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晓音
    摘要：郡斋诗源于二谢，但自唐代大历以后数量才明显增多，其创作主力是一些自诩为“沧洲吏”的郡县官吏。中晚唐内外官迁转状况及文人吏道观的变化致使担任州县官的文学之士大大增多、贬官冗员多发配边远州县的制度，及其事简人闲的生活方式和寂寞失落的心理状态，造成了文人们视外郡为沧洲的普遍观念；同时唐代郡斋多有山池亭阁的建筑格局，与郡内的自然山水形成互补，也为文人们提供了在公务之余享受沧洲趣的现实环境。由于郡斋诗的表现重点在于强化郡斋的幽居特性，刻意营造出对宦情的疏离姿态和幽人自适的小天地，因而在继承二谢创作传统的同时又有新的变化，并形成了审美视野不同于初盛唐别业诗的一种诗歌类型。
    关键词：郡斋诗  沧洲吏  创作环境  审美视野  诗歌类型
    郡斋诗源于谢灵运而成就于谢朓，但梁陈至初盛唐作者十分寥落。大历以后，郡斋诗的数量才明显增多，其创作主力是一些自诩为“沧洲吏”的郡县官吏。所谓“沧洲吏”，与吏隐的内涵大同小异。十年前蒋寅先生首先从大历诗歌及“武功体”的吏隐主题开始，对秦汉至明清的吏隐的历史渊源、实现方式和诗歌的关系做了综合性的探讨。近年来有一些年轻学人再加以发挥，并运用赤井益久先生将吏隐分出“隐于吏中”、“兼吏隐”“以吏为隐”等几个层面的观点着重研究了唐代韦应物、白居易和姚合这三位诗人的吏隐思想和吏隐诗[1]，这些论文中已经涉及部分作于郡斋的诗歌，只是没有专门论述而已[2]。笔者曾在1990年代初提出过“郡斋诗”的概念，最近重新研读相关资料，注意到中晚唐的“郡斋言诗”不仅具有普遍性，而且因作者的创作心态和创作环境的特定性，实际上形成了一种不同于唐代别业诗的诗歌类型。所以拟从郡斋诗和“沧洲吏”自大历开始同步增多的现象出发，对二者的关系和这一诗歌类型的特点和形成原因作进一步探讨。
    一
    “郡斋诗”和“沧洲吏”都是唐人自己提出的说法，二者的关系十分密切，成为中晚唐诗歌创作中的一个独特现象，但在以往的唐诗研究中尚未受到关注。因此首先有必要追溯这两个概念的缘起，并对其基本内涵作出初步的界定。
    作于郡斋的诗歌可以溯源到谢灵运的《斋中读书》《读书斋》《登池上楼》《命学士讲书》《晚出西射堂》等。诗人将永嘉郡视为穷海空林，因其民风之愚朴类似《庄子·山木》篇里“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的南越“建德之国”，以及《史记·周纪》里因朝周而知礼让的虞芮二国：“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徇禄反穷海，卧疴对空林”[3]，“早莅建德乡，民怀虞芮意。海岸常寥寥，空馆盈清思”[4]，这些诗可说是最早表明了自己以外郡为隐居的为官态度；同时他还描写了出守永嘉郡时期清寂闲暇的日常生活：“矧迺归山川，心迹双寂寞。虚馆绝争讼，空庭来鸟雀。卧疾丰暇豫，翰墨时间作。”[5]这两方面已经具备郡斋诗的基本内容。但是大谢在永嘉郡所作更多的是外出探幽寻胜的游览诗，视角集中于郡斋的很少。
    谢朓继大谢之后，更明确地提出了“既欢怀禄情，复协沧洲趣”[6]的吏隐观念，并丰富了郡斋诗的内容和表现。一方面，作为郡守，适当表明自己务政“止贪”“共治”的思想，是郡斋诗的题中之义，所以小谢的《始之宣城郡》就像是一篇对僚属的表白。而《赋贫民田》也像大谢的《种桑》《白石岩下经行田》一样，是郡守巡视民田、关心农稼的公务之作。不过他更多的郡斋诗是从斋中远眺的角度，描写平野苍莽的景色，山水观赏中又可见郊野田园之趣。如《宣城郡内登望》《冬日晚郡事隙》《后斋迥望》《落日怅望》《高斋视事》《郡内高斋闲望答吕法曹》等，多数从标题就可见出写于郡斋，这种典型的郡斋诗正体现了小谢宣城山水诗的重要特色。其中有不少善写平远之景的名句，如“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苍然。山积陵阳阻，溪流春谷泉。威纡距遥甸，巉喦带远天。切切阴风暮，桑柘起寒烟”[7]，“余雪映青山，寒雾开白日。暧暧江村见，离离海树出”[8]，“窗中列远岫，庭际俯乔林。日出众鸟散，山暝孤猨吟”[9]等等。而在写斋中生活的同时，又比大谢增多了闲卧郡斋观看庭院景色的描绘，如“案牍时闲暇，偶坐观卉木。飒飒满池荷，翛翛荫窗竹。檐隙自周流，房栊闲且肃”[10]，“落日余清阴，高枕东窗下。寒槐渐如束，秋菊行当把”[11]等，都在清幽孤寂之中流露出归心和乡思，这类主题后来成为唐代郡斋诗的主要内容。
    小谢之后，郡斋诗的创作十分寥落，仅何逊、刘孝绰存有零星篇章。初盛唐山水诗多作于江湖和别业，罕见于郡斋。直到韦应物大力创作郡斋诗，才接续了由二谢开创的这一诗歌传统。笔者曾在《山水田园诗派研究》一书中指出韦应物“这种郡斋或县斋中作的田园诗，大多将小谢宣城郡斋诗的表现方式和陶诗的田园风味相结合，为田园诗派增添了一种新的境界。小谢郡斋诗主要是抒写一天公事完毕之后宁静闲散的感受，在斋内或外出眺望所见的远近风光，以山水为主。韦应物则多写田园趣味”[12]。虽然较早地提出了“郡斋诗”的概念，但由于当时只是从山水田园诗的角度关注郡斋，没有注意到“郡斋诗”在中晚唐的普遍性，因此有必要重新从一种诗歌类型的角度来加以考察。
    “郡斋诗”的称谓，最早见于大历时期。皎然《奉酬于中丞使君郡斋卧病见示一首》说“比闻朝端名，今贻郡斋作。”[13]李端《送元晟归江东旧居》也说：“讲易居山寺，论诗到郡斋。”[14]韦应物更是。直称郡斋诗为“郡斋什”：“继作郡斋什，远赠荆山珍。”[15]刘太真《与韦应物书》说：“顾著作来，以足下《郡斋燕集》相示，是何情致畅茂，遒逸如此！”[16]说明“郡斋什”即“郡斋燕集”诗。他还有一首赠顾况的《顾十二况左迁过韦苏州、房杭州、韦睦州三使君，皆有郡中燕集诗，辞章高丽，鄙夫之所仰慕。顾生既至，留连笑语，因亦成篇，以继三君子之风焉》，作于贞元五年任信州刺史时，从诗题可见顾况贬为饶州司户途中每到一州都有郡中燕集诗。关于郡斋作诗的描写在中晚唐诗中颇为多见，如白居易《重题别东楼》说：“太守三年嘲不尽，郡斋空作百篇诗。”[17]孟郊《春日同韦郎中使君送邹儒立少府扶侍赴云阳》：“太守不韵俗，诸生皆变风。郡斋敞西清，楚瑟惊南鸿。……酒酣正芳景，诗缀新碧丛。”[18]类似例子不胜列举。元稹《代郡斋神答乐天》还设想出郡斋有神，也会来相伴吟诗的情景：“虚白堂神传好语，二年长伴独吟时。……为报何人偿酒债，引看墙上使君诗。”[19]足见吟诗都感动了郡斋的神灵。所以权德舆《送司门殷员外出守均州序》嘱咐对方到任后“郡斋佳句，伫与报政偕至”[20]，又《送当涂马少府赴官序》也预计马生在当涂县“郡斋言诗，幕廷主画，虽欲勇退，其可逃乎？”[21]足见大历以来郡斋言诗风气之普遍，已经成为州县官任上与政务并重的风雅韵事，也说明时人对于郡斋诗的概念是普遍认同的。
    郡斋一般指州郡太守的官宅，但在中晚唐诗里，也有一些送别县级官吏的诗以郡斋言诗美其官任的，这或许是县级官吏也常常成为郡斋燕集之座客的缘故，更重要的是不少作于县衙官舍的诗歌和郡斋诗所表现的内容和审美情趣完全相同，差别只在州和县而已。此外，中晚唐诗里与郡斋意思相近的还有“官舍”一词。官舍偶尔也指京城官员的邸舍，但绝大多数诗里所说的官舍不是郡斋就是县斋，所以这类作于官舍的诗和郡斋诗属于同一类型。
    “沧洲吏”的意思，早见于李白《酬谈少府》：“壮心屈黄绶，浪迹寄沧洲。”[22]已将县尉和沧洲并列。与刘长卿同时的李康成《玉华仙子歌》中还出现了“沧洲傲吏爱金丹”的说法。但成为一个屡屡使用的称谓，最早见于刘长卿诗。如《送路少府使东京便应制举》：“谁念沧洲吏，忘机鸥鹭群？”[23]《题王少府尧山隐处简陆鄱阳》：“故人沧洲吏，深与世情薄”[24]等等。这一称谓的出现，显然是来自谢朓的“既欢怀禄情，复协沧洲趣”。但是在使用中，更着重在“沧洲”一词的远离朝廷、隐逸江海的内涵。如“一官成白首，万里寄沧洲”[25]，“已作沧洲调，无心恋一官”[26]，“白首看长剑，沧洲寄钓丝。沙鸥惊小吏，湖月上高枝”[27]等等。沙鸥、鸥鹭、垂钓等等在传统的“沧洲”概念中，早已积累成象征忘却机心的意象。独孤及甚至称李太守去滁州是“沧洲独往意何坚”[28]，把担任郡守看成了庄子、抱朴子等道家所说的“离群而独往”。
