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反思20世纪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之基础上，从“术语与中国小说之特性”、“术语与中国小说之文体”和“术语与20世纪中国小说之研究”三个方面清理术语与中国小说之关系。本文认为从术语的解读角度梳理小说史是中国小说史研究的特殊理路，而20世纪的小说研究以“虚构之叙事散文”的观念来梳理和限定中国古代小说其实不符合中国小说之实际，中国古代小说是一个整体，有其自身的“谱系”和特性，20世纪以来在西方理论视野下的小说研究有明显的不足，而其中最主要的是“重白轻文”和“重传奇轻笔记”。
    引言
    从20世纪初开始，小说研究渐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之“显学”，而自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问世后^[1]，“小说史”研究也越来越受到研究界之关注，近一个世纪以来，小说史之著述层出不穷，“通史”的、“分体”的、“断代”的、“类型”的，名目繁多，蔚为壮观。然就理论角度言之，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小说史”之梳理大都以西方小说观为参照，或折衷于东西方小说观之差异而仍以西方小说观为圭臬。流播所及，延而至今。然而，中国小说实有其自身之“谱系”，与西方小说及小说观颇多凿枘，强为曲说，难免会成为西人小说视野下之“小说史”，而丧失了中国小说之本性。近年来，对中国小说研究之反思不绝于耳，出路何在？梳理中国小说之“谱系”或为有益之津梁，而术语正是中国小说“谱系”之外在呈现。所谓“术语”在本文中是指历代指称小说这一文体或文类的名词称谓，这些名词称谓历史悠久，涵盖面广，对其作出综合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考知中国小说之特性，进而揭示中国小说之独特“谱系”，乃小说史研究的一种特殊理路。自《庄子·外物》“小说”肇端，至晚清以“说部”指称小说文体，小说之术语可谓多矣。大别之，约有如下数端：（一）由学术分类引发的小说术语，如班固《汉书·艺文志》列“小说家”于“诸子略”，乃承《庄子》“小说”一脉，后世延伸为“子部”之“小说”；刘知几《史通》于“史部”中详论“小说”，“子”、“史”二部遂成中国小说之渊薮。“说部”、“稗史”等术语均与此一脉相承。此类术语背景最为宏廓，影响最为深远，是把握中国小说“谱系”之关键。（二）完整呈现中国小说文体之术语，如“志怪”、“笔记”、“传奇”、“话本”、“章回”等，此类术语既是小说文体分类的客观呈现，又显示了中国小说的文体发展。（三）揭示中国小说发展过程中小说文体价值和文体特性之术语，如“演义”本指“言说”，宋儒说“经”（如《大学衍义》、《三经演义》）即然，而由“演言”延伸为“演事”，即通俗化地叙述历史和现实，乃强化了通俗小说的文体自觉。（四）由创作方法引申出的文体术语，如“寓言”本为“修辞”，是言说事理的一种特殊方式，后逐步演化为与小说文体相关之术语；“按鉴”原为明中后期历史小说创作的一种方法，推而广之，遂为一阶段性的小说术语，即所谓“按鉴体”。由此可见，小说术语非常丰富，基本呈现了中国小说之面貌。
    一、术语与中国小说之特性
    近代以来，“小说史”之著述大都取西人之小说观，以“虚构之叙事散文”来概言中国小说之特性，并以此鉴衡追溯中国小说之源流，由此确认中国小说“神话传说—志怪志人—传奇—话本—章回”之发展线索和内在“谱系”。此一线索和“谱系”确为近人之一大发明，清晰又便利地勾画出了符合西人小说观念的“中国小说史”及其内在构成。然则此一线索和“谱系”并不全然符合中国小说之实际，其“抽绎”之线索和“限定”之范围是依循西方观念之产物，与中国小说之传统其实颇多“间隔”，“虚构之叙事散文”只是部分地界定了中国小说之特性，而非中国小说之本质属性。那么中国小说之本质属性是什么呢？以“小说”和“说部”为例^[2]，我们即可明显地看出中国小说的丰富性和独特性。
