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广宏 
    摘要：以《词府灵蛇》与《二集》的编刊为个案，分析这一在南京的出版人队伍及其相关活动，可以使其时书籍的编法及其取资，书籍在形式上所体现的业界新风尚得到具体的展现，揭示明天启间诗法类著作生产、营销的新特点。基于此，还希望通过一种书籍文化史的考察，进一步观照晚明社会士商关系的变动以及商业与文艺气习的相互渗透与结合。
    关键词：词府灵蛇 诗法著作 晚明 商业出版
    《锺伯敬先生朱评词府灵蛇》《锺伯敬先生朱评词府灵蛇二集》，是以锺惺名义评点的商业出版物，明天启四年、五年相继梓行。其性质是前代诗法、诗格、诗评等著作之汇编。锺惺卒天启五年乙丑六月二十一日[1]，而题锺惺撰《叙灵蛇二集》署“天启乙丑秋日”，则其为坊贾伪托明矣。坊间利用锺惺之名牟利，万历中已开始，比较集中的如金阊拥万堂，刊有《古名儒毛诗解十六种》三十四卷（题锺惺辑）、《锺伯敬评秘书九种》六十六卷等。天启至崇祯间题名锺惺的编选评注本增多，苏、杭、南京之书坊皆有，固应与其卒后声望日隆有关，某种程度上或亦与李贽著作于天启五年遭四川道御史王雅量再度申禁相关，如锺批本《三国志》《水浒传》实皆据李卓吾评本《三国志》《水浒传》而略增删改易其批语可证。藉锺惺名义批评、纂辑的商业出版物，遍涉四部[2]，然诗法类著作唯此（有意思的是，之前题李贽编辑的此类著作亦有一种，曰《骚坛千金诀》）。
    一、  编刊者及其交游圈
    我们先来看编刊者。《词府灵蛇》计分元、亨、利、贞四集，其元集卷首题署曰：“景陵锺惺伯敬父选，丰城李光祚赞庭父辑，秣陵程云从龙德父校，唐光夔冠甫氏阅，唐建元翼甫氏梓。”[3]（亨、利、贞集无题署）《词府灵蛇》二集计分精、气、神、骨四集，其精集卷首题署曰：“景陵锺惺伯敬父评，秣陵程云从龙德父订，兄唐捷元垣之父阅，唐建元翼甫氏梓。”[4]神集同，气集与骨集改“兄唐捷元垣之父阅”为“兄唐光夔冠甫氏阅”，余同。两集均署“金陵唐翼甫藏板”，表明版权归唐建元所有。除李光祚仅参与第一集的选辑，基本上属同一个出版班底的工作。
    在这个班底中，李光祚应为被聘请的职业编书人。光祚，字赞庭，一字镇静，丰城（今属江西）人。贡生，以经明行修荐为推官。史称“学问甚笃”。传见（同治）《丰城县志》卷十五“人物志”。（光绪）《江西通志》“艺文略”据《丰城县志》著录李光祚编纂《四书纲目》《周易纲目》《小学注解》三书。所谓《周易纲目》，当即天启五年（1625）吴郡周鸣岐启新斋刊李光祚辑《丘方二太史朱订秘笥易经讲意纲目集注》四卷《周易本义》不分卷（三色套印本），托名丘兆麟、方应祥二人所订。如其小传遂称“与方应祥、丘兆麟为道义交” [5]。万历四十年（1612），南京书坊主王凤翔（王安石廿二世孙）梓《新刻临川王介甫先生诗集》一百卷，乃李光祚校，书前并有其所撰《光启堂重校荆公文集序》。另，书林詹伯元刊李光祚辑《新锓李先生类纂音释捷用云笺》六卷[6]，一本作《新锓李先生类纂音释捷用云笺》十一卷，锺惺编，陈继儒评释，万历间詹伯元刊[7]，可见李氏与托名锺惺之间已有瓜葛；此或又与明末清初以来坊间屡有翻刻的“李赞廷先生纂辑”《如面谈新集》或《增补如面谈新集》相关[8]。
    程、唐诸氏皆南京当地书坊中人。程云从，字龙德，余未详。其职司当为校订。由《词府灵蛇》与二集卷首锺惺叙皆为程氏所书观之[9]，此人或又充当写字人，若此则很有可能在该著书籍形式的文艺化改新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唐建元，字翼甫，南京十多家唐姓书坊主之一。唐捷元、唐光夔当为其兄或从兄辈。应该说，他们已非一般家族业主的帮衬，如唐光夔尝编撰《四书通典备考》十二卷，《贩书偶记》录为“康熙丙寅刊”，《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志》所录本为“康熙三十三年文枢堂梓行”（唐捷元阅）；又清乾隆间有诸如三多斋、积秀堂、金阊业书堂等多种版刻之《增补四书人物备考》十二卷，署唐光夔详阅，可窥其在做举业书方面的作为。与其时众多成熟的职业出版商相似，这个班底集策划、编校、刊印、营销于一身。