    “沧洲吏”和“吏隐”虽然意思相同，但是“吏隐”含意较宽，有时指京官的“朝隐”，尤其是在初盛唐。如李峤《和同府李祭酒休沐田居》：“列位簪缨序，隐居林野躅。徇物爽全直，栖真昧均俗。若人兼吏隐，率性夷荣辱。”[29]这里所谓的吏隐只是朝中簪缨者在田居休沐。所以宋之问甚至说：“宦游非吏隐，心事好幽偏。”[30]为了强调自己喜好隐居而不赞成把宦游与吏隐等同起来。中晚唐诗里的“吏隐”虽多见于外郡官吏，但仍有与“朝隐”同义的例子，如武少仪《王处士凿山引瀑记》中所写“司徒相国好山水之游，深吏隐之兴”[31]，是令人在别业中凿山引水。白居易《和微之诗二十三首·和朝回与王炼师游南山下》：“晨从四丞相，入拜白玉除。暮与一道士，出寻青溪居。吏隐本齐致，朝野孰云殊。道在有中适，机忘无外虞。”[32]所谓吏隐只是早上上朝，晚上和道士游南山。林宽《和周繇校书先辈省中寓直》：“古木重门掩，幽深只欠溪。此中真吏隐，何必更岩栖。”[33]则是将台省值班也当成吏隐。而“沧洲吏”专指在京外郡县任职的官吏，其吏隐心态也与朝隐式的吏隐不同。因此探讨郡斋诗的创作，使用“沧洲吏”的称谓比“吏隐”一词更为确切。
    最早将“沧洲吏”和谢朓的郡斋诗联系起来的也是刘长卿。他在《海盐官舍早春》中自谓：“小邑沧洲吏，新年白首翁。一官如远客，万里极飘蓬。”[34]此诗即作于至德二载摄海盐令的县斋之中。在送别赴外郡就职的官吏时，他又往往以谢朓比喻对方，如《送柳使君赴袁州》说：“惟有郡斋窗里岫，朝朝空对谢玄晖。”[35]《奉和赵给事使君》：“绛阙辞明主，沧洲识近君。云山随候吏，鸡犬逐归人。……玄晖翻佐理，闻到郡斋频。”[36]刘长卿是在自己长期的“沧洲吏”生涯中发掘出谢朓这位郡斋中的知音的，虽然他没有像韦应物那样效仿谢朓大力描写自己的郡斋生活，但还是在不少送人酬别或奉和之作中描写了吏隐的趣味，如《留题李明府霅溪草堂》《送台州李使君兼寄题国清寺》《题元录事开元所居》等等。事实上在刘长卿之后，这类在赠别或奉和诗中想象对方郡斋生活的诗篇愈益增多，也成为郡斋诗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沧洲吏和郡斋的联系也因此而更加密切，如张籍《寄孙冲主簿》“低折沧洲簿，无书整两春。……道僻收闲药，诗高笑故人”[37]。许浑《陪宣城大夫崔公泛后池兼北楼宴二首》自称“一尉沧洲已白头”[38]。李频《送侯郎中任新定二首》“为郎非白头，作牧授沧洲”[39]等等，都是直接以“沧洲”形容州县官吏。因此可以说是刘长卿最早用“沧洲吏”这一称谓勾勒了唐代郡斋诗创作主力的特定身份和心态。
    综上所论，本文将郡斋诗视为一种诗歌类型，指的是以出任郡县的官吏为创作主体、在郡斋县衙等官舍所创作的诗歌。其中相当一部分侧重在描写郡斋的日常生活和周边环境以及视外郡为隐居的为官态度，表现了“沧洲吏”的思想矛盾。由于与山水游览、别业隐居等创作环境相近的诗歌相比，在思想内容、表现重点和审美视野等方面都有其独特之处(详本文第三部分)，这部分作品可视之为典型的郡斋诗。而在郡县任职期间外出游览山水的作品，更接近于游览题材，与郡斋诗尚有区别，一般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内。还有许多送别州县官吏的诗歌，虽然不作于郡斋，但是往往预想对方在郡斋的生活，内容与典型的郡斋诗相同，则会纳入本文的视野。由于中国诗歌的创作现象丰富复杂，就像山水诗、行旅诗一样，不少具体的作品很难作出确切的类型界分和统计，因此只能以典型的郡斋诗为讨论重心。
    大历时期，与刘长卿同时而以郡斋诗著称的是韦应物。他不仅在郡斋中召集文士燕集唱和，成为当时美谈。而且与僧人道士往来唱酬，从各种角度描写了自己在郡斋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感，反思为官理政之道，抒发怀乡思归之情，袒露进退出处的矛盾，还细致描写了郡斋中的景物，可以说是最典型的郡斋诗。同时代的李嘉祐、顾况、钱起、独孤及、戴叔伦、羊士谔、皎然、于頔以及至德到大历前期历任外郡的岑参也有内容类似而数量不等的郡斋诗。因此大历时期可说是郡斋诗涌现的第一个高潮。此后中唐诗人延续这一创作传统，至白居易、姚合时达到第二个高潮，张籍、王建、刘禹锡、韩愈、孟郊、元稹、令狐楚等都有一些郡斋诗，而以白居易的数量为最多，郡斋诗的内涵和表现潜力也在他手里发挥到极致。此后还有贾岛、马戴、杜牧、许浑等著名诗人留下少数作品，至唐末作者复归于寥落。郡斋诗在中晚唐发展的这一大势与初盛唐别业诗的兴盛形成一个对照，这一现象可以启发研究者从中找到观察唐代士人的创作环境和审美视野逐渐变化的新角度。
    二
    在确认了“郡斋什”和“沧洲吏”的概念内涵之后，进一步要问的就是郡斋诗为何在大历后涌现，与“沧洲吏”的关系究竟如何？关于吏隐思想的分析，虽然已经有一些学者论及，不过从“吏隐”者为何视外郡为“沧洲”的角度来看，还有不少具体的原因可以探讨。
    其一，最基本的背景是中晚唐内外官的迁转状况以及文学之士吏道观的改变，导致大历以后文人任州县官的人数大大增加。内官指朝廷京官，外官指京外地方官。关于唐人择官普遍重内轻外的观念，史书多有记载[40]。这是文人不愿担任外地吏职的基本原因。但当代史学界注意到，这种重内轻外的状况主要见于初盛唐时期，到中晚唐便逐渐转为重外轻内[41]。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分析这种变化的原因，综合起来大致有两方面：一是张九龄所建议的“不历州县不拟台省”的原则在唐中期尤其是德宗以后的选官制度中逐渐落实，州县官的地位得到提升，而且对于文学出身的进士任职地方的要求也越来越严[42]。二是自大历时起，外官的俸禄收入逐渐超过京官。早年陈寅恪先生曾比较史籍所载和白居易诗文所言之数，“据此可以推知唐代中晚以后，地方官吏除法定俸禄之外，其他不载于法令，而可以认为正当之收入者，为数远在中央官吏之上”[43]。当代学者认为这种情况始于大历时，因宰相元载“以仕进者多乐京师，恶其逼己，乃制俸禄，厚外官而薄京官。京官不能自给，常从外官乞贷”[44]。加上安史之乱后，朝廷不断削减京官俸禄，致使京官和外官收入差距拉大[45]。这些原因都导致中晚唐在外任州县官的文学之士数量远多于初盛唐时期。