    （一）中国小说是一个整体，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无论“文白”，不拘“雅俗”，古人将其统归于“小说”（或“说部”）名下，即有其内在逻辑来维系，其丰富之性质远非“虚构之叙事散文”可以概言。作为一个“通名”性质的术语，“小说”之名延续久远，其指称之对象颇为复杂。清人刘廷玑即感叹：“小说之名虽同，而古今之别则相去天渊。”^[3]概而言之，主要有如下内涵：1.“小说”是无关于政教的“小道”。此由《庄子·外物》发端，经班固《汉书·艺文志》延伸，确立了“小说”的基本义界：即“小说”是无关于大道的琐屑之言；“小说”是源于民间道听途说的“街谈巷语”。此“小说”是一个范围非常宽泛的概念，大致相对于正经著作而言，大凡不能归入正经著作的皆可称之为“小说”。后世“子部小说家”即承此而来，成为中国小说之一大宗。2.“小说”是指有别于正史的野史和传说。这一观念的确立标志是南朝梁《殷芸小说》的出现，清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三二云：“案此殆是梁武作通史时事，凡此不经之说为通史所不取者，皆令殷芸别集为《小说》，是此《小说》因通史而作，犹通史之外乘也。”^[4]而唐刘知几的理论分析更为明晰：“是知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矣。爰及近古，斯道渐烦，史氏流别，殊途并骛。”^[5]“偏记小说”与“正史”已两两相对，以后，司马光撰《资治通鉴》，明言“遍阅旧史，旁采小说”^[6]，亦将小说与正史对举。可见“小说”与“史部”关系密切，源远流长。3.“小说”是一种由民间发展起来的“说话”伎艺。这一名称较早见于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所引《魏略》中“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讫”一语^[7]，“俳优小说”显然是指与后世颇为相近的说话伎艺。《唐会要》卷四言韦绶“好谐戏，兼通人间小说”^[8]，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四记当时之“市人小说”^[9]，均与此一脉相承。宋代说话艺术勃兴，“小说”一辞遂专指说话艺术的一个门类^[10]。以“小说”指称说话伎艺，与后世作为文体的“小说”有别，但却是后世通俗小说的近源。4.“小说”是虚构的叙事散文。此与现代小说观念最为接近，而这一观念已是明代以来通俗小说发展繁盛之产物。“说部”亦然，作为小说史上另一个具有“通名”性质的术语，“说部”之名亦源远流长，其指称之对象亦复与“小说”相类。一般认为，“说部”之体肇始于刘向《说苑》和刘义庆《世说新语》，而“说部”之名称则较早见于明王世贞《弇州四部稿》，所谓“四部”者，即《赋部》、《诗部》、《文部》和《说部》。明邹迪光撰《文府滑稽》，其中卷九至卷一二亦名为《说部》。至清宣统二年（1910），王文濡主编《古今说部丛书》十集六十册，乃蔚为大观^[11]。清朱康寿《〈浇愁集〉叙》曾对“说部”指称之沿革作了历史清理，认为“说部”乃“史家别子”、“子部之余”^[12]。清李光廷亦分“说部”为“子”、“史”二类^[13]。近代以来，“说部”专指“通俗小说”，王韬《〈海上尘天影〉叙》云：“历来章回说部中，《石头记》以细腻胜，《水浒传》以粗豪胜，《镜花缘》以苛刻胜，《品花宝鉴》以含蓄胜，《野叟曝言》以夸大胜，《花月痕》以情致胜。是书兼而有之，可与以上说部家分争一席，其所以誉之者如此。”^[14]显然，“说部”指称之小说也远超我们对小说的认识范围。
    由此可见，作为“通名”之“小说”、“说部”，均从学术分类入手，逐步延伸至通俗小说，由“子”而“史”再到“通俗小说”乃“小说”、“说部”指称小说之共有脉络。其中最切合“虚构之叙事散文”这一观念的仅是通俗小说。故以“虚构”、“叙事”等标尺来追寻中国小说之源流其实并不合理，乃简单化之做法，这种简单化的做法使我们对中国小说性质的认识无限狭隘化，而中国小说“神话传说—志怪志人—传奇—话本—章回”之发展线索和内在“谱系”正是这种“狭隘化”认识的结果，“小说”之脉络固然清晰，但却是舍去了中国小说的丰富性和独特性。