    不仅如此，倘据其他相关材料，或可由之追溯一个更大的出版人交游圈。2014年春季拍卖会古籍善本专场，西泠印社有一件拍品，为精抄本《新镌广辑海内名家工画能书》四卷，据其展示的书影，内封题“镌张伯起先生朱评工画能书”、“金陵余思泉藏板”，卷一卷头署“古吴张凤翼伯起氏编辑  古扬李云翔为霖氏参订  金陵唐捷元恒（垣）之氏、先（光）夔冠甫氏校阅  金陵余大茂思泉氏”。此著未见刻本流传，在日本，国会图书馆等藏有江户时代写本《新镌广辑海内名家工画能书》三卷[10]。由唐捷元、唐光夔二人于此中出现，串联起两个比较重要的人物，一为李云翔，一为余大茂。
    是著题“张凤翼朱评”、“张凤翼编辑”，应为将计就计的广告策略[11]，实即李云翔编订，卷首有天启丙寅（1626）李云翔序。云翔，字为霖，江都（今属江苏）人[12]。与李光祚相类，亦其时在南京的职业编书人。值得注意的是，他恰又是打锺惺招牌的《新刻锺伯敬先生批评封神演义》二十卷的编订写定者。余大茂，字思泉，南京书坊主，据天启七年（1627）余思泉、张宾宇刻朱墨套印本《新镌诸子拔萃》“诸名公参选诸子姓氏”，末署“金陵余庆堂余大茂思泉氏、新安毓秀斋张起鹏宾于氏仝阅”，知其书坊号余庆堂。显然，就《工画能书》而言，包括李云翔及二唐在内，皆属为余氏工作。类似情况还有这本《诸子拔萃》，其卷一卷头题“明邗江李云翔为霖甫评选 秣陵社友唐捷元垣之甫参阅 余大茂思泉甫较梓”，卷二有“秣陵社友唐光夔冠甫甫参阅”，卷六又有“春谷社友盛于斯方圆甫参阅”、“江都社友曹大阶升之甫较梓”等[13]。惟卷首李云翔序曰：“余友唐翼甫诸君欲梓之以公海内，余特述其所以，书于其首。”[14]似版权又与唐建元相关。
    上揭周明初教授之文勾稽李云翔生平事迹，尝引《新镌六院女史清流北调词曲》卷首李云翔天启六年（1626）所撰“序”及出版人庞应石《附言》，述李氏是年初夏寓居南京，为本地书坊龙光堂主人庞氏编著书籍，并参加南京的文人结社，所谓“同社友程、唐诸君，偕二三丽人泛水秦淮”。这一方面可证李氏与唐建元、唐捷元、唐光夔及程云从辈的交往，显示这些书坊中人及职业编书人模仿文人士夫的交际及生活方式，寄兴诗酒，以风雅为尚；另一方面则串联起南京又一家书坊主龙光堂庞应石[15]，并由李云翔万历间同类著作《金陵百媚》，一直可以究及其与冯梦龙的交往。
    此外，值得关注的尚有社友盛于斯，字方圆，南陵（今属安徽）人。诸生，与刻书世家周文炜、周亮工父子友善，亮工为作《盛此公传》（《赖古堂集》卷十八）。检盛于斯《休庵影语》，有“与李为霖”、“与唐翼甫”等书信，并以“取功名正在此日”相勉[16]。又其《纪遗》一文，记己所作“《草堂别集并杂诗》一帙，计三十余篇，在白门程龙光处”，“手柬数十幅，在唐翼甫处”等[17]，皆可见其与金陵程、唐诸氏交情之厚。
    二、《 词府灵蛇》二种的编法与材源
    《词府灵蛇》与《二集》的编刊，当然是典型的商业“制作”，作为面向更广泛阶层初学者的“通俗诗学手册”，颇具实用价值；而从生产环节而言，则充分体现了效益最大化的原则。
    李光祚在编《词府灵蛇》一书时，应该并无二集、三集之系列计划，那是《二集》叙中才交待的。故从该著的编纂来说，无论编法、材源，皆不算新鲜，有现成的取资。自成化以来，如杨成刊《诗法》、黄省曾编《名家诗法》、朱紱编《名家诗法汇编》等前代诗法汇编著作，辗转承袭，已经显示了商业出版的特点，并成为此一专类书的公共资源。除此之外，《词府灵蛇》的编法至少还应特别受到《诗法指南》（万历二十七年南京蕴古堂刊本）与《新镌吴会元增订翰林诗法》（万历二十八年序刊本）的影响，二著在当时的流行程度，可以《诗法要标》（韩国藏钞本）即据以“删定增选”证之。王槚《诗法指南》的影响主要体现于《词府灵蛇》的元、亨两集，即将所据元人诗法著作如《诗法源流》《诗法家数》《木天禁语》及南宋《诗人玉屑》所录诗论等打散重编，以原有二级标题为单位，杂采众说，以类相从，大抵按照学诗的进阶，构成其内容安排，不复注明出处。至于利、贞两集，以原集形式汇编《诗家一指》、《诗学禁脔》、严沧浪《诗法》、《金箴集》、杨仲弘《诗法》、《沙中金集》、《诗法正宗》、《诗宗正法眼藏》等著，则同《翰林诗法》的路数。