    与中晚唐时期内外官迁转状况的变化相应的是，文士的吏道观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唐代士人求取仕进，不外乎文儒和吏道两路，如张楚所说：“且今之执政，必也择人，若非文儒，祗应吏道。”[46]“文儒”指儒学博通及文词秀逸者，“吏道”指长于处理政事俗务者。由于盛唐朝廷重视文儒，文士均由文儒一路求进，普遍轻视吏道[47]。尤其是县一级官职，因为“出处两不合”[48]而最为文士所鄙弃。萧颖士的一段话颇能代表盛唐文儒之士的心态：“仆从来宦情素自落薄，抚躬量力，栖心有限。假使因缘会遇，躬力康衢，正应陪侍者从近臣之列，以箴规讽谲为事。进足以献替明君，退足以润色鸿业，决不能作擒奸摘伏，以吏能自达耳。”[49]初盛唐的著名诗人不达者居多，除了储光羲曾四任县尉以外，长期担任州县官的很少。即使有过一两期任职，往往不久就回归别业隐居。高适作《封丘县》，杜甫不就河西尉，都是不愿任吏职的典型例子。大历开始，一批长期担任州县官的士人成为中晚唐诗人的重要群体，这与安史之乱后时势的变化有关：开元末到天宝年间，以张九龄为核心的朝中文儒遭到吏能出身的李林甫的惨重打击，已经失势，到安史之乱中更是一无所用。正如杜甫所叹：“呜呼已十年，儒服敝于地。征夫不遑息，学者沦素志。”[50]至德到大历年间，吏能之臣和勋臣把持了朝政，在盛唐时代接受文儒教育长大的士人只能面对现实，屈身求禄于州县。同时身处祸乱之中，眼看民生凋敝，他们也有将自己的济世大志落实到地方政治上的愿望。加上安史之乱以后执政者愈益重视州县官治理地方事务的能力，必然导致文人吏道观的改变。尽管仍有儒士主张“奖儒术，抑吏道”[51]，但更多的文儒已经能够适应时势的变化，接受吏职，重视吏事。不妨将《全唐文》中以儒术吏道之标准评价人物的各类文章做个前后对比：初盛唐时能够得到“儒林直秀，吏道旁精”[52]或者“爰资艺文，以饰吏事”[53]这类评价的人物仅七例(其中三例都出于苏颋之笔)。而中晚唐时得到“皆业于儒术，傅以吏道”[54]或“博以文雅，济以经术”“贯达吏事”[55]这类评价的人物就近三十例。由此可以看出，中晚唐能“兼以儒术吏治”[56]的人物也大大增多，可见文儒之士鄙视吏事的观念已经渐趋淡化。
    以上的原因导致几乎所有的中晚唐著名诗人都有京外郡县任职的经历，虽然如此，诗人们对于在外担任吏职的感受却是十分复杂。一方面，唐人择官由重内轻外转向重外轻内有一个渐变的过程。尤其在大历时期，盛唐重文儒轻吏道的传统观念对文人仍有相当深的影响，刘长卿就说自己：“江海今为客，风波失所依。白云心已负，黄绶计仍非。累辱群公荐，频霑一尉微。去缘焚玉石，来为采葑菲。州县名何在？渔樵事亦违。”[57]对于州县仍然持“出处两不合”的看法。再加上安史之乱后，朝廷加紧聚敛、赋税愈益苛重，有良心的州县官吏面对百姓的痛苦，更不能忍受公务的煎熬，希望辞官归隐。元结《贼退示官吏》就说：“谁能绝人命，以作时世贤？思欲委符节，引竿自刺船。将家就鱼麦，归老江湖边。”[58]在这种形势下，在朝为官更令他们向往。韦应物的《答崔都水》对于在朝廷为郎官(建中二年四月韦任比部员外郎)的荣耀和在州郡的庸碌烦劳做过鲜明的对比：在朝是“名籍挂郎间”，“华簪耀颓颜”；在州郡是“甿税况重叠，公门极熬煎”，因而表示“责逋甘首免，岁晏当归田”[59]。同样的心情，岑参在《郡斋闲坐》里说得更直率：“负郭无良田，屈身狥微禄。平生好疎旷，何事就羁束。幸曾趋丹墀，数得侍黄屋。故人尽荣宠，谁念此幽独。州县非宿心，云山欣满目。顷来废章句，终日披案牍。佐郡竟何成，自悲徒碌碌。”[60]直到晚唐，杜牧仍然说：“簿书刀笔，俗吏事耳，慈惠教化，君子宜之。二者较然，尔欲何取。”[61]认为即使在外郡，仍应以儒家教化为上，不应沉陷于簿书俗务。就连被人称为“贯达吏事”的李德裕也曾说过：“予顷岁吏道所拘，沉迷簿领，今则忧独不乐，谁与晤言？”[62]可见中晚唐的文学之士虽然接受了吏道，但内心仍然不喜簿领刀笔等俗吏之事。另一方面，由于中晚唐官僚政治的日趋黑暗，文士因贬谪而任职州县的情况也很常见，而且所贬之地多为南方偏远的“卑湿”之地。回想京官的荣宠，自然难免失意之感，如羊士谔在巴南的郡斋中怀念当初朝谒的风光：“夷落朝云候，王正小雪辰。缅怀朝紫陌，曾是洒朱轮。……暗飞金马仗，寒舞玉京尘。豸角随中宪，龙池列近臣。……明廷犹咫尺，高咏愧巴人。”[63]依然对近臣的地位充满眷恋。从王建《昭应官舍》所说“朝客轻卑吏，从他不往还”[64]可见，中唐时朝官轻视外地卑吏的状况依然存在。因此在骚客逐臣看来，外郡相对于朝堂自然就是偏僻的沧洲了。
    其二，在文人们的笔下，中晚唐的外郡，除了大郡和富郡公务繁忙以外，大多数地僻事简。而且郡县官中，有些职务实为闲官，如州司马、县丞一类。白居易《江州司马厅记》就清晰地说明了州司马地位的闲散无事及其原因：“自武德以来，庶官以便宜制事，大摄小，重侵轻，郡守之职，总于诸侯帅，郡佐之职，移于部从事。故自五大都督府至于上中下郡，司马之事尽去，唯员与俸在，凡内外文武官左迁右移者递居之，凡执役事上与给事于省寺军府者遥署之，凡仕久资高耄昏软弱不任事而时不忍弃者实莅之。莅之者，进不课其能，退不殿其不能，才不才一也。”[65]唯其如此，州司马成为贬官的常见去处。刘长卿贬睦州司马，永贞改革失败后的八司马事件，就是显例。关于县丞地位的尴尬，韩愈《蓝田县丞厅壁记》的描绘最为生动：“丞位高而倡，例以嫌不可否事。……官虽尊，力势反出主簿、尉下。谚数慢，必曰丞，至以相訾警。”文中主角崔斯立贬官转为蓝田县丞，本来想有所作为，最后也只能在县斋庭院内灌溉种树，“日吟哦其间[66]。州郡官吏中更有不少是朝廷清理出来的冗员，如权德舆《送当涂马少府赴官序》说：“予始与马生相遇于南徐州，皆以刊校冗员，涵泳文谊。生以既不得调，乃反初服与计偕予放浪于江湖间。”[67]如此闲散无事的州郡佐官确实与放浪沧洲无异。
    所以中晚唐的郡斋诗对于“沧洲吏”逍遥闲散的生活状态有许多描述：“郡僻人事少，云山遮眼前。偶从池上醉，便向舟中眠。”[68]“雁过潇湘更逢雪，郡斋无事好闲眠。”[69]“簿领幸无事，宴休谁与娱。”[70]“闲吟懒闭阁，旦夕郡楼中。”[71]“褰帷罕游观，闭阁多沉眠。”[72]“独卧郡斋寥落意，隔帘微雨湿梨花。”[73]“绕厅春草合，知道县家闲。行见雨遮院，卧看人上山。”[74]因为人事和文书都少，官吏们似乎在终日高卧闲眠之外，就靠饮酒喝茶读书下棋打发日子。如白居易自述：“何言太守宅，有似幽人居。太守卧其下，闲慵两有馀。起尝一瓯茗，行读一卷书。”[75]“仰望但云树，俯顾惟妻儿。寝食起居外，端然无所为。”[76]“职散优闲地，身慵老大时。送春唯有酒，销日不过棋。禄米麞牙稻，园蔬鸭脚葵。饱餐仍晏起，馀暇弄龟儿。”[77]“睡足心更慵，日高头未裹。徐倾下药酒，稍爇煎茶火。谁伴寂寥身，无弦琴在左。”[78]来鹄甚至说自己实在闲极无聊，只好看蜘蛛结网消磨时日：“寂寞空阶草乱生，簟凉风动若为情。不知独坐闲多少，看得蜘蛛结网成。”[79]值得注意的是，以上诗例几乎都是作于穷州僻县。这些懒散生活的描写或许是为了夸大遭黜被弃的寂寞无奈，但一般州县的事简人闲也确实给“沧洲吏”提供了类似“幽人居”的生活方式。
    当然，一些大郡富郡就没有穷州远郡这样清闲，白居易对二者的差别体会最深。他在苏州时，忙得连宴客的工夫都没有：“公门日两衙，公假月三旬。衙用决簿领，旬以会亲宾。公多及私少，劳逸常不均。况为剧郡长，安得闲宴频。下车已二月，开筵始今晨。”[80]在杭州时则觉得闲忙适中：“俱来沧海郡，半作白头翁。……霅溪殊冷僻，茂苑太繁雄。唯此(一作有)钱唐郡，闲忙恰得中。”[81]由此诗也可见出冷僻郡县相当清闲，和繁雄大郡的忙碌适成对比。白居易虽然把杭州、苏州、湖州这类富郡也称为“沧海郡”，但在公务繁忙的生活中偶尔得一日醉乐或者山水之游，其实质与身处朝廷台省的吏隐是一样的。
    其三，中晚唐外郡的地理环境差别很大，穷乡僻壤的自然条件更接近远离朝市的“沧洲”。从郡斋诗的作者来看，大郡和富郡固然有之，如韦应物、李谅、白居易曾刺苏州，白居易和姚合曾先后出守杭州等，但这类美差即使在这些诗人的外任生涯中也不可多得。更何况大多数郡斋诗都出自较偏僻的州郡，其作者不乏因被贬而至远荒者，尤以南方为多。白居易对于穷郡的描述颇为典型：“山上巴子城，山下巴江水。中有穷独人，强名为刺史。时时窃自哂，刺史岂如是。仓粟家人，黄缣裹妻子。(原注：忠州，刺史以下，悉以畲田粟给禄食，以黄绢支俸。)莓苔翳冠带，雾雨霾楼雉。衙鼓暮复朝，郡斋卧还起。回首望南浦，亦在烟波里。而我复何嗟，夫君犹滞此。”[82]所以穷郡远郡最能令人产生僻处沧洲的穷独之感。不过这些地方虽然贫瘠闭塞，但往往自然风光优美，环境也可与隐居的沧洲相比。如岑参所在的虢州四围是山：“水路东连楚，人烟北接巴。山光围一郡，江月照千家。庭树纯栽橘，园畦半种茶。”[83]李嘉祐所在的宜阳近邻潇湘：“山临脾睨恒多雨，地接潇湘畏及秋。唯羡君为周柱史，手持黄纸到沧洲。”[84]独孤及任舒州刺史时称自己所在的郡斋正对潜山：“孰知天柱峰，今与郡斋对。隐嶙抱元气，氤氲含青霭，云崖媚远空，石壁寒古塞。”[85]顾况笔下的漳州尚未开化：“猿吟郡斋中，龙静檀栾流。薜鹿莫徭洞，网鱼卢亭洲。心安处处安，处处思遐陬。”[86]等等。骚人逐客本来就远离政治中心，加上贬所不是面对海崖，就是地接荒江，耳闻猿吟，眼观山色，视郡斋为沧洲也是心理上的一种安慰。
