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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砺锋 摘要：对于晚唐诗风，前人的评述大多从宏观着眼，但也可以对晚唐诗歌进行微观性质的考察，考察角度包括诗人的心态、作品的题材走向与艺术特征三方面。晚唐诗人中并非没有胸怀天下的有识之士，但对于他们而言，治国平天下的功名事业已是渐行渐远的梦想。除了写诗之外别无他业，也必然导致晚唐诗人对诗歌价值的无比推崇。在并无情感驱动的情况下为写诗而写诗，易于陷入为文造情的窘境。相应地，晚唐诗中，咏物与咏史这两类题材特别繁盛。除了咏物与咏史等题材，晚唐诗人也力图开拓新的题材范围来创新，但因为缺乏关注社会生活的胸怀和眼光，求新往往流于险怪、荒诞。晚唐诗人在细节性的艺术技巧上刻意求工，带来晚唐诗体长于律体而拙于古风、重视琢句而不重篇章结构、意尽句中而韵味不足等问题。 关键词：晚唐诗 晚唐体 微观考察 一 文学史的分期不可能精确到某个确定的年份，唐诗学上的“晚唐”也是如此。南宋的严羽首先提出“唐初体”“盛唐体”“大历体”“元和体”和“晚唐体”诸称，并未指明其起讫年代。但他在“元和体”下注云“元白诸公”[1]，而元稹卒于唐文宗太和五年（831），白居易卒于唐武宗会昌六年（846），可见严氏所谓“晚唐”大概是从唐宣宗大中年间（847—859）开始的。无独有偶，陆游指责晚唐诗风说：“陵迟至元白，固已可愤疾。及观晚唐作，令人欲焚笔。”[2]又说：“唐自大中后，诗家日趣浅薄。”[3]到了元代，杨士弘在《唐音》中将唐宪宗元和（806—819）为晚唐之起点，所以贾岛被视为晚唐诗人。明初的高棅往往被今人视为“四唐说”的倡始人，其实他在《唐诗品汇》中对唐诗的分期仍是延续严羽的五分法，即分成“初唐之渐盛”“盛唐之盛”“中唐之再盛”“晚唐之变”与“晚唐变态之极”五个阶段。其中的“晚唐之变”包括韩愈、柳宗元、张籍、王建、元稹、白居易、李贺、卢仝、孟郊、贾岛等人，实即今人所谓“中唐”。只有年代指“降而开成以后”，成员包括杜牧、温庭筠、李商隐、许浑等人的“晚唐变态之极”才基本符合今人所谓“晚唐”[4]。到了晚明的徐师曾，才明确指出“自文宗开成初至五季为晚唐”。[5]开成初年是公元836年。今人则多以唐文宗大和元年（827）为“晚唐”的开始，影响最大的要推傅璇琮、吴在庆编著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之《晚唐卷》。平亭众说，笔者认为还是最后一说较为合理。大和元年韩愈、孟郊、柳宗元、李贺等人已经去世，白居易、刘禹锡、元稹、张籍、王建等人已经进入晚年，比如张籍卒于三年以后，元稹卒于四年以后，王建卒于五年以后。至于年寿较永的白居易和刘禹锡，其创作高峰期也已过去。大和元年仍处于创作盛期的中唐诗人，仅贾岛一人，也已年近半百。相反，晚唐著名诗人多于大和年间或稍后登上诗坛。比如杜牧于大和二年（828）登进士第，许浑则于大和六年登进士第，诗名始著。稍后，赵嘏、马戴、李商隐、温庭筠等人相继成名。从整体而言，大和以后的诗坛确实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是为“晚唐”。 那么，与此前的初、盛、中唐相比，晚唐诗坛上是否出现了全新的面貌呢？对此，后人曾提出许多反证。