    具体而言，如元集起首采用《诗法源流》论“诗道之大原”一段及姜尧章解释诸体之说，以为“诗学正论”，接《诗法家数》之“诗学正源”、“律诗要法”（《诗法指南》题作“诗学正源”、“诗学正义”），以下据《诗法指南》“诗有题目章法”之解说，列为“律诗章法”。其用意即取自《诗法指南》，以上述诸条为总义及体制。其下接“篇法”诸论，自亦顺理成章。相比较而言，此部分《诗法指南》仅有“诗有律诗绝句八句为律四句为绝”、“诗有句法对法”，而李光祚则取《木天禁语》“六关”之“篇法”充实之（其文本或即来自《翰林诗法》卷四），并取王昌会《诗话类编》卷二“名论”之法，将诸如《诗法源流》之论绝句、《诗法家数》之“绝句”，《诗法家数》“律诗要法”之“七言”、“五言”，“古诗要法”之“五言古诗”、“七言古诗”等插并其中[18]。以下以“格局”统“诗有赋比兴”至“诗有著题泛说”诸条，其内容较“篇法”似又进一层，主要关乎表义的诗歌修辞法。从其取材来看，亦大体在《诗法指南》前卷“诗有情景虚实”、“诗有明暗例”、“诗有著题泛说”等条目的基础上，补充“诗有赋比兴”（参见《翰林诗法》卷十“诗教指南集”，《诗法指南》后卷“诵美诗法”、“讽谏诗法”等例诗及解说）、“诗有拗体”（参见《诗法指南》“诗有律诗绝句八句为律四句为绝”有关例诗及解说）、“诗有体用”（参见《诗人玉屑》卷十）、“诗有体志”（参见《翰林诗法》卷一“翰苑诗议”引王世贞所论，原出《文式》卷上，系皎然《诗式》“辨体有一十九字”例证）等相关内容。末接“气象”十论，作为各类风格描述，亦出《翰林诗法》卷一“翰苑诗议”引王世贞论。
    亨集基本上围绕诗歌作法之宜忌须知编成，其来源以《诗人玉屑》为大宗，兼及《诗家模范》《名公雅论》《诗家一指》《诗法家数》《木天禁语》《诗教指南集》等多种元人诗法著作。其中亦明显有采自《诗法指南》的痕迹，如起首之“诗法口诀”条（《诗法指南》据《诗家模范》）、“诗用浅语”条（《诗法指南》当录自敖英《唐诗绝句类选》卷三“时序”张籍《秋思》眉评）；亦可见采自《翰林诗法》处，如卷尾之“诗重音节”条（当据卷一“翰苑诗议”引王世贞所论）。内容编排大抵仍求以类相从，如“诗戒讪谤”至“诗可以观”诸条，皆涉诗之功能；“先意义后文词”至“含不尽之意”诸条，乃论诗之“意”；“诚斋论造语法”至“点化古语”诸条，穿插论诗之句法与用语；“阳陵论下字法”至“一字师”诸条，皆论字法；“妙于用事”至“叙事尽详”诸条，论诗中之用事、叙事；“诗韵当熟”至最后“诗重音节”诸条，则属论诗之押韵、音节、平仄等声律论。其后尚附刻《古诗十九首》及古乐府若干首以充数，当然，亦可算是诗式示例。
    利、贞两集已如上述。值得注意的是，如贞集所录杨仲弘《诗法》，其“荣遇”、“讽谏”至“赓和”诸诗法，题名虽基本同杨成序刊本《诗法》以来至《翰林诗法》等的称法，然实际上文本却据《诗法指南》而录，包括其所增之诗例与解说，以及新添加之“宫词”诗法一种，惟诸诗法排列次序又略作更易，诗例则各选其二首。另外，“眼用实字”以下，直至“五言失粘”条，实为《沙中金集》的内容，编刊者于此失题，多少显示其粗率处。
    值得一提的，还有《词府灵蛇》卷首题锺惺撰序，其内容实皆割裂他序移花接木而成。兹将相关出处排比如下。“叙”曰：
    诗者，持也，持人之性情也。倪动籁宣，刻玉不足纪其盈虚，铸金未能均其清浊。其合也，则荛竖机女，动叶宫商；其杂也，则刻鹜雕龙，祇彰骫骳。岂非哀乐之感冥乎自然，律吕之调非由人事者也。
    余浏览古今，扬扢风雅，《三百五篇》有一字不韵、有一字不法者乎？能法法，则法为我用，不法而法；不能法法，则我为法缚，法而不法。
    代历既湮，流风寝沫，业是者虽知根柢于唐，鲜能穷本知变。然自惭肤立，比鉴未穷，窃欲什逐风雅，人握灵蛇，乃上溯黄轩，下迄我明，凡逸文断简，片翰只韵，孤章浩帙，乐府声歌，童谣里谚，七略四部之所鸠藏，齐谐虞初之所志述，无不搜括，期于明四始，彰六义而止。虽然，轮斲蜩承，剑舞出神，其有机焉以遇之，且得而先能哉。昔有登坛说法，拈花微笑而下，则恶用乘韦先、十二牛也邪。