    其四，中晚唐的郡斋内多有园林式的庭院建筑，其中的池亭泉石也给州县官吏制造出一种仿佛“沧洲”的环境。从五代时南唐刘仁瞻记述保大二年袁州郡斋重建的过程，可以窥见唐代郡斋的大体格局：“所建立郡斋使宅，堂宇轩廊，东序西厅。州司使院，备武厅球场，上供库、甲仗库，鼓角楼、宜春馆，衙堂职掌，三院诸司，总六百馀间。仍添筑罗城，开辟濠堑。”[87]俨然是结构繁复、门墙森严的衙门。危全讽在唐末中和五年任抚州刺史，重建被黄巢兵火焚毁的郡宅，虽是“草创公署”，尚有“再(阙一字)基场。(阙二字)重堂，傍竖厨库。西廊东院，周回一百馀间”的规模[88]，太平年代的郡斋构造更是可想而知。而在郡斋使宅的堂宇轩廊之中，一般都有风景清幽的园林。如韦应物笔下的郡斋园林，有池塘亭阁泉水：“海上风雨至，逍遥池阁凉”[89]，“高阁收烟雾，池水晚澄清”[90]，“郡斋有佳月，园林含清泉”[91]。他还在滁州郡斋移植了杉树：“结根西山寺，来植郡斋前。”[92]修建了模仿仙境的石桥：“远学临海峤，横此莓苔石。郡斋三四峰，如有灵仙迹。方愁暮云滑，始照寒池碧。自与幽人期，逍遥竟朝夕。”[93]岑参的虢州郡斋同样有池塘：“池色净天碧，水凉雨凄凄。快风从东南，荷叶翻向西。”[94]戴叔伦也称自己的郡斋“城欹残照入，池曲大江通”[95]。刘禹锡记白居易的郡斋环境：“郡斋北轩卷罗幕，碧池逶迤绕画阁。池边绿竹桃李花，花下舞筵铺彩霞。”[96]孟郊笔下的郡斋似乎就坐落在山林里：“疏凿顺高下，结构横烟霞。坐啸郡斋肃，玩奇石路斜。古树浮绿气，高门结朱华。”[97]因此徐铉称赞“海陵郡中陶太守”的“精庐水榭”所说的“郡斋胜境有后池，山亭菌阁互参差”[98]这两句诗，可以概括中晚唐郡斋庭园的常见格局。加上南方树多，更添佳趣。如令狐楚、刘禹锡等都曾记载郡斋内载有竹林、紫薇的景致[99]，从朱庆余《台州郑员外郡斋双鹤》和白居易《失鹤》诗以及李群玉《池州封员外郡斋双鹤丹顶霜翎，仙态浮旷，罢政之日因呈此章》等诗还可见出，郡斋庭园里有时还饲养仙鹤。这就使州郡“公府成佳境”[100]，在郡斋之内就可以享受沧洲的乐趣。
    除了郡斋之内的庭院外，有些州郡刺史还在郡内寻找佳境构筑亭宇。如刘长卿任睦州司马时，刺史萧定就在附近山里构筑了一座幽寂亭：“康乐爱山水，赏心千载同。……结茅依翠微，伐木开蒙笼。孤峰倚青霄，一径去不穷。候客石苔上，礼僧云树中。旷然见沧洲，自远来清风。”[101]元结在道州右溪“疏凿芜秽俾为亭宇，植松与桂，兼之香草，以裨形胜”[102]。刘禹锡“元和十五年，再牧于连州，作吏隐亭海阳湖堧”[103]等等，这些野外的山亭或湖亭，将郡斋中的“沧洲”扩大到郡城周边，为吏隐官员们在“地僻人远，空乐鱼鸟”的远荒开辟出“别见天宇”[104]的山水胜境，消解了他们身处沧洲的落寞。
    总之，中晚唐择官观念的变化致使担任州县官的文学之士数量大增、贬官冗员多发配外州乃至偏远郡县的制度以及州县中没有实权的佐官事简人闲的生活方式和寂寞失落的心理状态，造成了文人们视外郡为沧洲的普遍观念；同时，唐代郡斋多有山池亭阁的建筑格局，与郡内的自然山水形成互补，也为文人们提供了在公务之余享受沧洲趣的现实条件。于是，本来在盛唐文人看来“出处两不合”的州县官，便在中晚唐做到了出与处的平衡乃至融合。换言之，正是在郡斋的环境中，沧洲吏实现了与京官的“朝隐”形式不同的另一种吏隐。这些都是中晚唐郡斋诗和“沧洲吏”在大历以后同步增多的原因。
    三
    由于唐代州郡有远近、穷富、闲忙的很大差别，郡斋诗的创作也因场合的热闹或冷清而呈现出不同的心态。
    郡斋诗的创作大抵有三种场合，一是“沧洲吏”在卧疾或独居时为释闷而作，有时也在闲暇时招当地可言诗的僧道或文人同作。如韦应物《郡斋赠王卿》《寄恒璨》，前者在“秋斋雨成滞”，“幽独岁逾赊”的境况中，想起有“出尘意”的朋友；后者则因为“今日郡斋闲，思问楞伽字”[105]而寄诗给对方，类似的还有《宿永阳寄璨律师》。他的《寄全椒山中道士》正是在“今朝郡斋冷，忽念山中客”的幽居场合写出的名作。同时其亲友也因为“爱我郡斋幽”而“诗兴一相留”[106]。于鹄称李太守“郡斋常夜扫，不卧独吟诗。把烛近幽客，升堂戴接”[107]，可见参与郡斋作诗的是性情相近的幽客。白居易《招萧处士》是邀请当地的一位处士来一起饮酒赋诗：“庭前吏散后，江畔路干时。请君携竹杖，一赴郡斋期。”姚合《送清敬阇黎归浙西》称“郡斋师去后，寂寞夜吟稀”[108]，则这位僧人当是平时常和主人一起郡斋夜吟的知己。这类场合的创作是郡斋诗的主流，最能反映作者的真实心境。
    二是郡守在公务之暇或送别同僚时举行燕集。如韦应物《郡斋雨中与诸文士燕集》记述当时的场景：“兵卫森画戟，宴寝凝清香。海上风雨至，逍遥池阁凉。烦痾近消散，嘉宾复满堂。……俯饮一杯酒，仰聆金玉章。神欢体自轻，意欲凌风翔。吴中盛文史，群彦今汪洋。方知大藩地，岂曰财赋疆。”[109]此诗向来被视为郡斋诗的典型，受到时人称美。这种宴集不仅是嘉宾群集赋诗，也有景物的观赏，所以他在回应刘太真的赞美时说：“高闲(一作山城)庶务理，游眺景物新。朋友亦远集，燕酌在佳辰。”[110]顾况也曾描述同样的场景：“好鸟依佳树，飞雨洒高城。况与二三子，列坐分两楹。文雅一何盛，林塘含馀清。”[111]这类郡斋宴集除了作诗以外还有音乐的欣赏，如孟郊《夜集汝州郡斋听陆僧辩弹琴》：“康乐宠词客，清宵意无穷。征文北山外，借月南楼中。”[112]有时甚至还有舞姬佐酒。如刘禹锡《酬窦员外郡斋宴客偶命柘枝因见寄兼呈张十一院长元侍御》：“分忧馀刃又从公，白羽胡床啸咏中，彩笔谕戎矜倚马，华堂留客看惊鸿。”[113]除了郡守公务余暇的雅集，送别也是郡斋宴集的原因之一，如张登《冬至夜郡斋宴别前华阴卢主簿并序》的序文说：“范阳卢君道漳以适越，……时日南至，登与宾客僚吏会别于郡斋，骊酒卜夜，夜艾酒酣。而不能自已，故咸请诗之。由是探韵而赋。”[114]这类场合免不了人人都要分韵赋诗。此外，郡楼登眺之作可视为郡斋诗的扩大，这类诗也往往出于大规模宴集的场合，如于邵《九日陪廉使卢端公宴东楼序》：“封略既静，公堂自闲，况重阳美景，得不为乐？大合宾佐，高张郡楼，红尘发地，青山垌牧。连天涨海，来接苍梧。凭高而翠霭转微，送远而白雁看没，泛椒菊而算爵，顾丝桐而闲奏。宾醉月上，主待露晞，想彭泽之独游，怅马台之陈迹。今日之会，何其盛欤！”[115]从序文的内容以及现存的一些郡楼诗来看，在高处观览远近景色是这类场合作诗的题中之义。郡斋燕集以唐代社会充裕的物质条件为基础，以夸示地方的文雅盛事为娱乐，是唐代官场文人爱好诗酒雅集的传统风气中出现的新时尚。
    三是在送别官员赴外郡任职的场合，往往在诗中预想其到任后的郡斋赋诗生活。如韩翃《送李中丞赴商州》：“郡斋多赏事，好与故人同。”[116]姚合《和王(一作刘)郎中题华州李中丞厅》：“莲华峰下郡斋前，绕砌穿池贮瀑泉。君到亦应闲不得，主人草圣复诗仙。”[117]赵嘏《送滕迈郎中赴睦州》：“郡斋秋尽一江横，频命郎官地更清，星月去随新诏动，旌旗遥映故山明。诗寻片石依依晚，帆挂孤云杳杳轻。想到钓台逄竹马，只应歌咏伴猿声。”[118]贾岛《送饶州张使君》：“道心生向前朝寺，文思来因静夜楼。”[119]周繇《送江州薛尚书》：“郡斋多岳客，乡户半渔翁。王事行春外，题诗寄远公。”[120]无论作者是否有过郡斋生活的体验，都认为郡斋是理所当然的吟赏烟霞、招揽幽客的作诗场所。这类场合所作的诗歌虽然与郡斋燕集一样都是应酬，但会因送别对象境遇的差异而表现出不同的内容和心态。