有的论者指出晚唐诗歌中颇有诗风近于盛、中唐或成就不逊盛、中唐者，比如清人管世铭曾称赞三首晚唐人的五律：“温庭筠‘古戍落黄叶’，刘绮庄‘桂楫木兰舟’，韦庄‘清瑟怨遥夜’，便觉开、宝不远。可见文章虽限于时代，豪杰之士终不为风气所囿也。”[6]马戴则有多首五律名篇受到清人叶矫然的赞赏：“晚唐马虞臣‘猿啼洞庭树，人在木兰舟’，右丞之‘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也；‘广泽生明月，苍山夹乱流’，工部之‘薄云岩际宿，孤月浪中翻’也；‘积翠含微月，遥泉韵细风’，苏州之‘禁钟春雨细，宫树野烟和’也；‘河汉秋生夜，杉梧露滴时’，襄阳之‘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也。岂复有人代之隔哉？”[7]所谓“开、宝不远”，意即接近盛唐。所谓“右丞”“工部”“苏州”“襄阳”，即指王维、杜甫、韦应物、孟浩然等盛、中唐诗人。如果说五律是晚唐诗人特别擅长的诗体，那么卢汝弼因七绝《和李秀才边庭四时怨》被明人胡应麟评为“此盛唐高手无疑”[8]，张乔的七绝《宴边将》与《河湟旧卒》亦受到清人沈涛的盛赞：“二诗试掩其名，读者鲜不以为右丞、龙标。然则初、盛、中、晚之分，其亦可以已乎？”[9]而赵嘏则有七律深受明人赞赏：“赵嘏七言律有《题双峰院松》一篇，声气有类盛唐。”[10]可见被后人评为接近盛唐诗风的晚唐诗并不限于五律一体。然而这种举例式的点评毕竟不足以揭示晚唐诗坛的整体风貌，例如吴融的七律颇受后人赞赏，明人许学夷云：“吴融七言律《太行和雪》一篇，气格在初、盛之间。‘十二阑干’‘别墅萧条’‘长亭一望’三篇，声气亦胜，其他皆晚唐语也。”[11]吴融存诗近三百首，七律一体多达一百十九首，其中除三、四首外皆“晚唐语也”，实即整体风格不近初、盛唐。况且这种意见所涉及的晚唐诗人少如凤毛麟角，根本不能涵盖整个晚唐诗坛。所以，指出晚唐有少数诗人的少数作品风格接近初、盛、中唐，恰恰意味着晚唐诗风在整体上已与盛、中唐渐行渐远。 更多的论者则认为晚唐诗在整体风貌上与初、盛、中唐的诗风判然有别。此类论者中偶有赞赏晚唐诗之自具面目者，如清人严廷中云：“盛唐诗如朴玉浑金，盎然元气；晚唐诗如雕金琢玉，精巧绝伦。各有所长，不可偏废。争盛较晚，皆耳食之论，非本心语也。”[12]但是多数论者则将晚唐诗之异于盛唐视为重大的缺点，从而对晚唐诗严词贬斥，如宋人计有功云：“唐诗自咸通而下，不足观矣。乱世之音怨以怒，亡国之音哀以思，气丧而语偷，声烦而调急，甚者忿目褊吻，如戟手交骂，大抵王化习俗，上下俱丧，而心声随之，不独士子之罪也，其来有源矣！”[13]这样的论调在后代影响深远，以至于现代的唐诗学界对晚唐诗的研究远不如对盛、中唐诗之深入。笔者基本认同关于晚唐诗风有异于盛、中唐的观点，但不赞成对晚唐诗一笔抹杀。本文拟从诗人的心态、作品的题材走向与艺术特征三方面对晚唐诗歌进行微观性质的考察，从而揭示晚唐诗风的特点究竟何在。 二 宋人俞文豹云：“近世诗人好为晚唐体，不知唐祚至此，气脉浸微。士生斯时，无他事业，精神伎俩，悉见于诗。局促于一题，拘孪于律切，风容色泽，轻浅纤微，无复浑涵气象，求如中叶之全盛，李、杜、元、白之瑰奇，长章大篇之雄伟，或歌或行之豪放，则无此力量矣。故体成而唐祚亦尽，盖文章之正气竭矣。”[14]俞氏将晚唐诗风之不振归因于诗人自身，颇有眼光。