    起首一段，即据金陵名贤顾起元之《潭西楼集序》，仅删易数字：
    诗者，持也，持人之性情也。天倪自动，人籁相宣。刻玉不足纪其盈虚，铸金未能均其清浊。其合也，则涂歌巷号，动以叶於宫商；其离也，则刻鶩雕龙，祇自彰其骫骳。岂非哀乐之感冥乎自然，律吕之调非由人事者也？[19]
    中间一段，虽未找到确切出处，然诸如此类论“法”之说，洵为当时格套语，如：
    夫诗有法乎？亦何法乎？法在古之人，而法法者在我。固知法法而不法，于法者之为得也。[20]
    自得者能用法，能使法为我用，能离法而自立法。[21]
    凡氏皆可法，凡氏皆不必法，而不法之法，其法自在。[22]
    语云：“有法法无法。”又云：“道法自然。”是编虽谭及有法， 而法无所法之旨，跃然以呈学诗者。……惟因法而法，无法之法，以游于自然之途，则诗虽技哉，进乎道已。[23]
    其受《诗法指南》“题辞”影响的可能性更大[24]。第三段当剿袭張四维为冯惟讷作《古诗纪序》：
    先生以隽才大雅，高步一时，见世之为诗者多根柢于唐，鲜能穷本知变，以窥风雅之始，乃溯隋而上，极于黄轩，凡《三百篇》之外，逸文断简，片词只韵，无不具焉；秦汉而下，词客墨卿，孤章浩帙，乐府声歌，童谣里谚，无不括焉。七略四部之所鸠藏，《齐谐》《虞初》之所志述，无不蒐焉。……代历既遐，流风寝沫，后之学者莫得涉其津涯。[25]
    惟其间略作切割置换、增插删并，以图稍能变异其面貌。
    《二集》的编纂已无李光祚，不过显然仍沿袭了这个出版班底的创意与手法。或许是《词府灵蛇》的销量令他们感受到此中商机，这时有了将之做成一个系列的出版计划，题锺惺《叙灵蛇二集》所谓“然有三集，庶为全书。一集如工作鎃摫，学者必以先取孤行，纸几为贵。是集则字字精义，言言纲格，不离声闻辟支，已证上乘正宗。三集取历代俊句，汇为吟隽，亦一金谷之瓶花盆石也”[26]。从之前该类著作的出版情形来看，元人乃至宋人的诗法著作资源已较难再有利用、开发的空间，他们于是又开掘材源，一方面在取材上更多向宋元诗法以上之唐五代诗格著作，以及唐前如《诗品》、《文心雕龙》等经典诗文评著作拓展，一方面在种类上，亦试图由诗歌作法向品评、诗序乃至摘句等样式充扩。当然，其利用的大宗资源亦是现成的，那就是集南宋前诗格、诗法著作之大成的重编本《吟窗杂录》。
    《二集》分精、气、神、骨四集，香港吴嘉慧已撰有专文，对该著资料出处及舛误有较详探讨，可以参看[27]。其精集属诗之评品，主要据《吟窗杂录》卷二编刊锺嵘《诗品》上、中、下（之前如胡文焕《诗法统宗》亦据校刊），然题名改为《衡品》以掩人耳目。其后更配立《广衡》一目，前一部分看上去乃分别辑录王世贞、李攀龙、杨慎、何景明、李梦阳等人诗论，集评唐名家诗，实据《艺苑卮言》卷四辑刊，然其中如题“何仲默曰”一段，实移高棅《唐诗品汇》“总叙”以充之；“李献吉曰”一段，又移李维桢《唐诗纪序》以充之。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或即取自蒋一葵《诗评》之“统论二章”所录《唐诗品汇》“总叙”与李维桢《唐诗纪序》。后一部分“《团扇》二篇”至“齐梁诗”八条，包涵汉魏六朝与唐诗，实分别录自皎然《诗式》卷一至卷四相关条目（见《吟窗》卷八、九），却并不标明出处。
    气集大体分作两大部分。“猎叙”主要辑刊若干唐宋总集、别集之诗序，分别据《吟窗杂录》卷四十一“杂序”及卷二十六“历代吟谱”、卷三十七“评品”等所录，还包括卷十三“处囊诀”与卷十八上“续金针诗格序”。“晰秘”以下至“王玄编物象例附”属诗格，乃据《吟窗杂录》（分见卷三、卷十四）题贾岛《二南密旨》与王玄《诗中旨格》加以编刊，前者录至“总例物象”，惟题目大都以“原”改“论”，由“诗六义”之旨格叙起（其“备晰六义”诸条加入齐己《风骚旨格》“诗有六义”之诗例），及于篇目、物象；后者则全录其诗格部分，算是“物象”之例，仍以二级标题的形式编次，亦不标明出处。