    （二）中国小说由“子”而“史”再到“通俗小说”，而在这一“谱系”中，“子”、“史”二部是中国小说之渊薮，也是中国小说之本源。从班固《汉书·艺文志》始，历代史志如《隋书·经籍志》、新、旧《唐书》及《四库全书总目》等大都隶“小说家”于“子部”，“子部”之书本为“言说”，“小说家”亦然，故《隋书·经籍志》著录之“小说家”大都为“讲说”之书（余者为“博识类”），《旧唐书·经籍志》因之。史志“子部小说家”之著录至《新唐书·艺文志》而一变，除承续《隋书·经籍志》外，一些本隶于“史部·杂家”类之著述及少数唐代传奇集（唐人视为偏于“史”之“传记”）被阑入“子部小说家”；至此，“小说家”实际已糅合“子”、“史”，后世之公私目录著录之“小说家”大抵如此^[15]。而其中之转捩乃魏晋以来史部之发展及其分流，“杂史”、“杂传”之繁盛引发了史学界之反思，刘勰《文心雕龙·史传》、《隋书·经籍志》、刘知几《史通》等均对此予以挞伐，于是一部分本属“史部”之“杂史”、“杂传”类著述改隶“子部小说家”。宋元以来，中国小说之“通俗”一系更是讨源“正史”，旁采“小说”，所谓“正史之补”的“史余”观念在通俗小说发展中绵延不绝。故“子”、“史”二部实乃中国小说之大宗。而“子”、“史”二部与叙事之关系亦不可不辨，按“说”之本义有记事以明理之内涵，晋陆机《文赋》曰：“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李善注曰：“说以感动为先，故炜晔谲诳。”方廷珪注曰：“说者，即一物而说明其故，忌鄙俗，故须炜晔。炜晔，明显也。动人之听，忌直致，故须谲诳。谲诳，恢谐也。”^[16]故中国小说有“因言记事”者，有“因事记言”者，有“通俗演义”者，“因言记事”重在明理，即“子之末流”之小说；“因事记言”重在记录，乃“史之流裔”；而“通俗演义”方为“演事”，为“正史之补”，后更推而广之，将一切历史和现实故事作通俗化叙述者统名之曰“演义”。
    （三）中国小说糅合“子”、“史”，又衍为“通俗”一系，其中维系之逻辑不在于“虚构”，也非全然在“叙事”，而在于中国小说贯串始终的“非正统性”和“非主流性”。无论是“子部小说家”、“史部”之“偏记小说”还是后世之通俗小说，其“非正统”和“非主流”乃一以贯之。小说是“小道”，相对于“经国”之“大道”，是“子之末流”；小说是“野史”，与“正史”相对，是“史家别子”。此类言论不绝如缕。兹举清人两例申述之，纪昀于《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小说家类二”有“案语”曰：“纪录杂事之书，小说与杂史，最易相淆。诸家著录，亦往往牵混。今以述朝政军国者入杂史；其参以里巷闲谈、词章细故者，则均隶此门。《世说新语》，古俱著录于小说，其明例矣。”^[17]“杂史”之属本在史部不入流品，而“小说”更等而下之。在《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小说家”类的评论中，纪昀更是明辨了所谓“小说之体”：“（《朝野佥载》）其书记唐代轶事，多琐屑猥杂，然古来小说之体，大抵如此。”“（《大唐新语》）《唐志》列诸杂史中，然其中谐谑一门，殊为猥杂，其义例亦全为小说，非史体也。”“（《菽园杂记》）其杂以诙嘲鄙事，盖小说之体”^[18]。其中对小说“非主流”、“非正统”之认识已然明晰。清罗浮居士《〈蜃楼志〉序》评价白话小说亦然：“小说者何？别乎大言言之也。一言乎小，则凡天经地义、治国化民，与夫汉儒之羽翼经传、宋儒之正诚心意，概勿讲焉；一言乎说，则凡迁、固之瑰玮博丽，子云、相如之异曲同工，与夫艳富、辨裁、清婉之殊科，《宗经》、《原道》、《辨骚》之异制，概勿道焉。其事为家人父子、日用饮食、往来酬酢之细故，是以谓之小；其辞为一方一隅、男女琐碎之闲谈，是以谓之说。然则最浅易、最明白者，乃小说正宗也。”^[19]在中国古代，“小说”出入“子”、“史”，又别为通俗小说一系，虽文类庞杂，但“非正统”、“非主流”依然如故。浦江清对此的评断最为贴切：“有一个观念，从纪元前后起一直到十九世纪，差不多两千年来不曾改变的是：小说者，乃是对于正经的大著作而称，是不正经的浅陋的通俗读物。”^[20]于是，小说之功能在中国古代便在于它的“辅助性”，“正统”、“主流”著述之辅助乃小说之“正格”。故“资考证”、“示劝惩”、“补正史”、“广异闻”、“助谈笑”是中国小说最为普遍之价值功能^[21]，从“资、示、补、广、助”等语词中我们不难看出小说的这种“辅助”作用。