    三类场合虽有公私的差别，但是从以上的诗例可以看出，对于郡斋诗的内容应该侧重在表现放浪形迹、逍遥山水的出尘之意，时人是有共识的。这种创作环境使“沧洲吏”们自然地接续了小谢开创的郡斋诗传统。大历以后，诗人们常在郡斋诗中提及小谢。如白居易赞美宣州崔大夫所作郡斋诗：“谢玄晖殁吟声寝，郡阁寥寥笔砚闲。无复新诗题壁上，虚教远岫列窗间(谢宣城郡内诗云：窗中列远岫)。……再喜宣城章句动，飞觞遥贺敬亭山。”[121]白居易贞元十五年在宣州举进士的诗题也是小谢的《窗中列远岫》：“宣城郡斋在，望与古时同。”[122]许浑在《留别赵端公并序》中预想到任后将在郡斋“高榻留眠谢守窗”的情景[123]。赵嘏《寄卢中丞》也想象对方“独携一榼郡斋酒，吟对青山忆谢公”[124]。这种接续小谢创作传统的自觉性，使中晚唐郡斋诗的题材范围与小谢大致相近，即郡斋公务生活的描写和隐居情怀的抒发。前者多见于大郡和富郡的郡斋诗里，如白居易在苏州刺史任上就说：“候病须通脉，防流要塞津。救烦无若静，补拙莫如勤。削使科条简，摊令赋役均。以兹为报劾，安敢不躬亲。襦袴提于手，韦弦佩在绅。敢辞称俗吏，且愿活疲民。”[125]表现了郡守忧民勤政的责任感。只是这类内容相比隐居情怀的抒发要少得多。不过，中晚唐的“沧洲吏”们虽然以谢朓自比，企慕吏隐的雅趣，其郡斋诗的审美特征和表现重点却与谢朓有较大差异。最显著的差别自然是上文所述产生于郡斋燕集和送别场合的这两类，不见于小谢诗。这是唐代特有的时代条件和物质文明所造就的官僚文化在诗歌中的反映。但产生于这两种集体创作场合的诗歌，应酬多于真情的抒发，并不是郡斋诗的主流。以下仅就产生于第一类场合的较为典型的郡斋诗说明其不同于小谢的特色。
    其一，小谢虽然视外郡为沧州，但视野主要在斋外风景的远眺中展开，并未将郡斋视为“幽人居”。而在中晚唐不少诗人的笔下，更强调郡斋本身和隐居环境的相同，甚至达到浑然一体的程度。如：“及兹佐山郡，不异寻幽栖。小吏趋竹径，讼庭侵药畦。”[126]似乎小吏和讼庭都成了幽栖的组成部分。“讼堂寂寂对烟霞，五柳门前聚晓鸦。流水声中视公事，寒山影里见人家。”[127]县官在讼堂办公就像是在陶渊明的五柳人家观赏山水。张谓羡慕其从弟官舍成为猿鸟的乐园，公事似乎就是赏花钓鱼：“羡尔方为吏，衡门独晏如。野猿偷纸笔，山鸟污图书。竹里藏公事，花间隐使车。不妨垂钓坐，时脍小江鱼。”[128]所以在诗人们笔下，沧洲就在县斋郡斋：“县与白云连，沧洲况县前。”[129]“孤城临远水，千里见寒山。白雪无人唱，沧洲尽日闲。”[130]“孤城向夕原，春入景初暄。绿树低官舍，青山在县门。”[131]不但县门郡门隐在青山白云里，而且郡斋里里外外也像隐者的居所：“官舍黄茅屋，人家苦竹篱。”[132]“郡清官舍冷，枕席溅山泉。”[133]李洞《春日隐居官舍感怀》干脆称官舍为隐居：“风吹烧烬杂汀沙，还似青溪旧寄家。入户竹生床下叶，隔窗莲谢镜中花。苔房毳客论三学，雪岭巢禽看两衙。销得人间无限事，江亭月白诵南华。”[134]这就完全隐去了官舍的世俗环境，使之成为真正的沧洲了。
    其二，随着官舍与隐居环境的趋同，“沧洲吏”也在郡斋诗中努力自塑隐士的角色，尽量淡化吏的世俗色彩，强化“隐”的清高姿态。如司空曙《寄卫明府常见短靴褐裘，又务持诵是以有末句之赠》描写卫明府在官舍中的形象：“柴桑官舍近东林，儿稚初髫即道心。侧寄绳床嫌凭几，斜安苔帻懒穿簪。高僧静望山僮逐，走吏喧来水鸭沉。翠竹黄花皆佛性，莫教尘境误相侵。”[135]俨然是一个终日诵经的褐衣居士，连小童、走吏都有了道心。既然郡斋远离尘境，那么斋中主人自然也都是沧洲傲吏，如“却顾郡斋中，寄傲与君同。”[136]“轺车忽枉辙，郡府自生风。遣吏山禽在，开罇野客同。”[137]“及此斋心暇，翛然与道俱。……迹似桃源客，身膺竹使符。”[138]“栖息绝尘侣，孱钝得自怡。……腰悬竹使符，心与庐山缁。”[139]这些傲吏几乎个个都是腰悬竹符的桃源中人。他们身穿的是荷衣：“田田池上叶，长是使君衣。”[140]手持的是经卷：“南国秋犹热，西斋夜暂凉。闲吟四句偈，静对一炉香。身老同丘井，心空是道场。”[141]交往的是禅僧：“以兹得高卧，任物化自淳。还因访禅隐，知有雪山人。”[142]“官舍种莎僧对榻，生涯如在旧山贫。”[143]李商隐歌咏府主柳仲郢在公务之暇的风雅：“既而军垒无喧，郡斋多暇。纱为管帽，布是孙衾。神仙中人，方其携手；风尘外物，乃以关身。梦里题诗，醉中裁简，临池笔落，动草琴休。”[144]其实也是对中晚唐郡斋诗中傲吏化身为隐士形象的一个全面描绘。姚合的《武功县作三十首》从各个角度描写自己任武功主簿三年期间，县斋变成隐居、县吏变为隐士的疏懒生活，可以说是集中地体现了中晚唐郡斋诗的以上特色，只是用“武功体”的独特风格表现出来而已。
    而这些风雅傲吏表面上“理会是非遣，性达形迹忘”[145]，内心却充满出处之间的痛苦挣扎：“愧作拳偻人，沉迷簿书内。登临叹拘限，出处悲老大。”[146]无辜被黜的怨恨：“身在薜萝中，头刺文案边。……得罪为何名，无阶问皇天。”[147]重返朝堂的企盼：“自愧朝衣犹在箧，归来应是白头翁。”[148]怀才不遇的愤慨：“不教才展休明代，为罚诗争造化功。我亦思归田舍下，君应厌卧郡斋中。”[149]其中以白居易和姚合对内心世界的剖析最为细致，这也形成了他们的郡斋和县斋诗不同于小谢的重要特点。
    其三，小谢郡斋诗的视野中以山水为主，兼带田园。中晚唐郡斋诗人里虽有韦应物继承了小谢的创作传统，多写自己在郡斋附近游览的山水田园景色，而且将其仕历之内的县斋和郡斋都写成了田园[150]。但是韦应物以外的其他郡斋诗则很少描写田园，就连身处僻县的姚合，写郊野《游春十二首》，也只是注目于沿路的花草莺蝶。更多郡斋诗的审美视野则转向池亭，缩小到庭园的小趣味之中，境界也有趋同的倾向。不妨比较以下几首集中描写郡斋园池的诗歌：崔护《郡斋三月下旬作》：“春事日已歇，池塘旷幽寻。残红披独坠，嫩绿间浅深。偃仰卷芳褥，顾步爱新阴。”[151]白居易《题西亭》：“西园景多暇，可以少踌躇。池鸟澹容与，桥柳高扶疎。烟蔓袅青薜，水花披白蕖。何人造兹亭，华敞绰有余。四檐轩鸟翅，复屋罗蜘蛛。直廊抵曲房，窱深且虚，修竹夹左右，清风来徐徐。”[152]白居易《郡中西园》：“闲园多芳草，春夏香靡靡。深树足佳禽，旦暮鸣不已。院门闭松竹，庭径穿兰芷。爱彼池上桥，独来聊徙倚。鱼依藻长乐，鸥见人暂起，有时舟随风，尽日莲照水。谁知郡府内，景物闲如此。始悟喧静缘，何尝系远迩。”[153]姚合《郡中西园》：“西园春欲尽，芳草径难分。静语唯幽鸟，闲眠独使君。密林生雨气，古石带潮(一作苔)文。虽去清秋远，朝朝见白云。”[154]这几首诗写景无论繁简，无非都是根据园景的布局，描写花草林木禽鸟鱼鸥的动态，以及闲游其间享受静趣的愉悦。写多了就有雷同之感，这是由郡斋庭园本身的空间局限所决定的。
    而更重要的原因是，诗人写这类景物目的不在于像盛唐山水诗人那样澄怀观道、营造意境，而只求在池园小景中自适。正如白居易《官舍内新凿小池》所说：“帘下开小池，盈盈水方积。中底铺白沙，四隅甃青石。勿言不深广，但取幽人适。泛滟微雨朝，泓澄明月夕。岂无大江水，波浪连天白。未如床席前，方丈深盈尺。清浅可狎弄，昏烦聊漱涤。最爱晓暝时，一片秋天碧。”[155]小园浅池有大江巨浪的壮伟景观不能相比的地方，就因为近在窗下门前，朝夕相对，最能涤除公务的昏烦，在床席之间就能体会幽人自适的情趣。韦应物《题石桥》也说：“郡斋三四峰，如有灵仙迹。……自与幽人期，逍遥竟朝夕。”所以郡斋诗全面写景的并不多，倒有不少借某些小景抒发适意一时的兴致，如刘禹锡《和宣武令狐相公郡斋对新竹》“新竹翛翛韵晓风，隔囱依砌尚蒙笼。数间素壁初开后，一段清光入坐中。欹枕闲看知自适，含毫朗咏与谁同。”[156]“适”的观念原由庄子提出：“知忘是非，心之适也。”“始乎适而未尝不适者，忘适之适也。”[157]两晋玄学家讨论《逍遥游》，认为庄子谈的根本问题是如何能达到“适”。支遁指出所谓逍遥，主要是“明圣人之心”，也就是心理上达到的一种“适”的境界，而“足”是“适”的前提。于是“适”和“足”相联系的观念在东晋深入人心[158]。在晋宋到盛唐的山水诗里，“无往而不适”主要表现在率性而行、随兴所至的闲游中。如戴逵的《闲游赞》所说：“况物莫不以适为得，以足为至。彼闲游者，奚往而不适，奚待而不足。”[159]其理趣往往包含在山水田园诗的景物描写里。同时，“自适”也是一种安于贫贱、自甘淡泊的人生态度，如苏轼所说：“靖节以无事自适为得此生，则凡役于物者，非失此生耶？”[160]大历以后，这种含义渐渐为更多的诗人所阐发。如韦应物说：“吾道亦自适，退身保玄虚。”[161]张籍说自己安于穷居就是“适”：“贫贱易为适，荒郊亦安居。”[162]白居易谈得最多：“人心不过适，适外复何求。”[163]“至适无梦想，大和难名言。”[164]“身适忘四肢，心适忘是非。既适又忘适，不知吾是谁。”[165]达到至适的境界，也就体悟了庄子物我两忘、泯灭是非的大道。在游览或闲居生活中的“适性”、“适意”和“自适”，一般都表现远离尘俗的宁静心境，或无欲无求的超脱恬淡。所以更着重于显现诗中人物逍遥自得的意兴，景物的欣赏和刻画反倒在其次了。