    神、骨两集基本上为诗格专集。神集以《二南密旨》卷末“论总显大意”、“论裁体升降”，接题白居易《文苑诗格》全文（《吟窗》卷四）；复接题王昌龄《诗格》卷下“诗有三境”至“常用体十四”（《吟窗》卷四、五），以下以类相从，加入齐己《风骚旨格》“诗有十体”（《吟窗》卷十一）；又据《风骚旨格》其下“诗有十势”，顺便将神彧《诗格》“论诗势”中十势（《吟窗》卷十二）一并改编为“物象构势”贰拾势；下接《风骚旨格》“诗有二十式”、“诗有四十门”，还接题王昌龄《诗格》卷下“落句体七”（加二例）至“诗有五用例”（其顺序略有调整）；最后编入神彧《诗格》“论颔联”等四条，再截取李洪宣《缘情手鉴诗格》“诗忌俗字”一条（《吟窗》卷十）补白。骨集“确评”以下三条，截取自皎然《诗议》（《吟窗》卷七）；“李少卿并《古诗十九首》至“调笑格”之“戏俗”，截取自皎然《诗式》（《吟窗》卷八、九）；“综议”至“十五例”复截自《诗议》；“剔病”之“六易犯病例”至“高下二格”录自题王昌龄《诗中密旨》，惟顺序略有调整；“偶对例”九对、“由浅入微”十体录自题李峤《评诗格（》与《诗中密旨》并见《吟窗》卷六）；“偷逗例三”、“品藻”三例又截自皎然《诗式》，后者诗例全换；“五种破题”、“原道”则截自神彧《诗格》。至于以下“严（丽）辞之体又有四对”至卷末“梁词人丽句”（分别录自《吟窗》卷三七、三八与卷十四），实已涉“句图”、“句对”，可以想见计划中“取历代俊句，汇为吟隽”的《三集》之模样，不过，这一“全书”的出版计划似并未完成。
    从总体上看，《二集》的编纂，其利用现成资源摘比缀辑、改头换面的工夫——那主要应是出于规避版权纠纷的考虑，相对而言要显得更粗率一些，或许毕竟少了像李光祚那样有学问的操刀手。同样，其伪托之锺惺叙，似亦显得更加肆无忌惮，其中除上引自叙三集出版计划的那段话当出于编刊者自身外，基本上就径直将浩然子撰《吟窗杂录序》拿来，截其末句“然天下万法，未有自虚空入者，发轫导源，非有所资益，则伤于妄行”[28]，易置起首处，而“有雄词老笔、浑然醇正者”以下，大段袭用中仅略作删改而已。
    三、  书籍形式翻新与坊间趋雅之尚
    明代嘉靖、万历以来，是印刷出版呈爆炸性增长时期，无论出版书籍数量之巨[29]，还是出版物范围之广（甚至“异书辈出，剞劂无遗”[30]），皆属空前。天启年间刻书业承此高峰，相应地亦面临着如何进一步拓展市场的压力。另一方面，若据周亮工晚年（顺治末康熙初）的说法：“六十年前，白下、吴门、虎林三地书未盛行，世所传者，独建阳本耳。”[31]则对天启间南京等地的江南刻书业来说，当正处于努力超越闽本之流通量或曰市场占有率的发展关头。
    诗法类著作虽非坊刻诸多种类之大宗，然自成化、嘉靖、万历，已经历一波又一波刊刻流传的高峰[32]，既积累了相关资源，亦会令市场在某种程度上趋于饱和，除非另辟新思路，变化其手段，以开拓市场需求，引领新一波的诗学消费。“制作”《词府灵蛇》二种的这个出版班底，恰恰抓住了这一时机。与吴中刻书相似，南京的刻书一般以其精著称，而与建阳刻书之滥形成对照，应该说，在刊刻该著时，唐建元这家书坊亦仍循此特点，只不过在新形势下又有了新的追求。
    这一新的追求，就是在整个晚明社会耽于日常生活物质性享受的氛围下，书籍本身也成为一种雅玩，因新技术的支持，而被打造成精美的观赏品。既然是赏玩对象，视觉感受乃第一要义，外在造型、装帧无疑成为价值指标。因此，最为显著的翻新之举，正体现于书籍形式上。首先，两种《词府灵蛇》皆打“朱评”的招牌，根据陈继儒《史记钞序》标举的印刷史进展：“自冯道、毋昭裔为宰相，一变而为雕板；布衣毕升，再变而为活板；闵氏三变而为朱评。”[33]我们知悉，所谓“朱评”，指的就是朱墨套印新技术，当然，它与文学、经史的评点之兴相关。这项技术，也就是万历中期以来至天启间进入运用盛期，吴兴闵氏、凌氏固然是其代表，若南京、苏、杭及徽州皆有，唐建元亦是拥有的一家。将双色套印运用于《词府灵蛇》二种，说起来亦是要以朱色突显文本中重要词句与圈点（包括诗题与出处，以及人、地、著作等专名线，其《二集》卷首还专门有“凡例”交待符号的用法），以醒眉目，然更为重要的功能，或还在于有朱色错落有致地点缀于墨色之中，客观上美化了版面；他如内封双色套印、用竹节纹做边框的书牌，亦令人有赏心悦目之感。其次是该著选取了颇为精致的袖珍本样式，开本小巧；每半叶八行、行十六字的排版，舒朗有致；其字体亦一反晚明印本那种趋于标准化的“宋体字”之板正，而由能书之士以楷体书写（包括卷首“叙”的行草），整个版式上因而颇能呈现玲珑俊秀之气。此外，该书的书名显然采用的是一种美辞化题名，尽管难脱庸常，却也多少显示编刊者对于文艺气习的追求。