下面对晚唐著名诗人的生平进行考察。 晚唐诗人中并非没有胸怀天下、心忧国事的有识之士，比如前期的杜牧、李商隐，后期的罗隐、韦庄、司空图、韩偓，都对大唐帝国渐趋没落的命运心怀忧虑。但此时的唐帝国已经病入膏肓，士人纵有雄心壮志，也已无力补天。杜牧出身相门，夙以济时命世为己任，留心于“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15]，早年作《罪言》《战论》等文，痛陈藩镇割据等时政之失，且曾注《孙子》，堪称豪杰之士。然而终生不遇，郁郁不振，仅以诗酒风流之浪漫文士著称于世。李商隐更是怀才不遇，襟抱未开，在牛李党争的夹缝中沉沦下僚，仅以诗人名世。至于年代更后的罗隐等人，则是生逢季世，满腹凄楚，试读罗隐的“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16]，韦庄的“今日乱离俱是梦，夕阳空见水东流”[17]，司空图的“身病时亦危，逢秋多恸哭。风波一摇荡，天地几翻覆”[18]，韩偓的“眼看朝市成陵谷，始信昆明是劫灰”[19]，字里行间充溢着乱离时代的哀伤愤怨。对于晚唐士人而言，治国平天下的功名事业已是渐行渐远的梦想。在盛、中唐时代，虽然也有不少在政治上无所建树的苦吟诗人，但他们至少在主观意图上仍是抱着建功立业的志向。杜甫与李贺，分别是盛唐与中唐诗坛上苦吟诗人的典型。杜甫曾自称“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20]，他在功名事业上并无建树，但是杜甫终身未曾忘怀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在其绝笔诗中依然难忘“牵裾惊魏帝，投阁为刘歆”的政治经历，依然关怀着“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21]的动乱局面，他几曾想做一个专业的诗人？正因如此，南宋的陆游咏及杜甫时感慨不已：“看渠胸次隘宇宙，惜哉千万不一施。……向令天开太宗业，马周遇合非公谁？后世但作诗人看，使我抚几空嗟咨！”[22]至于李贺，曾因苦吟而使其母亲叹曰：“是儿要当呕出心始已耳！”[23]他仕途失意，其生命只有短短的二十七年。然而李贺在政治上努力进取，像“少年心事当拏云，谁念幽寒坐呜呃”[24]、“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25]之类诗句，其雄心壮志昭然可见。晚唐的苦吟诗人则与杜甫、李贺分道扬镳。首先，从总体上看，晚唐诗人的生命中失去了建功立业的热情，年辈较高的姚合云：“世间多少事，无事可关心。”[26]又云：“颠倒醉眠三数日，人间百事不思量。”[27]年代更晚的诗人更是除了作诗之外别无所求，开成三年（838），喜好五言诗的唐文宗曾欲设置“诗学士”七十二员，因李珏奏称“诗人多穷薄之士，昧于识理。……今陛下更置诗学士，臣深虑轻薄小人，竞为嘲咏之词，属意于云山草木，亦不谓之‘开成体’乎”而罢[28]。虽然作为朝廷专职的“诗学士”并未付诸实施，但民间确实出现了以诗为业的士子，他们心目中的人生事业就是作诗。略举数例：刘得仁身为公主之子，然“自开成后至大中三朝，昆弟以贵戚皆擢显仕，得仁独苦工文。尝立志，必不获科第，不愿儋人之爵也。出入举场二十年，竟无所成，投迹幽隐，未尝耿耿。