    综上，将中国小说之特性定位于“虚构之叙事散文”，并以此作为研究中国小说之逻辑起点实不足以概言中国小说之全体；以“神话传说—志怪志人—传奇—话本—章回”作为中国小说之“谱系”亦非中国小说之“本然状态”，脱离“子”、“史”二部来谈论中国小说之“谱系”，实际失却了中国小说赖以生存的宏廓背景和复杂内涵；而小说“非正统”、“非主流”之特性更是显示了小说在中国古代的存在价值和生存状态。
    二、术语与中国小说之文体
    中国小说文体源远流长，且品类繁多，各有义例。梳理其渊源流变，前人已颇多述作^[22]，概而言之，一是从语言和格调趣味等角度分小说为文、白二体；二是在区分文、白之基础上，再加细分，以如下划分最具代表性：“古代小说可以按照篇幅、结构、语言、表达方式、流传方式等文体特征，分为笔记体、传奇体、话本体、章回体等四种文体。”^[23]古人对“文白二体”在术语上各有表述，而四种文体在中国小说史上亦各有其“名实”，即均有相应之术语为之“冠名”，虽然其“冠名”或滞后，如“传奇”之确认在唐以后，“章回”之名实相应更为晚近；或“混称”，如“话本”、“词话”、“传奇”等均有混用之现象。然细加条列，仍可明其义例，分其畛域，故考索术语与中国小说文体之关系对理解中国小说之特性亦颇多裨益。鉴于学界对此已有一定研究，系统梳理亦非单篇著述所可概言，兹仅就术语与中国小说文体关系紧密者，举数例作一讨论：
    （一）“演义”与中国小说文体之发展关系密切。在中国小说史上，白话小说（含章回与话本）之兴起乃中国小说发展之一大转捩，如何界定其文体性质是小说家迫切关注的问题，“演义”这一术语的出现即顺应着小说发展之需要，实则是旨在强化白话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的“文体自觉”。“演义”作为白话小说之专称始于《三国志通俗演义》，本指对史书的通俗化，渐演化为专指白话小说之一体^[24]。这一“文体自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明其特性”，“演义”一辞非始于白话小说，章太炎序《洪秀全演义》谓：“演义之萌芽，盖远起于战国，今观晚周诸子说上世故事，多根本经典，而以己意饰增，或言或事，率多数倍。”^[25]并将“演义”分成“演言”与“演事”两个系统，所谓“演言”是指对义理之阐释，而“演事”则是对史事的推演。明代以来，白话小说繁盛，“演义”便由《三国志通俗演义》等历史小说逐步演化为指称一切白话小说，而其特性即在于“通俗”。雉衡山人《〈东西晋演义〉序》云：“一代肇兴，必有一代之史，而有信史，有野史。好事者丛取而演之，以通俗谕人，名曰演义，盖自罗贯中《水浒传》、《三国传》始也。”^[26]故“通俗”是“演义”区别于其他小说的首要特性，《〈唐书演义〉序》说得更为直截了当：“演义，以通俗为义也者。故今流俗即目不挂司马、班、陈一字，然皆能道赤帝，诧铜马，悲伏龙，凭曹瞒者，则演义之为耳。演义固喻俗书哉，义意远矣。”^[27]其次是“辨其源流”，“演义”既以通俗为归，则其源流亦应有别。绿天馆主人《〈古今小说〉叙》谓：“若通俗演义，不知何昉。按南宋供奉局，有说话人，如今说书之流。其文必通俗，其作者莫可考。泥马倦勤，以太上享天下之养。仁寿清暇，喜阅话本，命内珰日进一帙，当意，则以金钱厚酬。于是内珰辈广求先代奇迹及闾里新闻，倩人敷演进御，以怡天颜。然一览辄置，卒多浮沉内庭，其传布民间者，什不一二耳。然如《玩江楼》、《双鱼坠记》等类，又皆鄙俚浅薄，齿牙弗馨焉。暨施、罗两公，鼓吹胡元，而《三国志》、《水浒》、《平妖》诸传，遂成巨观。”^[28]以“通俗”为特性，以说话为源头，以“教化”、“娱乐”为功能是“