    而在郡斋庭院之外，由于郡楼登览的视野开阔，有时倒能产生若干与盛唐山水诗风格近似的作品，这类诗一般的写法是从居高临下的角度静态地铺展远近所见，概括本郡的风光特色。如羊士谔《郡楼晴望》二首、李咸用《登楼值雨》二首等。但也有一些类似的题目，内容从山水观赏转向民情风俗。写富郡的如白居易的《重题别东楼》：“东楼胜事我偏知，气象多随昏旦移。湖卷衣裳白重迭，山张屏障绿参差。海仙楼塔晴方出，江女笙箫夜始吹。春雨星攒寻蟹火，秋风霞飐弄涛旗。宴宜云髻新梳后，曲爱霓裳未拍时。太守三年嘲不尽，郡斋空作百篇诗。”[166]在杭州面湖带山的春秋美景之中，是江女笙歌、万人寻蟹、钱塘弄涛的热闹风俗。而写远郡的如刘兼《郡楼闲望书怀》：“郡城楼阁绕江滨，风物清秋入望频。铜鼓祭龙云塞庙，芦花飘市雪黏人。莲披净沼群香散，鹭点寒烟玉片新。”[167]清秋风物中既有寒烟白鹭的江景，也有铜鼓喧闹的庙宇，甚至有芦花黏人的市集。这类写景再也没有盛唐山水诗清空悠远的独往之趣，却融合了郡县官吏理应关注的市声民俗。
    中晚唐郡斋诗的以上特点，使之成为不同于初盛唐别业诗的一种诗歌类型。笔者在二十年前也曾在《山水田园诗派研究》一书中提出过“别业诗”的概念[168]，认为从王绩开始，原来在南朝分为两路发展的山水和田园两类题材在别业中合流。别业原意是本宅之外的别所。初盛唐别业既指士人家乡祖业中的田居，又指官吏在自宅以外别置的园林或田庄。这类别业多带田亩，某些显贵的私园规模很大，连皇帝都带大臣前往游览。朝官在休沐时住在别业，便自称为“朝隐”。盛唐时京城内外一般士人也有别业，很多著名的山水诗和田园诗就产生于别业之中。大历以后，这类别业仍然存在，有时从诗里描写的“林亭”、“池亭”可以看出，实际上也是别业。但是中晚唐明确称“别业”的诗作相当一部分见于送人归乡的场合，这种别业大多数指家乡田庄，是士人归隐后的所在。另外也还有一些地方官员在任所购置田园作为别业，其中也会写到农事和田园风光。但像初盛唐文人那样多在王侯巨卿的别业中歌咏朝隐的现象已不再成为主流。由此可以说，郡县官舍已经成为中晚唐士人实现“吏隐”的另一类主要场所。但由于“沧洲吏”的心态变化，以及郡斋诗审美视野的缩小，其表现重点在于强化郡斋的幽居特性，刻意在公务环境中营造出对宦情的疏离姿态和幽人自适的小天地。除了韦应物常将郡斋描写成田园以外，一般郡斋诗里少见王、孟式的田园趣味，景物描写多偏重于烘托傲吏的风雅形象和闲适情致，从而失去了盛唐别业诗那种澄怀观道、空静优美的典型意境。因此，郡斋诗虽然给“沧洲吏”提供了歌咏隐逸和欣赏自然的新角度，却未能继承盛唐别业诗融合山水田园题材的创作传统。尽管如此，郡斋诗和别业诗的基本性质依然相似，都是企图在吏和隐之间找到平衡，在官场庸碌昏烦的生涯中为诗人开辟一方心灵的净土，反映了唐代特有的官僚制度、物质文明以及自然环境的综合因素所造成的士大夫文化。
    注释：
    [1]如蒋寅：《“武功体”与“吏隐”主题的发展》，《扬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古典诗歌中的“吏隐”》，《苏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吴刚：《韦应物“吏隐”的矛盾思想对其诗歌的影响》，《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刘红霞：《论唐诗中的吏隐主题》，《深圳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杜学霞：《朝隐、吏隐、中隐》，《河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汪国林：《论白居易吏隐思想及其对宋代文人的影响》，《求索》2011年第6期；等等。
    [2]此外，蒋寅早在《大历诗风》一书中曾提及韦应物在州县官任上所作的诗，“不妨称之为郡斋诗”(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第94页)。查屏球也在《从游士到儒士》一书中提到“其时，地方长官的郡斋俨然已成为一个新的创作中心”，“郡斋诗作为一种新兴诗歌类型，其于贞元初开始兴盛也缘于此”(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07页)，但都未展开论述。
    [3]《登池上楼》，顾绍柏：《谢灵运集校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3页。
    [4]《游岭门山》，顾绍柏：《谢灵运集校注》，第60页。
    [5]《斋中读书》，顾绍柏：《谢灵运集校注》，第61页。
    [6]《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曹融南：《谢宣城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19页。
    [7]《宣城郡内登望》，曹融南：《谢宣城集校注》，第225页。
    [8]《高斋视事》，曹融南：《谢宣城集校注》，第280页。
    [9]《郡内高斋闲望答吕法曹》，曹融南：《谢宣城集校注》，第282页。
    [10]《冬日晚郡事隙》，曹融南：《谢宣城集校注》，第228页。
    [11]《落日怅望》，曹融南：《谢宣城集校注》第230页。
    [12]《山水田园诗派研究》，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32页。
    [13]《全唐诗》卷815。
    [14]《全唐诗》卷285。
    [15]韦应物：《酬刘侍郎使君刘大真》，孙望：《韦应物诗集系年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28页。
    [16]《全唐文》卷395。
    [17]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第三册，第156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18]韩泉欣：《孟郊集校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312页。
    [19]《全唐诗》卷417。
    [20]《全唐文》卷491。
    [21]《全唐文》卷492。
    [22]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871页。