……端能确守格律，揣治声病，不汲汲于富贵”[29]。李群玉“清才旷逸，不乐仕进，专以吟咏自适”[30]。曹松“野性方直，罕尝俗事，故拙于进宦，搆身林泽，寓情虚无，苦极于诗”[31]；“学贾司仓为诗，此外无他能”[32]。周繇“家贫，生理索寞，只苦篇韵”[33]。马戴“苦家贫，为禄代耕，岁廪殊薄，然终日吟事，清虚自如”[34]。项斯“性疏旷，温饱非其本心。初筑草庐于朝阳峰前，长哦细酌，凡如此三十馀年”[35]。连自身的温饱都“非其本心”而只顾作诗，真可谓专业诗人了。在这方面，方干堪称典型。方干“幼有清才，散拙无营务。大中中，举进士不第，隐居镜湖中。……家贫，蓄古琴，行吟醉卧以自娱。”“早岁偕计，往来两京，公卿好事者争延纳，名竟不入手。遂归，无复荣辱之念。浙间凡有园林名胜，辄造主人，留题几遍。”[36]方干因此而在诗坛上享有盛名，吴融赠诗曰：“把笔尽为诗，何人敌夫子。句满天下口，名聒天下耳。不识朝，不识市。旷逍遥，闲徙倚。一杯酒，无万事。一叶舟，无千里。……一夕听吟十数篇，水榭林萝为岑寂。”[37]方干临终前，语其子曰：“志吾墓者谁欤？能无自志焉。吾之诗，人自知之。遂志其日月姓名而已。”[38]方干的生活形态和人生轨迹，完全符合前引俞文豹所云：“士生斯时，无他事业，精神伎俩，悉见于诗。”像方干这样的“职业诗人”，在盛唐诗坛上是绝无踪影的。盛唐诗人中生活形态最接近方干的也许是孟浩然，李白称他为“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39]，仿佛是高卧云山、绝意仕进的高士。其实孟浩然长期缠夹在出仕与退隐的矛盾痛苦中：早年胸怀远志，意在用世，但举场不利，举荐无人，无奈之下才被迫退隐山林。这些心路历程在其诗歌中有着明确的披露：“吾与二三子，平生结交深。俱怀鸿鹄志，共有鹡鸰心。”[40]“三十犹未遇，书剑时将晚。……冲天羡鸿鹄，争食嗟鸡鹜。望断金马门，劳歌采樵路。乡曲无知己，朝端乏亲故。谁能为扬雄，一荐甘泉赋？”[41]“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42]直到晚年入张九龄幕时，仍在诗中偶然流露出用世之志：“谢公还欲卧，谁与济苍生？”[43]无论心态还是形迹，孟浩然都与方干大异其趣。 晚唐诗人既然除了写诗之外别无他业，就必然导致对诗歌价值的无比推崇。如果说唐武宗会昌年间杜牧赠诗张祜所说的“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44]仅是表彰他人的夸饰之语，那么司空图于唐昭宗景福年间所说的“侬家自有麒麟阁，第一功名只赏诗”[45]就是自表其志的心声了。在晚唐诗人的言论中，对诗歌重要性的论断层出不穷，比如裴说云：“苦吟僧入定，得句将成功。”[46]竟认为写出好的诗句，意义同于大将征战成功。又如杜荀鹤云：“天下方多事，逢君得话诗。”[47]世道不宁、天下多事之时，诗人相逢却只管谈诗。顾非熊应举落第，朱庆馀作诗送之归乡云：“但取诗名远，宁论下第频。”[48]王驾落第，郑谷亦作诗送之云：“孤单取事休言命，早晚逢人苦爱诗。”[49]他们竟认为落第并不足悲，只要作诗得名即可。薛逢上书宰相白敏中自诉穷困，却又自矜曰：“爰及成人，役思虑者三十年，著诗赋者千馀首，虽不足夸张流辈，亦可以传示子孙。”[50]李洞死后，郑谷哭之云：“所惜绝吟声，不悲君不荣。”又云：“若近长江死，想君胜在生。”