秩优厚，一年所得，其数自多。” [39]五品以上官员，其子孙享有不同级别的恩荫待遇。《旧唐书》卷四一《职官志》一云：“以门资出身者…… 一品子正七品上，二品子正七品下……正五品子从八品上，从五品及国公子从八品下。三品以上荫曾孙，五品以上荫孙……”[40]五品以上官员致仕，与六品以下官员也不一样，如《新唐书》卷一九《礼乐》九：“五品以上致仕者为国老，六品以下致仕者为庶老。”[41]五品以上与六品以下不同者甚多，又如《新唐书》卷二四《车服志》：“通天冠者……三品以上亦加宝饰，五品以上双玉导，金饰，六品以下无饰。”[42]可见，相比六品以下职官，五品以上官员享有诸多特权。四品以上的官员，其特权就可想而知了。 表面上看，殷璠痛恨“诠拣不精”，期盼遴选“河岳英灵”，强调“权压梁、窦，终无取”，而在编集过程中，他以职官品级划限，断然将“势要”排除在外，表面上看，这与他的编集主旨相悖谬。实际上，也正是这样，才使得《河岳英灵集》在继承其以前编集成就的基础上，走出了一条新路子。据《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等典籍所载，唐以前，疑《文林馆诗府》等选诗总集涉及到文士职官身份。有唐建国至《河岳英灵集》之间，有《翰林学士集》、《珠英学士集》等，与文士的职官身份有一定关系。尤其是《珠英学士集》，特点更为明显。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二〇曰：“唐武后朝，尝诏武三思等修《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预修者……崔融编集其所赋诗，各题爵里，以官班为次……”[43]“官班为次”是崔融在编辑方法上的创新。至芮挺章《国秀集》，将这一方法发展到更高一级水平。殷璠《河岳英灵集》没有采用“官班为次”，而是采用职官品级划限，显然，这是诗歌选本编集过程中，编集者划定编选对象、确定批评范畴的新方法。 同时，也应当看到，殷璠将“势要”者，如张说、王翰、李昂、孙逖、贺知章、张九龄等，尽皆摒弃于《河岳英灵集》的编集范围之外，也应当是殷璠特“意”的影响而产生的结果。也正是如此，使《河岳英灵集》成为一部具有个性化特色的诗歌总集。 注释： [1]傅璇琮、李珍华合撰：《〈河岳英灵集〉研究》，第213页，中华书局1992年版。 [2][日]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第45页下，古逸丛书本。 [3]傅璇琮、陈尚君、徐俊主编：《唐人选唐诗新编》（增订本），第133-148页，中华书局2014年版。 [4]计有功、王中镛校笺：《唐诗纪事校笺》，第18页，巴蜀书社1989年版。 [5]王克让：《〈河岳英灵集〉注》，巴蜀书社2006年版。 [6]王运熙：《〈河岳英灵集〉的编集年代和选录标准》，刊载于《唐代文学论丛》，第197-201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7]张海明：《殷蹯〈河岳英灵集〉诗学思想述略》，《中国文化研究》2003年夏之卷。 [8]卢盛江：《殷蹯“神来、气来、情来"论一唐代文术论的一个问题》，《东方论坛》2006年第5期。 [9]卢燕新：《〈河岳英灵集〉的选诗心态》，《山西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10]永珞等：《四库全书总目》（影印本），第1267页上，中华书局1965年版。 [11]傅刚：《〈 昭明文选 〉研究》，第31-37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12]卢燕新：《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研究》，第34-3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13]傅璇琮、李珍华合撰：《〈河岳英灵集〉研究》，第73页，中华书局1992年版。 [14]萧统编、李善等注：《文选》，第4页，中华书局1987 年版。 [15]傅璇琮、李珍华合撰：《〈河岳英灵集〉研究》，第73页中华书局1992年版。 [16]傅刚：《〈昭明文选〉研究》，第9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17]傅璇琮、陈尚君、徐俊主编：《唐人选唐诗新编》（增订本），第275页，中华书局2014年版。 [18]傅刚：《〈昭明文选〉研究》，第94-95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19]傅璇琮、李珍华合撰：《〈河岳英灵集〉研究》，第118页，中华书局1992年版。 [20]李昉等：《文苑英华》，第3676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21]刘昀等：《旧唐书》，第1089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 [22]傅璇琮、陈尚君、徐俊主编：《唐人选唐诗新编》（增订本），第280-354页，中华书局2014年版。 [23]刘昀等：《旧唐书》，第5000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 [24]宋之问撰、陶敏等校注：《宋之问集校注》，第740页，中华书局2001年版。 [25]卢燕新：《〈河岳英灵集〉的选诗心态 》，《山西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 [26]徐松撰、孟二冬补正：《登科记考补正》，第291页，第256页，第299页，第322页，第270页，第283页，第331页，第314页，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版。 [27]傅璇琮、李珍华合撰：《〈河岳英灵集〉研究》，第131-246 页，中华书局1992年版。 [28]岑仲勉：《唐人行第录》，第110页，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版。 [29]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第94-98页，第69-75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30]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一册），第264-265 页，第386-387页，第290-292页，第186页，第 281-282页，第354-356页，第198-199页，第306- 308页，第245-247页，第229-232页，第213-215 页，第253-257页，第270页，第276-278页，第190-196页，第207-209页，第237-240页，第345- 350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唐才子传校笺》（第二册），第140页，第129-130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 [31]安旗、薛天纬：《李白年谱》，第55-59页，齐鲁书社 1982年版。 [32]张清华：《王维年谱》，第45-115页，学林出版社1988 年版。 [33]高适撰、刘开扬笺注：《高适诗集编年笺注》附《高适年谱》，第16-20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34]岑参撰、陈铁民等校注：《岑参集校注》附《岑参年谱》，第479-48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年版。 [35]刘文刚：《孟浩然年谱》，第30页，第86页， 第8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 [36]孟浩然撰 、佟培基笺注：《孟浩然诗集笺注》前言，第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版。 [37]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第359 页，第360页，中华书局1996年版。 [38]刘昀等：《旧唐书》，第1820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 [39]吴兢：《贞观政要》，第210页，上海古籍出版1978年版。 [40]刘昀等：《旧唐书》，第1805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 [41]欧阳修等：《新唐书》，第433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 。 [42]欧阳修等：《新唐书》，第515-516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 [43]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第105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作者简介：卢燕新，南开大学文学院。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重点学科骨干人才资助项目阶段成果（项目编号：NKZKA1210）。 原载《文学评论》2016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