    [23]杨世明：《刘长卿集编年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6页。
    [24]杨世明：《刘长卿集编年校注》，第229页。
    [25]《松江独宿》，此诗一作周贺，杨世明认为当是刘长卿作，杨世明：《刘长卿集编年校注》，第89页。
    [26]刘长卿：《送卢判官南湖》，杨世明：《刘长卿集编年校注》，第162页。
    [27]刘长卿：《贬南巴至鄱阳题李嘉祐江亭》，杨世明：《刘长卿集编年校注》，第207页。皇甫冉的“郡吏名何晚，沙鸥道自同”(《逢庄纳因赠》，《全唐诗》卷250)意思也相同。
    [28]《答李滁州见寄》，《全唐诗》卷247。
    [29]《全唐诗》卷57。
    [30]《蓝田山庄》，陶敏、易淑琼：《沈俭期宋之问集校注》(下)，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377页。
    [31]《全唐文》卷613。
    [32]《白居易集笺校》第三册，第1488—1489页。
    [33]《全唐诗》卷606。
    [34]《刘长卿集编年校注》，第154页。
    [35]《刘长卿集编年校注》，第413页。
    [36]杨世明：《刘长卿集编年校注》，第426页。
    [37]《全唐诗》卷384。
    [38]《全唐诗》卷535。
    [39]《全唐诗》卷589。
    [40]如《旧唐书·韦嗣立传》：“朝廷物议，莫不重内官，轻外职，每除授牧伯，皆再三披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869页。郑处诲《明皇杂录》卷下：“开元中，朝廷选用群官，必推精当，文物既盛，英贤出入，皆薄其外任。虽雄藩大府，由中朝冗员而授，时以为左迁。”《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967页。
    [41]承台湾大学高明士教授告知，日本学者对此早有相关研究。今查长部悦宏《唐代州刺史研究》(日本《奈良史学》九，1991年)根据郁贤皓《唐刺史考》加以统计，提出：唐代后半期京官迁转为州刺史的例子有所增加并有向重要地区赴任的趋势，是由于唐后半期改变了前半期轻视外官的风气。
    [42]参看王湛《“不历州县不拟台省”选官原则在唐代的实施》，《江西社会科学》2006年11期；张卫东《唐代刺史选授制度论析》，《求索》2009年第6期。
    [43]陈寅恪：《元白诗中俸料钱问题》，《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69页。
    [44]《资治通鉴》卷225，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7243页。
    [45]参看贾艳红《唐代择官理念变化原因浅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46]张楚：《与达奚侍郎书》，《全唐文》卷306。
    [47]参看拙文《盛唐“文儒”的形成和复古思潮的滥觞》，《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4—299页。
    [48]王昌龄：《送韦十二兵曹》：“县职如长缨，终日检我身。……出处两不合，忠贞何由伸。”《全唐诗》卷1400。
    [49]萧颖士：《赠韦司业书》，《全唐文》卷323。
    [50]《题衡山县文宣王庙新学堂呈陆宰》，仇兆鳌：《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079页。
    [51]李翰《凤阁王侍郎传论赞》：“论曰：……常欲兴礼制乐，筒刑宽政。奖儒术，抑吏道，正风俗，厚人伦。”《全唐文》卷431。柳冕《与权侍郎书》：“故吏道之理天下，天下奔竞而无廉耻者，以教之者末也。”《全唐文》卷527。
    [52]严识元：《潭州都督杨志本碑》，《全唐文》卷267。
    [53]苏颋：《授崔缜太子舍人制》，《全唐文》卷252。
    [54]崔嘏：《授蔡京赵滂等御史等制》，《全唐文》卷126。
    [55]贾餗：《赞皇公李德裕德政碑》，《全唐文》卷731。
    [56]司空图：《故太子太师致仕卢公神道碑》，《全唐文》卷809。
    [57]《罢摄官后还旧居留辞李侍郎》，杨世明：《刘长卿集编年校注》，第162页。
    [58]《全唐诗》卷241。
    [59]孙望：《韦应物诗集系年校笺》，第329页。
    [60]《全唐诗》卷198。
    [61]杜牧：《李暨除绛州刺史魏中庸除亳州刺史曹庆除威远营使等制》，《全唐文》卷748。
    [62]李德裕：《穷悉志序》，《全唐文》卷707。
    [64]羊士谔：《巴南郡斋雨中偶看长历是日小雪有怀昔年朝谒因成八韵》，《全唐诗》卷332。
    [65]《全唐诗》卷299。
    [66]《白居易集笺校》第5册，第2792页。
    [67]马通伯：《韩昌黎文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72年版，第51页。
    [68]《全唐文》卷492。
    [69]岑参：《郡斋南池招杨辚》，《全唐诗》卷200。
    [70]卢纶：《送从叔牧永州》，《全唐诗》卷276。
    [71]杨于陵：《郡斋有紫薇双本》，《全唐诗》卷330。
    [72]羊士谔：《郡楼晴望》二首，《全唐诗》卷332。
    [73]令狐楚：《夏至日衡阳郡斋书怀》，《全唐诗》卷334。
    [74]吕温：《道州郡斋卧疾寄东馆诸贤》，《全唐诗》卷371。
    [75]王建：《昭应官舍》。
    []白居易：《官舍》，《白居易集笺校》第1册，第438页。
    [76]白居易：《招萧处士》，《白居易集笺校》第2册，第588页。
    [77]白居易：《官舍闲题》，《白居易集笺校》第2册，第958页。
    [78]白居易：《郡斋暇日，辱常州陈郎中使君早春晚坐水西馆书事诗十六韵见寄，亦以十六韵酬之》，《白居易集笺校》第1册，第436页。
    [79]来鹄：《新安官舍闲坐》，《全唐诗》卷642。
    [80]白居易：《郡斋旬假始命宴呈座客示郡寮》，《白居易集笺校》第3册，第1399页。
    [81]白居易：《初到郡斋，寄钱湖州李苏州，聊取二郡一哂，故有落句之戏》，《白居易集笺校》第3册，第1331页。
    [82]白居易：《南宾郡斋即事寄杨万州》，《白居易集笺校》第2册，第587页。
    [83]岑参：《郡斋平望江山》，《全唐诗》卷200。
    [84]李嘉祐：《暮春宜阳郡斋愁坐忽枉刘七侍御新诗因以酬答》，《全唐诗》卷207。
    [85]独孤及：《酬皇甫侍御望天灊山见示之作》，《全唐诗》卷246。
    [86]顾况：《酬漳州张九使君》，《全唐诗》卷264。
    [87]刘仁瞻：《袁州厅壁记》，《全唐文》卷876。
    [88]危全讽：《州衙宅堂记》，《全唐文》卷868，参看同卷危氏所作《重修抚州公署记》。
    [89]韦应物：《郡斋雨中与诸文士燕集》，孙望：《韦应物诗集系年校笺》，第424页。
    [90]韦应物：《郡斋感秋寄诸弟》，孙望：《韦应物诗集系年校笺》，第283页。
    [91]韦应物：《荅崔都水》，孙望：《韦应物诗集系年校笺》，第329页。
    [92]韦应物：《郡斋移杉》，孙望：《韦应物诗集系年校笺》，第293页。
    [93]韦应物：《题石桥》，孙望：《韦应物诗集系年校笺》，第366页。