[51]竟认为李洞卒于长江，而长江乃贾岛坟墓所在地，所以李洞之死犹胜于生。方干死后，杜荀鹤作诗哭之：“何言寸禄不沾身，身没诗名万古存。”[52]孙郃亦作诗哭之：“官无一寸禄，名传千万里。”[53]他们异口同声地表彰方干的诗名，认为诗歌是比功名利禄更加重要的人生业迹。至于方干本人，则干脆认为作诗可以使人白日飞升：“别得人间上升术，丹霄路在五言中。”[54]正因如此，韦庄于唐昭宗光化三年（900）上奏曰：“词人才子，时有遗贤，不沾一命于圣明，没作千年之恨骨。据臣所知，则有李贺、皇甫松、李群玉、陆龟蒙、赵光远、温庭筠、刘德仁、陆逵、傅锡、平曾、贾岛、刘稚珪、罗邺、方干，俱无显遇，皆有奇才，丽句清词，遍在词人之口，衔冤抱恨，竟为冥路之尘。伏望追赐进士及第，各赠补阙、拾遗。见存惟罗隐一人，亦乞特赐科名，录升三级，便以特敕，显示优恩，俾使已升冤人，皆沾圣泽；后来学者，更励文风。”[55]韦庄提交的这份名单中，李贺、贾岛实为中唐人，李群玉生前实已及第，其馀的则是清一色的晚唐穷诗人。他们都擅长作诗，但在那个朝廷以诗赋取士的时代里偏偏不沾一名，所以韦庄要为他们鸣冤叫屈。但是从韦庄的奏文可以看出，他们除了写诗之外并无他能，他们的生平除了“丽句清词”外乏善可陈，这正是晚唐诗坛上独有的诗人群体。 三 杜甫诗云：“文章一小技，于道未为尊。”[56]韩愈诗云：“馀事作诗人。”[57]盛、中唐的诗人并不认为写诗是人生第一要务，他们也不会把全部心力都用于写诗。晚唐诗人则大异其趣。晚唐诗人最主要的生活内容就是写诗，而且耗尽心力地写诗。晚唐诗人经常在诗中表彰他人或自身的苦吟精神，前者如方干称扬喻凫吟思之苦：“所得非众语，众人那得知。才吟五字句，又白几茎髭。月阁欹眠夜，霜轩正坐时。沉思心更苦，恐作满头丝。”[58]又指出喻凫因苦吟而早卒：“日夜役神多损寿，先生下世未中年。”[59]后者如刘得仁自称：“省学为诗日，宵吟每达晨。”[60]“到晓改诗句，四邻嫌苦吟。”[61]方干自称：“志业不得力，到今犹苦吟。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62]李频亦自称：“只将五字句，用破一生心。”[63]裴说与李山甫则生动地描述其苦吟的过程与情态：“莫怪苦吟迟，诗成鬓亦丝。鬓丝犹可染，诗病却难医。山暝云横处，星沉月侧时。冥搜不可得，一句至公知。”[64]“除却闲吟外，人间事事慵。更深成一句，月冷上孤峰。穷理多瞑目，含毫静倚松。终篇浑不觉，危坐到晨钟。”[65]此类描摹苦吟情态的诗句在晚唐诗中触处可见，举不胜举。从表面上看，晚唐诗人的苦吟精神颇近于杜甫的“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66]，其实不然。杜甫诗云：“曾为掾吏趋三辅，忆在潼关诗兴多。”[67]又云：“老来多涕泪，情在强诗篇。”[68]又云：“云山已发兴，玉佩仍当歌。”[69]又云：“东阁官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70]可见杜甫的诗兴或萌生于民生疾苦等社会现实，或有感于悲欢离合的内心情思，或触发于山川云物、草木虫鱼等自然景物，反正都是有感而发，为情造文。晚唐诗人则不然，他们既对生动鲜活的社会生活漠不关心，内心就必然缺乏激切壮烈的悲喜情怀，他们自我封闭在书斋中日夜苦吟，这种写诗状态与诗僧相当接近。