    作为商业出版，固然以即时的效益为先，然要体现精刊之质量，毕竟内容编校上亦不可不顾及。在这方面，专业行家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故相对说来，如前已述，有职业编书人李光祚参与的《词府灵蛇》，或更能显现做书的用心及水平。同样利用现成的材源，其裁剪嫁接工夫，看上去要显得老到圆熟些，而较少出现不顾文意、随意截去字句段落的情况。例如，该著利集所录《诗家一指》，其“十科”之九“物”条，《翰林诗法》承杨成《诗法》本等，作“凡引证古今，当如己造，毋为彼夺，缘望（妄）失真，其如窅然色之胶青，空然水之盐味，形趣泯合，神造自如”；《词府灵蛇》本则有所节略，作“凡引证，当浑成无牵合，如胶青盐味，形趣泯合，神造自如”，删并转接颇为自然，亦能体现其概括力。类似的例证又如：元集“五言短古篇法”条，出自《木天禁语》，《翰林诗法》本承杨成《诗法》本等，作“辞简意味长，言语不可明白说尽，含糊则有余味”，《词府灵蛇》本删略作“辞简意长，语忌显尽，模糊则有余味”。贞集所录杨仲弘《诗法》，其“咏物”诗法条，《翰林诗法》本承杨成《诗法》本等，作“咏物之诗，要托物以伸意，要二句咏状写出（生），忌极雕巧”，《诗法指南》本已有删略，作“此诗可托物以伸意。要咏状写生，忌极雕巧”，《词府灵蛇》本则更简作“托物申意，要雅咏，忌雕巧”。从刊刻与校勘这样的环节来看，其利用前代已有之诗格、诗法著作，新产生的文字脱衍讹误当然还是有不少，然大面上过得去，个别地方也还有纠正前人刻误处，如贞集所录《诗宗正法眼藏》，作为诗例之杜甫《孔明庙》“宗臣遗像肃清高”句，之前的本子“宗臣”作“功臣”。不管怎么说，校订者的主要精力，应该是放在了诸如套色定位、朱色词句与圈点分布等的技术性检验上。
    如果我们将《词府灵蛇》二种这样在书籍形式上的新变，与前面提及天启间唐氏兄弟参与校阅的《新镌广辑海内名家工画能书》《新镌诸子拔萃》等书联系起来加以观照，无论就其朱评之用，抑或版式、字体乃至书牌等，皆会看到一种相类的装帧设计追求与趣味（如《工画能书》应该还有精美的版画）[34]，显现的是出版界趋雅的新风尚。范景中教授《套印本和闵刻本及其〈会真图〉》一文，专门讨论吴兴闵齐伋之于套印技术的贡献，认为闵氏于崇祯庚辰（1640）秋刊印的《会真图》，代表了中国古代版画史上的高峰。在文中他猜测，闵齐伋在南京或开有书坊，若此则《会真图》之制作，与本身皆刻于南京的《萝轩变古笺谱》《十竹斋书画谱》，可能同出一批艺人之手[35]。这种感觉的获得，是基于对启、祯间南京所刊版画风格的把握，无论是否有机缘进一步证实，我们都可以感受到此际南京书坊在出版工艺上的成就与地位。更为重要的是，之所以有此等成就与地位，如范文亦已提示，其背后实际上存在着一个万历间已兴起的单纯为观赏而出版书籍的传统（同上引）。这无疑是值得我们倍加重视的书籍文化史现象，《词府灵蛇》二种的出版也正处于这个传统或者说这个潮流中。
    由此回过头去看上文考察的唐建元这个出版班底及其联系更广的出版人交游圈，他们像文人韵士一样社集，或与名流相酬唱，追求风雅的娱乐生活，建立较为广泛的社会网络，我们不难理解，那也是一种文化资本的积累方式。而将“通俗诗学手册”之类的书籍重新包装，制作成珍赏之物，作为商业出版一道亮丽的风景，恰是他们这一人群实践文人化趣尚的成果。应该说，这种商业与文艺气习的相互渗透与结合，是晚明文化才开始具有的特征。