    [94]岑参：《虢州郡斋南池幽兴因与阎二侍御道别》，《全唐诗》卷198。
    [95]戴叔伦：《张评事涉秦居士系见访郡斋即同赋中字》，《全唐诗》卷274。
    [96]刘禹锡：《乐天寄忆旧游因作报白君以答》，《全唐诗》卷356。
    [97]孟郊：《峥嵘岭》，韩泉欣《孟郊集校注》，第379页。
    [98]《亚元舍人不替深知猥贻佳作三篇，清绝不敢轻酬，因为长歌聊以为报》，《全唐诗》卷753。
    [99]见令狐楚《郡斋左偏栽竹百餘竿，炎凉已周，青翠不改。而为墙垣所蔽，有乖爱赏，假(一作暇)日命去斋居之东墙。由是俯临轩阶，低映帷户。日夕相对。颇有翛然之趣》，《全唐诗》卷334，刘禹锡《郴州杨侍郎玩郡斋紫薇花十四韵》《全唐诗》卷355，《和令狐相公郡斋对紫薇花》，《全唐诗》卷358等。
    [100]刘禹锡：《郴州杨侍郎玩郡斋紫薇花十四韵》。
    [101]刘长卿：《题萧郎中开元寺新构幽寂亭》，《刘长卿集编年校注》，第428页。
    [102]元结：《右溪记》，《全唐文》卷382。
    [103]刘禹锡：《吏隐亭述》，《全唐文》卷607。
    [104]引自《吏隐亭述》。
    [105]《郡斋赠王卿》，《韦应物诗集系年校笺》，第278页，《寄恒璨》，《韦应物诗集系年校笺》，第340页。
    [106]韦应物：《送崔叔清游越》，《韦应物诗集系年校笺》，第464页。
    [107]于鹄：《夜会李太守宅(一作宿太守李公宅)》，《全唐诗》卷310。
    [108]《全唐诗》卷496。
    [109]《韦应物诗集系年校笺》，第424页。
    [110]韦应物：《酬刘侍郎使君刘太真》，《韦应物诗集系年校笺》，第428页。
    [111]顾况：《酬本部韦左司一题作奉和同郎中韦使君郡斋雨中宴集时况左迁饶州》，《全唐诗》卷264。
    [112]《孟郊集校注》第169页。
    [113]《全唐诗》卷361。
    [114]《全唐诗》卷313。
    [115]《全唐文》卷426。
    [116]《全唐诗》卷245。
    [117]《全唐诗》卷501。
    [118]《全唐诗》卷549。
    [119]《全唐诗》卷574。
    [120]《全唐诗》卷635。同卷周繇《送洛阳崔员外》：“日送归朝客，时招住岳僧。郡斋台阁满，公退即吟登。”
    [121]白居易：《宣州崔大夫阁老忽以近诗数十首见示，吟讽之下，窃有所喜，因成长句寄题郡斋》，《白居易集笺校》第4册，第2421页。
    [122]《白居易集笺校》第4册，第2598页。
    [123]《全唐诗》卷535。
    [124]《全唐诗》卷550。
    [125]白居易：《自到郡斋仅经旬日，方专公务，未及宴游。偷闲走笔题二十四韵》，《白居易集笺校》第3册，第1624页。
    [126]岑参：《虢州郡斋南池幽兴与阎二侍御道别》，《全唐诗》卷198。
    [127]崔峒：《题桐庐李明府官舍》(一作《赠同官李明府》)，《全唐诗》卷294。
    [128]张谓：《过从弟制疑官舍竹斋》，《全唐诗》卷197。
    [129]黄滔：《寄湘中郑明府》，《全唐诗》卷704。
    [130]张乔：《郢州即事》，《全唐诗》卷638。
    [131]欧阳玭：《巴陵》，《全唐诗》卷600。
    [132]白居易：《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白居易集笺校》第2册，第703页。
    [133]李洞：《送知己》，《全唐诗》卷722。
    [134]《全唐诗》卷723。
    [135]《全唐诗》卷293。
    [136]戴叔伦：《九日与敬处士左学士同赋采菊上东山便为首句》，《全唐诗》卷273。
    [137]戴叔伦：《张评事涉秦居士系见访郡斋即同赋中字》，《全唐诗》卷274。
    [138]羊士谔：《郡斋读经》，《全唐诗》卷332。
    [139]韦应物：《郡内闲居》，《韦应物诗集系年校笺》，第406页。
    [140]姚合：《杭州郡斋南亭》，《全唐诗》卷500。
    [141]白居易：《郡斋暇日忆庐山草堂兼寄二林僧社三十韵多叙贬官已来出处之意》，《白居易集笺校》第2册，第1151页。
    [142]皎然：《奉酬干中丞使君郡斋卧病见示一首》，《全唐诗》卷815。
    [143]郑谷：《所知从事近藩偶有怀寄》，《全唐诗》卷676。
    [144]李商隐：《唐梓州慧义精舍南禅院四证堂碑铭(并序)》，《全唐文》卷780。文中称道的“尚书河东公”，即时为东川节度使的柳仲郢。
    [145]韦应物：《郡斋雨中与诸文士燕集》。
    [146]独孤及：《酬皇甫侍御望天灊山见示之作》，《全唐诗》卷246。
    [147]顾况：《寄上兵部韩侍郎奉呈李户部、卢刑部、杜三侍郎》，《全唐诗》卷264。
    [148]羊士谔：《郡斋感物寄长安亲友》，《全唐诗》卷332。
    [149]白居易：《答刘和州禹锡》，《白居易集笺校》第3册，第1617页。
    [150]见拙著《山水田园诗派研究》，第321—332页。
    [151]《全唐诗》卷368，一作张又新诗。
    [152]《白居易集笺校》第3册，第1401页。
    [153]《白居易集笺校》第3册，第1402页。
    [154]《全唐诗》卷500。一作许浑诗。
    [155]《白居易笺校》第1册，第367页。
    [156]《全唐诗》卷360。
    [157]郭庆藩：《庄子集释》第三册《达生》篇，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662页。
    [158]参见拙文《苏轼诗文中的理趣》，《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第449—465页。
    [159]《全晋文》卷137，《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3册，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2250页。
    [160]苏轼：《题渊明诗二首》，傅成、穆俦标点《苏轼全集》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2114页。
    [161]韦应物：《寄冯著》，《韦应物诗集系年校笺》，第85页。
    [162]张籍：《野居》，《全唐诗》卷383。
    [163]白居易：《适意》，《白居易集笺校》第1册，第317页。
    [164]白居易：《春眠》，《白居易集笺校》第1册，第315页。
    [165]白居易：《隐几》，《白居易集笺校》第1册，第314页。
    [166]《白居易集》诗中有原注：“余杭风俗，每寒食雨后夜凉，家家持烛寻蟹，动盈万人，每岁八月，迎涛弄水者悉举旗帜焉。”《白居易集笺校》第3册，第1568页。
    [167]《全唐诗》卷766。
    [168]此后也有学者对别业诗再加阐发。如李浩《唐代园林别业考论》，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斯蒂芬·欧文：《唐代别业诗的形成上》，《唐代别业诗的形成下》，陈磊译：《古典文学知识》1997年11月—1998年1月。
    作者简介：葛晓音，女，上海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讲座教授。
    原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