晚唐诗人多喜与僧人交往，原因即在于此。中唐诗人贾岛曾出家为僧，还俗后的生涯仍冷淡似僧，晚唐诗人李洞“酷慕贾长江，遂铜写岛像，载之巾中。常持数珠念‘贾岛佛’，一日千遍。人有喜岛者，洞必手录岛诗赠之，叮咛再四曰：‘此无异佛经，归焚香拜之。’”[71]他所仰慕的不但是贾岛的诗歌成就，而且是贾岛的创作形态。所以李洞与许多诗僧结为密友，一同苦吟，集中如“忽闻清演病，可料苦吟身。不见近诗久，徒言华发新”[72]，“古池曾看鹤，新塔未吟虫”[73]，“五字句求方寸佛，一条街擘两行蝉”[74]，“将法传来穿泱漭，把诗吟去入嵌岩”[75]之类的诗句，屡见不鲜。喻凫、方干与齐己则不约而同地道出作诗与悟禅的内在一致性：“诗言与禅味，语默此皆清”[76]，“静吟因得句，独夜不妨禅”[77]，“诗心何以传，所证自同禅”[78]。郑谷甚至声称“诗无僧字格还卑”[79]。既然晚唐诗人几乎是在并无情感驱动的情况下为写诗而写诗，就必然会陷入为文造情的窘境。晚唐诗中咏物与咏史两类题材特别繁盛，原因即在于此。 宋末方回云：“晚唐人非风、花、雪、月、禽、鸟、虫、鱼、竹、树，则一字不能作。”[80]此语稍有以偏概全之病，如理解成晚唐诗人格外留意于咏物，尤其喜爱题咏风花雪月一类物象，则基本符合事实。例如陆翱，“为诗有情思……题鹦鹉、早莺、柳絮、燕子，皆传于时。”[81]又如韩琮，“咏物七字，着色巧衬，是当行手。”[82]又如崔橹，“尤能咏物，如《梅花》诗曰：‘强半瘦因前夜雪，数枝愁向晚来天。’复曰：‘初开已入雕梁画，未落先愁玉笛吹。’《山寺》诗曰：‘云生柱础降龙地，露洗林峦放鹤天。’《莲花》诗云：‘无人解把无尘袖，盛取残香尽日怜。’”[83]又如徐夤，集中咏物之作甚多，所咏之鸟类有：香鸭、鸡、白鸽、宫莺、双鹭、鹧鸪、鹰、鹤、鹊、鸿、燕等；所咏之虫类有蝉、蝴蝶、苍蝇等；所咏之草木有：蜀葵、梅花、荔枝、菊花、松、竹、苔、柳、草、萍、蒲寺；所咏之用品有：新屋、茅亭、客厅、剪刀、纸被、纸帐、茶盏、帘、灯、扇、笔、钓车、红手帕、面茶等；所咏之景物有：新月、烟、霜、泉、露、霞、风、水等，堪称遍咏群物[84]。晚唐诗坛上咏物之风盛行，以至于不少诗人因咏物而得别号，例如程贺，“因咏君山得名，时人呼为‘程君山’”[85]。又如许棠，“有《洞庭》诗尤工，诗人谓之‘许洞庭’”[86]。又如崔珏，“以鸳鸯诗得名，号‘崔鸳鸯’”[87]。又如郑谷，有《鹧鸪》诗甚有名，“因此诗，俗遂称之曰‘郑鹧鸪’”[88]。郑谷又有《燕》诗，后人遂谓“‘郑鹧鸪’又可称‘郑燕子’”[89]。那么，晚唐咏物诗的艺术成就如何呢？ 先看作品数量最多的徐夤咏物诗。徐夤《荔枝》云：“日日薰风卷瘴烟，南园珍果荔枝先。灵鸦啄破琼津滴，宝器盛来蚌腹圆。锦里只闻销醉客，芯官惟合赠神仙。何人刺出猩猩血，深染罗纹遍壳鲜。”此诗堪称徐氏咏物诗的代表作，也代表着晚唐咏物诗的普遍风格。全诗对荔枝的形状、色泽皆有生动的刻画，对其珍贵的品性也有相当到位的渲染，但是仅摹其形而未写其神，更缺乏比兴寄托，难称高作。即使是最负盛名的郑谷咏物诗，也难免此病。例如郑谷的《雪中偶题》：“乱飘僧舍茶烟湿，密洒歌楼酒力微。江上晚来堪画处，渔人披得一蓑归。”后人评曰：“首句见雪之阴舒，次句见雪之寒威，以形容言。后二句见雪之景趣，以想象言。诗中不言雪，而雪意宛然，与杜牧《雨》诗同调，唐人咏物多此体。”[90]连苏轼都曾叹曰“渔蓑句好真堪画”[91]。