    天启间南京出版业这种群体性交游及趋雅之尚还提示我们，其一，以往我们在讨论明代出版文化时，仍比较多地关注私人刻书业之家族传承及其发展，尚未及深入思考这种行业内横向联合、互动协作的作用以及可能带来的互利共赢效应，这对于探究商业出版的发展模式或许更为重要。当然，要理清此中的关节，尚需发掘更多的个案。其二，结合晚明消费社会人与物之间关系的探讨，在分析这一人群于交际及生活方式上呈现的文人化趣尚时，或许我们应更多地关注出版人整个群体、整个阶层素养的提升及其动因，而非仅仅各别关注那些声名在外的职业编书人。其三，此际出版人运用万历中期发展起来的新技术，实现书籍形式的翻新，当然受到进一步开拓市场压力的驱动，但也应看到他们有意通过自己的努力、引领日用娱乐消费的主体能动性，已开始尝试将经济权力转化为某种文化权力，这种自信与作为，又与这一阶层的自我意识或个性自觉的强化密切相关。
    注释：
    [1]陈广宏：《钟惺年谱》“天启五年”谱，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44—245页。
    [2]李先耕：《钟惺著述考》，第二章“钟惺编选评注诸书考”，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08—123页。
    [3]题钟惺：《钟伯敬先生朱评词府灵蛇》，金陵唐建元朱墨套印本，国图藏，《中华再造善本》影印。下引同。
    [4]题钟惺：《钟伯敬先生朱评词府灵蛇二集》，明天启间金陵唐建元刊朱墨套印巾箱本，台湾“中央图书馆”藏。下引同。
    [5]（同治）《丰城县志》卷十五“人物志五·儒林”。
    [6]杨绳信：《中国版刻综录》，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71页。
    [7]杜信孚：《明代版刻综录》第五卷，扬州：广陵古籍刊印社1983年版。
    [8]如会元楼、锄经书屋《如面谈新集》，积秀堂、文盛堂、藜照堂、翠筠山房《增补如面谈新集》诸版。所谓“新集”，当针对已有日用尺牍选集《如面谈》而言。约天启、崇祯间，苏州坊间先后刊《如面谈》十六卷，题钟惺纂辑，冯梦龙订释；《如面谭二集》十八卷，题钟惺辑。今《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收录。
    [9]见《钟伯敬先生朱评词府灵蛇》卷首“叙”末所署“秣陵程云从龙德甫书”，并钤程氏名、字印两方。《钟伯敬先生朱评词府灵蛇二集》卷首“叙灵蛇二集”末虽无上述题署，然书体同前集“叙”，其卷头亦仍钤有两方程氏名、字印。
    [10]最先关注此拍品并用于李云翔相关探讨者，乃日本青年学者岩崎华奈子君，參見岩琦华奈子：《李雲翔の南京秦淮における交友と編注活動》，九州大学中国文学会《中国文学論集》2014年第43号。
    [11]岩崎华奈子已注意到《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十四子部二十四“艺术类”存目录有张凤翼撰《海内名家工画能事》二卷，疑此《新镌广辑海内名家工画能书》或即在《工画能事》之画论、画诀基础上再加上字论、字诀二卷，见岩琦华奈子：《李雲翔の南京秦淮における交友と編注活動》。
    [12]周明初：《李云翔生平事迹辑考及〈封神演义〉诸问题的新认识》，《文学遗产》2014年第6期。
    [13]周明初：《李云翔生平事迹辑考及〈封神演义〉诸问题的新认识》，《文学遗产》2014年第6期。
    [14]杜泽逊：《四库存目标注》册四“《诸子拔萃》八卷”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072页。
    [15]庞氏尝刻《谭友夏先生评订秀野轩集一二卷岩栖集七卷同波集五卷》，明释慧秀撰。
    [16]盛于斯：《休庵影语》，上海：开明书店1931年，第91、92页。
    [17]盛于斯：《休庵影语》，第53页。按，程龙光，疑即程云从或其兄弟辈。
    [18]另可证其取资王著者，是该书仅有的寥寥几个眉评，实从《诗话类编》卷一辑出或稍加变易，如“一字血脉”中的“以情字为血脉”，“双抛”之“首句风物凄凉，次句古战场，颔联应古战场，颈联应风物凄凉，结尾总承两意而结之”等。（王昌会：《诗话类编》，蔡镇楚编《中国诗话珍本丛书》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第5册第42页、第48—49页。）至于《二集》的眉批，则改为简单的字词音释。