但是苏轼又评之曰“此村学中诗也”[92]，叶梦得则指责此诗“非不去体物语而气格如此其卑”[93]。他们不满的正是此诗仅写雪之形而未能得雪之神。当然晚唐咏物诗中也有形神兼备之作，例如郑谷《鹧鸪》云：“暖戏烟芜锦翼齐，品流应得近山鸡。雨昏青草湖边过，花落黄陵庙里啼。游子乍闻征袖湿，佳人才唱翠眉低。相呼相应湘江阔，苦竹丛深春日西。”此诗广受称赏，沈德潜称其“以神韵胜”[94]，甚确。虽然清人吴乔仍贬云：“崔珏《鸳鸯》、郑谷《鹧鸪》，死说二物，全无自己。”[95]但是此诗实有寄托，不过相当深微而已，正如金圣叹所云：“我则独爱其‘苦竹丛深春日西’之七字，深得比兴之遗也。”[96]咏物诗中蕴含着更多比兴寄托的晚唐诗人则是罗隐，其咏物名篇如《蜂》《雪》《鹦鹉》等，都语含讥讽，且包蕴着深沉的身世之感。可惜像罗隐这样的诗人在晚唐只是凤毛麟角，不足以扭转整个诗坛的风气。 晚唐咏史诗的情形与此类似。年代较早的晚唐诗人杜牧、李商隐都擅长写咏史诗，例如杜牧的《赤壁》《题木兰庙》《金谷园》《过华清宫绝句》，李商隐的《北齐二首》《隋宫》《咏史》《贾生》，都是感喟深沉、议论精警的咏史名篇。然而到了唐懿宗咸通以后，也就是“小李杜”之后，诗坛上涌现出许多大型的咏史组诗，却从根本上改变了“小李杜”与盛唐诗歌一脉相承的风格倾向，形成了晚唐咏史诗的独特风貌。据历代书目记载，已经亡佚的晚唐咏史组诗有诸载《咏史诗》三卷，杜辇《咏唐诗》十卷，阎承琬《咏史》三卷、《六朝咏史》六卷，童汝为《咏史》一卷。作品尚存的则有胡曾《咏史》三卷，存诗一百五十一首；汪遵《咏史诗》一郑，存诗五十八首；周昙《咏史诗》八卷，存书一百九十五首；孙元晏《六朝咏史诗》一卷，存诗七十五首。笔者曾撰文对这四组咏史组诗进行分析，结论有二：“晚唐的这些咏史组诗大多缺乏随机性的创作冲动，基本上不具有咏怀诗的性质，表现出与咏史诗传统写法的疏离。”“由于是大规模的组诗，就不大可能精益求精地惨淡经营，……缺乏精警的见解和深厚的韵味，从而在艺术上没有独创性。”[97] 当然晚唐诗人并未满足于咏物与咏史这两类题材，他们也力图开拓新的题材范围来达到创新。但由于缺乏关注社会生活的胸怀和眼光，他们的求新往往流于险怪、荒诞，例如李昌符，“有诗名，久不登第，常岁卷轴，怠于装修。因出一奇，乃作《婢仆诗》五十首，于公卿间行之。有诗云：‘春娘爱上酒家楼，不怕归迟总不留。推道那家娘子卧，且留教住待梳头。’又云：‘不论秋菊与春花，个个能噇空肚茶。无事莫教频入库，一名闲物要些些。’诸篇皆中婢仆之讳。浃旬，京城盛传其诗篇，为奶妪辈怪骂腾沸，尽要掴其面。是年登第”[98]。又如卢延让，“业诗，二十五举，方登一第。卷中有句云：‘狐冲官道过，狗触店门开。’租庸张濬亲见此事，每称赏之。又有‘饿猫临鼠穴，馋犬舐鱼砧’之句，为成中令汭见赏。又有‘栗爆烧毡破，猫跳触鼎翻’句，为王先主建所赏。尝谓人曰：‘平生投谒公卿，不意得力于猫儿狗子也’”[99]。此外如曹唐的《大游仙诗》五十首、《小游仙诗》九十八首，罗虬的《比红儿诗》一百首，也都体现出同样的创作用意。此类诗作虽因题材新颖引人眼目，但毕竟剑取偏锋，非诗国之正道。晚唐诗在整体上给人以细碎卑下之感，与此种题材走向不无关系。 四 方干《赠喻凫》云：“才吟五字句，又白几茎髭。……沉思心更苦，恐作满头丝。”纪昀批曰：“矫语孤高之派，始自中唐，而盛于晚唐。由汉魏以逮盛唐，诗人无此习气也。盖世降而才愈薄，内不足者不得不嚣张其外。”[100]此语甚确。正因晚唐诗人缺乏评说时事、指点江山的诗学精神，就不得不将全部心思耗费在雕章琢句上。有关晚唐诗人苦吟情态的传说，几乎全都集矢于斟酌字句，就是明证。试举数例：任蕃“去游天台巾子峰，题寺壁云：‘绝顶新秋生夜凉，鹤翻松露滴衣裳。前峰月照一江水，僧在翠微开竹房。’既去百馀里，欲回改作‘半江水’。行到题处，他人已改矣”[101]。王贞白“尝作《御沟》诗，云：‘一派御沟水，绿槐相荫清。此波涵帝泽，无处著尘缨。鸟道来虽险，龙池到自平。朝宗心本切，顾向急流倾。’示贯休。休曰：‘剩一字。’贞白扬袂而去。休曰：‘此公思敏。’书一‘中’字于掌。逡巡，贞白回，曰：‘此中涵帝泽。’休以掌中示之，不异所改。”[102]齐己“投诗郑都官云：‘自封修药院，别下著僧床。’谷曰：‘善则善矣，一字未安。’经数日，来曰：‘别扫如何？’谷嘉赏，结为诗友”[103]。齐己“有《早梅》诗曰：‘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谷笑谓曰：‘数枝非早，不若一枝则佳。’齐己矍然，不觉兼三衣叩地膜拜”[104]。无论是修改自己的作品，还是修改他人之作，都是追求一字之工。更有甚者，如周朴“性喜吟诗，尤尚苦涩。每遇景物，搜奇抉思，日旰忘返。苟得一联一句，则忻然自快。尝野逢一负薪者，忽持之，且厉声曰：‘我得之矣，我得之矣！’樵夫矍然惊骇，掣臂弃薪而走。遇游徼卒，疑樵者为偷儿，执而讯之。朴徐往告卒曰：‘适见负薪，因得句耳。’卒乃释之。其句云：‘子孙何处闲为客，松柏被人伐作薪。’彼有一士人，以朴僻于诗句，欲戏之。一日，跨驴于路，遇朴在停，士人乃欹帽掩头吟朴诗云：‘禹力不到处，河声流向东。’朴闻之怒，遽随其后，且行。士但促驴而去，略不回首。行数里追及，朴告之曰：‘仆诗河声流向西，何得言流向东？’士人颔之而已。闽中传以为笑”[105]。其镂句鉥字之习气，已到走火入魔的境地。 正因如此，晚唐诗艺术特征的主要体现都是细枝末节式的具体技巧。首先，晚唐诗人在诗坛上获得名声的主要因素往往是某些警句、名联，例如崔涂：“警策如：‘流年川暗度，往事月空明。’巫娥云：‘江山非旧主，云雨是前身。’又如：‘病知新事少，老别故交难。’山寺云：‘夕阳高鸟过，疏雨一钟残。’又：‘谷树云埋老，僧窗瀑照寒。’鹦鹉洲云：‘曹瞒尚不能容物，黄祖何因解爱才。’春夕云：‘蝴蝶梦中家万里，杜鹃枝上月三更。’陇上云：‘三声戍角边城暮，万里归心塞草春。’过峡云：‘五千里外三年客，十二峰前一望秋’等联，作者于此敛衽，意味俱远，大名不虚。”[106]又如李中：“如‘暖风医病草，甘雨洗荒村’；又‘贫来卖书剑，病起忆江湖’；又‘残阳影里水东注，芳草烟中人独行’；又‘闲寻野寺听秋水，寄睡僧窗到夕阳’；又‘香入肌肤花洞酒，冷浸魂梦石床云’；又‘西园雨过好花尽，南陌人稀芳草深’等句，惊人泣鬼之语也。”[107]又如江为：“工于诗，有‘天形围泽国，秋色露人家’‘月寒花露重，江晚水烟微’等，脍炙人口。”[108]晚唐诗坛上重视一联一句的风气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例如李洞称赏吴融诗：“（融）尝以百篇示洞，洞曰：‘大兄所示，中一联“暖漾鱼遗子，晴游鹿引麛”，绝妙也。’融不怨所鄙，而善其许。”[109]又如王衍赏识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