    [19]顾起元：《潭西楼集序》，《懒真草堂集》文集卷十三，明万历四十六年刻本。
    [20]梅守箕：《刘元定浮云编序》，《梅季豹居诸二集》卷九，明万历间刻崇祯十五年续刻本。
    [21]袁中道：《曹医序》，《珂雪斋集》前集卷九，《明代论著丛刊》本，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第997页。
    [22]邹迪光：《于惠生冶城草序》，《始青阁稿》卷十一，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03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291页下。
    [23]朱之蕃：《刻诗法指南题辞》，周维德：《全明诗话》，济南：齐鲁书社2005年，第2411页。
    [24]此“题辞”实南京名贤朱之蕃所撰，参见陈广宏：《〈诗法要标〉与晚明诗法著作的生产与传播》，《文学遗产》2016年第1期。
    [25]张四维：《古诗纪序》，冯惟讷《古诗纪》卷首，明万历刻本，复旦大学图书馆藏。
    [26]《叙灵蛇二集》，《钟伯敬先生朱评词府灵蛇二集》卷首。
    [27]吴嘉慧：《〈钟伯敬朱评词府灵蛇二集〉辨讹》，载《东方人文杂志》第9卷第4期（2010，12）。
    [28]陈应行：《陈学士吟窗杂录》卷首，明嘉靖二十七年崇文书堂刻本。下同。
    [29]大木康教授在其所著《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第一章“明末江南书籍出版状况”中，尝据杨绳信编《中国版刻综录》做过一个分期统计，合计从宋至明末的3094种出版册数中，有2019种出版于嘉靖、万历至崇祯约百年间，实际上占到65%的比例。大木康：《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周保雄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7页。
    [30]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三“事部一”，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264页。
    [31]周亮工：《书影》卷一，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8页。
    [32]可参看张健《元代诗法校考》“前言”有关诗法类著作在明朝编刊流传三个高峰时代的论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4—18页。
    [33]茅坤：《史记钞》，卷首，泰昌元年闵振业刻朱墨套印本。
    [34]其他如前举龙光堂庞云衢梓行《新镌六院女史清流北调词曲》，亦配附品质上乘的诸多版画。
    [35]范景中：《套印本和闵刻本及其〈会真图〉》，《新美术》2005年第4期。
    作者简介：陈广宏，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与古籍所教授，博士生导师，210043。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明诗话新编”（13＆ZD115）的阶段性成果。
    原载《南京师大学报》201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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